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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真实增长：不是神话，不是奇迹

2006年09月21日13:44

Jonathan Anderson

如果你想了解外部世界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的，最好去考察一下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士普遍在读什么书。最近一、两年，他们的读物中一些有关中国大陆商业环境的书很有煽动性。

这类图书里可以列在畅销“排行榜”前四位的是：《中国热》(China Dream)，作者乔•斯塔威尔(Joe Studwell)；《中国通》(Mr. China)，作者祈立天(Tim Clissold)；《中国企业无限公司》(China Inc.)，作者费晓闻(Ted Fishman)；《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作者金奇(James Kynge）。这四本图书都面向普通读者，非常具有观赏性；但它们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如中国宏观经济如何运转、为何能够运转以及哪些是经济增长点。

如果谁把这四本书都读一遍，那他最后很可能会被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从。斯塔威尔和祈立天两人把中国描绘成一座建在沙滩上的房子，以资源错配为代价、靠热钱的强心针刺激起来的经济增长一旦遇到泡沫破灭，这座房子将不堪一击。

而费晓闻和金奇则向人们展示了一条横空出世、震撼世界的东方巨龙，一个正使世界的方方面面发生改变的成功故事。

如何解释这种差异？注意这4本书的写作时间有助于人们找到答案。前两本书谈论的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至末期的事情，当时中国正遭受着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困扰。

企业利润大幅下降，政府让成百上千万国有企业工人失去了工作，整个社会弥漫着玩世不恭的情绪。而后两部书则着重探讨了中国最近呈现出的发展趋势，事实上两本书是在经济发展周期的波峰阶段写就的，此时经济在强劲增长，出口经历着巨大繁荣，中国社会的发展看来势不可挡。

但这四本书却贯穿着一个共同的主题，事实上这一主题也贯穿着当今几乎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那就是：无论成败、盛衰，中国都会吸引人们探究的兴趣。中国的崛起是本世纪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其规模和影响都是空前的，中国影响世界的方式不同于任何新兴市场经济体。

但如果上述看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会怎样？如果中国崛起的规模、速度和重要性与其邻国没有什么不同会怎样？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的崛起毫无新奇之处会怎样？

这不是在故意抬杠，因为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远不是一些人口中的一个史无前例、足以改变世界面貌的事件，当然这一增长看上去也不是像一些唱衰中国的人所说的那样特别失衡或不稳定。事实上，倒退回50年看，中国大陆目前的现象可能一点也不特别；经济史家们将会把中国视为一个巨大增长链上相当普通的一环，这一增长链始于日本，成型于亚洲各“小龙”，其后又延伸到印度次大陆。

如果这一说法听上去很陌生，那可真是不应该。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世界几十年前是什么样子了，那时亚洲第一波经济增长大潮正方兴未艾。许多观察人士(如果不是大多数)在研究亚洲的经济增长轨迹以及探究亚洲经济的成功之道时都缺乏专业的经济学背景。因此在我们思考中国或印度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其邻国的发展历程。

亚洲经济发展简述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还从未见证过类似于亚洲在20世纪后半段的经济发展速度。1950至1980年期间，日本的年均实际经济增长率接近8%，是其他工业化国家在此期间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多。实际上，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该国这段时间折合成美元的经济规模每隔6到7年就会翻一番，以任何标准来衡量这都是相当惊人的。而这还只是亚洲经济增长大戏的序幕。几年之后，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开始以更快的经济发展速度齐头并进。1960至1995年期间，香港经济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为7.7%，韩国的年均实际增长率8.1%，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为8.4%，台湾的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8.6%。在东南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些“准小龙”们的经济增长率也不逊色多少。

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比工业化国家快几个数量级，比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要快许多。到上世纪80年代，当世界上那些更富裕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时，亚洲经济仍在以接近历史最高水平的速度增长，人们由此不禁怀疑， 难道亚洲发现了世界其他国家都忽略了的经济增长秘笈？ 抑或亚洲找到了组织经济活动的新方式？亚洲是一个奇迹吗？

突然之间，“亚洲增长模式”的说法开始出现在各商学院的学术报告厅里，各种学术研讨会上，但最频繁出现的地方还是大众传媒，《日本是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和《上升的太阳》(Rising Sun)等一时间都成了热门书籍。亚洲增长模式究竟是什么？观察人士们在此问题上虽然各持己见，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亚洲做什么，都会比那些消费驱动型、信奉自由放任经济的西方民主国家干得好。相互盘根错节的亚洲企业可以不必讨好外部股东，因此反而能够取得更好的业绩。

传统的亚洲价值观和社会凝聚力比西方重视竞争的“个人优先”模式更能营造一个理想的社会氛围。人们当时主要担心的是，亚洲的经济发展会持续优于其所有邻近地区，长期而言世界其他地区将跟不上亚洲的发展步伐。

当然，那时也有对亚洲发展模式发出抨击的人，而他们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些人眼里不仅亚洲经济的高增长不是奇迹，而且亚洲的发展经验都是骗人的谎话。

他们认为，亚洲国家引导银行将廉价资金填鸭似地注入到企业中，并且将外国竞争者拒于国门之外。亚洲货币的汇率被显着压低，这使亚洲国家获得了不公平的成本优势。亚洲国家的政府奉行重商主义，通过压制进口而将由此获得的巨大贸易盈余用来推动国内经济增长。这些因素或许会导致资源的大规模错配，但只要美国和欧洲的消费者继续对亚洲产品来者不拒，就不会出乱子。

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学者们才开始运用正式的经济工具来分析上述现象。他们的发现使上述对亚洲发展模式的两种不同看法都无法继续成立，他们的工作还产生了现代国际经济学一项最为知名的研究成果。

这些学者是从分析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开始的，这一模式在几乎所有的大学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有提及。

从本质上说，只存在3种经济增长方式。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劳动力，一种是依靠投入更多资金，第三种是将劳动力要素和资金要素以更好的方式结合起来，这种方式可以使任何水平的物质投入都能取得更理想的经济增长。最后一种方式是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即促进总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发展。

用这一增长方式可以轻而易举地检验“亚洲模式”的优劣。如果亚洲真的产生了奇迹，即找到了全新的经济增长之路，那么这一地区8%以上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很大一部分应来自于总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如果这一高经济增长率是通过政府实施高度干预型的扭曲政策实现的，那么总要素生产力将呈现负增长，要是这样，那就表明亚洲实际上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不断毁灭价值。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测算各国的增长数据，而在积累了30年的统计数字之后，他们终于有机会在整个地区检验所谓“亚洲增长模式”了。埃尔维恩•杨(Alwyn Young)是最早一批对亚洲四小龙经济模式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在九十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得出了两点非常有趣的结论：

首先，该地区TFP的平均增长速度实际上非常一般。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亚洲和欧、美根本没有什么不同，其TFP在年度经济增长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在1.5个百分点左右。这一地区有些国家做的好些，有的差些，但总的结论非常清楚，那就是：亚洲并没有发现什么奇妙的新的增长“秘方”，而其生产力水平也不比发达国家差。所谓亚洲“奇迹”实际不过如此，而指责亚洲国家“欺骗”世人的人也是言过其实。

不过，如果生产力因素并非导致差异的主要因素，那么该如何解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增长上的差异呢？在这方面杨得出了他的第二个重要发现：亚洲经济增长的出色表现几乎全部可以归结为其极高的创造资本的速度，它的速度是美国或欧盟国家的三倍还多。简单说就是，亚洲增长快是因为投入的多。

当然，你完全可以想像，这样一个结论一定会引起很大争议。亚洲的快速增长并不是因为它找到了什么新的足以震惊世界的发展道路，而主要是因为它大量投入资金（还有，让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工厂）。对此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句流传很广的总结，那就是该地区的成功是靠“勤奋，而不是天才”。

若真如此，那么接下来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亚洲从哪里找到那么多的资金呢？而且各个国家都能如此一致？要知道亚洲毕竟是个相对多样化的地区，这里既有泱泱大国，也有小到仅一个城市规模的国家；有些国家很富，有些很穷。日本和韩国依靠国家主导的银行和抑制性的金融政策将国民储蓄引向生产性投资领域；台湾和香港的经济环境要自由得多。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在政治结构上更有着很大不同。然而各经济体却实现了基本相当的增长速度。

答案是，亚洲之所以有大量投资是因为它们的储蓄率高。实际上，各亚洲国家除了都很关注出口市场之外，唯一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高储蓄率。

从相关统计资料看，在1965-1995年的30年间，美国的国内储蓄率（相对其GDP）是18%，同期的投资率是17%；而亚洲地区这期间的储蓄率却高达32%，其投资率也因此达到31%的水平，几乎是发达国家的两倍。

最后的这一发现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不论是制度、组织形式还是具体的商业模式因素对于上面的问题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储蓄。亚洲带给世界的启示就是，如果国内的储蓄率能达到GDP的30%甚至更高，那么经济增长想不达到8%都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