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zt 中共十大元老-- 陈独秀1 -- 好猫如诗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中共中央一至五届总书记。

毛泽东说：“陈独秀是有过功劳的”

　　1945年4月21日，初夏的延安还是好季节，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大在这里举行，毛泽东在作报告。

　　当讲到陈独秀时，代表们静声聆听他说道：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做白话文，听他说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独秀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人物。在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闪光的东西，也有不少值得后人吸取教训的地方。

江南乡试

　　1897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两年，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戊戌政变前一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正摇旗呐喊，鼓吹变法，维新运动紧锣密鼓。中国正面临瓜分豆剖，与知识阶层爱国图变热情高涨的氛围很不适应。这时，18岁的陈独秀第一次离开家乡安庆，到南京参加苏皖两省考举人的科举考试――江南乡试。陈独秀虽出身于“习儒业十二世”的书香门第，但自幼就对科举考试不感兴趣。6岁的陈独秀常因背不出《四书》《五经》而遭到严厉的祖父的毒打。1889年，祖父死后，家里又请来塾师，教他八股文，以备应试。陈独秀非常讨厌八股文，对塾师大为不满，学业无进。为此，家里为他换了好几位塾师，仍不奏效，最后决定由大哥孟吉教他读书。孟吉忠厚老实，性格温和，拗不过弟弟，总顺着陈独秀。孟吉知道陈独秀不喜欢八股文，于是教他读《昭明文选》。陈独秀的学业决定了他日后必仕途无望。

　　陈独秀性格刚强、果敢、坚毅。章士钊曾说他如“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具有“不峻之坂弗上，回头之草不啮”的拚搏精神及勇气。小时候，陈独秀挨祖父的打，总是“无论如何毒打，总一声不哭”，气得祖父经常骂：“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不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狠强盗，真是家门不幸。”陈独秀还极富同情心。他曾在自传中说，我“不怕打、不怕杀，只怕人对我哭，尤其是妇人哭”。陈独秀的母亲查氏望子成龙心切，希望他考个举人，看到儿子常因读书和祖父、塾师闹别扭，常忧伤地对他说：“小儿，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你的父亲读书一生，未曾考中举人，是他生前一桩恨事！”陈独秀自幼丧父，母亲很爱他，他也很爱母亲。母亲的言谈举止、喜怒哀乐都对他产生很大影响。为不使母亲悲伤。1896年，陈独秀不抱希望地去参加县府考试，以为会名落孙山，以向母亲证明自己的确不是料子。结果却出人意料，面对“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的截答题”，陈独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一篇皇皇大文，但那篇连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些什么的文章竟在院试中获得第一名秀才，喜讯传来，母亲喜上眉梢。陈独秀为自己能给母亲带来高兴而感到慰藉。

　　院试后，查氏命陈独秀准备参加次年的乡试。通过院试使陈独秀更加鄙薄科举，但母命难违，还是违心“用功读书”，勉强研究八股文，准备考试。

　　1897年夏，陈独秀带着母亲的重望与期待，来到南京，这位少年第一次目睹大世界，带着好奇心去感受。南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思维的灵感剧烈地冲击着那颗早已厌恶科举仕途，仅仅为着让母亲高兴而来应试的心。理智终于战胜情感，他不能再听从母亲了，于是他转向康梁派。江南乡试是陈独秀一生第一次重大转机，科举在他心目中寿终正寝，救国、维新在他思想中迅速酝酿。从此，陈独秀的历史翻开新的篇章，他开始忧国忧民。历史也为这位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的重要思想转变写下重重的一笔。

思想界的明星

　　当时的陈独秀已是一位小闯将，他认准了目标，就不畏任何艰难险阻。江南乡试后，当他认识到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时，立即和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时，康有为等正受到乡里“瞀懦”们的攻击，他很愤恨，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然而他却全然不顾。

　　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实了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于是一大批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转向孙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学生革命组织“励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于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当场挥剪剪去姚的辫子，抒发割发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陈独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国。

　　归国后，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组织拒俄爱国演说会，愤怒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陈独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唤醒民众赶走侵略者，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1期至19期上发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畅的白话文，以古喻今，多种文体揭露和批判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同时，陈独秀还把启发民众和直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05年，他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去。袁一上台，就加紧打击革命势力，在政治上废除国会和约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僻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宣扬纲常不变，要人们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面对袁世凯篡权，世风日下的状况，孙中山先生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进行反袁斗争，以图民国真正实现，而这时陈独秀却在酝酿着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陈独秀，就是：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经过认真的思考，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这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觉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势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进行启蒙，把人民从封建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15年9月15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2卷1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课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开发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

　　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国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昭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方法。陈独秀说科学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综合客观的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独秀吸收孔特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

　　新文化运动成效最显著的是文学革命。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成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而中国现在的文学不过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因此，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掺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对派的非难。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怒骂，陈独秀表示：国语文学，达意状物，天经地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皆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受这种文学熏陶，国民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等劣根性，要有尽有，此的确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碍，因此革新文学势在必行。他还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陈独秀连放重炮，发起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鸣。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与喝彩。1917年，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20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对斯诺说：那时，“我特别喜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9年，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写信给陈独秀，希望给他们坐在黑狱之中的青年以指导。

　　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投入枪林弹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反动当局拘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营救运动在各阶层人士中展开。毛泽东说，陈独秀因平日揭橥“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当局所怀恨，他才被拘捕，我们要营救他，因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总书记的悲剧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因陈独秀当时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没能参加中共“一大”，但鉴于陈独秀在新文化时期的显赫声望与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中国共产党方面的重大功绩，“一大”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9月，陈独秀离开广东，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高君宇、王尽美、向警予、施存统等12人，代表全国党员195人。

　　大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禁和森接替李达任宣传委员，张国焘任组织委员。

　　1923年6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共“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陈独秀关于国民党的领导地位的观点占了上风。“三大”宣言中写道，“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三大”选出中央局的成员是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谭平山五人。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蔡和森管宣传兼《向导》主编。

　　陈独秀在中共“八?七”会议后被停止职务，共产国际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给陈独秀，从而使党内一些在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持相同或相似政见的人十分不满，他们逐渐结合起来，自称“陈独秀派”，为陈独秀鸣不平，并在党内搞分裂，反对瞿秋白为首的新中央。起初他们的活动遭到陈独秀的反对，陈独秀不赞成用他的名义反对新中央。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整日闭门思过。他自己说：“自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要责任，一时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反省期间。”他痛恨国民党的疯狂屠杀，痛骂“那畜辈良心早泯，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他不满意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他的组织处理，认为是在排挤他和谭平山两个老人，甚至1928年，共产国际和中央邀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也遭到拒绝；他对当时在中央占统治地位的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深表忧虑，认为革命低潮时期，在敌人的屠杀面前，应退却与防御。

　　正当陈独秀处在苦闷、彷徨之际，他的外甥吴继严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国，深受托洛茨基影响的吴继严向陈和盘托出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观点。听了吴继严的话，陈独秀十分兴奋。1929年4、5月间，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人又把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革命问题》给陈独秀看。看后，陈独秀茅塞顿开。他首先发现他在中国革命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许多意见上和托洛茨基不谋而合：他曾反对加入国民党，后来又要求退出国民党，而托洛茨基在1923年也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是中国执行国际指示断送了大革命，而托洛茨基“早已在你们（指共产国际）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他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提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从托的文章中，陈独秀感觉找到了中国革命中所犯机会主义的根源。

　　对大革命失败根源的认识是陈独秀倒向托派极其重要的一步，这一步，使陈独秀和“陈独秀派”结合起来，并指导他们的活动。

　　1929年夏，陈独秀经常与彭述之、尹宽等人学习讨论托派文件。1929年8月1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反映了他的托派思想。在当时中国的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陈独秀说封建残余在大革命的转变时期受到最后打击，失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了和资产阶级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在国民党及其政权性质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陈独秀说：“我们应该肯定的告诉党内外群众：背叛革命后整个的政权，即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

　　在当时革命形势和策略问题上，托洛茨基认为“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革命被搁置到不定的未来了”“共产党能够而且应该提出以普遍平等的直接的和无记名的选举权为基础之全权的立宪会议口号”。“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却没有人能够预言”。在革命现阶段的低潮时期，我们“应提出总的民主主义口号”。陈独秀特别热衷于“国民会议”，在10月26日和彭述之联名致中共中央的信中写道：

　　“把召集国民会议作为现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希望通过召集国民会议这种和平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统治，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建立苏维埃，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他们所了解所感觉到必要与可能的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指示他们一条政治的出路。我们对于国民会议本身当然不能有一点幻想；可是这一口号，对于国民党的军事独裁以及所谓‘党治’、‘训政’是一个决定的革命口号；在目前反革命的时期中，只有这一口号、这一运动，才能够调动群众，才能够推动群众向前斗争，才能够动摇统治阶级的威权，并且，即在国民会议召集的阻碍中、假冒中、流产中及不能实现我们的要求中，便有无穷的斗争，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和政治地位，都是使我们得着广泛的机会教育本阶级及其他下层群众，扩大我们的政治影响；每个斗争前进一步，都是证明统治阶级无希望，打破群众对它当中任何派系的幻想，都是证明非群众的革命暴动，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不能消灭军阀战争，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

　　陈独秀的基本观点表明他已完全背离了中共“六大”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根本混淆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他反对中央领导的民主革命，把革命搁置到不定的未来，认为当前只能进行国民会议运动，从而取消了当前革命，成为不折不扣的“托陈取消派”。

　　陈独秀逐渐与彭述之、郑超麟等托派分子相结合，加紧进行分裂活动。他猛烈抨击“八?七”会议、“六大”以来的党的路线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并要求把此信在党报上发表，因时局紧张，中共中央拒绝在党报上发表他的信，于是他又指责中央是“用专横态度来掩盖错误”，并公开宣称：“我不应再为寻常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与此同时，他们到处活动，拉人转向托派，至1929年9月，成员达50多人，并自行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陈独秀任书记。

　　陈独秀等人的分裂活动早被中央注意，早在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就告诫全党：托洛茨基反对派的活动已侵入党内，很可能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反对派，全体党员必须严重注意这一倾向。

　　8月，中央找陈独秀谈话，指出他的错误，并要他与托派断绝关系，但陈置若罔闻。

　　10月6日，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发出书面警告：“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但陈独秀一意孤行，决心“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它”。

　　鉴于陈独秀等在政治上、组织上已完全背离中央，且不听劝告，中共中央于1929年12月15日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决议案》，把陈独秀清除了党外。

　　陈独秀被开除后，立即于12月10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称“毫不隐讳地站在托洛茨基同志所领导的国际反对派旗帜之下”，“坚决的不调和的不中途妥协的和国际及中共中央的机会主义奋斗到底”。

　　同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会议，《我们的政治意见书》纲领大肆攻击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要求恢复托洛茨基及中共开除的人的党籍，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联共和中共中央，重新决定国际、联共及中共的路线。同时还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陈独秀任书记。1930年3月，又出版《无产者》月刊，于是，他们又被称为“无产者社”派。

　　“无产者社”是中国托派第一个小组织，在其先后成立的托派组织还有“我们的话社”、“十月社”和“战斗社”。四个托派组织均自以为是，他们都写信给托洛茨基，自我标榜而攻击其它托派组织，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赞扬，使自己的组织居于领导地位。托洛茨基则希望中国四个托派组织统一起来，但托派各组织之间为了名位而相互倾轧。

　　1931年春，在托洛茨基的要求下，通过陈独秀的周旋，四个托派组织勉强在5月1日于上海召开托派统一大会，并根据托洛茨基的意见，选举陈独秀为托派中央总书记。在统一大会闭幕词中，陈独秀满怀激情地说：“中国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该担负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会后，陈独秀还信心百倍地报告托洛茨基：“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1931年9，月陈独秀创办托派机关报《火花》，12月创办托派内部理论刊物《校内生活》。并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国民党，他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火花》第一期上就刊登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告民众书》，历数国民党统治四年来穷兵赎武、横征暴敛和白色恐怖。

　　托派理论的荒谬、路线的根本错误和组织的涣散，使刚统一起来的托派组织又处于四分五裂中。仅一个月，因陈派骨干马玉夫没当上“中委”，便跑到国民党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5月23日托派中央机关遭破坏，五个常委被捕了四个，中央工作陷于瘫痪。陈独秀在困境中力图重整旗鼓，组织临时常委会，维持一年多后，1932年10月15日，又因谢少珊叛卖而被捕。从此，托派组织仅苟延残喘而已。

陈独秀前四次被捕

　　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积极投入了反清和反帝的斗争。并创办多种进步报刊，撰写大量的爱国反帝文章。同时以实际行动组织参加了若干反清反帝的团体，从事进步活动，因此颇遭当局忌恨。

　　1913年8月，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兼任安庆师范学堂校长的陈独秀，因国民党人反对袁世凯而组织的“二次革命”失败，便从安庆逃到芜湖避难，被芜湖驻军逮捕入狱。这便是他历史上的第一次被捕。不久，在当地知名人士大力营救下，获得释放。

　　1919年5月，北京发生了震撼全国的“五四”运动。这时陈独秀也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6月11日他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遭密探逮捕，押往北京警察厅。当夜，当局又派军警查抄了陈的住所，搜去书籍、文件等。由于陈独秀这时已有很高的社会声誉，各界人士和报纸舆论都进行营救和声援。9月16日陈独秀被释放出狱。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陈独秀被选为总书记。9月，他回到上海，主持党中央的日常工作，引起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10月4日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的住宅里，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一同被捕。这次，各界进步人士为营救陈独秀又做了大量工作。除有保人外，还交了保证金500两白银，使陈独秀在关押两天后即保外候审。10月26日，租界会审公堂以陈独秀“违背禁令”，出售禁书《新青年》杂志等罪名，按照《新刑律》第221条的规定，着陈独秀罚洋100元充公，抄出书籍等予以销毁结案。

　　1922年8月9日，陈独秀第四次被捕，这天，法租界捕房巡捕闯进陈独秀的住所，将陈逮捕，同时查抄了书和文件等物。陈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领导、发动各阶层，开展了大规模的援救活动。8月15日，北京报纸刊登了自治同志会、新中国会、共存社、改造同盟，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十个团体的“为陈独秀被捕事敬告国人”宣言书。在强大的群众力量压力下，租界会审公堂判决陈独秀罚洋400元，交保释放，抄出的书籍底稿一并销毁。

陈独秀的第五次被捕

　　1927年，陈独秀因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被撤销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他进行反党派别活动，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陈纠集彭述之等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1931年5月，他和彭述之等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在上海设立中央机构，由他任“统一委员会”的书记，并发行刊物《火花》等。

　　1932年10月，因叛徒出卖，10月15日，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密探先到东有恒路春阳里210号房屋拘捕谢德培、罗世凡、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等5人，搜出各种文件106份、俄文共产主义书籍34种，然后又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拘捕了病中的陈独秀，并抄去中、日、俄三国文字的共产主义书籍多种。

　　10月17日，租界捕房将陈独秀等11名押解到设于上海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并将搜获的各种书籍、文件也送交法院。经推事赵钲镗简单讯问案情，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认为属于“危害民国”的案件，根据上海市政府的意见，于10月19日将陈独秀等人解送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

　　军法司有关人员对陈独秀等两度审问，始终未得军事上的线索，认为所供均非军事，该人等又非现役军人，犯罪地点又与《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7条前段规定不符，军法司自认无权管辖。于是派员携带陈独秀等人案件材料于22日去汉口，向蒋介石请示处理办法。

　　24日蒋介石来电，谓陈独秀等系犯“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重司法尊严。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决定把陈独秀等案件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审判地点定在南京。

移交江苏高等法院审理

　　10月26日，军法司奉命派官员将陈独秀、彭述之等先行押解江宁地方法院。由地方检察官吴绍昌将陈等姓名、年龄、籍贯讯问完毕，即签送看守所暂押。

　　曾有记者问陈：是否请辩护律师？陈答：我等案件是政治问题，也可说是学理问题，似无需请人辩护，如欲请人辩护，须有钱才行，但我系一穷人，而信件来往每月仅一次，哪有时间作请人准备，如开庭审判急促，则我更无法延请辩护人。

　　因陈、彭等人经济窘困，无油水可捞，而审案人员还要遭群众骂，因而在陈等关押了半年后，才选出审判人员前往南京。

　　陈独秀、彭述之和本案其他人员利用这段时间共同聘请了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蒋豪士、刘祖望等五位律师为他们义务辩护。

　　江苏省高等法院派来检察官朱隽进行侦查起诉，所提出的起诉书，大意是陈独秀于1927年因工作不力，被共产党开除总书记职务，此时共产党内部分裂为两派。陈侧重于托洛斯基一派，与“干部派”意见不合。1929年，陈纠集一批被共产党开除的共产党员，如彭述之、王子平等在上海组织中共左派反对派团体，并出刊物《校内生活》、《火花》两种。

　　起诉书说，陈等一面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竟指责三民主义为反动主义，主张第三次革命，要以革命政权代替国民党政权，意在“危害民国”。被告人所为，仅只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到暴动程序。被告等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用文字作叛国宣传，应负刑事责任。

第一次开庭审理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苏省高等法院在江宁地方法院第二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陈独秀等10人的案件。

　　出庭审判长胡善称、推事张秉慈、林哲民、检察官朱隽、书记官沈育仁。

　　旁听者约100余人。

　　法庭传陈独秀等10人到庭，查明身份后，由检察官陈述拘捕经过。法庭命彭述之等9人退至待审室，单独审问陈独秀。陈当时两鬓斑白。胡须寸余长，面容消瘦，神态却很泰然。

　　法庭简要讯问陈之历史后，又问为何被开除共产党党籍？

　　陈答：因意见不同。

　　问：共产党分几派？

　　答：分托洛斯基派和史丹林（斯大林）派。

　　问：中国共产党反对派即托派的最终目的如何？

　　答：世界革命，在中国需要解放民众，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关于夺取政权，乃当然之目的。

　　问：被捕10人之中，你认得几人？

　　答：我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作为政府侦查，我只能将个人情形奉告。

　　问：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

　　答：这是事实，我不否认，理由有三点。（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无发言权，不符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穷至极点，军阀官僚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困苦无饭吃；（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步步退让，十九路军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所谓“长期抵抗”只是四个字，行动上是不抵抗。根据这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

　　这时法庭传彭述之到庭。

　　问：何时与陈独秀认识？

　　答：1921年在莫斯科。

　　问：你加入陈独秀一派，是不是因为佩服他的文字？

　　答：没有什么佩服不佩服的，我对解放中国的主张与陈独秀一样。

　　问：你什么时候被共产党开除？为何原因？

　　答：与陈独秀同时被开除，因为政见不同。

　　问：你是不是托洛斯基派？

　　答：其实不能称为托洛斯基派，他只是一个领袖而已。

　　问：共产党的基础是什么？

　　答：工农。

　　问：托洛斯基派在上海有多少人？

　　答：我们的组织是宣传主义的，力量不大，人也不多。

　　问：你是中委吗？

　　答：是的，我与陈独秀同时被选出。

　　问：第三国际对你们有无接济？

　　答：没有。

　　问：你反对国民政府吗？

　　答：当然反对，不然我也不会到这里来。

　　问：你有无暴动？

　　答：没有暴动，文字宣传有的。

　　法庭又先后传濮一凡、宋逢春到庭讯问。

　　濮说：我不是共产党员，怎能做委员，我是冤枉的。

　　宋说：我以前是共产党托洛斯基派，但自去年10月5日被捕，以后因病保释，就没活动了。说我是共产党候补中委，我不便鱼目混珠，请法庭也不要指鹿为马。

第二次开庭审理

　　4月15日上午，在江宁地方法院开庭进行第二次公审，旁听群众增多。

　　法庭先后传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竞豪、梁有光、王鉴堂进行讯问。

　　王子平供：1926年参加共产党，1927年到莫斯科读书，1929年1月因在莫斯科与托洛斯基等人接近，故被开除党籍。回上海帮彭述之刻写蜡纸，印《火花》、《校内生活》两种刊物，以前不认识陈独秀，这次被捕才认识。

　　何阿芳供：1927年参加共产党，同年9月到莫斯科读书，1931年因意见不合，被开除回国，干印刷工作，只印过《火花》刊物一次，与陈独秀等不认识。

　　王兆群供：本人原为中学教员，从未参加过共产党，因住在谢少珊处，与彭述之同时被捕，为何事不知道。

　　郭竞豪供：原名彭道之，是彭述之的兄弟，警察局说我1925年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又说我1929年参加托洛斯基派，均属不确，因我从未到过长沙，1929年也未到过上海。那天去朋友家借钱，就被抓来了。

　　梁有光供：我住友人家中，15日夜闻敲门声甚急，友人跳窗出去，我怕有事变，也随之跳窗，堕地即被捕，对其他事均不知情。

　　王鉴堂供：从我家搜出的书籍是以前房客薛某之物。后楼租给市政府的王某，巡捕来搜查时，王某已外出，因我亦姓王，故将我捕来。

　　法庭再传陈独秀、彭述之、濮一凡、宋逢春四人到庭。

　　问陈：托洛斯基派的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陈答：是的。

　　问宋：这一文件上有你名字？

　　宋答：这是1930年的事，此文内容在骂我，依文字内容，可为本人的反证。

　　问濮：你与共产党是否完全无关系？

　　濮答：本人研究文学，对其他所谓主义完全不知。

第三次开庭审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次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及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总计达200多人。

　　审判长胡善称等人上堂后，律师章士钊、彭望邺、吴之屏入律师席。随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经过一番审理后。

　　胡善称问：“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大声说：“有抗辩。”

　　这时，大厅里一片安静，只听陈独秀说道：“我只承认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却不承认危害民国，因为政府并非国家。……孙中山、黄兴等，曾推翻清政府，打倒北洋政府，如谓打倒政府，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国民党岂非已两次叛国。”

　　旁听席上传出阵阵哄笑。

　　陈独秀最后说：“检察官之控告，根本不能成立，应请法庭宣判无罪。”

　　陈独秀抗辩后，章士钊律师起身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的“辩诉状”与朱隽的“起诉书”一样，准备了很长时间。他认为陈独秀，第一，言论无罪；第二，行动无罪；第三，说叛国危害民国罪毫无根据。

　　审判长问陈独秀与斯大林干部派有何意见时，陈“惨然不答，并求审判长勿复进叩党事，致陷彼于自作侦探之嫌。”章士钊说，陈独秀“不得视为表里如一，首尾一贯之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多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

　　章士钊深知陈独秀的苦心，于是他说：“此义陈独秀必不自承，应请审判长依据法文，谕之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着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

　　章士钊的辩护时间足足有53分钟。

　　章士钊发言结束后，陈独秀当庭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台下哗然。有人赞道：“法庭审讯史上的新记录。”

　　下午6点35分，法庭辩论在王鉴堂“放我回―回―回家去”的结巴声中结束了。

　　6天后，即4月26日下午2时，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陈独秀虽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紧张，脸色发白。

　　“陈独秀、彭述之共同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各处有期徒刑13年，褫夺公权13年。”朱隽检查官的声音如晴天霹雳，久久在大厅回荡。

　　陈独秀的脸色这时更加发白，眼里闪着愤怒的火光，耳朵嗡嗡作响，13年！出狱时他67岁，也许，他将毙命狱中。

　　不知什么时候，法庭一片安静，朱隽宣判结束了。突然，陈独秀咆哮道：“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彭述之、王子平、何阿芳等人也一起吼了起来。

　　一时律师、旁听席上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称见势不妙，立即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终于结束了。

　　5月27日陈独秀收到江苏高等法院判决书后，亲笔写出上诉书，指出法院判词“于理于法，两俱无当，所以不服而要求上诉”。6月15日由蒋豪士律师将上诉书，带往上海，并与章士钊律师研究后，递交国民党最高法院。

　　同时提起上诉的还有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等人。

　　最高法院受理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上诉案件后，拖延了一年多才于1934年6月30日审理终结。同年7月20日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进行宣判；撤销原审判决陈独秀、彭述之、宋逢春、濮一凡、王光群、郭竞豪的褫夺公权部分；将陈独秀、彭述之减轻改为各判有期徒刑8年；有关犯罪所用的书籍、文件均予没收。

　　法院宣判后，即把陈独秀、彭述之等关押在江苏第一监狱即南京模范监狱，执行徒刑。

宋美龄到监狱“看望”陈独秀

　　判刑后，国民党想劝降陈独秀，不少要人都来狱中探望劝降。

　　一天，宋美龄带着铁道部长顾孟余也来到了监狱，他们还提着一些礼品，顾孟余以前是北大教授，又是《新青年》同人之一。

　　宋美龄笑着对陈独秀说：“我是代表中正来看你的，他叫我代向你问好。”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说：“谢谢蒋先生。”

　　寒暄几句后，陈独秀不客气地对顾孟余说：“你当官了，架子很大。”

　　顾孟余顿时不知所措。

　　这时，宋美龄插言道：“陈先生讲话，还是文人味，什么大官呀？你要想当个官，不全在你自己。”

　　陈独秀正色道：“我不是当官的料。”然后他望了望顾孟余讥讽道：“我哪有顾先生会当官啊。”

　　宋美龄见陈独秀话里含讥，有点坐不住了。顾孟余也不是滋味。出门后他对宋美龄说：“这老头子，给他脸面他不要。”

　　这期间，陆续来劝降的有徐恩曾、陈公博等人。徐恩曾出门后对人说，我以为可以使他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但交谈之后，我动摇了，我发现他的态度相当倔强。

　　典狱长见国民党要人都来看陈独秀，连蒋夫人都来了，对陈独秀的态度也好起来并给陈独秀看书、写信、接待客人的自由。

　　慢慢地，陈独秀的案几上书多了起来，朋友又送给他两个书架，不久陈独秀的狱室几乎成了书房。

　　有时社会上一些不相干的人也来看陈独秀。陈独秀见了几次后，对典狱长说：“这哪成啊，我还要用时间看书，有些人你通知我一声，不认识的就不要来了。”

　　典狱长问：“他们送来的礼物和钱怎么办？”

　　陈独秀说：“人都不见了，钱、礼物当然不收。”

　　典狱长说：“这是对你的优待，来看彭述之的人，要登记，说清关系，我不同意就进不来。”

　　陈独秀赶忙说：“谢谢。”

陈独秀一面揭露国民党一面与“托派”保持联系

　　狱中的陈独秀并未忘却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忧苦。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亡我中华，人民在血泪中挣扎，而这时的国民党政府的首府南京，却见达官贵人们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到处歌舞升平，整日纸醉金迷，陈独秀愤怒写下《金粉泪五十六首》。

　　其中谴责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屈服退让、卖国求荣的诗有：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表现作者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深恶痛绝和强烈反抗的诗有：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嬴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白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猛烈鞭挞国民党尊孔重礼、复古倒退的丑恶嘴脸的诗有：

　　“消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四方峰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消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金粉泪》揭露国民党残暴统治下人民困苦生活的诗有：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

　　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敝絮过冬天。”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类，但愁歇业忍饥寒。”

　　而这时狱中的陈独秀仍与狱外托派保持联系，他通过郑超麟妻刘静贞把上海托派的文件找来，又让她把自己对外面托派的意见带出去，企图遥控托派，后因观点分歧，陈独秀逐渐与托派疏远了。

身体虚弱的陈独秀在狱中得到妻子潘兰珍的精心照料

　　陈独秀一生三次婚姻，早年受父母之命，娶了高大众为妻，但思想差距甚远。陈少年得志，而高目不识丁；陈倾向维新革命，而高恪守古训。随着陈独秀社会活动越来越多，长年在外，二人婚姻已名存实亡。那时高大众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叫高君曼，是个新派人物。她酷爱文学，活泼洒脱，长相也好，深得陈独秀喜爱。两人常在一起谈论问题，渐生感情。陈独秀后来又把高君曼带到日本留学，处得很好。1910年，两人不顾家庭和乡里的反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自由结婚。但好景不长，高君曼希望过一种稳定宁谧的生活，只想做一位教授夫人，而陈独秀走南闯北，屡遭风险，使高十分不安，加上陈独秀在生活上放荡不羁，于是高不能忍受，两人最终分手。

　　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隐姓埋名，住到上海熙华德路，结识了潘兰珍。当时潘兰珍曾被流氓欺骗，痛苦万分，只身独居陈独秀楼后，孤苦伶仃。二人常常见面，潘兰珍端庄秀美，质朴无华，虽生在农村，但久居城市，开朗、大方、腼腆、羞涩，陈独秀很喜欢她。而陈独秀内在的气质、丰富的知识与潇洒的谈吐也深深地吸引着潘兰珍。两人相识不久，就同居了。

　　陈独秀被捕时，潘兰珍因和陈发生小争执已在一个月前回娘家去了。当她从报上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惊喜万分，惊的是同陈独秀结婚多年，竟不知他的真实姓名，喜的是自己嫁给陈独秀，终生有了依靠。陈独秀被捕后，为了不牵连潘兰珍，提议与她断绝关系，但潘却不畏艰险，立即收拾行装，赶赴南京。她到南京后租了一小屋，揽活挣点钱，过着艰辛的生活，省吃俭用，节约钱买吃的送给陈独秀，每天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她都在狱中服侍和陪伴陈独秀，风里来，雨里去。三年如一日，直到陈独秀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