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崇祯十七年：（一）渔阳鼙鼓动地来 -- 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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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不是一个好皇帝，可不得不承认，至少他是个称职的皇帝。

尽管局面已不可挽回，崇祯依然每日上朝问事，如平日那样处理政务，三月初，他听户部侍郎蒋德槿言及朝廷虽早已下旨将“三饷”合一，但各地州县依旧搜刮如故时，再次下旨令废除“练饷”。北京城的防务他亦亲自过问，并把宫中的三四千太监武装起来，分配到各处参与防务。他召见过传教士汤若望，咨询火器的配置和使用问题。三月初六勤王令下，尽管及时赶到的仅有唐通一人，崇祯还是自掏腰包进行了犒赏，只不过这笔钱被太监吞没了，实际上并不曾送到居庸关去。直到宣府告失那天，崇祯还“诏百官修省”。

至于崇祯为何不肯将太子送往南京？这可以理解是一种对令他失望的大臣们的一种报复心理：你们不是反对我南迁吗？那么大家就同船赴难，都在一颗树上吊死算了！二月以来，太子南迁之论又被很多人提及过，包括大学士范景文。更有不少大臣自告奋勇，要求“奉太子南下”。此举令崇祯愤怒异常，不就是想逃吗？顺便还可以为将来图些好处。难道你们那点小算盘可以骗到我吗？在一次廷议上，他忍无可忍，怒斥众臣：“奉太子往南，诸臣意欲何为？将欲为唐肃宗灵武故事乎？”随后崇祯归纳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尔！”

苛政之下无忠臣，崇祯以刻薄偏狭驭臣下，动辄咎之，反要求臣下必须无条件尽忠尽力，这根本不可能办到。可惜崇祯到死都没想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临死前他仍认为“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但后人也反问道：“然有是君乃有是臣，而曰朕非亡国之君，天下万世其谁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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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五日，崇祯照例召见群臣，讨论居庸关的防务和补给问题。议至中途，忽有急报传来，“帝览之色变，久之，即起入内，谕各官退，始知为昌平失守也。”终于，绞索已经挂到头顶上，一切的危机都变得极为现实，甚至触手可及了。

两天后，北京被围，城外的炮声已隐隐可闻。崇祯最后一次上朝，他步入殿上，登上宝座后，环顾群臣，不禁潸然泪下，“诸臣亦相向泣，束手无计。”崇祯问策，众人无言以对，崇祯以手指蘸茶，在案上写了句：“文臣个个可杀”。到第二天，也就是李自成攻破北京的当天，崇祯下诏要御驾亲征，被劝阻，随后他又下罪己诏，据说这篇未能示人的第五道罪己诏，里面就有“文臣个个可杀”一语。

在这一天，李自成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宣府告失之后，传杜勋战死，崇祯还曾通报嘉奖其忠义为国，追赠其司礼监太监，允立家庙。而数日后这位死而复生的义士，崇祯昔日的亲信却成了有两位宗室亲王为人质的有恃无恐的使者了，呵呵。

李自成开出的条件很有诱惑力：明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义军，并承诺出兵助明保卫辽东。崇祯有些意动，但还是觉得丢不起这个人，他犹豫不决，转而询问身边的首辅魏藻德：“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 魏藻德根本不敢担这个性命攸关的责任，沉默不语。崇祯再问：“此议何如？”魏藻德仍不答。崇祯气得发抖，回头怒斥杜勋，将其轰出。随后用拳猛击龙椅，吓得魏藻德告罪而逃了。

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赌气了，崇祯想到了必须让太子安全离开，他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命令让家丁护送太子南行。巩叩头答道：“亲臣不藏甲，臣安敢有家丁?”君臣二人相对无言，唯流泪而已。

当天下午三时，曹化淳开彰义门迎降，随后其余外城各门被陆续攻破，大顺军如潮水般涌入。而崇祯此时徘徊于万岁山上，面对着京城内不绝的烟火和呐喊声，不由感慨万千，怆然涕下：277年的大明，竟然真的就这么终结了？

回宫之后，崇祯令人将太子及永王、宁王送至皇亲周奎、田弘遇处，并送出手谕，令一切国事交成国公朱纯臣处理，自己则独坐殿上借酒浇愁，到傍晚，他去往后宫，一路宫女太监啼哭相迎，他一言不发，挥手令其散去。只对皇后说：“大事去矣！尔宜死！”一旁的袁妃起身欲逃，崇祯拔刀在手，几步赶上，说：“尔也宜死！”连刺数刀，袁妃倒地，血流不止。随后崇祯由到寿宁宫，一见长公主来迎，叹息道：“胡为生我家？”，左袖掩面，右手举剑欲斩，但手软脱力，仅仅斩下了公主右臂。崇祯弃剑而出，一路踉踉跄跄，转回坤宁宫，见皇后已自缢，说了声：“好，好！”又见袁妃未死，便找了根绳索勒至其断气为止。不过袁妃命大，又或崇祯早已乏力，不久便回过气来，捡回了一条性命。

回到大殿，崇祯召来王承恩，两人对饮。王承恩竭力劝说微服逃亡，终说动了崇祯。三更后，崇祯脱去黄巾，穿戴上王承恩准备好的大帽衣靴，手持三眼短枪，由王承恩搀扶上马，领着约百名武装太监向东华门而去。城上的守军见其形迹可疑，以为是奸细，一时箭矢齐下，守门太监甚至转炮向内轰击，幸好是哑弹，未曾炸响。一行人只好匆匆避开，又取安定门齐化门，却均已紧闭不开。王承恩建议找成国公朱纯臣帮忙，可哪有踪迹？眼见已是五更时分，外面的呐喊嘈杂声清晰可闻，内城陷落在际了。

黎明时分，崇祯返回前殿，鸣钟召集众臣，“大臣们何在，为什么都不来？已经是上朝时候了。”他一遍遍地喃喃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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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载：“帝鸣钟召百官，无至者。”这话并不确切，至少有一个人是去了的，那就是大学士范景文，不过当他赶到时内城已陷，因打听不到皇帝的行踪，他在紫禁城午门外道旁写下了遗书，随后投井而亡。

大约也在同一时间，崇祯以腰带自缢于万岁山寿皇亭，他对面，孤零零地还挂着太监王承恩。

三天后，方有人发现了崇祯的尸体，据说身边还留有一份遗书：“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文武可杀，但勿劫掠帝陵，勿伤百姓一人。”

实际情况是：仓促而行且万念俱灰的崇祯根本无可能随身携带笔墨砚品，照明烛火这类用品，也不会有心思去整理思路，说些大义凛然的官话。《明史》所载的这份遗书更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堕落时代本无道义君王，崇祯的悲剧或悲剧的崇祯不需用道德上拔高和“非亡国之君”的同情去掩饰，明亡之征不在崇祯，他不是始作俑者，却是一个悲惨的终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