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油印博士”

　　1920年12月，邓小平远涉重洋，到法国勤工俭学。从此，他便走上了漫长、曲折而又光辉的救国救民之路。

　　16岁的邓小平到达法国后，严峻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花多数时间做工。他开始在克娄梭钢铁厂打杂，后又在巴黎比扬古雷诺工厂当过钳工，在火车上当过铲煤的司炉，还到饭馆里做工。只有极短时间在贝页中学、夏蒂荣中学等校学习。

　　俄国十月革命对法国影响很大，法国的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也广为流行，邓小平加入了法国共产党。1922年又参加了由周恩来和其他中国青年创建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4年下半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青年团旅欧总支部领导。在此时期，他参与主办帮助在法国、比利时和德国的中国同志学习理论的油印杂志《赤光》，他不但参加编辑、撰写，还刻蜡纸、油印、散发，十分活跃。因为他刻写的字迹端正、有力、版式设计美观、活泼，被大家誉为“油印博士”。

　　1925年，邓小平又担任里昂区党的特派员，并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及华工运动。

　　由于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遭到了法国政府的迫害，于是在第二年1月从巴黎经柏林到莫斯科，先到东方大学，后转入中山大学读书。

蒋经国的团小组长

　　在中山大学学习时邓小平曾担任一个班的团小组长，而蒋经国也就被编在这个小组。当时蒋经国仅有15岁，个子矮小，只有1．51米多点，但在全校数百名学生中却是年纪最小、又最活泼的一个。

　　邓小平虽比蒋经国大6岁，但个子也不高，排队时总和蒋经国站在一起，肩挨着肩。邓小平爱说爱笑，具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而且知识渊博，再加上邓小平是蒋经国的组长，因此蒋经国很尊重邓小平，把邓小平看成是“大哥”、“学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芬柯街，是一座规划宏大的四层楼房。冬天的莫斯科河结着厚厚的冰，如一条银白色的带子。尽管这时的莫斯科十分寒冷，邓小平、蒋经国等同学还是喜欢在饭后到操场上或莫斯科河畔散步、聊天。他们最爱听邓小平讲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和带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斗争故事。那时邓小平总围着一条蓝白相间的大围巾，一天散步时，蒋经国好奇地问邓小平：你干吗老围着这么一条大围脖？邓小平对他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特别是拣马粪挣钱最多，干一天能够一个星期的花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这么一条围巾，因此他们每人也有这样一条。邓小平每次谈话，都能激起蒋经国的浓厚兴趣。

　　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蒋经国和邓小平亲密无间。后来，邓小平曾回忆说，蒋经国在这里“学习得不错”。谁也没能料到两个当年同窗共读的学友，60年后，会成为台湾海峡两岸的实权人物和政治对手。

23岁的中共中央秘书长

　　中共中央根据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及邓小平的实际表现，1927年春天决定调邓小平回国工作，同年2月，邓小平从莫斯科出发，回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上海。

　　邓小平回国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处于走向破裂的前夕，政局十分动荡。3月，党中央分配邓小平到西安，在那位接近共产党的“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里工作。

　　1927年6月，冯玉祥下令所有在他部队工作的共产党员集中到河南开封，名为训练，实是“礼送出境”。这时，邓小平按照党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当时从上海迁到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邓小平到了汉口后，向党中央汇报了冯玉祥对共产党人的政治态度及中山军政学校的情况，中共中央负责人赞许了邓小平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时的业绩，并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

　　随后，武汉政府公开反共，制造了“七．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更加恶化。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环境，保护革命利益，邓小平将原来邓希贤的名字改为邓小平。1927年8月7日，瞿秋白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党的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并确定在湘、鄂、赣、粤四省举行秋收起义，邓小平列席会议，并在会上听到了毛泽东的重要发言，认为毛泽东的观点十分正确，而且措施具体，是当前党应采取的。从此，邓小平和毛泽东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到了上海。不久，23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在党最困难的时期，他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工作需要，邓小平留在上海党中央机关，以党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协助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李维汉、任弼时等负责人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并指导各个革命根据地军事斗争与白区的秘密斗争。

到广西改造旧军队

　　1929年3月，爆发了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与桂系之间的战争，李宗仁、黄绍告、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战败，被驱逐出广西，由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主政。俞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任广西省绥靖司令。那时俞、李正酝酿反对蒋介石，他们全部释放了被国民党逮捕的革命者罗小彦等人，并且表示愿意和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到他们部队工作。

　　获知这个信息后，中共中央立刻进行了研究。

　　“派邓小平同志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

　　因为邓小平回国后工作干得相当出色。

　　经周恩来推荐和中央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便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于当年7月初到达了南宁。张云逸、叶季壮也前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邓小平到达南宁，化名邓斌，与俞作柏、李明瑞接洽，并发展革命力量。他了解到俞系国民党左派领袖，“四．一二”政变后曾被桂系军阀政府通缉，一度还逃往香港，经验使他倾向中国共产党。而李明瑞也不满桂系军阀排除异己和迫害俞作柏的行为，也对共产党有了好感。

　　邓小平还了解到中共党员俞作豫是俞作柏的弟弟和李明瑞的表弟，他的革命行动对俞作柏和李明瑞影响很大。于是，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及时地做好了上层工作。促使俞、李同意创办军官教导总队，并把中共党员渗入到广西省党政军机关中任要职，当时共产党员张云逸在教导总队任副总队长，共产党员罗少彦任教导总队政治教官，共产党员陈可福、陈可夫任俞作柏的秘书。

　　为达到改造旧军队的目的，邓小平还从各地抽调了1000多名觉悟较高的老班长和老兵到军官教导总队学习，从广西、广东选调工人和学生党员担任教导大队各连队的连长、排长，并在各连相继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不到两个月时间相继发展了李天佑、卢绍武等300多人为中共党员，使教导大队增加了党的血液，对改造旧军队起了很大作用。

　　对于少数政治上反动的军官，邓小平采取“调虎离山”之计。一方面给他们较高的职位，一方面削弱他们的军事指挥权，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再也不能影响士兵群众。

　　邓小平还派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警备第五大队长，张云逸担任警备第四大队长、李谦为副大队长。使共产党人得到了这两个大队的领导权和指挥权。张云逸、李谦、俞作豫又按邓小平的指示，对第四大队、第五大队进行了一系列改造工作。两个大队的人数分别由1000多扩展到2000多人。

　　为了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邓小平和广西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深入到南宁郊区调查研究，指导农民运动。后通过俞作豫对俞作柏、李明瑞多次作工作，达成了同意在广西建立各级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决定。

　　8月中旬，广西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南宁胜利召开，会议成立了广西省农民协会，选举共产党员雷经天为会长、共产党员韦拔群为副会长，黄永达、张弟杰、张震球、李干、黄西祥、陈洪淋等为委员，并决定出版《广西农民》三日刊，后来此刊成为中共广西省委指导工作的机关报，对革命事业起了很好的作用。

　　为适应革命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和俞作柏多次交涉，以成立“右江护商大队”名义，拨给东兰县凤山区农军一个营的武器装备，并推荐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右江、左江各县县长。

　　9月1日，邓小平在南宁津头村秘密召开了中共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会上，他强调要警惕蒋介石、汪精卫和桂系军阀势力的活动，抓紧有利时机，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起义，建立红色革命根据地。

　　会后，邓小平获知汪精卫派薛岳到广西南宁游说，想拉扰俞、李与张发奎联合反蒋，他一方面亲自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混战，一方面指示所属部队做好准备，以应付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阻而出兵失败后可能出现的局面，使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可随时离开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

　　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邓小平的所料，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执意出兵西江攻打广东。邓小平当即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是新建部队及需要保卫后方为由，把部队留在南宁。同时，张云逸还被委任为南宁警备司令。

　　9月底，俞、李在南宁召开讨蒋誓师大会，10月初出兵广东，进攻陈济棠。

　　俞、李部队还没出广西，其部属杨腾飞、王权和吕焕炎就率三个师叛变，投降了李宗仁。王权甚至还通电拥蒋，俞、李反蒋失败。消息传来，邓小平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指示第四警备大队的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协助地方发动群众。张云逸还以南宁警备司令的职权，接收了省军械库储存的武器弹药，准备好10多艘汽船和民船停在邕江边，随时准备将武器弹药运到左江。

　　10月中旬，在南宁海关码头，大批工会会员和农会会员协助部队，把军用物资搬上了船。邓小平也率领党委机关干部、警卫部队，随船驶往百色。两天后，张云逸按邓小平的布置，也率领第四警备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分学员，由陆路沿右江向百色前进。

　　正当张云逸率队赴百色时，俞作豫根据邓小平的安排，亲率第五警备大队向龙州开去，为后来的龙州起义准备了条件。1929年10月20日，邓小平率领的军械船和警卫人员到达了恩隆县平马镇，和从陆路行军早到达的张云逸会师。后来张云逸曾在回忆中写道：

　　“……我们到达平马不久，军械船也到了。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步安详。我们马上迎上前去，叶季壮就给我们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您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

　　“邓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一时忘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相互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一些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保存起来。

　　“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邓小平就和我住在一起。”

除掉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

　　10月22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率部队到达右江地区。

　　他们立刻开展宣传，组织、动员群众、筹划武装起义、成立红军、建立工农民主政府的准备工作。当时右江地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热情十分高张。邓小平迅速召开前敌委员会，在会上，他分析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是充分发动群众，在群众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使群众明确武装起义对推翻旧政府，建立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政权以及打土豪、分田地、改善工农生活的意义。

　　在工作基础好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进行反霸斗争。

　　为保证武装起义的胜利，邓小平还强调在部队中要清洗反革命分子，邓小平还从教导总队中抽调优秀学员补充担任营、连、排领导骨干，从农民自己的队伍中抽调一些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的队员充实各连队，使部队增加了新的血液，出现了官兵平等，军政、军民关系和睦的新气象。

　　在整顿军队的同时，邓小平还充分发挥右江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的作用，团结教育贫苦农民，大大提高了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接着组织七八人的宣传队，深入山区、农村、街道广泛开展宣传，进一步奠定了武装起义的群众基础。

　　邓小平、张云逸率领的部队进驻百色后，右江地区的地主豪绅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垂死挣扎。他们一面纠集反动民团，占据要点，一面和熊镐率领的警卫三大队秘密勾结，妄图消灭第四大队，镇压革命群众及武装起义。

　　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看穿了熊镐的面目，认识到熊镐的警备第三大队表面与第四大队是“兄弟”部队，实际听命于桂系军阀。

　　这时，奉议农民截获到黄绍告给熊镐发出的“先发制人”的密令，邓小平果断命令张云逸作好准备，歼灭熊镐部队。在邓小平、张云逸的指挥下，第四大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全歼第三大队1000余人，并击毙大队长熊镐等反动军官。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将农民协会改名为县革命委员会。

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百色沸腾了，张云逸宣布成立红七军

　　1929年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要求在左右江创立革命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红7军的番号，并委任了负责人。

　　邓小平立即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及具体部署作出了决定。会议决定，用4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起义准备工作，在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1929年12月1日，邓小平率一部分干部要到左江地区去部署龙州起义。临出发，他紧握张云逸的手说：“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小平又说：“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7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7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8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小平说着，跨上马，急驰而去。

　　张云逸根据党委会议的决定和邓小平的部署，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了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及地方武装编成三个纵队。第1纵队由原第4大队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2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3纵队由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扩大教导队。

　　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已达到4000多人。

　　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等同志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宣传革命纲领，起义前，广大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1929年12月11日，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

　　张云逸穿着崭新的灰色军装，头戴红星军帽，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粤东会馆大门。

　　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个字十分醒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

　　“吹集合号！”他发出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4大队、教导总队官兵身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精神抖擞地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领导人登上主席台。陈豪人庄严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7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呼喊着，庆贺人民军队的诞生。

　　接着，陈豪人宣布红7军领导机构成员：“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邓小平的化名），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大会结束后，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阵阵口号回荡在山城上空。

　　红7军诞生及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后，右江沿岸各县也相继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百色起义前，李明瑞从龙州来到百色，邓小平、张云逸代表党组织与他进行了谈话。他表示愿留在革命队伍里，随即返回龙州参加领导龙州起义的工作。

领导龙州起义

　　龙州，位于广西左江上游，是我国西南部的边陲重镇，水陆交通便利，也是左江各县的政治和文化中心。

　　邓小平在领导百色起义的前夕，曾派共产党员俞作豫率警备第五大队先到龙州，配合早些时候在龙州开展工作的共产党员何建南等，恢复和发展群众运动，扩大武装力量，准备武装起义。

　　俞作豫在1929年10月初到达龙州后，便召开了党员会议，传达了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关于在龙州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部署了收编、改编旧军队的工作，使龙州地区的共产党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邓小平与共产党员何世昌、严敏等来到龙州后，检查了俞作豫前两月的工作情况，并介绍了右江第四大队改造军队的经验，明确提出要抓紧对部队进行改编。

　　李明瑞、俞作豫、何世昌等人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分头动手，以共产党员替换了反动军官，并对部队进行整顿和充实，争取了大多数士兵。

　　邓小平还将原来的《群众报》改为《工农日报》，增加了党的刊物《左江红旗》，大造革命舆论，一批优秀的工农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扩大了党的组织。

　　邓小平到龙州虽只有很短的时间，却对龙州起义起了极大的作用。

　　1930年2月1日，龙州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红色的标语，农会会员，农民赤卫队员，肩扛梭镖、土枪，涌进城来，工人赤卫队员佩戴红袖章，步伐整齐地走向中心广场，士兵们举着大旗列队经过……革命歌声、口号此起彼伏。

　　主席台上，起义的领导人胸佩红花，在热闹的气氛中宣布了起义的开始和中共中央颁发给起义队伍红八军的番号及领导人的委任。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治委员。

　　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治部主任何世昌在会上讲了话。

　　俞作豫还带领全体红八军将士面向军旗庄严宣誓，表示坚决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怕任何牺牲。

　　邓小平领导龙州起义后，为了加强地方工作的领导，成立了中共左江特区委员会和左江地区革命委员会。严敏任中共左江特委书记，王逸任革命委员会主席，何建南任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兼左江工农赤卫队大队长。凭祥、宁明、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等县也相继建立了革命委员会或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壮大革命队伍，果断决定红八军迅速向左江靠拢，与红七军会合。

　　邓小平亲手组建了第一纵队党委，他在党委会上对全体党委成员说：“党委是部队最高的领导机关，纵队一切重大的事情，都要经过纵队党委讨论通过后才能执行。”

　　不久，邓小平被任命为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

奔向中央苏区

　　1931年1月5日，邓小平指挥红七军攻克了广东省连县，并在此稍作休整。

　　1月16日，又举旗向南，日夜兼程，向广东韶关、乐昌之间的杨溪渡口前进，准备渡过武水，到中央苏区和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

　　武水水流湍急。部队不能直接涉水过河，又无大桥可通。仅有两条木船，每次只能渡20多人，而且往返一趟需10多分钟。当时形势十分严峻，如红七军不能迅速渡河，就有被广东敌人前后夹击围歼的危险。红七军的最高指挥员邓小平不顾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在观察地形和分析后，果断地决定由他和李明瑞、许卓率领五十五团先渡河，过河后，选择有利地形，一面防备对岸的敌人偷袭，一面掩护后面红军渡河，张云逸率五十八团和军直机关殿后。当邓小平率五十五团和军直机关部分人员刚渡过河，广东军阀的大批部队乘汽车便从韶关赶来，向立足未稳的红军五十五团冲来。邓小平一面指挥已渡河的红军战士散开队列，抢占有利地形，阻击敌人，一面叮嘱李明瑞率部分红军掩护后续部队过河。因敌势强大，不仅前方的敌人蜂拥而至，后面的追兵也到岸边，张云逸率领的五十八团只好回身与敌交战，根本不暇渡河。于是，红七军被截成两段，双方失去联系。

　　邓小平在同李明瑞、许卓等人率五十五团给敌人重大杀伤后，迅速地撤离战场。尔后，巧妙地避开了敌人主力，摆脱了敌人追击，沿着粤赣边境山间的羊肠小道，于1931年2月上旬，安全到达了江西省崇义县。到此，红七军五十五团在邓小平的正确领导下，跋涉7000余里，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边缘。

　　由邓小平率领的红七军五十五团到达崇义后，很快与地方特委取得联系，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和加强地方武装建设。邓小平还从部队里选派了一批有经验的政工干部参加地方工作，并协助特委把崇南游击大队升编为红色独立营。邓小平还协助当地党委举办干部训练班，工作安排就绪后，经前委研究决定，邓小平前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红七军前委书记由许卓代理。

　　1931年4月初，红七军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历尽艰辛终于重新相聚。

　　7月初，红七军在兴国桥头镇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邓小平离开崇义，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上海，并向党中央报了到。党中央分管军事工作的周恩来听取了邓小平的汇报后，高度赞扬了邓小平为首的红七军全体指战员。

　　周恩来激动地指出，红七军从广西出发，转战1年，行程7000余里，打了许多胜仗、消灭了许多敌人，历尽艰险、英勇奋斗，谱写了一曲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周恩来紧握住邓小平的手，嘱咐他好好休息，然后认真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

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1931年8月，邓小平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

　　不久，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担任一年多的瑞金县委书记以来，成绩卓著。1932年冬季，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找邓小平谈话，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共会（昌）寻（邬）安（远）中心县委书记，领导这三县的工作。

　　不久，邓小平从瑞金到达会昌，他不耻下问，调查研究，彻底摸清三个县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他认为会、寻、安的工作搞不上去的原因主要是“左”得太厉害，严重挫伤了群众积极性。

　　在邓的带动下，军分区和中心县委机关学习马列主义蔚然成风，大家的认识也得到提高。

　　为了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邓小平还领导三县人民办了很多夜校、列宁小学、扫盲班、读报小组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在群众积极性调动起来后，邓小平重点抓了农业生产。分别召开了会、寻、安三县的党代表大会，作出了关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策。

　　根据邓小平的布置，1933年春，会、寻、安三县都成立了春耕生产委员会，各村成立了生产突击队，还成立了妇女劳动委员会。

　　邓小平还身体力行，经常参加劳动。大大地促进了群众的工作积极性。

　　由于邓小平和会、寻、安三县县委、县苏维埃政府的正确领导，三县的粮食产量都大幅度上升，人民的生活提高，革命的积极性也日益高涨。同时，地方武装在邓小平的具体领导下开展了剿匪工作，消灭了残存的地主武装，红色政权稳定，各项工作的开展更加顺利。

　　因为会昌、寻邬、安远三县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而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注意。1933年他到会昌检查工作时，看到这里的大好形势，情不自禁地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诗句。

调任总政代理秘书长

　　但是，正当邓小平按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并把三县的建党、建政、扩大红军、土地革命、经济建设搞得十分火热的时候，刚到中央苏区不久的临时中央却从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以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他们派出自己在中央局的代表，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并调离了他在该处的工作。随即又开展了反对以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为代表的“江西罗明路线”，对他们进行打击。

　　邓小平被撤职后，下放到农村劳动。

　　这个消息被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从李富春的一次汇报里知道了。王稼祥是个很正直的干部，他对邓小平是了解的。早在莫斯科留学时，他就知道邓小平精明强干，才华出众，回国后领导广西百色起义，创立红七军，既有政治远见，又有指挥才能。

　　于是他对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组织部长罗荣桓说：“总政秘书长杨尚昆同志到三军团兼任政委，和三军团长彭德怀到广昌前线指挥作战去了，我想把邓小平请来当代理秘书长，你们意见怎样？”

　　贺昌、罗荣桓说：“稼祥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对，我们赞同。”

　　于是王稼祥打电话给临时中央，推荐邓小平到军委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工作。

　　临时中央个别领导听到王稼祥提议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以惊奇的口气回答：“邓小平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一贯反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在江西省委三个月总结工作会议上又不检查，又不接受批评，我看暂时不行，还是考验一段时间再说。”

　　王稼祥立既反驳：“我们不能称邓小平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这个提法本来就不太妥当，我看邓小平同志的一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央苏区实际情况的，例如诱敌深入的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把敌人从白区引到中央根据地的深处，利用有利的地形地物和群众条件，加以歼灭，这种积极防御的策略在一、二、三、四次反‘围剿’时应用成功，使苏区出现了大好形势。这不是反党中央的进攻路线，也不是反国际路线的问题。现在应当考虑我们对邓小平的批评是否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问题。”他越说越激动，“临时中央不用邓小平，真是偏见，偏见。”他怒气冲冲地把电话一甩，来回踱步，连连说：“埋没人才呀。”

　　过了一段时间，临时中央个别领导人还没答复，王稼祥十分着急，又从病床上坐起，吩咐警卫员唐继章给驻在瑞金县沙洲坝下霄村的博古打电话。

　　电话接通后，他从床上下来拿起电话：“喂，你是博古同志吗？我是稼祥，我上次提议邓小平到总政治部担任代理秘书长的事，中央研究决定了吗？我等着他工作，您看我负伤有病，杨尚昆去前方了，总政已经空了，你如不同意邓小平来，那就你来兼任总政主任，我不干了。”

　　博古与王稼祥在莫斯科留学时就是同窗好友，他很尊重王稼祥的意见，也深知邓小平性格刚强，办事老练，是难得的人才，便答应和中央组织局长李维汉研究，把邓小平从宁都农村劳动点调来沙洲坝白屋子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

　　于是，邓小平调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长征中又参加了遵义会议。

长生口之战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邓小平人不卸甲，马不下鞍，随军东征。

　　东征后，他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协助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抓红军的政治工作。

　　因王稼祥在中央苏区时受过伤，身体不好，总政治部工作的重担，就落到了邓小平肩上。

　　“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便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7月15日，中共中央又向国民党提交了（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创了团结抗日的新局面。

　　按双方的协议，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于1937年8月，将在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由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邓小平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8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加强一二九师的领导，特派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从此，邓小平与刘伯承并肩战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在长达13年的共同革命斗争中，邓小平与刘伯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月6日，邓小平和刘伯承在辽县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议，他们总结了一二九师及地方部队过去作战的经验和特点。

　　邓小平说：“我们打仗的特点是八个字，秘密、迅速、坚决、干脆。”

　　不久，日军为配合其津浦作战，以3万多人的兵力，分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的30万大军又不断撤退。

　　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邓小平、刘伯承奉八路军总部朱德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集中，向正太线东段井陉的敌人进击。

　　2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翻越山脉，抵达长岭，立即召集三八六和三八五旅的干部开会，决定发动长生口战斗，袭击井（陉）平（定）公路上的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吸引井陉日军出援，并在中途歼灭它。第二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向娘娘庙一带前进。21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设伏于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附近。当天夜晚，部队开始行动，当我吸援部队于22日拂晓袭入旧关时，井陉的日军果然中了圈套，派出快速部队200余人，分乘8辆汽车驰援，立即陷入伏击圈，结果被击毙130余人，毁汽车5辆。

　　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长生口战斗获胜后，立即率一二九师向晋南转移。

神头岭大捷

　　进攻晋南的日军一○八师团是沿河北省邯郸经武安、涉县、黎城、潞城、屯留、良马等直至山西临汾这条路线出击的，于是邯（郸）长（治）大道及由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便成了日军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而黎城则是日军在这条运输线上的要地。刘伯承和邓小平运用“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兵法，决定发动神头岭战头，袭击日军占领的重镇黎城，吸引潞城之敌驰援，以便在神头村附近设伏，歼灭日军。

　　神头岭地形复杂，日军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长，骑兵也难以左右机动，却利于隐蔽埋伏。我方在兵力部署上，决定以1个营的兵力作吸援部队奇袭黎城，而以三八六旅的3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事态的发展，一切按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设计进行着，由于伏击部队伪装巧妙，在发起攻击前，日军毫无察觉，战斗一打响，日军步兵还未及展开，骑兵还没上马，炮兵来不及支炮架，就被八路军的重火力消灭了。整个战斗从3月16日拂晓袭击黎城开始，到当日下午4点结束。结果，从潞城赶来增援的日军一○八师团、一一六师团的1500人，除100余人逃脱外，全被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歼灭。

　　这两次采取的“攻其所必救，歼其救者”的战法，是刘伯承、邓小平精心部署出来的，是游击战歼灭大批敌人的范例。

　　神头岭战斗后，刘伯承、邓小平和徐向前3人又共同提出进行响堂铺战斗，响堂铺是日本侵华军一○八师团作战地域的后方交通线，在涉县境内，这次战斗的胜利对粉碎日军进攻以及创建晋冀豫敌后抗日根据地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经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批准，3月31日刘、邓率部进行伏击、朱德、彭德怀还邀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高级将领前来观战，这次特大的伏击战因组织实施得法，打得很漂亮，日军被歼数千人。前来观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对八路军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指挥艺术赞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