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一） -- 碧血汗青

“大议礼”事件中折射出来的明朝哲学思想与士风（二）

文/碧血汗青

凭心而论，嘉靖的这些行动，无论于礼制于人伦于情理，都十分的有理有节。而且嘉靖其时尚只十五、六岁的半大年纪，就知道如此一力维护自家父母至亲，并与满朝资深政客对峙而获得了这样的结果，实属难能可贵，也确实难为了他。

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十一月，身在南京刑部的张璁于理论上的准备已足，同时也取得了朝中部分中下层官吏的支持，如霍韬、方献夫、熊浃、黄宗明、黄绾等人，还有个别高级官吏，如前朝老臣杨一清及湖广巡抚席书。遂先由他在南京刑部结识的盟友桂萼领先向内阁发难，再次要求议大礼，坚持其“继统而不继嗣”的主张。

嘉靖对此当然求之不得，立刻要求群臣讨论此事。杨廷和心知这回定然事无善了，且两年前就无人能应对张璁的诘难，此次也同样无法对付，又不可能阻止嘉靖重议，于是上书乞休，嘉靖倒也没有很难为他，指责了几句“因辞归咎，非大臣道”这样的话后，依旧赐给玺书，并“给舆廪邮护如例，申前廕子锦衣卫指挥使之命”，让他致仕去了。

但是，杨廷和虽去，其势力依然照旧，内阁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汪俊等人坚持“继嗣”主张。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二月，汪俊等集七十三人上书，声称“八十余疏二百五十余人，皆如臣等议。”

嘉靖帝为对抗群臣，下令召桂萼、张璁、席书进京，准备当面辩论，廷议“大礼”。

汪俊等人心知张璁、桂萼一到，当面廷议只怕无人能敌，于是再次以退为进，急忙召集群臣于内阁商议，最后提出嘉靖父母称号中加一个“皇”字，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同时胡瓒等人以结果已出为由，请下诏令桂萼、张璁等人不必再进京。

四月，已经抵达凤阳的张璁等接诏，但对此不以为然，并不为之惑，再次上书，提出“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提醒嘉靖不要上当：“礼官惧臣等面质，故先为此术，求遂其私。若不亟去本生之称，天下后世终以陛下为孝宗之子，堕礼官欺蔽中矣”，坚持要去掉“本生”二字。

嘉靖接书后醒悟。五月，张璁、桂萼奉召抵达北京。

内阁的继嗣派见不能阻止张璁等人入京面质，又不敢和他们当面辩论，于是试图从政治和肉体两方面彻底消灭张璁、桂萼。道德、正义，自古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中国士人于此道一向都很精通，往往一旦在学术上无法取胜，就会转而考虑从肉体上去消灭对手，是以中国历史上的庙堂学术之争，几乎到最后都是以血淋淋的肉体消灭而终结。

于是，张璁、桂萼初到京师，“众汹汹，欲扑杀之。萼惧，不敢出。璁阅数日始朝”。

而后言官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又连章上奏道：“（张璁、桂萼）两人赋性奸邪，立心憸佞，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望亟出之，为人臣不忠之戒。”当时礼部尚书汪俊已因议“大礼”与建庙事和嘉靖争执太过而去职，嘉靖令张璁派的席书接任此位，而席书尚未到任，给事中张汉卿就已开始弹劾席书赈荒不法。然后张翀将这些廷臣弹劾张璁、桂萼等人的章疏，交于刑部尚书赵鉴，令其上奏，赵鉴一面貌似公正地请嘉靖将此事交由大理寺来勘察，一面私下与人道：“得谕旨，便捶杀之”，打算一旦骗过嘉靖获得同意，只要张、桂、席等人踏进大理寺，就毙杀他们。

结果此阴谋为张璁等人侦之，遂以此语上奏嘉靖。嘉靖“亦令对状。璁、萼乃复列欺罔十三事，力折廷臣”，于是嘉靖大怒，严责刑部尚书赵鉴等朋比为党陷害正人，张翀等人构陷不忠，干脆进张璁、桂萼为学士，顿时朝廷骇然，内阁势力一时为之夺气。

为了最后一搏，内阁集合诸曹各具一疏，力陈继嗣之道，署名者有二百二十余人之多。

七月，嘉靖在左顺门召见群臣，宣布准备去掉生母章圣皇太后之尊号中的“本生”二字，群臣力争不可，双方不欢而散。

会朝罢，在出宫途中，杨廷和之子杨慎以“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为号鼓动群臣，张翀等人又以“今日有不力争者，必共击之！”为威胁，裹二百三十余大臣跪伏左顺门外号啕大哭，更有人大声呼号“高皇帝、孝宗皇帝”。

嘉靖下旨要众人退去，众人不从，对峙到中午，终于爆发了左顺门廷杖大臣的“哭门”事件，酿成了嘉靖登基以来的首起大案，在此案中前后共一百八十余名大臣被杖责，御史王时柯、员外郎马理等十八人被打死，一百三十四人下狱。

九月，礼部尚书席书和张璁、桂萼、方献夫奉嘉靖诏，于阙右门与群臣开始论辨议大礼，最终结果以张璁派大胜而告终。《明史》《席书传》载有席书对此事的报告曰：

臣书、臣璁、臣萼、臣献夫及文武诸臣皆议曰：世无二道，人无二本。孝宗皇帝伯也，宜称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伯母也，宜称皇伯母。献皇帝父也，宜称皇考。章圣皇太后母也，宜称圣母。武宗乃称皇兄，庄肃皇后宜称皇嫂。尤愿陛下仰遵孝宗仁圣之德，念昭圣拥翊之功，孝敬益隆，始终无间，大伦大统两有归矣。

九月十五日，嘉靖诏告天下，称伯父孝宗为“皇伯考”，父亲兴献皇帝为“皇考”，母亲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大礼终于议成，结束了这场长达三年多的“大礼议”（7）。

对这场纷争，后世者即使赞杨廷和一派之强项，也多不赞成杨廷和一派的主张，如清人就不赞成他们哭门之类的过激行为，说“群臣至撼门恸哭，亦过激且戆矣”，并于《明史》中坚持继嗣一派的诸臣传记中评道：

“大礼”之议，杨廷和为之倡，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然英宗长育宫中，名称素定。而世宗奉诏嗣位，承武宗后，事势各殊。诸臣……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惜夫。

虽然，杨廷和、杨慎父子以及期于几位内阁怕大臣在正史中获得的评价都很高，如“蒋冕、毛纪、石珤，清忠鲠亮，皆卓然有古大臣风”等等，但在个人品格上，其实未必个个都是私德无亏的，同时在“大礼议”中，动机也并不都那么纯粹。

杨廷和、杨慎父子就是一例。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江西庐陵人。父杨廷和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入阁，后累迁至内阁首辅。杨慎于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举进士，在参加殿试前，当时的内阁首辅李东阳将考题预先给杨慎看了，所以在殿试时杨慎“所对独详”，列一甲第一，也就是状元（8）。这件作弊案件，到日后才渐渐泄露出来，和他同时代的李贽所写的《续藏书》和稍后的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均道，京师百姓对杨慎有“面皮状元”、“关节状元”之称。

不过杨慎的才华还是相当好的，倒不是那种不学无术纯粹靠关节作弊拿功名的纨绔子弟，他在诗文、考据、学术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可惜学风不大好，和他作弊拿状元一样，往往喜欢作假，颇为后人所诟病，尤其是像《石鼓文音释》这样的伪作，若非宗师们辨之，对学界的贻害是严重的。至于像《汉杂事秘辛》这一类伪作，当文学作品看看就是，倒也无关大碍。

杨慎在“大礼议”中，是完全站在其父一边，父子一起上阵，本没什么可指责的。但其父掀起的“大礼议”，实质上却不纯粹是礼仪和伦理道德问题，而是有不少政治利益在内的，且杨家父子在纷争中使用的一些手段，也不那么光明正大，包括继嗣派一些素有清名的主力大臣在内，几次要以正义道德之名陷害、私杀张璁、桂萼两人，十分令人齿冷。

再反观张璁、桂萼，在此过程中却一直堂堂正正没什么私欲在内，大鸣大放无所畏惧，乃是真正的士人楷模。

不过此案中除杨廷和不多的几位内阁势力代表人物外，大多数士人是没什么政治和现实利益动机的，他们纯属因学术观点和理念不同，为了对士节的秉持而坚持自己观点的，为此他们与皇帝分庭抗礼不为之屈，乃至死也要抗争到底，这种气节和勇气，是令人赞叹也值得尊敬的。

这种近乎“偏执”的坚持，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必须要承认，正是这种对伦理道德的“偏执”，使得相当部分士人能为国为民不计个人得失，甘犯天颜仗义直言，甚至悍不畏死以身殉道，这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个国家的纲纪伦常和政治清明。是以明前期至中叶的正德、嘉靖、隆庆及万历朝前期，虽然整个国家的政治日渐不堪，皇帝们也一蟹不如一蟹，可士风却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总体上说还是很不错的。如明前期和中叶与奸宦王振、刘瑾的斗争，正德时期的“谏南游”，明季初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等等，包括嘉靖时期的“大礼议”在内，无论面对的是奸佞还是皇帝，士大夫集体都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节操和各种可贵的信念，这多多少少地给了老百姓们一丝希望，并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某些政治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