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长城与汉匈关系 -- 茶博士

　人们知道“秦万里长城”和“明万里长城”，其实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修筑长城最长的一个朝代，现已查明汉长城全长约有二万里，汉长城主要由修缮旧有的秦长城和新建的河西长城、汉外长城三部分组成。汉长城东起朝鲜清川江北岸，中经阴山和河西走廊，西达新疆库尔勒。整个汉长城的重点在于中西部，河套地区以北有三条平行的长城防线，河西地区以北有两道长城防线，而阴山至辽东和酒泉至库尔勒的东西两端为单行长城防线。

　　西汉王朝首先修缮沿用旧时秦万里长城，而且先后两个时期，分东西两段进行修葺和利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汉武帝发动漠南之战，派两路大军北征匈奴，一路由李息率领出代郡向东吸引匈奴主力，一路由卫青率领出去中向西突然袭击匈奴右部。卫青领兵出去中之后，基本沿着黄河横扫千里，西至陇西。漠南之战取得空前胜利，败匈奴白羊、楼烦二部，斩俘匈奴七千多人，获马、牛、羊百余万，并且夺得战备意义十分重大的河套地区。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在河套地区设朔方郡，募民十万，进行武装开垦，又命苏建，发十万人筑朔方城和修缮旧时秦万里长城。这次西汉王朝取得漠南之战的胜利和占领河套地区之后，从公元前127年开始修缮起用了阴山和阴山至陇西的秦长城西段。关于修缮沿用东段秦万里长城的史实和时间没有明确记载，但西汉王朝确确实实设立过阴山至辽东的东段长城防线。《汉书?匈奴传》中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的请求；汉朝郎中侯应申述不可罢边的理由时，又一次提到北边塞之辽东一事；《汉书?赵充国传》载，窥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遂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等史料证明了这一点。修缮东段万里长城的时间，应该在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之后。这一年汉武帝进行全面动员，倾全国之力远征漠北，与匈奴决战。大将卫青率五万骑兵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五万骑兵出代郡。卫青与大单于会战，斩首一万九千余级，单于败退，卫青至阗颜山和赵信城而还。霍去病与匈奴左贤王会战，斩首七万余级，左贤王败逃，霍去病封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汉武帝发动的漠北之战，取得决定性胜利，匈奴左贤王势力遭受沉重打击，事后匈奴人大部分退出今内蒙古东部地区，乌桓人被西汉南迁边塞沿区做屏障。这样比较之下，东部局势相对缓和得多，所以，无须建造更新更浩大的长城，只要修缮秦万里长城即可达到防御匈奴的目的。由此可知，西汉取得漠北决战的胜利，并夺得整个漠南地区之后，从公元前119年开始逐步修缮起用阴山至辽东的秦万里长城。

　　西汉王朝第一次在秦万里长城以西新建了东起令居(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到渠犁(今新疆库尔勒县)的河西长城。西汉河西长城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段长城东起令居，西至酒泉。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发动河西之战，派霍去病率领精锐，两次出奇兵，消灭匈奴四万多人，又接收归降的四万多匈奴人，打垮匈奴右部势力，并夺得又一战略要地河西走廊，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

　　夺取河西地区之后，汉武帝照旧移民设郡，筑塞布防，公元前121年设置武威、酒泉二郡，并开始建造东起今永登县境内的黄河西岸，沿河西走廊，西达酒泉北部金塔县的令居塞长城。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在河西走廊增设张掖、敦煌二郡，扩大其统治范围之后，又建造了东接酒泉长城，中经敦煌，西至玉门关的长城。这就是河西长城的第二段。在河西站稳脚跟之后，汉武帝发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战争，其中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西汉攻破楼兰、车师两国之后修建了东起敦煌，西至盐泽(今罗布泊)的长城。这是河西长城的第三段。汉宣帝时期修建了河西长城的第四段，楼兰至渠梨的长城，它是由东西相望的一系列烽燧亭障组成，这样河西长城最终全线形成。

　　西汉在酒泉至阴山的内层长城以北又建造了汉外长城，把河套地区和河西地区置在双层长城防线之内。《汉书?匈奴传》载：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者千里，筑城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侯卫伉屯其旁，使强驽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汉外长城由两部分组成，徐自为修建了光禄塞长城，路博德修建了居延塞长城。光禄塞长城实际上是由南北平行的两条长城组成，它东起内蒙古武川县境内的大青山北麓，中经达茂旗、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进入蒙古国南戈壁省之后，内侧长城折向西南与额济纳旗境内的居延塞长城连接，外侧长城在蒙古国南戈壁省继续向西延伸，这样河套地区以北形成三层长城防线。居延塞长城又称遮虏障，南起今酒泉以北金塔县境内的河西长城，沿弱水北上，北至居延渗与光禄塞长城连接。这样河西地区以北形成两层长城防线。汉外长城是公元前102年(太初三年)开始修建的，在实地考察中看到汉外长城横卧在阴山以北的荒漠上，其驻兵障城及墩台遗址历历可辨。整个西汉长城在中西部形成内外双层防线，这与河套地区和河西地区对定都关中长安的朝代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关，也符合匈奴中心先在河套地区，后败而移向西北的形势。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东西二万里的汉长城基本建成，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汉武帝建造了如此宏伟浩大的长城工程？这是很值得探究的问题。

　　汉匈之间的对立与战争是修筑长城的基本原因。西汉王朝的二进年间，汉匈关系正以百年和亲政策和百年战争政策的形式表现的，而汉长城正是产生在汉匈之间的百年战争时期。长城的修建从汉武帝的元狩二年(公元前127年)开始，到汉宣帝时期(前73年至前49年)结束，其中汉宣帝时期只修建了盐泽至渠犁的最后一段长城以外，其余全部长城是在汉武帝对匈奴的征服战争时期修建的。西汉前期的和亲阶段基本没有修筑长城，只是刘邦在楚汉之争时期曾修葺过陇西、北地、上郡的秦昭王旧塞。西汉后期的和亲阶段，匈奴归服汉朝，因而汉匈对峙基本消除，所筑长城完成了历史使命，逐渐被废弃。很明显，汉长城作为军事工程，主要产生在汉匈之间的对立与征战阶段。

　　匈奴与西汉并存，政治上的归属问题还没有最后得到解决的情况下，汉匈奴战争是必然的。首先，汉初出现匈奴强、西汉弱的局面，匈奴恃强不时南下侵夺，造成对西汉王朝的严重威胁。对此西汉王朝曾经采取过和亲政策，大大缓解了匈奴的南侵。西汉历史发展至汉武帝时期，汉匈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出现了西汉强匈奴弱的形势，汉初那种残破不堪，内外交困的局面已不复存在，强盛起来的西汉王朝再也不愿继续执行妥协退让的和亲政策，开始用兵匈奴。所以，汉匈之间的征战是由双方的势力决定的。其次，封建专制主义集权制度本身不允许周围存在不服从或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尤其中原王朝强盛和中央集权巩固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强大后的西汉王朝，在其政治制度的理论体系无法接受纳贡于匈奴的现实。早在汉初便有人反对和亲政策，认为和亲是汉朝天子向匈奴进贡，是臣下之礼，而极力主张武力征服匈奴，维护封建集权制度和皇帝的尊严。西汉全面强盛的情况下，汉武帝接受王恢等人的建议，断然改变和亲政策而推行战争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必然结果。西汉用兵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并夺得整个漠南地区，但未能最终征服匈奴和实现中原与草原的大一统。所以，当时的汉匈奴战争不可避免；战争未能实现大一统的情况下，出现长城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

　　汉长城是中原势力向外发展和农耕界线向北推移的具体表现之一。长城虽然是军事防御工程，但它不完全是中原王朝处在强大或优势，有力量对付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以及能够建造、戍守长城的情况下修筑的。汉长城就是如此，它出现在西汉王朝的鼎盛时期，是汉武帝征伐匈奴，夺取匈奴故地漠南之后为了保卫新拓土地而建造的。所以汉长城不是被动的防御工程，而是进攻中的军事设施，它以制服匈奴和拓疆扩地为直接目的。铁制农具的使用和牛耕的普及为标志的农业革命，使中原经济、文化以及人口迅速发展。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更，使中原势力自战国秦汉开始进入它的上升高潮，出现了中原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迅速四向扩大的局面。汉长城虽然起因于汉匈战争和防御匈奴南侵，但它确以开地扩境为结束。所以，汉长城是自战国秦汉以来农耕界线的北推和中原势力向外发展的具体表现，而不是柔弱被侵或被动挨打情况下的产物，不应该产生出西汉弱小，被迫修筑长城进行防御的错觉。

　　修筑长城和戍守长城是一项极为艰辛和耗费巨大的工程，那么西汉空前绝后的二万里长城究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也是应该给予正确做答的问题。

　　首先，长城对西汉王朝而言，具有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的作用。《汉书?匈奴传》中记载着深知边事的汉朝郎中陈述的戍守长城的十点理由，其中以下五点理由是具有防内之意：设塞徼，置屯戍，非独为匈奴而已，亦为诸属国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旧逃之，四也，近西羌保塞，与汉人交通，吏民贪利，侵盗其畜产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绝。今罢乘塞，则生(女曼)易分争之渐，五也。往者从军多没不还者，子孙贫困，一旦亡出，从其亲戚，六也。又边人奴婢愁苦欲往者多，曰‘闻匈奴中乐，无奈候望急何！’然时有亡出塞者，七也。盗贼桀黠，群被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则不可制，八也。十分明显，汉长城不仅防外，也防内。西汉统治者出自防外又防内的万全之策才花费巨大的财力、人力修筑长城和戍守长城。所以汉长城虽然是汉匈战争关系的产物，但它不仅仅局限于防御匈奴。制服匈奴，控制国内各民族人民，以期达到维护封建统治是修筑长城的本意。

　　其次，汉长城对匈奴而言，主要表现在军事上的围困和经济上的封锁作用。河套地区是匈奴民族的发祥之地，阴山草木茂盛，又有产铜之地，是匈奴治作弓矢，长期争雄中原的天然屏障。西汉初年，匈奴以河套地区为根据地，五次南下侵夺上郡、北地、去中、雁门等郡，甚至匈奴骑兵的前锋深入到回中宫，直接威胁西汉都城长安。汉武帝用兵匈奴，首先夺得河套地区，不仅解除对长安的威胁，而且扭转了高帝七年(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以来的军事劣势。为了确保战备要地，汉武帝修葺沿河防线和阴山中的秦长城，后又新建两条平行的汉外长城与阴山之北。匈奴虽然多次与汉朝争夺河套和阴山，行坏光禄所筑亭障，但最终未能突破层层长城。至此匈奴在军事上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很显然河套和阴山的得失成为汉匈双方形势的转折点。对建都于关中的各朝代，河西地区的战备地位与河套地区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匈奴占据河西地区，向西控制西域诸国，向南联合众羌，形成了对西汉的合围局面。匈奴以河西为根据地，曾在汉初三次入寇陇西，处处威胁着西汉王朝的关陇地区。当时，河套与河西构成对都城长安的犄角形，使西汉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汉武帝认识到河西地区的战略地位，用兵西北，力夺河西，并建造了令居至盐泽和居延至酒泉的两道长城进行保卫。河西长城像一把利剑，斩断匈奴右臂，隔绝了与羌人的联系。匈奴失去河西地区之后，军事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阴山以南的河套地区和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祁连山的雪水和黄河的浮汁滋润着广袤几千里的草原。这里冬暖夏凉，宜于畜牧，是我国古代匈奴、白羊、楼烦、乌孙、月氏等游牧民族赖以生息的故土，也是匈奴统一草原后的政治经济中心地带。汉匈战争中武帝斥夺河套与河西，并修筑长城拒匈奴于漠北。汉长城的形成，经济上沉重打击了匈奴，首先匈奴人失掉漠南地区之后，他的游牧空间大为缩小，草场质量也随着下降，牧业生产开始枯萎。所以匈奴人发出哀叹“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草场质量的下降和游牧空间的缩小，使匈奴自然性游牧经济抵御或躲避干旱风雪等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从匈奴的最后失败看，不是汉军的远征，而是自然灾害的侵袭。所以，汉长城的围困，动摇了匈奴社会的经济基础。其次汉长城的建成和戍守一时削弱和阻碍了汉匈之间的正常经济交往。这对匈奴无疑也是一个致命打击。匈奴社会为单一性游牧经济，它所需要的粮食等农产品及手工业品，要通过交换从中原或西域获得。汉武帝修筑长城对匈奴进行经济封锁，其结果使匈奴经济结构失去平衡。仅存的牧业经济又一次受到打击，使整个匈奴社会经济趋于瓦解。从整体上看，汉长城对匈奴的打击，其经济上的作用远比军事上的作用深刻。经济上的衰败，使匈奴无法在政治上稳定，武帝之后，匈奴果然不战自乱，最后内讧而分裂，呼韩邪单于南下服汉。　　

　　再次，汉长城对中原社会而言，带来了巨量钱财的耗费和破坏内地人民和平生活的不良影响。实地考察中，我们面对着横卧在沧茫瀚海之中的汉长城不禁发出惊叹！在这一望无际的荒漠和戈壁滩中，几乎无有一切出产，甚至滴水俱无，然而在两千年前人们竟在这里建造如此浩大坚固的长城，真不愧为人间奇迹。赞叹之余我们又认识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交通条件下，远离农耕地区和人口密居区，修筑囊括阴山和祁连山的庞大工程是极为不易的事情。《汉书?匈奴传》载：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如果谁能计算出整个汉长城的土石方总工程量和耗费钱财，那将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汉长城西起库尔勒，东至辽东，而且面对匈奴前锋的中西段为二道或三道长城，山岭的长城随着地形上下起伏或左右迂曲，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巴音哈太苏木和乌兰苏木境内所取得的两个参数来看，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为五里或六里时，长城的实际长度为八里，即5：8或6：8的数比。盐泽、居延和阴山以北的长城，都建造在海拔一千五百公尺左右的高原戈壁滩中，那里很少有山石，长城是用沙土夯筑的。然而夯筑所需要的水，在这些地方是不能随时随地可以取得的。虽然历史时期气候学上讲汉代是湿润期，自然环境要比现在好一些，但是地处内蒙古西部、甘肃北部和新疆东部的我国最干旱地区，在那时也不会有充足的雨或水。《史记》、《汉书》中也提及无水草之事，汉军远征匈奴时也要随水草而行，这些记载证明了水的缺乏。从盐泽和居延段的土坯芦苇而建造的烽火台中可以看出，由于水的限制，事先在有水之处加工好土坯，然后再运来垒砌而成。所以，在缺水或无水的荒漠上修筑长城，其工程量要比一般夯筑长城更为巨大。从汉长城的地理位置和总长度，可以联想到它所耗费的人力财力。见于记载，汉武帝尽了文景之时积存的钱财还不够，采取了一系列财经改革措施，与民争利，搜刮钱财，以此来应付征匈奴、筑长城而出现的困境。再说汉武帝为了筑长城，从中原迁移上百万军民来北疆，成千上万的中原人民被迫离开热土来到北方，天寒地冻，生活不习惯，而且受尽了筑长城和守长城的苦役。大量人口的迁徙，又破坏了内地人民的和平生活，加剧了阶级矛盾，引起了关东人民的起义。由此可以说，汉长城的总工程量已经超过了当时整个社会所能承担的人力和财力限度，难怪盛极一时的西汉王朝，一定要在汉武帝时期开始衰败下滑，出现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情况。汉武帝倾全国之力征匈奴筑长城的结果，几乎步履秦始皇的后尘，可贵的是武帝在他晚年深刻认识到外事四夷天下虚耗的严重性，从而下罪已之诏悔征伐之事，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的罢轮台屯田诏成为又一次政策转变的标志，从而一定程度上换救了迅速下滑的西汉王朝，出现了昭宣中兴。汉长城虽然在匈奴进攻之时对沿边人民和内地经济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修筑和戍守长城给中原人民带来的负担和对内地经济的破坏不可低估。所以，汉长城对人民、对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也应如实地指出，不可简单地美言为保护了中原先进的经济文化或保障了中原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安定。从西汉王朝的历史总过程看，正是由于大打匈奴，大筑长城而一蹶不振，走向了自衰的道路。

　　又次，汉长城对汉匈之间的关系而言，起到阻碍中原农耕经济与草原游牧经济的交流和加深汉匈民族隔阂的作用。历史的进程中，我国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出现这种局面，必然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那就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在秦汉时期基本形成的中原单一性农耕经济与草原单一性游牧经济，以及这两种经济之间存在内在交换而形成的经济共生关系。中国自秦汉以来已经具有了这种包括中原和草原在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根源，经济共生关系既然成为民族融合和国家统一的基础，那么促进不是阻碍这种经济交流和民族往来应该成为衡量汉长城的一个是非标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种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受到时代的限制和双方统治阶级的干扰。相比之下，草原游牧经济对中原农耕经济有着更多的依赖性。所以，它迫切要求与中原进行无间断的交换，取得所需要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但是中原王朝正好利用经济上的优势，作为控制和削弱游牧民族的手段，往往修筑长城节制或封锁两种经济之间的交换。北方民族强盛之时用军事力量打破封锁，以至进行侵夺，柔弱之时往往臣服中原王朝，以此得到或换得所需物品。因此，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又经历了错综复杂的过程，其中有和平友好的往来，也有对立冲突的交涉。不过有一点很明显，那就是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南北之间的交往始终没有间断，表现出两种经济不可分割的关系。和平友好往来给各族人民带来经济文化上的发展繁荣，加深了民族间的情义和融合。战争虽然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交往形式，甚至战争期间汉匈双方的人员往来、经济交流、文化影响更为强烈，但这种交往是被迫和被动的交往，给汉匈双方带来巨大损失，对汉匈人民来讲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引起了民族间的隔阂。例如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匈奴传》中说匈奴是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绝内外也。是故圣王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

他的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文笔和把匈奴看作天生的劣等民族是不符合现实的，这也正好证明了当时相互间的仇视。汉武帝用兵匈奴，双方的社会经济受到损失，汉长城隔绝正常往来，阻碍两种经济的交流，所以，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上无法过多肯定汉长城。庆幸的是我国历史一直沿着统一多民族国家这个主流向前发展到今天，中原王朝虽然屡次修筑长城，但最终不能使南北截然分开，世界著称的万里长城不能把互相联系着的经济关系断绝，成为中原和草原之间的边界线，反而成为南北不可分割的见证物留给了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