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01？作者:水寒 -- 副将

发表于光明日报网络周刊《光明观察》

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计划生育导致家庭消费结构改变是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源

作者：水寒/中山水寒 [email protected]

一、少生孩子节省的钱到哪里去了？--谁挥霍了我们的“人口红利”？

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少生2亿多孩子，从理论上中国应该有一个“人口红利”时期。而通过比较中印两国的人类发展指数，计划生育并没有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1]。中国从1980年到2005年平均生育率在1.82（城市只有大约1.0左右），而印度为3.71，就是说印度每个妇女生育的孩子数是中国平均的2.04倍，是中国城市人口的3倍多。换句话说，相对于经济发展并不算很成功的印度来说，中国是以2-3倍的综合成本（不光是金钱）培养一个劳动力。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创造的“人口红利”到哪里去了？

经济学者认为，在美国这样的主流家庭养育三个孩子的社会，养3个孩子的花销只相当于养一个孩子花费的1.6倍，可3个孩子长大后为社会创造的财富却是1个孩子的3倍。可见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少生孩子的“人口红利”被这种经济学规律而浪费不少。

对孩子的投入（包括精力、感情和金钱的投入）就像给庄稼施肥一样，需要适可而止。施肥过量是有害的。一方面危害庄稼本身：一个是容易倒伏，倒伏一旦出现，就必然导致粮食减产；另一个是容易发生病虫害，氮肥施用过多，会使庄稼抗病虫能力减弱，易遭病虫侵染，继而增加消灭病虫害的农药用量，直接威胁了食品的安全性。此外过多施用的肥料量超过土壤的保持能力时，就会流入周围的水中，造成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硝酸盐含量增加。就是说不合理的过多施肥不但降低庄稼产量，而且引起土壤退化，对环境也有损害。可见高投入不一定高产出[2]。

要是主流家庭有三个孩子的话，更加模拟社会的模式，孩子的性格比较健康，独立生活能力强。而独生子女家庭却由于过度溺爱，在家里是小皇帝，在外面却要面对激烈的竞争，反差太大，“众星捧月”效应往往培养出孤傲、狂妄、自私性格，缺乏社会和家庭责任心，不但不利于孩子个人的发展，而且给社会带来损失。

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人类几千年历来如此。一个正常的社会就是主流家庭没有太多余钱，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活了，社会就不会发展了。只要老百姓家庭有闲钱，就会被人（政府或者市场）“盯上”。美国、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主流家庭仍然没有太多闲钱，还得辛辛苦苦养家糊口。家庭的闲钱肯定会被人拿走的，关键是被谁拿走，有什么回报。假如家庭有1000元的闲钱，被一家电器厂“盯上”，该厂为了拿走你这1000元，想方设法提高洗衣机质量、降低成本，将本来1200元的洗衣机的成本降低到950元，拿走你1000元，工厂赚50元（部分用来研制你今后需要的冰箱），皆大欢喜，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要是你这1000元被娱乐场所“盯上”，那么你就会血本无归。那么中国少生数亿孩子所“节省”的钱被谁“盯上”、到哪里去了？

1、行政成本增加。

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远远高于财政总支出的增长和GDP的增长），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由4.71%上升到19.03%，且近年来还在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增长[3]。到2004年增加到5521.89亿元，而1978年只有52.9亿元，增加100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的比例为600∶1，而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认为现在中国的官民比实际上是18：1，中国公务员年平均工资15487元，光是工资这一项就不少。还有公款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高档办公楼等）、决策失误等。我国的行政成本不但远高于欧美发达国家，而且高出世界平均水平25％。一方面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另一方面中国也是行政效率最低的国家。并且过多的行政人员，玉龙混珠，必然招致扰民，管了大量本不该管的事。

2、腐败。

中国国家财政的钱多了，人员杂了（比如一个县只需要一个书记，一个副书记兼任县长，两个副县长；但要是多增加两个副书记、三个副县长的话，不但增加人员工资，更主要的是这增加的5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是贪官，其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又没有强有力的权力制约，想不腐败都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李志宁教授的估算，“干净”收入，在 GDP 中占1/4 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 中约占1/3左右，由1%人掌握。中国近年“新增储蓄额”竟然超过“工资总额”[4]。

3、税负加重。

行政成本高，意味着纳税人负担重。从2000年中国开始进入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的统计开始，中国的税收负担指数便一路上扬，2002年位居第三，2004年第四，2005年更是以160的指数“跃升”全球第二，仅在几乎年年位居榜首、具有着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法国之后（而我国老百姓却没有享受到社会福利）。我国有100万税务干部，而美国只有10万人；美国收10元税，只有0.5元是成本，而中国收10元税，有4-5元都是税收成本[5]。也就是说：税务部门收到的税款的一半，都被他们自己花光了！

4、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却在不断下降。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显示(新华社2006年6月17日公布)，2000年国家财政收入是1.3万亿元，2004年上升到2.6万亿元。仅4年时间，财政收入就翻了一番，而工资占GDP的比例，1989年是16%，2003年则下降到12%。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李志宁的研究，从70年代末以来，“工资总额”在GDP中所占比重逐年走低。以2002年为例，居民工资总额大约在1.2万亿元左右，占当年10万亿元GDP的12%，就是说国民的工资总额只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二分之一乃至三分之一强！就在工资占GDP越来越低的情况下，大部分由普通工薪阶层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却从1994年以来成为同比增长最快的税种，平均增幅高达48%，远高于9%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 [6]。中国工资只占GDP的12%，加上农民收入（假设为工资）不到GDP的10%，老百姓工资总额不到GDP的22%。　

5、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

由于行政成本增加和腐败等因素，国家无力在民生投入。《中国青年报》2006年7月5日载：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近日指出，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我国现在每年用于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在基本民生的投入占GDP比例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而用于行政、豪华性公共建设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比例却是世界第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6日的报道：“仅仅2005年，我国各级行政机关公车消费3000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款考察旅游1000亿元，三项合计高达600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收入的20%，相当于国防开支的3倍、全民教育投入的5倍” [7]。

由于政府无力投入，在医疗、教育等领域，管理部门以“市场化”为借口，将民众抛向积弊丛生和缺乏约束的垄断行业。民众的基本民生需求，反而成为了部分政府机构及相关的垄断行业的滚滚财源[8]。《中国青年报》200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85.3%的公众感觉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市场化后医疗、教育、住房成了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三座大山”[9]。

6、贫富差别拉大，消费率持续走低。

由于分配不公导致贫富差别扩大。近期，由财政部组织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显示，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6。这一数字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10]。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位居世界第一。

工资收入占GDP比重过低造成需求不足，而贫富差别太大导致有消费能力的没有消费意愿（消费饱和）和投资意愿，有消费意愿的没有消费能力和投资能力，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教育、医疗的产业化后也导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贡献率已由“九五”末期的73%下降到4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80%。从1990年到2005年，16年的时间中国投资增速年均增长20.8%，消费年均增速只有4.1%。消费的萎缩自然出现商品积压与生产萎缩，企业也就不得不裁员或者倒闭，失业者自然也就要增多。据李志宁的估算，2002年中国“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就已经高达4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1%，而西方国家通常不会超过1%。消费的萎缩导致目前这种“无就业增长”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怪事，从长远看也必将降低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