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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一 -- 东东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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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研讨会简报之三

2005年12月24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经济学家谈人口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行。会议探讨了我国未来人口变化趋势及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分四期简报报道研讨会内容,本期简报报道第三场专题“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讨论内容。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的养老保险探索

刘从龙(中国劳动部农业司)

中国存在城乡的二元结构,城乡差别超过3:1,如果加上城镇的社会保障和各种价格补贴,达到5:1或6:1。由于农产品受自然灾害和市场两方面的影响,农民收入不稳定,尽管免交农业税,由于农业资产资料和农药化肥涨价抵消了。我国农村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受计划生育和农村人口城镇化两方面影响,农村的老龄化比城镇高出1-2%。农民收入中土地收入只占1/3,主要收入依靠打工。由于家庭小型化和年轻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年轻一代和老一代之间的经济联系减弱,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

我国80年代中开始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2004年底在1887个县不同程度地展开。尽管覆盖面广,参保农民数量少,目前约5400万。1997年曾经达到8000万,但受多种因素影响,一些农民退保了。基金总量不断增长,目前为260亿。205万农民已经领取养老金,2004年支付保险金20亿左右。

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和城镇不同。筹资方式以农民个人缴费为主,集体给部分补助,国家给政策扶持(城镇以企业缴费为主)。但事实上,国家政策扶持在大多数地方没有落实好。管理方面,农村养老保险完全采取个人账户制,个人缴费和集体补助全部记在个人名下(城镇采取部分集体统筹部分个人账户),以县为单位进行核算。发放养老金时,根据个人账户积累金额和运行收益确定发放标准(城镇有一个固定的替代率)。工作方法以政府组织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不是强制实行。

对目前工作开展情况举几个例子。山东省烟台市是最早开展农村养老保障的地区,98% 农民参保,基本上每年缴费一次,金额从最初的20-30元钱增加到现在的300元钱,已积累基金16亿,有14万农民领取养老金,人均月领取80元。江苏省苏州市在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金额达到农民缴费的50%,实行统筹和个人账户结合。北京市今年决定每年拿出5000万财政支持农民参保,大兴区每年拿出1400万。

不发达的地区中,安徽省霍山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政府对农民养老基金给予2%的利率补贴。新疆自治区的呼图壁县,农民参保后可以用缴费证办理小额抵押贷款。因为农村房屋和耕地不能抵押,用保险证进行抵押可以解决农民小额贷款的抵押问题。操作上通过银行办理,到现在为止八年多来没有发生过一笔不良贷款。

农村养老保障还存在很多问题。土地收入占农民收入比重非常低,农民只有土地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老的时候不能把土地卖掉。而且农民年老后失去劳动能力,有土地也不能得到保障。土地并不能解决农民的养老问题。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没有农民保险,是不完善的体系。商业保险等设想仍需要具体规划。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应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持,财政收入中应该有农民的份。基金安全渠道需要进一步拓宽,解决基金增值而不能丢失。

下一步工作思路主要以经济发达和城镇化较快的地区为重点,以非农就业和收入稳定的农民和重点群体,推进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包括两个重要群体:被征地农民和农民工。全国有4000多万被征地农民,无地、无业、无创业资金,生活非常艰难。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应该适应农民工特点能够带走,而不像现在每退保一次蒙受很大损失,也不是以农民工补贴城镇。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若干东亚经济的作用

王德文(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东亚奇迹不仅收入水平大幅增长,整个社会也得到了发展。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把人口和资源作为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变量。人越多,消费的资源和环境越多,从而产生悲观的看法,出现马尔萨斯贫困陷阱。如果按照早期发展理念,应该在非洲这样人口稀少的国家获得经济的奇迹;而事实上发生奇迹的恰恰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东亚地区。

日本经济在二战后迅速恢复并高速增长,人均GDP在70年代中期赶上美国。亚洲四小龙经济也迅速增长,目前新加坡和香港人均GDP是美国的50%,台湾和韩国30%左右(中国正处在这些经济60年代的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也大幅提高,人类发展指数得到很大改善。

芝加哥的杨(Young)对亚洲四小龙进行研究后,认为它们的奇迹完全是依靠高投入,包括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投资的大幅增加。同时他强调劳动力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非农和制造业就业都得到快速增长。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进行分解后,来自于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与同期的拉美国家和 OECD国家比较没有太大区别。

克鲁格曼(Krugman)引用了杨(Young)的资料并自己对亚洲的观察,认为四小龙和日本存在区别,日本人均GDP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美国,而亚洲四小龙还不到美国50%,日本实际上有很大的技术创新,在高速经济增长过程中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高增长,而亚洲四小龙没有。

世界银行对亚洲经济的全面回顾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相互作用促进了亚洲经济奇迹的发生。一方面存在高积累,另一方面通过选择相应的发展战略,采取好的政策,而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从人口学角度,东亚奇迹发生于人口快速转型时期。林毅夫教授用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解释人口变化;人口经济学家也用人口作为解释变量,衡量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口转变带来人口红利,包括劳动力的增加和人均受教育水平提高。

东亚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口扶养比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东亚经济选择了符合比较优势的出口导向战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竞争,贸易依存度大幅提升。经济快速增长产生大量劳动力需求,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出生率非常高,失业率很低。储蓄率大幅上升,人均资本拥有量迅速上升,体现为高投入。同时重视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改进教育、健康医疗措施,另一方面有劳动力政策支持。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大幅度改善,文盲率大幅度下降。

生育率下降使得人口老龄化。以日本为例,老龄化速度非常快,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参与率均出现大幅下降。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些问题。日本70年代建立了现收现付养老体系,由于人口转变产生了养老金账户危机,并引发财政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90年代后日本经济低迷增长。

人口既是消费者来,也是生产者,人口转变通过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和宏观经济相互影响。人口转变中获得的人口红利是一次性的,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到来,应该为此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长远影响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

我国的生育控制政策是一个非常态的政策。如果没有非常强烈的理由,应该恢复到常态。我国的生育率已经降低到更替生育水平以下,今后人口老龄化会比较严重,应考虑对生育政策做适当的调整。

我国制定人口政策的背景是短缺经济,当时希望通过减少生育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和投资,从而加快经济增长。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宏观经济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我国从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宏观政策重要目标是增加内需尤其是消费,现在决定生产的不是供给能力,而是需求的多少。今后一二十年,我国可能会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出去的局面,产业结构需要进行升级,不然经济将停滞。

人口学的重点应当放在人口质量上,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对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投资占GDP比重低于很多经济发展程度相当的国家,政府要发挥更多作用。并要鼓励公平竞争,创立一个鼓励研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

人口下降就业率的影响不确定。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减少会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消费需求下降造成劳动力需求减少。短期内多生孩子不会对就业产生压力;却会制造很多需求,中国人都愿意为孩子花钱。世界上出生率最低是欧洲和日本,欧洲失业率较高,日本失业率虽低,却在上升。低生育率不一定带来高就业率。国内低生育率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高就业率的地区,上海人口多年负增长,失业率大约11.9%,在全国前列。

老龄化对消费需求的影响有两种解释。根据生命周期理论,青少年时期提取储蓄,成年后成为储蓄者,老年后再度成为提取者。因此,老年人越多消费越多。按照理性预期理论,中青年看到社会养老保险不可靠会增加储蓄,日本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老龄化程度越高储蓄率越高。

中国进入老龄化以后储蓄率没有下降,目前超过40%。中国家庭调查表明,城乡家庭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养老保障和子女教育。社会保障是社会储蓄一个非常强烈的动机。日本也是如此,尽管采取各种措施,消费始终推不动。如果经济增长靠需求推动,没有需求就不能增长,今后老龄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

人口结构对技术进步没有决定作用,芬兰人口非常老龄化,科技创新能力却在世界前列。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是确定的。如果替代率不变,不缩减退休职工的福利,养老保险的缴费率和赡养率成正比。医疗费用的上涨和老龄化是相关的,上海非常明显。缺乏足够的养老保险资金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育,美国风险基金的50%来自养老基金。

对城市化的影响分两方面。移民的主体是年轻人,年轻人减少可能减慢城市化进程。移民减少,城市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珠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出现)。目前城市对外来劳动力进入有一些障碍,这些障碍可能是内生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制度安排。如果劳动力供给增加,这些制度可能会改变,城市可能会更欢迎农村人口进入。从这个角度看,老龄化可能会促进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减小城乡差别。政策上建议逐步放宽生二胎逐渐恢复常态,重点放在提高人口素质上,着重考虑农村人口的老龄保障问题。

自由讨论

王国强(国家计生委):

我国70年代以来开展的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不容置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贡献和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提并论的。人口政策不等同于生育政策。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只是生育数量问题,还有人口素质、结构和迁移问题,人口政策是所有人口问题的政策。

1981 年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的人口政策,是“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经过20多年,我国人口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一步完善人口政策。我建议把人口政策扩展为“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合理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应对当前遇到的人口问题。

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预测2010年把人口总量控制在13.7亿,2020年控制在14.6亿,2033年左右达到15亿左右的峰值。为了实现这个指标,十一五期间需要稳定现行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地区间不平衡,中西部地区生育率还比较高。我们不能把目前行政手段下的生育生平看作群众的生育意愿。50年代出生高峰出生的人口的子女在十一五期间进入婚育年龄,会形成一个小高峰,1亿独生子女和部分单独可以生两个孩子,因此生育水平可能回升。生育政策应该采取缓渐变的方式,逐步针对不同人群进行调整。上海人口已经十几年负增长,但是如果在政策上率先放宽,会带来很大影响。全国各地的青壮年、学生涌向上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海的老龄化问题。

张二力(中国人口学会):

现在各省新规定是双独生两个,农村单独生两个。这一政策对2010年以前十一五期间没有太大影响,影响到2010年后才开始体现。生育和就业之间有时间差,现在生的孩子2025年后才会能进入就业矛盾。2025年以前就业压力比较大,2025年后劳动力以每年900-1000万的速度往下降。

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们花25年降到低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恢复到生两个孩子至少要15年时间。有很多技术上的准备工作要做,也要从计生干部工作的角度出发,才能保证计划生育工作顺利开展。

赵宝华(中国老年学学会):

我们应该分析一下生育率的下降中,政策性因素和非政策因素各起多大作用,及其变化趋势。随着社会经济进步,不仅城市里不愿多生孩子,农村也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看到多生孩子弊大于利,这部分因素在明显地变化。

老龄化高峰到来大概是二、三十年时间,非常紧迫,迎接人口老龄化高峰的准备工作需要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制度性的发展规划,设计未来的养老发展战略。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社会化的养老照料服务体系,解决高龄人口的照料问题。

(刘鎏、卢锋根据记录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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