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不是有“知识”就能叫“知识分子” -- 大明湖

二、“知识分子”的中国化

按照美国华人学者林毓生教授广有影响的划分，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是19世纪末活动于中国社会舞台上的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笔者认为不是他们，而是后于他们并活动于20世纪前期的胡适等方为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林毓生那里，他们已是第二代）。重要的问题不是谁是第一代，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到底什么时候形成。由于康、梁等人都是科举出身，因此，他们的身份是“士”，是中国士传统中的最后一代。如果把他们称为知识分子，则无以区分“士”与“知识分子”的界线。按照学术界的看法，中国士传统的终结是1905年科举制的取消。因此，后于康、梁的胡适等已经没有科举背景，他们的背景则是海外留洋。就像当年俄国把西洋归来的那批“新人”称为知识阶层，我们也不妨把胡适等留洋归来视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诞生。所不同者，以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也是官费派出，但却通过考试，且没有贵族身份。至于康、梁，笔者倾向于视他们为“前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正处在传统之“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过渡中，或者说，他们是士与知识分子的混合形态。

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和俄国“知识阶层”的相似处倒并不仅仅在于他们的留学背景，更在于他们都试图以新获取的价值理念改变他们所身处的社会与文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陈独秀先发起“文学革命”，后又标举“科学”、“民主”，这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以他们的新思想改变中国传统文明的第一次大规模运作。进而至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新月”知识分子在上海发起“人权运动”，其锋矛直指当时力推“一党专制”的国民党。这已不仅仅是俄式知识阶层要改变社会文明的愿望，而且同时具备了法国知识分子挑战国家权力的批判品质。至此，中国知识分子已是比较成熟的一群，他们有自己的明确的价值指向，在各自的职业外，热心关怀公共事务，关注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并不断以批判姿态介入实际的社会政治活动。比如，如果说胡适30年代主办《独立评论》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正面关怀，那么，40年代储安平的《观察》显然是以对当局的批判显示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因此，可以这样说，20世纪前期胡适们的所作所为，是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中国化，这一中国化过程又和本土的“现代化”运动同步。很难想象，没有知识分子在社会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传播、观念启蒙、文化追求和问题批判，中国现代化运动会是一副什么模样。

然而，风流云散，随着历史与时代的变化，中国知识分子从整体上也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我们不难从当时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指认中看出。比如，《现代汉语词典》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从这样的释义中，不要说已然看不见俄国“知识阶层”和法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就连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也被这一释义所掏空，它剩下的只是一个“文化”和“脑力”的躯壳。对知识分子如此理解，应该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社会共识。如果把这种共识也称之为知识分子的“中国化”，无疑是一种带有历史隐痛的“化约”。它仅仅留下了当然应该留下的“文化”与“知识”的公分母，但却化约了本不应该约去的知识分子自初始形成就具有的某种社会品质，或者说，它有意识把这种品质挡在了这一概念的应有内涵之外。本来，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双重内涵的概念，假如一个社会对它的认同仅限于“职业”一维，那么，知识分子所以为知识分子的更重要的价值维度就缺席了（从“名／实”角度，它不仅缺席于概念，更缺席于历史）。因此，由《现代汉语词典》所体现的这种长达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共识，对“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概念上的不完整，毋宁说是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历史性的退步。

这种退步，如果是一个沉降型曲线，20个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下行，到60年代和70年代已至谷底。反弹的开始，应是“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80年代以前，按当时体制的说法，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附着于统治主体的“毛”——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皮毛”之喻形象地揭示了知识分子之于体制的依附性和御用性（相反，德国学者曼海姆恰恰将“自由漂浮”和“非依附性”视为知识分子的两大特点）。作为一个贱民阶层，知识分子在频繁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都是牺牲品。在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重压下，知识分子在20世纪前半期所形成的文化职能和社会职能丧失殆尽。直到70年代末，原有的社会状况已经无以维持，政治体制为重新获得统治合法性进行大规模改革，知识分子的命运才有了新的转机。当知识分子一旦重返社会广场，人们立即就听到了它的声音——启蒙与批判的声音。整个80年代几乎就是在知识分子的声音中度过的。饱受劫难的知识分子以高涨的广场热情，自觉承继起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的未竟之业。他们的作为，使停滞已久的现代化运动得以赓续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问题是，历史不是直通车，它经常走错房间。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出现了新的蜕变。它大幅度地从广场向学院退缩，学院成了知识分子的避身之堡。随着市场经济的跟进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知识分子逐步转变为专家、学者、教授和顾问。这一形象原有的批判职能萎缩了，相反，它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却得到了空前突出。学界有人指出，90年代是“思想淡出，学问凸显”，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工作重心与80年代已有很大不同。如果我们把视线拓开的话，不难发现，知识分子的“学院化”和“专业化”不独是本土现象，作为趋势，它在更早的时候，即60年代以来，就成为欧美知识界的一种转型。尽管原因各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西方社会的后工业时代的因素远大于东方社会的政治因素），但现象却如此趋一：知识分子被体制收编，甚至自己就变成体制了（等级森严的学术体制），他们被聚拢在教授、导师、院士等各级学术职位上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衡量。于是，本来清晰的知识分子形象反而模糊了，知识分子的含义也变得暧昧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