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问河里高人一个问题 关于二野6纵 -- bang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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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零师回撤受到重大损失之后，志司5月31日14时向军委上报了损失情况，对六十军和三兵团援救一八零师，“仅只有电报上的部署，没有采取积极坚决的行动”，且对志司五次电报询问缺乏报告（三兵团电台被炸），表示了不满。

6 月3日，三兵团由王近山、王蕴瑞、刘有光、李懋之共同署名上报了“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及检讨”。由于当时还处于战役过程之中，这份检讨明显是很仓促写的，主要是说明事情经过及军事上的处置，并未指出思想上的根源。相反，虽然也“要求给我们以应得之处分以教育全军”，但实际上为兵团的处置做了一些辩解，认为兵团“本身无任何机动兵力”，“无法组织力量去接应一八零师”。

早两天，即6月1日14时，六十军韦杰、袁子钦也有一份“关于一八零师受损失经过检讨”，这份检讨承认对敌情分析判断错误，指挥不及时，“请党给我们以应得纪律制裁”。

9 月21日，三兵团参谋长王蕴端作了“对五次战役认识的报告”，该报告中承认“兵团执行中在指挥上有一连串错误”，并从思想认识的高度，将错误的原因归结到 “爱面子的虚荣心，想打好出国第一仗，想一鸣惊人，怕丢脸”以及“把国内战争的老办法，机械地搬到朝鲜战场上来”。王近山因为回国汇报情况，不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是如何表态的。

韦杰、袁子钦的态度，一直就比较消沉。战役中应该决断的时候，只是转转电报。到形势危急时，也拿不出办法。副军长查玉升主张反击，甚至说造成损失，将（查的）脑袋押上。参谋长邓仕俊也支持查的意见，说查的脑袋不够，我的也押上。可是韦、袁犹豫不决，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还是请示王近山取消了反击。

打了败仗之后，韦杰、袁子钦更是沉闷，一天到晚打扑克来消遣，“打扑克要占去一天的一半时间”（《李钟玄战斗日记》）。

至于为什么一八零师刚回来时兵团、军都发了慰问电，而后来却把责任全部归到一八零师头上。这有两方面的因素。

一是陈赓到三兵团之后力主整顿，陈8月26日的日记称“对一八零师事，我以为必须以严肃的态度来对待”，9月7日陈“参加三兵团小组会议，讨论教育计划并解决一八零师问题。六十军对一八零师干部有些姑息，我严正指出其缺乏原则性，决定给该师干部以处分，并在全军开展教育”。（《陈赓日记（续）》）

二是随着突围人员的回归，对该师领导干部在指挥上的问题暴露得多了，事情的性质起了变化。

后来对一八零师的许多突围的中级干部作了不适当的处理，对被俘回归人员更是采取了很多歧视的做法，这些显然都是错误的。甚至将某些人在从严检讨自己的过程中所暴露的“一度动摇”的思想都作为依据，来上纲上线，并作出处理，由此造成许多的冤案。这些都应该否定掉。

但是，对于该师的主要领导，尤其是郑其贵、段龙章，实际上处理得是过轻了。从突围人员以及回归被俘人员的交待和回忆材料来看，该师的领导指挥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先是机械地执行命令，随后又惊慌失措，分散逃命。郑、段在突围过程中，不管不顾干部战士，甚至指令下属掩护其突围，通过后居然不通知掩护部队撤收。个别团级干部如庞可昌等，为缩小目标，千方百计甩掉跟随突围的干部战士，甚至连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停留下来处理伤员，也被他们甩开不顾。正因为这些领导的类似行为，使得对该师的干部素质产生了看法，进而否定了一大片。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师的主要领导郑、段等人是应该被严惩而被姑息了，该师的许多干部战士是应该被原谅、被鼓励的反而受到了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