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志愿军180师蒙难亲历记 -- 李力杰

十五、遣 返

1953年9月，开始遣返战俘前，大陆也派人来了。每天晚上，大陆代表反复广播讲：“中国官兵同志们，你们为北韩人民打仗，你们辛苦了，北韩人民感激你们，彭德怀将军要在鸭绿江边开一个盛大的欢迎大会，欢迎你们回来，带你们去北京见毛主席……”。广播里还放“东方红”歌曲。大陆代表（解放军军官）还到各小队的帐篷里去劝说，但由于战俘们长期接受美国人和国民党的反面宣传，大多对大陆代表的话抱着一种不信任感。有的甚至骂代表“你们早点怎么不来呢？我们不听你这一套，滚蛋！”大陆代表来劝了几次，见效果不好，就没有再来了。当时，我劝那些骂代表的人，“有话好好说，不要骂人。”

大概1954年3月的一天，天气还有点冷了，是遣返志愿军战俘的日子。当时，我和战友们以为几年的血泪、辛酸、恐惧、迷惘都将在这天画上句号，因此都不免有点兴奋。战俘们被集中在广场上，首先是一个印度人向我们宣传国际日内瓦关于遣返战俘的有关事项。如给战俘一年的主副食（即生活津贴，折合几百美金），战俘愿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等等。还宣布：愿到台湾的出列往右拐，愿回大陆的出列往左拐，既不到台湾又不愿回大陆的则往中间那条路照直走，即到巴西等中立国去。结果，大多数人选择了台湾，少部分（大约1000人，绝到多数是第四联队的人）选择了回大陆。还有极少数的人选择了去中立国（大约有几十个，多数是文化程度较高的）。其中有个叫陈立仁（音）的贵州人，是个大学生，原在国民党当过专员，开始在二联队当文化教员，专管编写供战俘们学习的材料，大家都叫他校长。后来成立五大队，他便当大队长去了。五大队是专管杂牌部队的，有警备队，还有少年队（十五六岁的兵）。陈立仁到巴西后发了大财，1988年他回台湾来时很风光，我还见过他。

到台湾和中立国的战俘的情况大致是：到台湾去的基本上又当了兵，编入了国民党军队，其中多数人就这样一直当了“老兵”，他们当中一部分人像我一样后来退伍到地方做生意什么的，还有极个别的从政了。到中立国去的，大多经商发了财，当然这是后话了。

十六、赴 台

大约1954年3月，我们180师被俘的四、五千人，乘美国军舰来到了台湾。到台湾后，国民党为训练大陆被俘人员专门成立了“辅导总队”。辅导总队长叫高魁元，听说在黄埔军校时与林彪同班，是国民党第八军军长。高魁元高高的个子，后来当了台湾的“国防部长”。

战俘们分别聚集在桃源县扬媒镇(音)，台北的胡口、还有宁口分成三个战斗团（也叫支队）。扬媒镇这里住着二联队四个大队，大约有二三千人。扬媒战斗团的团长叫王光志，四川人，矮个。听说是蒋经国派来的。记得54年4月的一天，天气阴沉沉的，蒋经国到扬媒来点名。在一个广场上，总队长高魁元等站在一个红砖砌成的台子上，大声讲：欢迎蒋经国给大家讲话。蒋经国当时40来岁，矮胖子，穿着军服，肩扛中将军衔。他首先自我介绍“我是蒋经国，国防部政治部主席，欢迎你们到台湾来，你们到这里来，开始生活可能不太习惯，但是以后会慢慢习惯的……”。我和大家都是第一次见到蒋经国，有人说他原来还当过共产党。之后，我又好几次见到他。蒋经国给我的印象是平易近人。他与大家打成一片，吃饭在一起，没有官架子，无论他走到哪个营房，只要当兵的给他行个礼，他就会与你握手，问这问那。

十七、训 练

我们战斗团在扬媒准备训练3个月。但不到3个月，内部就出了问题。内部明争暗斗，互不卖帐。许多矛头指向那些在韩国俘虏营时作威作福的俘虏官。因为在韩国时，这些俘虏官有点狗仗人势，为了讨好美国人和国民党，对当初的战友采取了许多卑鄙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而到台湾后，这些俘虏官大多未被重用，失去了过去的威风。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当初受打击迫害的人便乘机“报仇”。

一次住在扬媒的官兵（主要是四川人）跑到胡口去打俘虏官比较集中的战斗团。胡口战斗团的人员主要是由原共产党的军官、国民党的起义军官、PW（俘虏官）等组成。国民党把这些人编在一起，进行“劳动改造”，磨练思想。当时带队去打架的叫杨大炮，四川人，原二联队一大队的大队长，后来还被授予少校军衔。国民党对部队发生的打架斗殴事件，一般处理得还是比较宽容。由于部队混乱不堪，蒋经国就把整个俘虏人员编成8个营。分别划到8个军去，其中大部分人分到了工兵营。当时台湾名义上有10个军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8个军，另两个军的编制是空的。我被分到嘉义县第七军教导营一连，军长姓邓，湖南人，营长叫陈伯勋。训练开始后，一连指导员（四川人）看我身体不好，叫我到了收容队。当时我的心情特别不好，后悔不该到台湾来。心想，自己已经三十出头还未成家，再戴上这个兵帽子不就完了吗？

十八、退 伍

就这样，我在台湾又当了几年兵。1959年5月1日，我实在不想当兵了，就以眼睛不好为由提出了退伍。开始叫我到环卫所去工作，我没有去。当时对退伍老兵有个规定就是不准自谋生活。1959年底又让我到辅导总队队部去卖香烟，并接受辅导，叫辅导就业。在总队队部卖了一段时间香烟，我到一家餐厅（川菜馆）去打工（洗碗）。洗了一段时间的碗，我觉得洗碗又辛苦又没出息，于是用退伍费租了一间铺面开了一家面馆。开了一段时间面馆，赚了一些钱，我感觉钱还比较好赚，于是我又开了家川菜馆。由于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的川菜馆生意还不错。

到台湾的退伍老兵大多生活一般，很少发大财的。因为台湾实行的是“穷兵富将”政策。刚到台湾时，当二等兵每月15元，中士每月30元。上士每月40元。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特长，因此，大多数退伍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在蒋介石统治时期，退伍老兵每人每月900台币（折合人民币200多元），生活比较艰苦。

十九、婚 姻

我们这些到台湾的老兵，大多未婚。因为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有数十万部队，而当时台湾只有六七百个万人，这一下就造成了台湾的男女比例失调。军官找对象都困难，士兵找对象就更成了问题。于是国民党军队就在军队中办起了“军中乐园”。当时，几乎有驻军的地方就有军中乐园，军中乐园主要招募的是当地的山地姑娘。每个乐园有二三十个姑娘，都编了号。这些妓女多为穷人，后来蒋经国上台就逐步取消了军中乐园。到台湾的老兵即使成家，大都是凑合婚姻，无感情可言。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是花二三万元买一个山地姑娘（高山族）或者妓女凑合了事，还有一半多像我这样的老兵因为生活艰苦，经济条件差等原因，年轻时无法成家，待后来慢慢年龄大了，也就放弃了成家的念头。退伍时我已三十好几了，也想成个家，可高不成低不就，慢慢地也就灰心了。许多老兵都和我一样孤苦伶仃地度过残生。

二十、生 意

60年代台湾经济发展较快，因此，我做餐饮也比较好做。1990年，我回大陆了一趟，返回台湾后休息了两年。1992年又与人合伙在高雄开了一家叫“蓉城川菜餐厅”的餐馆，餐馆三层楼，有四五百个平方，请有10多个服务小姐。共投资70万台币，加上装修共花了100多万台币（相当于30多万人民币）。这家餐馆在高雄是最大的川菜馆。当时经济不景气。物价较低。后来，生意不好，加之年龄大了，我便将餐馆租给别人做，每年收租金8万台币。1996年我将这个餐馆卖给了别人，之后我就没有再做生意了。

回想起从1959年退伍开始，四十年来，我做生意也赚了好几百万元，但是精神没有寄托，看不到希望，加之年龄也一天天大了，思乡之情愈发强烈，可是却有家不能归，于是，我逐渐开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以打发难熬的日子。

在台湾什么都不怕，就怕没有钱，没有钱谁也瞧不起你，因为这是笑贫不笑娼的社会。

在台湾我做了几十年的生意，我深深感到台湾是个金钱社会。有钱人地位高，无钱当不了官，选个立法委员（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代表），要花上亿台币（一届四年）。

二十一、尾 声

台湾人叫大陆人为外省人，排外思想比较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老兵已逐渐溶入了台湾社会。台湾老兵的家属大都住在军人眷属区。记得50年代末，有的老兵退伍后，很快花掉了一次性给的退伍费，于是这些满肚子牢骚的“反共义士”便三五成群到车站、机场、码头把刻有“反共抗俄”字样膀子亮开，让人们看，以引起人们的同情。后来，记者通过新闻媒介报道了“到台湾的俘虏兵要饭”的情况。引起了国民党的重视，于是，国民党建立了“荣军院”，并规定，所有从朝鲜过来的退伍兵管你在外有无收入来源，都可以去管住、管吃，还照月领钱。当时军队中许多老兵因不满而发牢骚或闹事。于是，国民党又在军队成立了“感训队”。感训队即感化训练队，就是把那些爱闹事的官兵集中起来，进行强制性教育，当时在一个叫绿岛（也叫火烧岛）的地方就有个感训队。但据我所知，那里实际上是关军队政治犯的。到台湾的官兵，包括我们这些从朝鲜俘虏过来的，由于国民党的长期训化和宣传，多数人对共产党的看法都产生了偏见，对共产党表示怀疑，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摇摆不定，慢慢地许多人对回大陆也丧失了信心。但是，我们这些风烛残年的老兵心里却始终割不断对大陆的亲人和大陆的山山水水的思念之情。

朝鲜战争到现在已快50年了，当年我们180师到台湾的老兵大多已长眠于台湾岛，留下的已不足千人了。我有时在想：假如当年不发生朝鲜战争，假如我们这些“俘虏”未到台湾而被被遣返回国……谁知道我们的命运又将是如何呢？

（补记：据悉，陈家源老先生仍健在，现居台湾高雄市）

二000年九月二日初稿于金堂

二00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