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国总参谋部小史(1) -- jungleford

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第一军需总监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中将（Count von Schlieffen），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从毛奇到施利芬，三任总参谋长都有伯爵爵位，最终都获得最高的元帅军衔。施利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待人严苛甚至刻薄，1884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担任战史处处长，他的同事中有借坦能堡一战成名的战时总参谋长和后来成为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上尉。和毛奇一样，施利芬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特别关注技术的发展，关心部队的后勤与补给状况，为此他还建议举行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演习，所谓“旅行训练”是从军需总监部时期就已有的一项定期例行的行军活动，米夫林任总参谋长期间对这项活动就特别重视。施利芬对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改进也是建立在毛奇和瓦德西的基础之上，除了设置四名军需长分管各处业务之外，另单独任命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全职副手，第2处和铁道处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由第一军需总监管辖，此外专门设置了相关部门对法国和俄国的要塞体系进行研究。

毫无疑问，作为总参谋长的施利芬给后人留下的最有价值遗产的还是他那个惊人的西线攻势作战方案，这个冠以施利芬本人的名字而著称的大胆计划（Schlieffen Plan）几十年来被战史界反复研究和讨论，有人赞叹，也有人批评，甚至有人将它与坎尼和鲁岑两次教科书式的运动战战例相提并论，多年后曼施坦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到直至二战时陆军对这个方案的着迷，而施利芬本人似乎更倾向于一个“坎尼式合围”，他晚年还就坎尼会战写过一篇论文，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施利芬在他的作战方案中沿用了格奈斯瑙和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大歼灭战思想：通过少数几次，最好是一次会战赢得决定性胜利。由于两线作战是一种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但内线作战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够首先快速地解决一条战线取得与对手的和约再掉转头专心对付另一方，历史上有多个战例，如1619年辽东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5天之内歼灭四路明军；20世纪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反围剿作战；还有下面1914年夏天的坦能堡会战都是如此。而多年以来总参谋部就的哪一线率先展开行动而举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都倾向于首先解决东线，因为“蒸汽压路机”（Steamroller）俄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1]，第6章），但施利芬却主张首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乍看上去这也符合德国以往“西攻东守”大战略的一贯传统。然后是选择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自从1870年以后若干不同历史时期，总参谋部似乎达成了不可思议的“默契”：都选择了从阿登森林地区取道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当然，这也许是总参谋部的唯一选择，关于这话题，笔者也准备有空写一点相关材料）。相对于后来的“曼施坦因计划”，“施利芬计划”更为大胆，毕竟当时还没有装甲部队的概念，主要靠右翼步兵实施深远的机动迂回，这需要庞大的兵力来保证这个以梅斯为中心的“巨大的旋转门”的“镰刀式”合围。这个计划其实“不是属于‘坎尼’式的，而是属于‘鲁岑’式的”（[7]，第3卷第5章），即以一翼的运动而不是两翼的运动达成合围，为此，担任右翼主攻部队的力量要远高于左翼的佯攻部队，在1905年计划出笼的时候右翼和左翼的兵力对比为100:15（接近 7:1），尔后还要从左翼抽调兵力加强右翼使这一比例提高到100:9（[7]，第3卷第5章）。施利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计划实施的那一天，由于小毛奇对计划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导致德军的运动战的破产，后人也就对“施利芬计划”的真实可行性产生了怀疑：这个方案真的能在“六周之内”结束西线的战争吗？

1913年1月4日，施利芬伯爵元帅在柏林去世，他临终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确保你们右翼的强大”（"Macht mir den rechten Flügel stark!"），这个天才计划的制定者大约不会料到一年半之后竟然会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

（图：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 1833.2.28-1913.1.4，1891至1906年任总参谋长）

[SIZE=3]3. 后毛奇时代（大战时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战时期）——西克特及其继任者（魏玛时期）——哈尔德及其继任者（二战时期）[/SIZE]

在“施利芬计划”出台9年之后，随着一个19岁的塞尔维亚年轻人普林西普手中的枪响，欧洲上空密布的乌云倾刻变成了雷鸣电闪，自伟大的征服者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整一个世纪之后，欧洲又开始陷入了大混战，从此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在两场大战中转型，老霸主让位于新霸主，旧秩序让位于新秩序。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受人关注，总参谋部又无疑成为这个核心中核心，虽然在新世纪中战争的各种成分都变得与上一个世纪完全不同，但毛奇的主要军事思想和由他创立或完善的总参谋部各项制度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继续影响着新一代军官团成员，这也是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后毛奇时代”的一个原因。

● 总参谋部的拍档

如果说威廉二世在1906年的元旦任命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而丝毫没有顾及到他那个伟大的叔叔的话，鬼都不会相信（[注9]），但问题是，小毛奇在他叔叔炫目光环的笼罩下是否真的胜任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来自后世的指责并非完全针对他修改了“施利芬计划”使得新的方案变得不伦不类——毕竟这是9年前的计划，新的形势肯定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在战争中的表现有失于一个统帅人物所应有的沉着冷静和敏感性，马恩河失利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小毛奇完全处于萎靡的精神状态中，直至被废黜回家养病。继任者是当时的战争部长法尔肯海恩（von Falkenhayn），自沙恩霍斯特提议建立战争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合并”，陆军总司令同时兼任总参谋长，不过这个双重身份只短暂地持续到次年。法尔肯海恩和小毛奇又正好相反，完全迷信于“施利芬计划”，忠实执行且不打折扣，甚至是在西线僵持，东线略有起色的状况下仍坚持“必须首先在西线取得胜利”，而且还是继续采用迂回对方侧翼的方式，哪知道协约国总参谋部的人也持同样想法，结果形成了战线不断横向增长的壮观景象，后来斐迪南 ·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所使用的“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一语从此出名，这时候小毛奇似乎又回光返照站出来提议将主攻方向转向东线，但包括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在内的首脑已不在乎一个被打入冷宫的老人无力的声音，除了不久前刚刚经历了“坦能堡大捷”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 [注9]：还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裙带关系，小毛奇是皇帝的“圈内人”的缘故。

1916 年8月，随着凡尔登的僵局和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等诸多坏消息的传来，总参谋部走到了它最倒霉的时刻，就好像是自毛奇以来一下子突然变得平庸了，威廉二世再次祭出换帅大法，让法尔肯海恩下课，新的总参谋长是在东线给德国人带来过兴奋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von Hindenburg），同时还任命了一位“第二总参谋长”（[注10]），即埃里希·鲁登道夫中将（Ludendorff）。自两年前刚出现过战争部长兼任总参谋长的罕见特例以后，总参谋部又出现了两人同时分担总参谋长权利的奇特现象。两人都有丰富的总参谋部工作经验，兴登堡前面讲过曾经和施利芬是同事，在军界资历深厚，1911年已经退休，为了应付开战初期东线的紧张局面又重新出山；而鲁登道夫虽然战争爆发时还在第85步兵旅当旅长，军衔仅仅是上校，但也有8年供职于总参谋部，并于1908至1912年间任第2处处长，是一个一流的战术专家。最重要的是，两人在东线作战的磨合中已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堪称总参谋部的“黄金搭档”。在德国历史上类似的搭档也有像布吕歇尔和格奈斯瑙，另外俾斯麦和毛奇也勉强可算一对吧。新任“黄金搭档”中，实际主持工作的还是鲁登道夫，他首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人事变动，启用了韦策尔（Wetzell，战后担任过部队局局长）、霍夫曼（Hoffman，坦能堡会战的实际策划者）、格罗纳（Groener，鲁登道夫的继任）、施蒂普纳格尔（Stuelpnagel，后任第一军需总监，1944年因参与“7.20”事件被处决）等一批有能力的参谋军官，同时又改组和增设了多个下属机构，包括对刚不久才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进行管理部门，甚至还有一个“影像局”来管理全德电影事业。在鲁登道夫的铁腕下，战时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分支林立的庞大机构，其直接后果是对国家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干预，将政治、经济纳入到战时轨道——德国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总体战”时代到来了。

※ [注10]：后经鲁登道夫请求仍称为“第一军需总监”。

与克劳塞维茨正好相反，鲁登道夫认为“战争多样性时代已经结束”，“全部政治都应服务于战争”（[1]，第8章）。他在《总体战》一书中鼓吹：“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不过考虑到该书成书时间（1935年出版）和鲁登道夫在早期纳粹运动中的卖力表现，笔者感觉这本书还是政治宣传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1917年总参谋部成立了常设集团军群司令部，一个比集团军编制更大的战略级作战单位由此在德国正式产生。在战局的策划上，第二帝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部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功，但勉强还算比较尽力。俄国的退出让3年来的两线重负终于得以摆脱，总参谋部为松了口气，但那条“奔向大海”形成的僵持西线在3年来几乎就没挪过窝，最大一次运动居然是德国主动撤至“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注11]），至多不超过50公里（这次撤退也是鲁登道夫实施的），德军在这条防线上成功顶住了英法在1917年春夏之交的庞大攻势，接下来是连鲁登道夫自己都有些引以为傲的1918年春季在亚眠突出部拉开了所谓“大会战”行动的序幕——这次“亚眠会战”（[注12]）导致英国的第5集团军几乎全部被歼，4天之内将战线向西推进了20多公里（为马恩河以来之最），此战之后协约国才被迫成立联合司令部，直到1918年7月，德军贯彻总参谋部“不是一次会战，而是一系列会战”的思路（[1]，第8章，鲁登道夫语），连续发起了五次大规模攻势，但已力不从心，几次攻势形成的战线突出部最后又一点一点被夺了回去。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总参谋部的人战后还在YY“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他们应该自省的是，德国不是败在“背后捅了一刀” （[1]，第8章，鲁登道夫语）的“十一月罪人”手里，而是败在他们自己手里。

※ [注11]：又称“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德语“Siegfriedstellung”，有别于二战时期的德国西部边境那条同名防线。

※ [注12]：其实应该叫“第二次索姆河会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年8月的另一次更加著名的“亚眠会战”中德军遭到惨败，直接决定了西线的结局。

（图：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翁德·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 1847.10.2-1934.8.2，1916至1919年任总参谋长）

（图：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4.9-1937.12.20，1916至1918年任总参谋部第一军需总监）

（Hugo Vogel的油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研究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