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云南七日(全) -- 神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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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云南七日---第七天,昆明(上)

三个问题和一个小故事

今天上午分组讨论的话题是昨天专家论坛的延续,那就是学术道德问题。我所在的组大概有二十多人,中方代表稍多于美方代表。

开始时好象比较平和,但随着一位陕西老师的发言,讨论变得异常热烈起来。

陕西老师说他有三个问题想请教大家。

第一个问题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就是他从网上下载的别人的课件用于教学,这是不是属于剽窃或者抄袭、是否涉及版权问题。

问题一经翻译,我看到所有的美方人士都一致摇头,毫无疑义地给了否定答案。大家纷纷告诉他,用网上的资料是被允许的,只要注明资料来源,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声称这是自己的课件。

这个问题让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国实际上很缺乏关于学术道德的技术性教育。现在很多人都在讨论“版权”、声讨“剽窃”,但是到底什么是 “版权”,怎么就算“剽窃”了,大部分人并不是很清楚或者根本就不明白。我在国内时,没有课程讲解这部分内容(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我的猜想是依然没有),大家就是凭借一种很朴素的理解来定义“剽窃”。毕业论文的文献部分也是很笼统的列一个清单就算了。一旦发生问题,判断的标准也很模糊,到底是“无意中的技术性错误”还是“有意的剽窃”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处理的结果也和具体事件负责人对“剽窃”的个人理解很有关系。可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专门的这种课程。我清晰地记得,老师用很多实际例子给我们讲解“引用”和“抄袭”的区别,如何正确的引用,以及引用文献的具体格式。一个有意思的插曲是,课程中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单子,上面是一些常见的引用格式错误,她让我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修改,并且慷慨地承诺,如果有人全部修改正确,期末的学期论文可以晚一个月交卷。结果,没有一个人全部正确―――实际上,老师说在她的教学生涯中,还没有一个学生能够得到晚交学期论文的待遇。尽管我们还在犯错误,可是从这个课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在第一堂课上,大家曾很激烈地争论某篇文章是在引用还是在抄袭,到课程结束时大家的看法非常一致。技术性的定义非常重要,这种教育也非常重要。只有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才能让不想抄袭的人不“在无意中犯错误”,也不给真正抄袭的人留下可钻的空子。很多时候我们单纯注重道德上的讨论而忽略了技术上的问题,对学生们的帮助可能是有限的。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并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陕西老师的第二个问题则引发了一场小型地震。

这位老师在问第二个问题前说了几句耐人寻味的话:“其实今天问的三个问题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今天能够说出来对我也是一种解脱。不管怎么说,不管我做得对不对,我说的是实话。我也希望听到大家的实话。如果是在政府组织的研讨会上,我是绝对不会这么说的。”

下面的这个问题让我惊讶。他说,在他的学校里,成绩单有两份。给学生和家长的一份是真实的,而“为了学生好”,正式记录在案的一份是修改过的比较“完美”的。他想问大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话音一落,中方代表中就引起了一阵骚动,而懂中文的主持人甚至忘了翻译,急急地问:“是所有学校都这样做吗?”

陕西老师的回答让我心惊:“我所知道的学校都在这样做。”

在美方人员的提醒下,主持人翻译了问题,老美们的反应应该是“shock”。主持人再一次问在场的其他中国老师,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在这么做。

嗡嗡声。我焦急地等待大家的回答。

终于,有两个声音说“是”(其中一个老师来自提问老师的同一所学校),而旋即更多的声音说:“我们学校不是!也没听说过!”“这绝对是少数!”一个甘肃的老师气愤地说:“这样做的学校的校长应该撤职!!!”会场上更加骚动起来。

主持人轻轻地自语:“I’m glad I asked this question.”

陕西老师决心把话说到底:“我倒不认为是个别学校这么做。我在广东工作过,那里的学校也这么做。”

最初的骚动过后,大家开始讨论。

一个美国老师说她想一想,他们也在从另一种意义上做着同样的事。比如为了让学生考得好一些,主动透露一些考题。另一位美国老师说她是德国人,在几十年前的德国,很多类似现象也很普遍,也许这是发展中的必然。

我很高兴他们没有回避自己国家的问题。实际上,我的电子信箱里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让我买文凭的邮件,这和国内街头“办证”广告没什么本质区别。很多时候,大家面临的是相同的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表现方式不一样罢了。

一个打工仔子弟学校的校长发言了:“我很理解这位老师,因为我也在做类似的事。我的学生告诉我,只有考了80分他的家长才会让他继续上学,可是他只考了 75分。我怎么办?我就把他的作文分数提高了5分,这样他就可以继续上学了。刚才那位老师说这样做的校长该撤职,可是,我觉得也许这样做的校长比别的校长还要好呢!”

我觉得他说的好象是另一回事情。

经过了最初的惊讶,我尽量让自己的发言平和一些:“我想从另一个方面说说这个问题。这位老师一直在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学生好’,可是,这真的是对学生的‘好’吗?您说的是中学成绩单,我不是很了解,那我就说说美国对中国大学成绩单的看法。在此之前,我从来不知道国内有学校系统地修改成绩单,我知道的都是个人行为。就是这种个人行为,也造成了很大影响。许多美国大学已经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他们宁可去问他们熟知的中国人一所大学的好坏和成绩的可信度。我和我的朋友都曾被问到过。我只是想请这位老师从另一个角度想一想,学生们真的因此‘好’了吗?这对那些没有修改成绩单的学生公平吗?”

主持人接着我的话题,告诉在座的老师们,她自己所在的学校就不再相信来自中国的成绩单了。老师们很沉默。

陕西老师的第三个问题是这样的,评职称要求有论文。这位老师曾为别人做枪手写论文,价格是省级杂志论文每篇¥100。后来心里觉得不安,就改变了做法,写完论文将别人署名为第一作者,自己排在第二位。

这位老师还没来得及问他的问题,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就发言了:“你完全可以不做这样的事嘛!”

陕西老师回答得非常干脆:“我每月工资¥800,不这么做我活不下去啊!”

年轻女老师笑了一下没说话,我看出她并没有接受这种说法,只是不想再争下去。

这是一个美国人的发言:“对于体制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做得太多,因为个人对于体制来讲无能为力。可是,作为个人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选择不做。”

确实,个人其实是可以“选择不做”的,只是,很多时候人们可能忘了他们还有这种选择。

离结束的时间只差5分钟了,但大家讨论的兴致还很高。肖老师悄悄地进了会场,坐在最后一排。

最后的这个问题是刚才的那个年轻女老师问的,是有关现实和道德的问题。她讲了个小故事,一个男子的妻子病重,没钱看病,无奈中抢了银行,“那么他错了吗?”

肖老师接过话筒,第一句话就是:“He is absolutely wrong!” 口气不容置疑。

这个回答让我愣了一下,因为如果是我,我绝对不会这么说,而会用更缓和的口气,尽管我同意肖的观点。但接着我就觉得肖老师是对的,我们可能太习惯用模棱两可的口气了,太喜欢强调“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了”,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的“道德相对论”其实和这种“模糊教育”很有关系。

肖老师接着说:“如果我们认为他是对的,那么就不存在所谓道德了,没有对也没有错了。首先,这个人是错的,是有罪的。只是在量刑时考虑到他的具体情况,可以减刑而已。但依然,他是错的。”

我特别想加上,这就是现实和道德标准的差别。也许我们做不到,但是这不意味着道德标准应该让步。道德的建立不是凭空的,是要靠教育的。如果一个教育者对不道德的行为首先想到的是理解和同情,那么传递给下一代的信息是什么?他们的道德标准只能是等而下之。

激烈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主持人说了结束语:“孟子说过,生命是我所珍视的,但我珍视的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有比死亡更让我厌恶的东西。我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引起大家更多的思考。“

我发现,这篇儿时经常背诵的《鱼我所欲也》我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其实,好多话,我们的老祖宗都已经说尽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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