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三、关于九十年代以来的低生育率

上文提到，相对于九十年代之前数据的共识，对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九十年代人口统计直到今天仍然残存着不少争议。在这些争议里面，对于人口总和生育率（TFR）的争议是问题的核心。九十年代初，全国性调查的数据都一致性表现出生育水平大幅度迅速下降，后来的一些全国性调查乃至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低到了“似乎难以解释”的极低水平（TFR为1.23）。这引发了人口学者的大量讨论甚至激烈争论。

论争的焦点落在这些指向一致的调查结果到底是否可信，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数据上。有代表性的看法是，漏报（官方漏报率为1.81%）构成了这些甚至低于政策生育率（1.46）的低TFR的主要原因，计生委也正是据此把2000年“五普”的TFR值硬调高到1.8。这里面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只考虑统计中的漏报是不够的，实际上，人口统计中同时存在着严重的重报。重报的规模达到2000万以上，接近甚至达到漏报的水平[5]。即使把漏报全部作为出生漏报，也无法合理解释数据，因为这将引起新的自相矛盾和与事实不符[6]。这就涉及到人口科学的一个特点，即人口是一个有内在规律的自洽的体系，人口学家总可以根据人口资料通过反推、互证来对真实的人口情况做出在一定置信区间之内的合理估计。

如果说漏报率解释不了调查到的低生育率水平，那么怎么才能对此做出合理解释呢？这方面最重要的工作是郭志刚的论文《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6]，在这里面郭对超低生育率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解释，区分了时期总和生育率与经过修正的去进度效应的总和生育率，并把后者作为终身生育水平估计的依据。这样一来经过修正的生育率就上升到政策生育率以上，其他方面也符合得很好。

这些学术界针对“五普”数据解读的工作从普查结果公布到2004年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基本结论是九十年代的低生育率是可信的，超低的TFR数据是可解释的。当然，不同意见仍然存在，但人口统计有另一个特点，即时间是最好的裁判，因为即使有大量的出生漏报，孩子长大以后仍然会进入统计。2005年进行了1%人口抽查，统计结果进一步支持了之前的结论[7]。根据最新的数据，年新增人口数已经跌落到800万左右，超低生育率已成定局。进一步的数据将在2010年“六普”中全面体现，六普将对持续了将近20年的低生育率做出一个决定性的总结。距离水落石出的终点已经并不遥远。

在此需要对根据自我观感而判定人口普查数据完全不可信的看法做一点评论，这种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用局部的微观研究的结果来否定宏观调查的结果，中间有着“危险的一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实上，人口学家进行微观研究的并不在少数，但能从根本上否定人口普查数据价值的研究并不存在。这就涉及到第二点，持上述看法的人，能举出的例子通常只是自己有限的经验，比如自己观察到二孩、三孩的还很多等等，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同一地理空间内不孕不育的情况基本一无所知，而这已经是影响生育率的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这只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罢了，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人可能连一个社区的全面研究都没有进行过。这种有选择性的观察并不能提供对人口现状有价值的反思，只不过是在特定理论框架下的自我确证罢了。

四、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以上对建国以来的人口发展轨迹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基本没有涉及评价问题。但评价显然是问题的重要方面。在人口评价中出现的问题除了篡改、无视人口事实的方面以外，评价依赖的理论本身也是一个重要方面，所以这一节集中讨论一下理论问题。

在人口评价中，居中心的问题是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一胎化”的决策依据，正是建立在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的理论之上。经过长期的灌输，这也是国人普遍的认知现状。

众所周知，人口对经济增长有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影响，通俗得讲就是“手”和“口”的关系。那么这两方面的力量在历史发展中是如何消长的呢？我们先看国外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发展[8]。大体来讲，70年代以前，人口增长的“危害论”占主导地位，强调的主要是“口”的方面，这基本是马尔萨斯思路的延续。但这种简单的看法并不能解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实践，比如在人口增长下的经济高速增长。80年代以后，这种简单的看法受到了修正，新的看法对“手”和“口”有更为平衡的认识，甚至更为强调“手”的方面。 相对于已往单纯的对人口总量的讨论，新的理论对人口结构，尤其是年龄结构进行了更多的关注。“人力资本”、“人口红利”（demographic bonus）这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概念正是在这一理论背景下提出的，并成功解释和预测了经济发展的现实。

同时期中国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与国际主流的方向可能恰恰相反。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观念从重视“手”到极端重视“口”，把人口增长的负面影响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的时代。这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后文我会对此做出专门解释。直到20世纪末，新的强调“手”的方面的理论才被引进中国，这里面有代表性的是蔡昉、林毅夫的工作[9]。所以，中国对人口与经济关系的主流认识，经历了一个“手－口－手”的反复过程，而后半段现在也仅仅只是开始[10]。也正是因为有了经济学家的参与和传播，人口这一高度敏感的话题才慢慢开始解冻，人口学家原来只残存在学术刊物上的声音才慢慢被人听到。

在此把本篇小结一下。本篇主要讨论了九十年代的人口低生育率和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当前人口问题的两大焦点，突出出来讨论，很有必要。这两个问题仍将继续争论一段时间，但这个时间并不会太长。我在这两个问题上的策略，是把问题挑明，把人口学和经济学内部相关的讨论做一个提纲挈领的介绍，细节我并不打算展开，有兴趣的自然会去发掘。

人口问题，是涉及到人类自身的重大问题，对它的讨论，至少要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等方方面面，各方面形成合力，才能有助于澄清问题，凝聚共识，展望未来。但很可惜，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仍然不能进行充分的讨论，甚至中长期规划这样重要的文件，都没有人口问题的立足之地[11]，这个情况是不可持续，不能继续的。在前两篇里，我对人口问题的实证部分做了一个简单的回顾，因为这些基本的事实和理论问题是进行进一步讨论的基础。下面的讨论将转入更有挑战性的部分，也将涉及更多的领域，算一个尝试吧。

[5] 王广州，对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重报问题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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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志刚，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人口研究》2004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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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家统计局，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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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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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林毅夫、蔡昉、胡鞍钢等，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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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蔡昉，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范式和大人口政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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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晓，世界未必如你所想象，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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