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 王外马甲
家园 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一) 挖坑之前，先聊两句。
司徒兄：
这段文字本来应该是跟在你大作后面的，但由于那里的楼已经太高了，所以干脆另起一贴。
先前，曾经指责你写的东西象是武旭如的口气，是我草率了，我没有注意到那些“注”字。看贴不仔细（按西西河的规矩，应该拖出去、翻过来打
），所以，关于那些话，我收回，并向你道歉。不过，我还是觉得，武旭如是王泰恭的上司，暴惠民是王三祝父子的下级，劫后剩生，回忆往事，他们的主观情绪会不会太浓了一些？马甲曾经看过何应钦的《为邦百年集》，他直接就说：“我们中国的内奸叛徒——中共，一直和日本军阀内外勾结，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共同颠覆我们的国家”，把我吓了一跳。还有，在《抗日战史》上甚至说 “原本纯净的沦陷区，由于新四军之进入，遂成多事之秋”，这真让人无法理解了。
我无法理解的东西，也许司徒兄觉得很自然。毕竟，虽然同文同种，受到的教育不同，历史观也就难免有差异。好在司徒兄现在能够自由地来往于海峡两岸，有条件为消除这些差异做出些努力，而我能做的是，把我的想法尽量告诉你，希望对你分析史料、完成大作有所帮助。
王泰恭和王三祝，在战争史上影响不大，在国民党方面的地位也不高，倒是父子俩都以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对党国的忠诚，这在那个年代是挺难得的。
台湾那边怎么评价他俩,我不知道。大陆这边，对王三祝的评价很槽糕，原因是什么想必你很清楚；对王泰恭，马甲我就乱扯几段，没什么价值，只当和司徒兄交流，也给河里朋友解个闷吧。
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
1944年底，刘大爷他们骑兵团打垮了时锡九，从单县回到四分区驻地。这时候，冀鲁豫四分区的辖区内，长垣县何冠三和滑县的王泰恭都挺调皮。本来，八路军并没有准备打顽军的，当时的计划是先休整学习，再打击孙殿英。但是，骑兵团回来以后，何冠三老实了（骑兵系列里说过，他刚被骑兵修理没多久，知道厉害），可那个叫王泰恭的却满不在乎，倔头倔脑地非要继续惹事不可。
唉！这个王泰恭，是被邵鸿基那老小子给忽悠得糊涂了。
领导首长们开会分析，诊断结论：王泰恭这家伙从43年以后脑袋就进水了，现在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于是乎，风光了五年的王主任、王区长、王县长、王司令、王指挥官，威风到头了。
王泰恭，以前是滑县明原小学（教会学校）的教师，刘峙主豫时，他去 “师资训练所”受训，毕业后回来就当了个联保主任。联保，本来是民国建立时就废除了的封建玩意，可蒋总裁觉得挺好，又弄出来对付共产党，意思是谁要“为匪、通匪、纵匪”，周围的人全跟着倒霉。
这联保主任，官帽比区长小，负责几个保（乡）的秩序，平时查户口、查枪，训练壮丁、巡查警戒什么的，大致相当与派出所所长兼区武装部长，属于公务员了。滑县这个地方，历史上土匪出没，猛人手里有枪有炸弹是经常的事，要当这个联保主任还真需要点胆量才行。王泰恭既能教书也能扛枪，真正文武双全。
38年，日本鬼子占领滑县，政府和军队的人全跑了，没人发工资，联保什么的也就散了伙。王泰恭有志气，凭借九杆枪（其中两支还是用旧零件拼装的，只能看，打不响），拉起一小股游击队，活动于滑县城东南的乡村里。
豫西和豫北一带是数省结合部，经济落后一点、思想也闭塞一点，所以农村的游民很多，地方上，民团、联庄、各种会道门、各股绿林豪杰，那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在这里，搞别的玩意或许不行，起杆子拉队伍倒是基础雄厚、很有传统。
政府瘫了，无法无天。于是“司令赛牛毛、队长遍天下”，有时在一个村宿营的能有八、九个司令。地头猛人中，比较有名的有王德林、侯子固、范龙章、刘明德、何化佛、李桐秀、徐翔九、邵鸿基、乔明理、丁述本、杜淑、王国然、张太公、艾经武、刘杰卿……等等等等，光是在滑县这里来来去去的，十个指头都数不过来，而且个个都比王泰恭的腰杆子粗。所以，谁也没把这位小主任放在眼里。
37年10月，共产党也来豫北拉武装。大名师范毕业的刘大风，搞统战走的是“上层路线”，他跑去找濮阳专员丁树本，劝他守土抗战，还答应帮他宣传发动群众，丁专员被他侃晕了，就给了个番号，请他组建队伍。
刘大风，真能干，手无寸铁，每天跑到一棵老槐树下讲大道理，忽悠来忽悠去，居然不到一个月时间就拉起了二百来人的四支队（现在这槐树下还有块纪念碑呢）。而且，这个忽悠来的四支队还是丁树本部队中最能打的，连战连捷，毙伤日军数十名，名声之响亮，吸引得人民群众纷纷前来投奔。 38年6月，四支队发展成为近千人的队伍，共产党一声令下，就开到冀南，编为东进纵队7支队了。
这支部队，就是后来的冀鲁豫19团、中野2纵6旅16团、10军29师85团 、15军29师85团、空降兵１５军 ２９师 85团、陆军第17军29师85团、47集团军56师166团、现在的兰州军区第47集团军56旅。谁能想到，一支从槐树下鼓动来的部队，最后能在上甘岭打败美军，并且还曾经飞到天上去，成为了中国军队的王牌。
临走时，四支队留下一个连，与濮县、清丰等县的游击队合编为黄河支队。
四支队走了，丁树本有点不高兴。从此，他只让共产党人搞宣传，再不许八路干部带队伍，生怕又把人马拉走了。
三七年八月下旬，陈再道组织了漳南战役。一鼓作气，消灭伪军郭青、李台、王自全等部共四千众人，然后顺便南下，解放了滑县城。伪军扈全录想跑，被八路军追上一顿胖揍，俘虏了一千四百多。这时，国民党滑县县长陈曙辉看见八路军实在英勇，就带领五百人接受收编，加入了黄河支队（黄河支队总人数一千四，所以，陈曙辉部只是黄河支队的三分之一）。
老刘他们骑兵团也参加了漳南战役，但没有到滑县来。当时，他们正在忙着打安阳的日军呢，骑兵先把敌人引到大寒集，然后设伏猛打，战果还可以。在骑兵系列之“漳河店伏击战”的最后，马甲曾经说：“在接下来的漳河南战役中（38年8—9月），日军就集结200多人，乘汽车追击骑兵团，结果，在我军英勇阻击下，被打得很惨，只跑回去60多人”。讲的就是这件事。漳南战役消灭了不少伪军，可是既然遇见了日军，八路还是要打的。不过，那时候，刘大爷还是个新兵，光守马桩了，没有冲锋陷阵。
共产党八路军忙打仗的时候，王泰恭也没闲着。兵荒马乱的，附近村的老百姓担心身家性命，想请王主任帮忙看家护院。老王拍胸脯答应了，不过要让各村出钱买枪。就这么着，队伍壮大了起来，王主任于是每天带手下出操，还要训话，大道理乌拉乌拉的。毕竟是教书先生出身，和一般土匪就是不一样。
滑县救国联合会的主任袁丙善是个开明绅士，觉得王泰恭出操训话，做派和共产党有点象，一定很有前途。就几次跑去劝他参加八路军黄河支队，王泰恭不愿意，因为当八路就要到处走，他可不想离开家。
十二月，三四四旅独立团由林县地区进入豫北。一九三九年三月，新老八路四千多人整编为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支队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黄河支队成为了冀鲁豫支队三大队。从这以后，黄河支队演变为八路军新2旅6团、新四军3师8旅24团、四野2纵4师12团、39军115师345团，解放军头等主力师、抗美援朝的王牌部队啊。
王泰恭没加入黄河支队，真是错过机会了。
濮阳专员丁树本到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开了个会，回来以后，政治态度就变了，开始多方限制共产党的抗日力量。同时，豫北专员龚伯令也不肯给八路军和群众团体供应粮食了。
怎么会这样呢？
抗战开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也意识到这场战争应该是持久战，但是，一时半会地却没想好应对的办法。
于是，蒋介石演讲的时候，说话就象是个连长：“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持久消耗战。守住一个地方或一个据点，无论敌人如何猛烈轰炸、冲锋射击，我们只是镇静防护；要固守阵地，坚忍不退；坚守阵地，乘虚出击；还要讲求防避敌机大炮战车毒气等的方法”（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
这样一来，国军要么死拼，要么就乱跑，敌后战场一片散沙，这时候，只有共产党敢于成建制地插到敌人后方去。
结果，没多久，八路军、新四军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军队由3万发展到18万人，人口近5干万。这下，国民党慌了：“我们抗光了，他们扩大了，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就开会。39年1月，国民党九届五中全会通过设立“防共委员会”的议案，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明确指示：“防止异党活动而消灭赤祸于无形，事关党国大计”。（原件存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这成了以后制造摩擦的理论根据。
国民党这时也认识到应该加强敌后作战了。39年，派遣约60个师的兵力进入敌后，开辟了华北、华中、华东、华南敌后游击战场。他们认为，共产党那么几个人就能建立根据地，国军派更多的部队去、派更多的官员去，那就更没有问题了。
蒋总裁犯了一个错误。他忘记了，共产党是游击作战的专家，而国民党却是外行。
比如，蒋介石讲：“所谓游击战，实在是正规战之一种，一定要正式的部队才能够担任；临时集合的队伍，只能叫别动队”（蒋介石《对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训词》），而共产党则知道：“必须使游击战与群众的利益密切结合。没有和群众利益结合的游击战争．就不是游击战争了，而是别动队” （《刘伯承军事文选——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
共产党知道，游击战属于非正规的作战，它没有战线和后方。更强调主动性，强调先发制人、出敌意外，要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应化整为零、分散机动，决不能死守防地、呆滞不动。要始终把握“依照情况使用兵力的自由”和“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的自由”。
而国民党对游击战的指导，首要却是“确保根据地”，其次才是“相机出击”。游击军采取阵地防御战，分兵堵口、节节抗击。各部队不变换位置，越受打击越不敢分散兵力，结果以师、团为单位敌前机动，打又打不赢，走又走不掉，损失很大。
从39年起，国民党进入敌后的军队就远远超过了八路军。到40年的顶峰时期，豫北、豫东的国民党除了正规军队，仅收编的地方武装就有27个纵队、32个支队，自卫军第一至四路和四个游击司令部，其他各类官员更是蜂拥而至，势力十分强大。所以，从39年底到40年初，国共第一次大摩擦爆发，国民党认为能很容易地把共产党赶走。可是，几年过去，那些正规军和杂牌军灰飞烟灭了，八路军还在。
中条山、太行山，国军打得够顽强，但终究也免不了溃败，第一个原因就是战术太呆板。甚至日军也认为：“重庆军比较容易击败，但要捕捉采取分散战术的共军则极为困难”。
还没有弄明白游击是怎么回事就来指挥游击战，战术素养准备不足，先就输了一半。
在滑县，王泰恭开始试着打日本人了。豫北一带，交通状况不大好，鬼子就着手修建滑（县）长（垣）公路，担负着看家护院任务的王主任觉得，把公路修到家门口，日本人倒是方便了，自己的日子却恐怕不好过，于是决定去捣乱。
选了十来个胆大的一起去。第一次开火，大家心情很激动，噼啪放了一通，把监工的和干活的都吓跑了。虽然一个人也没打着，但人民群众都很佩服：这王主任！官不大胆子倒不小，竟敢调戏日本人。
抗日的旗号打起来，有人歌颂，有人扛枪入伙，老王从没让人这么表扬过，心里高兴啊，这抗日工作，有面子，真好。于是就盼着日本人赶紧来修路，再搞他几枪。
这边还没和鬼子打上，那边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打起来了。王泰恭什么党也不是，是个信耶稣基督的，他跑去问上帝：主啊，不是国共合作了么，怎么又打起来了？先前这两拨人还在一起喊口号，怎么说翻脸就翻脸了？阿门。
上帝说：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本帖一共被 7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原创】敌后游击 摩擦 王泰恭(九) 豫北，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统治最漫长的地方。从夏商周到清朝民国，从盘庚到袁世凯，各种各样的政治人物在这里来来往往，这里的人们，似乎对社会动荡早已习以为常。然而，44年的4月，这块土地接触到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一支全新的力量使贫苦农民第一次成为自身利益的代言人，也第一次将地主阶级排除到了权利核心之外。
地主们惊慌了，王泰恭愤怒了。面对变革，他拿出了习惯的应对手段——镇压。
在岳营集，宣传“合理负担”的征收员马玉文被杀害；在东杏头村，村长刘光学及六位村干部被活埋；最早实施减租减息的岳村被抢劫一空，带头缴纳公粮的谷姓及马姓家族共三十五口，不分男女老幼一起被杀；呼沱村妇女主任被殴打至死……只要地主“告状”，王泰恭几乎是“有求必应”，他的民团捣毁村公所、铲除标语、洗劫财物、打人、杀人，使得村干部和民兵不敢回家、无法开展工作。
基层组织多次汇报：“目前顽固派的压迫现象很严重”，但上级出于统战考虑，仍然主张“对抗日又反共者，要扩大其抗日的一面，批评其反共的一面”，县委耐心和王泰恭进行交涉，未见成效。面对民团的高压，共产党步步退让，结果在基本群众中造成了情绪波动，有人说“当初发动我们起来闹，现在有事就不管了”，还有一些人选择了叛变，致使一些乡村组织大换班甚至面临瘫痪……
恶化的局势再次反馈到上级，又引起了边区三三制会议的激烈争论（当时正值整风运动高潮，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强调思想方法，遇到事情总要讨论好久）。
就在边区对王泰恭举棋不定的时候，王三祝掀起了新一轮风波。
王三祝是王泰恭的次子，1926年生。15岁入中央军校洛阳分校（也称一分校）十六期步兵科，他接受的是“丙种教育”，比较正规——入伍军训半年、在校学习一年半、毕业后再当半年少尉见习排长——44年回到家乡担任民团训练队大队长。这个训练队的成员多是地主富家子弟，反共意识很浓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路口巡查过往人员和物资。
豫北西依太行，东连齐鲁，南接新乡，北临漳河，平汉路贯穿其中，滑县正处于太行区到冀鲁豫区的地下交通线上。交通线的主要任务是：传送情报、文件；护送干部过敌人封锁线；为根据地购买紧缺物品。这三项工作原本互不隶属、各自运作，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安全，没想到，却同时遭到王三祝的破坏。
当时，滑县通往（卫）河西的路口被日伪顽控制，集中运输很困难，通常是雇请群众、采取零散携带的方式，将纸张布匹等物资带过封锁线。老百姓走一趟来回两天，可得冀钞25元（相当于一块大洋），其中路上花费15元，自己能留下10元。这“花费”除了个人吃住还包括给岗哨的“好处”——在通常情况下，递上两盒“一品香烟”或者水果糕点，三五个人过关卡是没问题的
可是，自从王三祝守路口，这些群众就过不去了。他手下各乡各村的地富子弟都有，只要核对一番，那些“走亲戚”之类的借口就会露馅，谁家需要纸、谁家买得起布也容易被他们识别出来。训练队检查得很严，被查出来的过路百姓（多是为谋生而“送货”的贫穷农民），统统被冠以“通匪资敌”罪名，不是打就是杀。一时间，造成滑县运输线中断，老百姓被迫绕道从日伪哨卡通过。
情报、文件传递是由八路军敌工部负责的，而豫北敌工部的创始人正是叛徒吴蓝田，王三祝和他紧密配合，指挥训练队捕捉我地下交通员二十多人，杀害马凤妮等九人，并且将截获的情况通知吴蓝田，致使我军在日伪的内线组织被破获，十位地下党员牺牲了七个……
交通员李磨妮的办法是把情报藏在油条内（她自己无权知道内容），遇到关卡查得严就把情报吃掉。有一天她连吃了四次油饼油条（唉……真憨厚），第五次就被王三祝抓住活埋了。开油饼摊的李秀真老太太侥幸脱险（49年10月1日，这位传奇女英雄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她的儿子却被王三祝杀害了。
44年夏，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带领整风队到太行根据地参加整风，四分区派考虑到王泰恭有在河边上打埋伏的本事，派骑兵团包围李源屯和上乐村，并在河口截留百余只小船，确保干部们安全地渡过了卫河。
八路军之所以围而不打，是出于统战的目的，然而王三祝却并没有因此醒悟，反而更为变本加厉。在破坏运输线和情报网的同时，进一步攻击地下交通站。
交通站是在军区领导下担负重要护送任务的部门，其主要成员一般不参加公开活动。抗战以来，豫北交通线曾经护送刘少奇、邓小平、陈毅、杨得志、杨勇、吕正操、舒同、肖华等领导安全通过敌占区，效率高、素质也很可靠。然而，王三祝在吴蓝田的帮助下掌握了地下交通站的工作规律，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就破坏了设在白道口的滑县交通站，枪杀站长李忠喜等四人……
44年下半年，党的“七大”即将召开，交通线任务也日益繁忙，并且，在七大结束之后，将会有大批高级干部（包括陈云、陈毅、李富春、罗荣桓、滕代远等党政军领导）经过豫北交通线返回工作岗位。王泰恭、王三祝的表现使得这条通道危机四伏，因此，冀鲁豫军区提出：45年春季之前一定要控制卫河周边的交通要道，把日伪顽匪势力驱逐出去。
盘踞这一带的隐患，包括孙殿英、贾席珍、王森、李小孩和王泰恭等部（吴蓝田早早就退出了“惹事地带”），八路军以谈判的形式与王泰恭交涉，但他自己却选择了一条死路。
44年7月底，骑兵团离开四分区驻地参加湖西反顽和南下作战，这一走就是小半年。王泰恭以为八路军主力不会回来了，顿时肆无忌惮，到了10月份，老王又被忽悠成“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就更加得意忘形了。
这个“指挥部”是邵鸿基捣鼓出来的。
前些年，邵专员曾经向汪精卫报告孔祥榕贪污，惹得蒋委员长发脾气下令调查，结果，“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孔祥榕改任“中央救灾准备金主任委员”，而邵鸿基的中央监察委员资格却不见了——邵专员从此知道了“四大家族”的厉害，宁愿当空头专员打游击，也不敢跑到重庆去。
44年秋，谁都知道日本人快完蛋了，可一场“豫中会战”却把河南的国军打得落荒而逃。这时候如果能弄出点政绩，在“國府豫北軍政解鈕的黑暗年代,在孤立無援的冀魯豫邊區遙奉國府正朔,等待國土重光之日”，无疑是个政治资本。邵鸿基知道国府不待见他，于是自说自话地成立了个“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先把牛皮先吹出去再说（就凭这个，邵鸿基以后当了“制宪大会代表”、“宪政促进委员会委员”，虽然没啥实权，毕竟还是中央官员）。
联合指挥部一相情愿地“指挥”周围所有的地方武装，号称有五六万人马，实际上不过是骗人过干瘾罢了。
各乡村民兵队被算做“联合指挥部”部下，共产党只是一笑了之；可当李小孩知道自己也被 “收编”为大队长，顿时觉得受了侮辱（人家自封的是司令），立刻就和“顶头上司”王泰恭打了一架。其实，就连组建指挥部的几大“巨头”也尿不到一壶去，王森（字国然）和邵鸿基是死对头，从42年开始恶战十多次，到45年王泰恭死了以后他俩还在打。这样的“联合指挥部”，能联合出个啥？
当初，王国然（登封县长）同意联合，是觉得要给滑县县长面子，毕竟一笔写不出两个王，两笔写不出俩县长；而宋新吾愿意联合，是指望老王给他提供粮草；至于邵鸿基，当然是想要捞取政治资本；大家都明白这个指挥官不是什么好差事，只有王泰恭美滋滋地以为自己很不得了。
聯合指揮部的軍令之效用完全視參與聯盟各部隊的誠意,主要功用在聯絡各部指揮作戰以及調節各部補給,所以只設政治部與軍需處.聯合指揮部參謀長由王部的孟繁棟擔任,副官長由王部的丁佩卿擔任,政治部主任由邵部的白彰五擔任,軍需處處長由宋部的劉靜山擔任。于是乎，邵鸿基掌握政治部，他提个说法，王泰恭就去喊口号；宋新吾把持军需处，他造个计划，王泰恭就去办粮草。“游击支队，吃饱就睡，进到村里，翻箱倒柜”，各路人马都打着“王指挥官”的招牌惹事生非。
党龄最短、职务最低（别人都是纵队司令，他是支队司令）、人马最少、经验最差的王泰恭，却莫名其妙地成了“最大的顽固派头子”。到最后，当王泰恭挨打的时候，邵鸿基和王国然派部队意思一下就走了，宋新吾则干脆没露面。结果是，这倒霉的“联合指挥部”成立三个月，最坏的孙步月、最毒的吴蓝田、最讨厌的邵鸿基、最混蛋的李小孩、最能打的王国然……都还活着，惟独最笨的王泰恭先死掉了。
从44年10月到44年底，由于边区政府意见不统一，四分区一直在和王泰恭谈判交涉。共产党要求他停止对“减租减息”运动的破坏、停止对抗日军民的袭扰；我方愿意把几个区交给王部民团管理，但底限是通往卫河的要道路口必须由八路军控制——王泰恭不肯接受。
就在谈判过程中，日伪军对豫北根据地实施了大扫荡，从卫南县和滨河县接连传来的坏消息，刺激了谈判双方。
卫南是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区设立的一个县，二十一团开赴湖西后，长垣县大队升格为“独立支队”在这一带活动。在反扫荡中，独立支队由于侦察判断失误，导致两个连牺牲、支队副司令员阵亡。这消息七传八传，到后来就变成了“八路军一个团全军覆灭”，王泰恭得知以后极为亢奋，在谈判中不仅拒绝了八路军所有要求，还进而提出共产党应当退出卫南，滑县部分归他管理，长垣部分交给邵鸿基。
扫荡卫南之后，日伪部队又窜入滨河（滑县、长垣、封丘交界地），制造了多起惨案。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对豫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但实事求是地说，四分区的反扫荡很不成功。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主力部队都被抽调外出作战，地方部队战斗经验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顽固派的干扰摩擦产生的恶果。
比如在小渠村，村委会的工作在先前就已被王泰恭民团破坏得几度瘫痪。当日军骑兵第四旅团接近村庄时，共产党动员群众撤退，反动民团却朝民兵打冷枪，地主趁机说“日本人只是来抄窝主（赵紫阳的外婆家在小渠村），大家不要替共党挡枪子”，使得大部分村民不听干部指挥，结果，留在村里的六百九十多人全部被日军杀害。
“小渠惨案”使各级组织深刻认识到，没有坚强可靠的基层领导就难以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然而，日军扫荡之后，王泰恭却以“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的名义，借口“八路军维护地方不力”，要求共产党交出地方政权。
邵鸿基的六支队（何冠三部）在长垣频频出击，王泰恭的一支队在滑县十分猖狂，其他民团则观望八路军的态度，贾席珍、王森、李小孩也蠢蠢欲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冀鲁豫边区政府终于下了最后决心。
44年12月10日，在大王庄召开的“统一战线研讨会”上，与会代表一致认为——王泰恭顽固不化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同意八路军四分区将其消灭。
关键词(Tags): #王泰恭(朴石)，家园 送花，此系列貌似差一尾巴，急盼 家园 这个系列早已完成，最后一部分在这里
家园 2006年最有意思的一个帖子 斯图卡老兄气势汹汹的来踢场子，结果被真金白银的马甲打得是满地找牙，抱头而归。
家园 马甲兄有时间的时候能否罗列比较一下同时期其他伪顽 与我军民发生冲突的情况以及杀害我军民的情况呢？
单从老王杀我人民这个角度来看，他被击毙也没什么太冤的。但如果同期的李土匪、王国然、吴蓝田等人杀害进步民众的烈度与老王相当，而八路未予打击，却单单打死了老王，这个结果我还是会觉得遗憾，至少是觉得老王虽然该死 但那些家伙比他更该死(因为不如老王抗日坚决)却没有受到八路打击，有点不平。
马甲兄能否从这个角度讲讲。
另一个老王难脱干系的就是他那混蛋儿子。小王那样肆无忌惮地屠戮人民，你老王就算管不了，可如果真有与八路缓和关系的心，至少在人八路主动找你谈判时也该有所表示和让步。可他在谈判中却表现得很强横，这对八路而言，无异于是对小王残杀人民做法的承认和支持，自然会被解读为老王会变本加厉地反共害民。既然如此，当然就不必客气了。
老王这种书香门第之人，所受教育应该是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了。可他杀起乡亲来却如此惨无人道 --- 不仅杀，而且还是虐杀、恐杀。儒学中的“仁”之一字，不知他丢到哪里去了。由此可见，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于民则残酷无情，于国家则百无一用。单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的出现及其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远景而言，不无积极作用。
家园 有老话说的好 不打坏的，不打懒的，就打不长眼的。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敌后部队都不可能跟所有敌对方同时开战的，那么要打就要打对自己妨害最大的。看看当时与八路军敌对的势力，连伪军都知道让出要冲自保，而王先生却不知进退卡住咽喉要地又打日伪又打土共还不讨好国民党，这样的位置，不被打才是稀奇啊
家园 你对八路的要求太高了 单从老王杀我人民这个角度来看，他被击毙也没什么太冤的。但如果同期的李土匪、王国然、吴蓝田等人杀害进步民众的烈度与老王相当，而八路未予打击，却单单打死了老王，这个结果我还是会觉得遗憾，至少是觉得老王虽然该死 但那些家伙比他更该死(因为不如老王抗日坚决)却没有受到八路打击，有点不平。以八路当时的实力，还不足以先按罪行排队，然后从大到小一个一个消灭。罪行最大的是日本鬼子，八路也只能一点一点地消灭。是不是在消灭罪行第一大的之前，对罪行第N大的只能看着？否则，就有点不平？
家园 这个“由此可见”逻辑很不严密 老王这种书香门第之人，所受教育应该是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了。可他杀起乡亲来却如此惨无人道 --- 不仅杀，而且还是虐杀、恐杀。儒学中的“仁”之一字，不知他丢到哪里去了。由此可见，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于民则残酷无情，于国家则百无一用。单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的出现及其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远景而言，不无积极作用。
家园 俺的意思小寒明白就好了 我这里仅以老王一人为据就得出了那个结论，逻辑上当然不严密。但如果为了绝对严密，除非完成穷举。而穷举又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不是这个结论就根本下不得呢？
其实，看看国府中人，(不少)军官对士兵凶悍残暴，(不少)官僚士绅对民众疾苦淡漠冷酷反无情盘剥，对敌方阵营人(无论是日寇还是共党)多有虐杀劣行... 这些可都是旧学中人啊。
家园 不仅是穷举的问题 老王这种书香门第之人，所受教育应该是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了。可他杀起乡亲来却如此惨无人道 --- 不仅杀，而且还是虐杀、恐杀。儒学中的“仁”之一字，不知他丢到哪里去了。由此可见，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于民则残酷无情，于国家则百无一用。单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的出现及其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对中华文明的发展远景而言，不无积极作用。
1。所受教育应该是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这个属于猜想。而且，这个“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到底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或者几个私塾老师传授的就算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了吗？我认为所谓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是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角度上讲的，并不存在于个体中。儒学中的“仁”，还有其他一些好的方面，是其中的一部分，也是现在仍然被这个社会所认可的道德底线。但是，儒学必然也有不好的一部分，他们算不算正统？这个需要两说。还有儒学也只是“正统中华文化价值观”的一部分。
2。“老王这种书香门第之人”。这个也有商榷之处。书香门第这是指一个家族，但是其中“所受教育”后是不是真的就能够继承“书香门第”可不一定。败家子总是有的，宁荣二府家的那些少爷有几个像是书香门第出来的？他们受了教育，但不等于他们接受了那种教育，这是俩回事。
3。他杀起乡亲来却如此惨无人道 --- 不仅杀，而且还是虐杀、恐杀。这体现的是“老王这种书香门第之人”对底层劳动人民的蔑视轻视。这一缺陷，在传统文化，君子文化里面似乎是存在的。贾政也算是个忠厚的人了，对大年夜前送租子来的，也是斥责一番：这真正是不用过这个年了。可是，孔子老夫子马棚被烧，也是先问有没有人受伤。从这一点来说，滥杀虐杀似乎更应该从经济、政治的角度去考量，而不应该责难所谓的传统文化。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之间的冲突，本来就存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到尖锐得你死我活的情况，太正常了，这是马Mr早分析好了的。
4。中共的出现及其后来对传统文化的打击。这个也得分着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有打击得对的，妇女解放和打击封建迷信，等等，也有打击的不对的，尊师重教，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这就不对。九哥说“不无积极作用”，我明白你说什么，不等于别人不纠着不放。
“旧学所教育出来的人，于民则残酷无情，于国家则百无一用”这个大帽子太打击人了。
我以为文化是把历史中那些好的事件精炼出来，引导我们这个民族，加上选择外来新思潮的可取之处，重建一个精神家园。那些不好的，我们用龟壳战术，拒不承认
。旧学这个词，在是什么都没有定义的情况下，跟九哥抬杠这么多，
90％的争论，都是名词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