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晋春秋 -- 陈不到底

230年　　上半年

年初，魏因扬州前哨合肥城年久（是曹操对抗袁绍时修的，张辽等人就是在这座城屡次击退孙权进攻的），于是修筑合肥新城做驻军点。

吴那边，当了皇帝的孙权不知哪根筋走弦，不顾陆逊、全琮反对，派将军卫温、诸葛直率领一万多士卒出海寻找夷洲及亶洲，打算去掳掠一些当地土著作劳动力和充军。夷洲是今天的台湾，亶洲有说法是今天的琉球群岛，在孙权的时候，也只是有人因为风暴才偶尔漂流到这些地方，对于沿海的孙吴来说，这些地方还只是传说中的海岛，并没有准确的航线。

孙权所在的长江中下游，这时还算不上经济发达地区，现在我们看地图好像孙吴的面积很大，可是今天的浙江、福建、台湾、安徽、江西到广东、海南、广西、云南各省这广大的东南弧形地带，所生活的是被称为百越的多民族部落，孙吴能控制的也只是少数发达的郡县。

但是孙权的吴国，却是自先秦以来定都江南的最大政权，汉化度已经很高的百越民族只是众多部落依据山险、不纳王租才被称之为山越。孙权在这样偏僻之地与中原对抗，有这么多人却不能收钱也不能征兵，自然很是不满。孙吴与蜀汉结盟，老是出工不出力，也是因为孙吴的大半精力都用在讨伐山越的战争中了，吴的主要将领几乎都参加过，而吴从对山越战争中获得的士卒累计就达十多万，更不要说强行迁徙屯田的山越居民了（而孙权对山越的开发正是日后东晋偏安江南的基础。蜀、吴两国能对后世产生影响的还是孙权的吴国，后面慢慢说）。

孙权对夷洲及亶洲的远航，是想再开辟一个海上“奴隶”运输线，而且孙权对自己的造船技术也是相当自信，此时最大战船据说就可以承载三千士兵，现在的航空母舰除了美国的那几艘人员编制在五、六千人外，其他国家的也就一两千人，可以说当时孙吴的造船技术已是非常先进了。

于是，这次被写进今天历史教科书的海上远航，浩浩荡荡的出发了。

这个时候，在洛阳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事件。

时任司徒的董昭，针对洛阳当时流行的浮华风气，向曹睿上疏说，

“凡有天下者，都是敬重敦朴忠信之士，痛恨虚伪不真之人者，是因为后者毁教乱治，败俗伤化。现在有这么一批年少者，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不以孝悌清脩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些人合党连群，互相吹捧，对于依附同意的人大加赞叹，不附者就诋毁怪罪。还因为这些人的地位，使得执法的官吏畏其权势，不能指摘（他们的错误）矫正。甚至他们的奴客冒充官员，在宫廷内的机密部门传送书信，互相探问吹捧。这样的事，都是法不能允许，刑不能赦免的，甚至比当年的魏讽（曹操晚年时人，以口才名动邺城，后阴谋联结党徒谋反被株）还要严重。”

７０多岁的董昭是曹操时代的旧臣，他所指的“当今年少”，是当时在洛阳的诸葛诞、邓飏等号称四聪八达的一批年轻人。

四聪八达，还有个三豫，说法是夏侯玄等为四聪；诸葛诞等为八达；中书监刘放子刘熙、中书令孙资子孙密、吏部尚书卫臻子卫烈三人为三豫，还有何晏、丁谧、毕轨等人。这些名号是因为诸葛诞、邓飏等人聚集在李胜家互相吹捧得来的。

夏侯玄，夏侯尚子，父亲死后入京，２０岁就出任散骑黄门侍郎。但是因为轻视曹睿出身低微的小舅子被皇帝闲置。

诸葛诞，诸葛丰后人，与蜀汉的诸葛亮是同宗，前文提到过，那个同杜畿一起遭遇沉船的尚书郎，此时是御史中丞尚书。

邓飏是东汉开国名将邓禹后人，年纪轻轻就在洛阳很有名，此时任中书郎。邓飏为人贪财，曾经有人用父亲的侍妾赠给邓飏来买官做，被当时人讥讽为“以官易妇邓玄茂”。

李胜的父亲是张鲁的旧臣，曹操收服汉中后，一同迁徙到北方。李胜此时交游洛阳，与曹爽一干公子哥关系很好。

何晏前面提到过了，就是曹丕非常讨厌的“假子”。曹睿同样不喜欢此人，听说何晏爱擦粉，就在大夏天赐给他热汤面，何晏边喝边擦汗，脸是越擦越白。何晏在曹丕那里得不到位子，在曹睿时也同样赋闲。

丁谧的父亲丁斐做过曹操的典军校尉，丁谧因为父亲的名声此时任度支郎中。

毕轨的父亲是典农校尉，本身又是皇亲（儿子娶的是曹家公主），家资殷富，年龄较大，时任黄门郎。

刘熙、孙密、卫烈名声才干差了许多，只是因为正当权的老子的缘故，也混迹其中。

这些人基本都在中央供职，都是中书省、尚书省、侍中寺的中级郎官，本身又是高干子弟，互相吹捧，应该也不是一时半会的事了，这些，明眼人看出来不过是一群太子～党而已。这些太子～党围绕在同是宗族，又与当今皇帝交好的大将军曹真长子曹爽身边，并推崇夏侯玄、何晏两人为首。

何晏此时４０岁左右，年长许多于这些公子哥，但他以皇亲之重，再加上好声色，美姿容，而由他改自药方的五石散，被他说得神乎其神，当然是这些公子哥崇拜的对象。何晏不仅是磕药的祖宗，也是空谈的先锋，因为两代皇帝的闲置，何晏得以充足的时间去研究他喜好的老庄，与夏侯玄交好，也与司马懿长子时年２２岁的司马师关系亲密。

只是这时的公子哥真没几个有真才实学的，还没人有能力与何晏辩论，使得此时的魏晋思想，仅仅停留在玄学产生前的空谈阶段而已。

（魏晋玄学的大家王弼此时才４岁，向秀３岁，后来被称为竹林七贤的那几位名士阮籍２０、嵇康７岁、山涛１５，王戎还没生呢～～）

曹睿对董昭上疏的内容深表赞同，这帮公子哥在洛阳的浮华名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２６岁的曹睿厌恶之极，二月里下诏书把这些浮华不务正道的家伙们全部革除，包括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而夏侯玄、何晏本来就不被曹睿亲近，但因为身份超然，没有受到浮华案的太多影响。与皇帝亲近的曹爽看着这些小哥们儿都落了闲，恐怕是高兴还来不及呢——都被免官了，当然更有时间凑在一起空谈游玩了。

８年以后，曹睿对吏部尚书卢毓（汉末名士卢植幼子）说，“选举人是否得当，可全在卢先生。千万别选举‘名士’，所谓‘名’，不过如画地作饼，一点实用也没有。”

卢毓回答说，“依靠‘名’声虽不能招致异才，但起码可以得到常士。臣愚鲁不足以识别异才，但对得到的一般人才，却可以随后进行考验测试。古时就有考课的制度，只是现在荒废无用，才使得现在的士人以互相吹捧为标准，到底谁是真正的人才，已经是虚实难辨了。”

曹睿对卢毓的提议，根本与此时曹魏的九品中正选官制背道而驰，卢毓委婉的避免了这个问题，只说可以选了官之后，再以考科评价官吏是否合格。考课制度是从战国就开始形成规模的考核官吏政绩的体系，到了三国时期因为战乱频繁荒废，魏的考课大部分是针对州郡级别的官吏，考核标准无非是户口垦田、钱谷出入、治安状况和供给军备军粮这些内容，比如前面那位落水而亡的尚书仆射杜畿，他做河东郡太守的时候，河东郡“常为天下最”，这个‘最’就是考课成绩的优等，杜畿在河东十六年，当年曹操在关中大破马超、韩遂，杜畿就供粮二十馀万斛，曹操军队完全仰仗河东郡的支持，杜畿因此考课成绩优异，大受曹操赞赏。

但是曹魏中央官员的考核，却一直没有实施，卢毓的回答使曹睿决定作考课法。

（这次考课法引起曹魏官员上下大讨论，却因为不久后曹睿的去世而作罢，后面慢慢谈）

此年的浮华案则引起曹魏对中央官员考课制度的第一次讨论，

杜畿之子杜恕时任散骑黄门侍郎，史称“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杜恕因此上疏评论，三国志本传有全文。

杜恕的上疏，缘起是评论科考，具体的内容却是从评法开始，他引用儒家经典说，“世有乱人而无乱法”，法为人所用，决不是人为法所制，好比人是医生，法是针药，针药是死的，医生是活的，面对相同的病状，庸医使用相同的针药可以杀人，良医却能活人，可见分别不在针药，而在医生的贤愚。有了好人，什么坏法都可以弄得好，有了恶人，什么好法都要变坏，可知治乱之由，不在法而在人。现在提议课考的人，明确依法的本意是好的，但对于现在的社会还不够尽善尽美。除了制定的科考内容，还要显扬其名声，（达到以德化人的效果）。

为君为臣，一定是以“君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体相须而成”，（即儒家所提倡的尊君卑臣，君要有德行能审查真伪，惜物爱民。卑臣是君主手足，辅助君主），而绝不是“大臣守职辨课可以致雍熙者哉”，并不是只死守那套死板的课法就能达到国家兴盛。

现在的人，一昧的崇尚商鞅、韩非的法术，认为儒家已不再切合实际，“此最风俗之流弊，创业者之所致慎也。”

杜恕认为想要避免出现像诸葛诞、邓飏这样的浮华之士充斥官场，不是简单依靠制定科考之法就能解决的，而现在的人全都轻视儒道，而（因曹氏祖孙曹操、曹睿重法术）“师商、韩而上法术”，这才是最大的问题。首先还是人，而不是法制。

这个时候的杜恕，仅仅才到皇帝身边供职两、三年而已，他父亲杜畿去世后，居家的杜恕十分低调，是此时高干子弟的一个异类。曹睿因为他父亲有功，又因公去世，在杜恕成年后，将他任作散骑黄门侍郎，这是一种在皇帝身边侍从，比如给皇帝提个醒，做个建议的工作，其实并没有实际的指派任务，一旦因为时政某事发表的意见被皇帝采用，就有可能继续升迁到别的实权官职。这个散骑侍郎的位置，通常都是重臣子弟的实习期，比如曹爽、司马师都是从这个职务起家的。

杜恕此时２５岁左右，却相当老成持重，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他父亲杜畿不仅是行政好手，更是尊儒学贵德行重名节的典范，他所任太守的河东郡，“举孝子、贞妇、顺孙”，“修戎讲武，又开学宫”，杜畿亲自出任执经教授，史称“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注二十七）

杜恕的两个弟弟都精通经学。他父亲在河东时，“崇宽惠，与民无为”，遇到郡民互相诉讼，杜畿出面“为陈大义”，让诉讼的双方回家反省思考，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再来诉讼。这种亲身德化的效果，是乡邑父老“自相责”，曰：“有君如此，奈何不从其教？”。

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不难理解杜恕这次上疏的内容。

头一年，镇北将军吕昭兼任冀州刺史，杜恕就上疏直言，

“像冀州这样魏国人口最多的大州，位置既不在吴、蜀边境，也不靠近北方胡地，为什么还要由军事将领出任管民事的州刺史？！现在魏靠近吴、蜀及胡族边境的各州，都在用兵，能给中央和这些地区提供经济支援的只有兗、豫、司、冀这几个尚属内地的州郡了，这种情况，出任州刺史的应该是专事民事的人才，如果非要在北方安置大将镇守，那就再另外安排，那样所设置的费用，与（吕昭）身兼两职没有差别，可是陛下却因宠把吕昭身兼文武两职。

这么说来，国家是以人择官，不是为官择人也！

（我认为）官得其人，才能政平讼理；政平才能使民富贵，而使诉讼法律的事件减少。陛下继位以来，天下断狱的官员有百数十人，每年都在增加，到现在都已经五百多人。如果不是因为（陛下的）政教失败，那就是州郡长官的失职了！”

杜恕这两次的直谏上疏，并没有什么成效，以他此时的资历，人轻言微，在当时人欲横流的时代得不到什么共鸣，皇帝重的是法，臣子重的是术，年轻人则热衷于空谈，杜恕片面的主观强调以人为本的德行礼仪，在这个时代，太浪漫了……

＊注二十七

杜畿与太仆李恢、东安太守郭智关系很好。李恢有个儿子李丰，郭智有个儿子郭冲，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年轻人，尤其李丰。但杜畿当时并不看好他们，别人都认为杜畿没有看人的眼光。

就在杜恕低调出仕的时候，李丰已是当时驰名一时的年轻俊才，只是此时还没人能猜到李丰最后的结局。

那个郭冲一直在郡守的位置，看来是没有在升迁的机会了。不过郭冲倒是能讲故事，他写的“郭冲二三事”，里面就是生搬硬套的把驻守宛城的司马懿，与第一次北伐的诸葛亮唱了一出空城计。此人简直是早年的小说家，罗贯中的祖师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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