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初战告捷，大赵和小纪开始着手建立农村基层组织。

显而易见，在长期属于游击区的滑县组建民主政权，如果不走王泰恭之类的“上层路线”，就必须依靠广大的贫苦大众。通过前一阶段的“讨公道”，共产党已获得了贫农中农的支持，现在，两位组织部长准备开展对雇佃农的动员工作，把地主身边的“仆人”也发动起来！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豫北一带历来封建传统意识浓厚，这里不仅是子贡、商鞅、吕不韦的老家，也是早年间秦叔宝、程咬金的地盘（瓦岗寨在滑县）。当地豪门讲究“耕读传家”、盼着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而穷人则崇尚“忠义”，愿意当“义仆”，觉得以身事主是件挺美的事。

这里的基层民众不仅没有集体斗争的经验，对政治活动也缺乏兴趣。雇佃农更是在帮工生活中与地主形成了特殊的依附关系，对东家有畏惧甚至感恩思想，他们或者赶车种地做家务、或者扛枪护院收租子，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宗族势力的工具。

在这样的环境下，引导这些长工“家人”与他们的雇主争夺地方的领导权，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当纪登奎等人开会宣传“乡村基层选举”的主张时，不仅中农富农不以为然，贫雇农们更是退避三舍，惹来了王泰恭县长的一顿嘲笑。

然而，20岁的纪登奎部长（四地委抗联组织部长兼滑县组织部长）可不是白当的，他很快就找到了突破口。

历史上，当地地主有在经营中给“下人”小恩小惠的传统，如分给垛垛粮（收割和捆麦垛时散落的麦穗）、天热发草帽、中秋节请吃饭之类，这样能刺激佃雇们的积极性，佃雇也能从中得到点实惠。可后来，这些“好习惯”逐渐废弃，特别是大灾荒之后破产农民增多，地主更是觉得不必实行这些作法，这就引起了“下人”们的不满。

于是，小纪部长就挨家挨户向地主宣布：老辈子留下的“好习惯”应该恢复，这包括——收获时分铡草粮、垛垛粮；青黄不接时借垫底粮；夏天发草帽一顶、手巾一条，铡草时给腿带一副；冬天发大腰带(五尺布)，女雇工发鞋面布；收割吃开镰饭，中秋节请吃一顿好饭（有酒），赶庙会给二斤馍，过年给压岁钱；吸烟的给八包烟叶，不吸的给两双鞋两双袜……

这些宣传，佃户雇工听得很高兴，地主也无话可说，因为这都是祖上传下来的老规矩，又不是纪小伙自己编的，要当“善人”就必须这么做。可是，土财主们既爱面子又小气，当面说得好听私下里却打折扣，甚至根本不认帐。

对此，纪登奎自有办法——

以梁二庄为中心，附近11个村的200余佃户在柏树林里开会了。

主席说：“为了翻身不受压迫，大家有啥说啥，这里没有别人……”

一个雇工提：“东家今年没有给我衣裳”(当初说的过年不给钱、管穿)。说时有些害怕，伙计都安慰他：“不要怕，都是自己伙计”。

一个高喊：“谁向东家说就是走狗”，“对，老母狗”。

解决的很干脆：“回去向东家要”。 “行，行”(大家齐说)

又一佃户说：“东家不肯借垫底粮。俺东家是俺姑，俺爹快要死在床上了，磕头都不借一升半合。俺爹临死吃了个糠窝窝。(大叫起来)伙计们想想吧，这是俺的亲姑！出了一辈子力还是这样，东家和咱两个心眼儿啊！穷骨头当儿子的把爹娘饿死了”。哭气晕了过去，伙计们把他扶下去，大家说：“醒醒吧，为啥不敢说呢?”。

大家呼喊，一个接一个诉苦：“出差不管饱，说俺大肚子”、“说新五军（伪孙殿英部)快来了，吓唬俺”、“支差喂牲口（义务帮地主喂马）不合理”、 “一请（吃饭）也不请了”……

主席对大家的意见仔细听，说完一件讨论一件： “垛垛粮为啥取消？因为咱们不抱头(不团结)，以后按老规矩”。

大家“同意”，解决的很圆满，主席又连问带解释的说了一道。

各村举了16人领导这个工作，怎样干法？主席讲的很明：“难剃的头先剃，活捉活拿，先揭黑嘎巴儿（揭短），压倒他再提条件。回去可大顿（斗争），不要顿出圈儿。”

会要散了，一佃户提：“俺来开会，东家要退了我的佃，大家能帮帮忙吗？”大家说：“中！”二百人一拥而上，把地主请出来，斗嘴讲理，喊口号。大家亲眼看到了自己的力量……

（以上选自纪登奎44年给地委的工作汇报）

刚开始佃户雇工还有点害怕。岳营村的大地主岳朝中在大门口把眼一瞪，佃雇农就吓得把头藏进怀里不敢吭声了，要靠纪登奎才能把地主的气焰震下去。到后来就放开了，他们主动向干部说：“同志你不用去，弄坏了俺可不负责”。纪登奎也支持佃雇自己组织斗争——“下人”对东家的情况最了解，说理时条条都是要害，可以象“小抓钩—样抓住顶门，叫地主说不上话来”。

但在斗争中也出现了问题，一是“顿出了圈儿”，有砸东西、打人的，有提不合理要求的（垫几筐土就要东家请吃饭，还得是四碗四碟半斤小酒）；二是群众对走狗(向东家告密的落后分子)打的很凶。

这种情况引起了赵紫阳的重视，立刻着手加以制止，规定在“说理运动”中，不许打人摔东西，更不许杀人烧房子。

“走狗”其实也是穷人，他们有的是地主的亲戚本家，有的是老年老代的仆从。这些人心里赞成改善生活，但由于宗族和历史关系的原因不愿揭破脸，所以当地主对他“厚”的时候，他“以厚对厚”，地主对他“薄”的时候，他也会“以薄对薄”。

梁二庄有个雇工，开会回去后告密了，东家当即表示不会亏待他。第二天东家问：“你的腰带，要白的？还是要带色的?”，雇工说：“看着办吧”。过了几天，东家又问：“要白？带色的?”，雇工答：“看着办吧”。后来全村雇工都拿着腰带开大会了，东家还那样问：“白的？带色的?”，雇工大急，“你不愿给，散伙”。结果撕破脸，比一般雇工还干的凶。

穷人们团结起来，原来心不齐如今心齐了，过去有事求东家、现在都在会上讲，大家选出了新村长。开会的时候，佃雇农把全部胜利品都带着，头上新草帽、手里新手巾，用棍子高高挑着五尺长的腰带，嘴里喊着自编的口号： “佃雇户是上等人！”、“伙计们一心团结！”，“拥护共产党！”、“打倒走狗！”，围着村子绕来绕去，互相参观、津津有味。虽然纪登奎们觉得这样很小气（他自己说的），可这却是雇佃们最喜欢的举动，每每乐此不疲，搞得干部也无可奈何。

雇佃开心了，地主们却气不过，晚上就在家里骂：“天天开会，唧咕叨咕个啥?”，“别看眼下把小辫儿提得直耿耿的，到时候老子一脚全踢到河里去”。

对共产党人的作为，王县长当然极不满意。

很多人当官以后喜欢干两件事：一是办学堂训话，再就是演包公办案，王泰恭也这样。大灾荒的时候，滑县的学校基本上停办了，43年底，王县长着手恢复了一所中学（这所学校在滑县牛屯镇，现为初级中学），开学后王县长来训过话、还开讲过《左传》（暴惠民说老王“尤好春秋左氏傳”，大概是缘于此吧）。在其他中学复办以前，教师出身的王泰恭率先做了这件事，的确有功劳。

当了县官当然就要断案，大灾之后有关土地和人口买卖的民间纠纷很多，老王的县衙设在自家院子里，老百姓轻易找不到，所以他有时候也出门办公，那时候国民政府各级官员跑得影子都见不着，正好由得王县长随意扮演包青天。王泰恭审官司的办法是自由心证式的“本官做主”，这样虽然效率低但显得很有派头。

共产党以“上门说理”的方式处理纠纷，有统一标准，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王泰恭断案则出于个人好恶临时决断，并一味地维护少数大户。共产党的办法群众很满意，可部分地主却跑到王泰恭那里告状，老王就给他们翻案。结果，群众拥护大赵小纪部长为“干部”，地主则称王县长为“青天”，这就引发了矛盾。

王县长见自己的判决难以服众，恼羞成怒，就出兵“执法”。

39年底，王泰恭多次报复参加“讲理”的贫苦百姓，造成一百多人被打被抓，九人被杀。常屯村村民王守献因反对王泰恭的断案，夫妻双双被活埋；青抗联干部（学生）王九贤被头朝下埋进树坑……

44年初，纪登奎等人发动雇佃农运动，群众改选了村长。王泰恭认为这是“以下犯上”，带队殴打、追杀参加集会的雇佃农，小石村新当选的村干部丁文典、丁文保被毒打后刺死，一些积极分子被迫逃亡他乡……

这期间，共产党滑县县委多次向王泰恭进行谴责，并且向上级提出了惩办顽固派的要求，滑县附近的八路军也做好作战准备，但边区“三三制”会议经过讨论，没有同意对王泰恭民团实施打击。

上级部门的主要理由是：一、王泰恭部是一支历史上多次抗日的地方武装，应该鼓励他坚持抗日立场，教育他去打敌人而不要打老百姓；二、目前滑县周围日伪势力环顾，王泰恭与杜淑、吴蓝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如果我们加强了军事压力，有可能迫使他倒向日伪一方；三、批评教育王泰恭，有利于孤立打击邵鸿基，能够起到分化国民党顽固派的作用。

八路军准备动手的时候，王泰恭很是紧张了一阵，态度也有所收敛。可雷声过后没见雨到，他立刻就得意起来，这以后，无论共产党怎么做工作，他都认定自己实力强、名声大，八路军不敢打他。

不过，王泰恭确实比以前壮了。杜淑被打垮的时候，他收了些散兵；滑县红枪会被驱散以后，他又收了些游勇；纪登奎在乡村搞运动，一些受打击的地主大户子弟也投奔了王泰恭。40年初，老王的手下有三个团另一个大队2000多人马，很可以得意一番了。

现在看来，王泰恭其实是完全不懂政治的。他没有理解共产党对他一再容忍的苦心，他当然更不会明白：以他的条件，这些中看不中用的散兵游勇越多，只会使他死得更快。

然而，有两个人是肯定知道其中的道理的，一个是吴蓝田，一个是邵鸿基，只是他俩都没说穿，一直把这个傻乎乎的地主县长忽悠到死。

当然，老王之所以死得那么快还有个原因，这时候，他的宝贝儿子——十八岁的哥哥王三祝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