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加入国民党是共产党逼的-记军统中将文强（序） -- woyan

　　口述史学，近年在国内有方兴未艾之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文强口述自传》，便是该社策划的《口述自传丛书》中的一本。然而，展读之下，却大失所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本错误百出的书。

一

　　文祥是湖南人，其口述历史，多用方言。《文强口述自传》中，就有多处可能是记述者不熟悉方言，也没有认真核对，而导致的错误。

　　此书第6页提到文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时，在船上碰到中共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夏曦、郭亮和“四川的廖化元”。这里的“廖化元”，应为“廖划平”，此事在文强所写《我对黄埔军校的回忆》（载《江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七辑，江津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第38～64页）一文中就有记载（文强在该文中未提郭亮）。廖划平是中共在四川建党时期的著名人物，后来做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在北平地下工作期间被捕叛变。

　　第32页说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率部南下途中“向奉昌走”，并且在“奉昌”打了一仗。这个“奉昌”是什么地方呢？只要查一下有关资料就会明白，这是“会昌”。同页上还提到在一个叫“任田”的小地方打了一仗，这个“任田”应是“壬田”。

　　更为莫名其妙的是，在第34～35页上的一处记叙中：南昌起义后，部队南下途中，“在汀洲耽搁了四五天，我们又一路走，终于到了上海。一到上海，朱德就来了。……最后终于到了潮汕。”这里的“汀洲”应为“汀州”（今长汀）。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会从福建汀州一路走“到了上海”然后再到广东潮汕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实际上，这里的“上海”应是“上杭”。

　　第40页上提到的“何步青”，应为“霍步青”，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他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总交通，负责收容过许多中共失散人员。

　　第41页上提到的“杨继运”，应为“杨继荣”，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原为中共党员，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去台湾后曾任“国大”代表）。说杨继荣从邵力子的门后偷“拿了他一副笔墨”去典当，这也让人奇怪，“笔墨”怎么会放在“门后”？原来，所谓“笔墨”是“皮袍”之误。此外，有关杨继荣盗走邵力子皮袍（狐裘袍子）典当一事，据文强所写《邵力子先生对我的深刻感召》（载《文强将军回忆录》，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1月第1版，第34～41页）一文所述，并不是杨继荣与文强一起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上海之时发生的，而是杨继荣参加了广州起义后独自流落上海时发生的。而文强得知此事，则是在“珍珠港事件”后从香港辗转逃回大陆到了柳州，在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的宴席间听杨继荣讲述的。第42页上还提到杨继荣当了“湖南西晋署”的交通处处长。国民党政府机关中有“湖南西晋署”这样奇怪的部门吗？原来，这是“湖南绥靖署”之误。

　　从第44页开始提到并在书中多次出现的“廖宗策”，应为“廖宗泽”，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同样先是中共军事干部后为军统局高级骨干、国民党将军（以后还一起关进“战犯管理所”）。在文强的传奇一生中，廖宗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强在大革命失败后二次入川寻找中共组织，是通过廖宗泽接上组织关系的。当文强脱离共产党后，又是通过同样已脱离共产党的廖宗泽介绍到浙江警官学校任职而进入了国民党阵营。同页上说廖宗泽是“川西特委书记”也不确，他当时是川西特委兵委（即分工负责兵士运动工作的干部），川西特委书记当时是刘披云（化名方策）。同页上又说文强被派到“范继暄”团去当支部书记，该团是二十八军“邓希侯”下面的一个团，这里两个历史人物的名字都错了，“范继暄”应为“邝继勋”，1929年与罗世文一起领导了第七混成旅遂、蓬边界起义，后来在川陕苏区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时被张国焘杀害，是上了《中共党史人物传》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之类书中的重要人物；“邓希侯”应为“邓锡侯”，四川著名地方军阀，1949年与刘文辉、潘文华一起宣布起义的著名国民党将领。

　　第45页提到文强被中共四川省委调任四县行动委员会书记时说到的“成口、万源、新县、达县”四县中的“成口”应为“城口”，“新县”应为“宣汉”。

　　第46页提到文强到川东游击区时化名“李杰胜”，应为“李哲生”。

　　第49页上提到川东北军阀“刘宗厚”，应为“刘存厚”，是四川著名的老牌军阀。

　　从第56页开始提到的“周敦婉”，应为“周敦琬”。“婉”应为“琬”，这是文强提及周敦琬时反复强调过的，因周家姊妹姓名的最后一字均是“王”旁而非“女”旁。

　　第58页上说“省委书记李维湘也死了”，“李维湘”应为“吕维新”，即穆青的化名，他曾一度担任四川临时省委书记，牺牲时的职务是省委组织局主任。当时省委书记是刘愿庵。同页还提到的“刘大明”，应为“牛大鸣”，在刘愿庵等牺牲后任中共四川省委秘书长。

　　第64页说到文强从“成口”（应为“城口”）到重庆来，一路上经过“达县、川江、成寿”，这里三个地名就错了两个，“川江”应为“开江”，“成寿”应为“长寿”。文强是先到开江去找了老共产党人王维舟之后，坐滑竿到长寿转乘小火轮到重庆的。

　　第65页提到的“于元”，应为“于渊”，原为杨森二十军军部将领、宪兵司令，在四川万县“九·五惨案”中曾率部与英舰激战，被誉为民族英雄。1949年在成都因领导民盟的反蒋民主运动而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是著名的“十二桥烈士”之一。

　　第74页讲到文强、周敦琬与罗世文冲突，离开成都后“顺江而下。先到江西周敦婉（注：应为琬）的大姐家里隐蔽了一个时期……”从成都怎么能“顺江而下”到了“江西”？原来是记录者把“江津”（旧重庆西南方长江上游的邻县，今江津市，属重庆）错听写成了“江西”。这样一错，接下来所说的大姐送的路费被抢了，“我们又偷偷跑回重庆”就难于理解了，路费被抢了，还怎么能从江西那么远跑回重庆？

　　第97页上提到的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王文生”，应为“王芃生”。

　　第109页开始提到的“佟玉山”，应为“陶一珊”，后曾任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去台湾后曾任省警务处长兼警察学校校长）。

　　第116页开始提到的“彭克祥、邵元生”，应为“程克祥、彭寿”。

　　第129页开始提到的“刘仁贵”，应为“刘人奎”，他与文强一样原为中共党员，化名李觉鸣，曾任中共四川省军委秘书，后在上海中共中央特科行动队工作，一次执行任务后被捕判刑，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参加了国民党抗日部队，1949年随程潜、陈明仁在湖南起义。

　　第142页提到新四军的领导人“张云毅”，应为“张云逸”。

　　第152页开始提到的“程国绪”，应为“陈恭澍”，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抗日战争前期军统局上海区区长，被汪伪特工逮捕后叛变。抗战胜利后因其积极反共而被蒋氏父子所用。后在台湾著有记叙其特工生涯的长篇回忆录《英雄无名》。

　　第155页提到的“周维仁”，应为“周伟龙”，与文强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曾任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9年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以“违抗军令图谋不轨”罪名逮捕，1950年在台湾执行枪决。

　　第158页提到的“王兴桓”，应为“王新衡”，原为中共党员，曾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为国民党军统局高级骨干。

　　从第159页开始提到的全家与文强一起逃亡的“廖根绍”，应为“廖公劭”，是当时军统局上海区行动大队的一个大队长，被日伪逮捕后叛变，后逃回重庆。

　　第222页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三个副官，“其中两个是共产党，一个是钱啸飞，一个是孙健……”这里“钱啸飞”应为“熊向晖”，“孙健”应为“申健”。申健当时不是胡宗南的副官，而是三青团西安分团书记、西北“工合”宝鸡事务所主任。

　　第227页提到蒋介石派到西北领导对汪伪军队策反的“参谋次长邢斌”，应为“熊斌”，他任参谋次长是抗战初期的事，调任华北宣抚使领导策反、收编伪军工作之前是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省防空司令。

　　第238页提到的程潜夫人“何英芹”，应为“郭翼青”。

二

　　其次是史实的错误，这可能与文强本人的记忆有关，也与记述者本人没有查证有关。

　　第30～31页讲到南昌起义爆发时，文强被周逸群派去迎接“叶挺独立团（国民政府警卫团）”，这显然不对。众所周知，叶挺是南昌起义领导人之一，怎么会到起义爆发时他的独立团还没有到达呢？当时周逸群叫文强去迎接的是卢德铭、余洒度、辛焕文、韩浚等人领导的武昌警卫团（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因保卫过武汉国民政府，故又称国民政府警卫团，而叶挺独立团并无此称号）。该团因故未能赶上南昌起义，后来到湖南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暴动。

　　此书第七章“结发之妻”（第56～61页）中，说到周敦琬从北京回到家乡四川江津后，“在江津，她遇到两个人，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恽代英，一个是共产党里面的萧楚女，他们在四川泸州中学教书，认识周敦琬了”。江津在重庆附近，泸州在川南，并不在一个地方。“泸州中学”也不对，应是“泸县川南师范”。

　　第57页提到周敦婉的前夫刘愿庵（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时说：“1929年，刘愿庵在四川开会，被刘湘的特务发现了，被捕后刘愿庵一口咬定就他自己一个，别的什么也不知道，没几天就被枪毙了。”刘愿庵被捕和牺牲不是在1929年，而是在1930年，5月5日因召开省委常委会时由于内奸出卖，被刘湘的警察当场逮捕，并非“就他自己一个”，而是当场抓到刘愿庵和工委程攸生、秘书长邹进贤三人（另一干部跳窗逃脱），并缴获大量省委文件，三人于5月8日牺牲。按当时四川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的说法，那次事件是“全部常委牺牲完”。

　　第59页讲到文强与吴芳吉见面时，回忆起当年在湖南明德中学，一次发水灾，淹死了一个同学，吴芳吉写了一副对联，被文强擅自改了，引起校长大怒的事。发大水死人时吴芳吉是写了一副很有影响的对联，但不是死的一个学生，而是死的一个校工；文强会去擅改悼念死者的对联吗？实际是指，由吴芳吉创办的《湘君》文学社发起在明德中学校园内湖畔修建了一座“楚辞亭”，吴为此亭写的一副对联被文强改了。接下来书中又说，吴芳吉第一次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就对文强和周敦琬说：“我今天做介绍人，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结婚。”实际上，文强于1986年8月写给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怀念周敦琬的长篇回忆录中也写过，即吴芳吉促成文强与周敦琬的婚姻，是在吴到地下省委机关来做过几次客之后，觉察到文、周二人间已比一般“革命同志”更多一层心灵相通的情意，才向他们提出作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