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国总参谋部小史(1) -- jungleford

04年就注册了，现在才下河！不是那位大哥的“马甲”吧？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贴不上了？老是page cannot found

[SIZE=3]1. 早期时代（普鲁士时代）：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克劳塞维茨[/SIZE]

● 拿破仑战争前的“军需总监部”

在中国古典小说里，我们经常读到这样一类人，他们的身份被称为“谋士”或“策士”，他们效忠于某个政治人物或集团，一个首脑身边可能有一个或者多个这样的谋士甚至是一个谋士组成的班子，用今天的话来说可以叫做“智囊团”。那么这个“谋士班子”算不算是一种总参谋部的雏形呢？jungleford以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参谋”，但这样一群“参谋”攒在一块却不能叫做“总参谋部”。关于“总参谋部”的定义，Wikipedia是这么写的：“现代军队中提供军事情报，后勤，计划与人事的组织机构。”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定义是：“军队（武装力量）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一般设作战 、情报、通信等部门，有的还设有训练、军务、动员、装备计划等部门。”看到了吧？总参谋部要做的可不仅仅是出主意、想办法这样单一化的智力活动，它管的东西可多着呢。对于欧洲而言，在拿破仑战争和近代军事改革之前，军队的运作取决于统帅，也就是说，上面关于“总参谋部”定义的那些工作基本上通过军队统帅一个人的大脑就已经完成了。这种一个人就可以决定军队在战争中的命运的模式，到了拿破仑那里已经发展到巅峰极至。但随着拿破仑淡出历史，再难出现仅凭借一个人的天才就可以左右整个战局的情况，正如毛奇所说的，像这样的“伟人巨星……几乎数百年才出现一个”（老毛奇，《论战争的准则》）。战争不是统帅人物的个人行为，它关乎到国家民族的命运，仅仅把它托付给一个人在多数时候都是危险和不负责任的。

与古代战争相比，近代战争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影响上都要大得多，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上的进步导致武器升级和作战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家观念的强化使得政治上而不是宗教上或贸易上的对立往往也诉诸于战争手段。这样，战争的准备工作就成为一个大问题：如何计划？如何操练？如何动员？如何行军？如何集结？如何保障供给？如何保密？因为从现在开始打的是一场动辄至少是十几万人的大仗。这时候多数统帅的脑子已经难以胜任这些繁重的工作，权力下放到他的参谋们势必成为一种必然。瑞典人在军队体制改革方面走在了前列，他们在著名君主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II Adolphus或Gustavus the Great，[注1]）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称为“军需总监部”的机构（[注2]），专门负责工程和交通事务，这个机构一度在17世纪的欧洲军界成为一种时髦，普鲁士也成为其中的一个仿效者。军需总监（First Quartermaster，有的材料也称为“总军需长”或“第一军需长”，德语“Oberquartermeister I”），听上去像仓库保管员一类的角色（^_^），不要瞧不起这个看上去不起眼的名字哦，在德国总参谋部正名之后，总参谋长的副手，也就是副总参谋长，可都是叫这个名字，一直延续到二战，包括曼施坦因（1936年10月至1938年2月在任）和鲍卢斯（1940年9月至1941年12月在任）都担任过这个职务；此外官方还设立了一个具有普鲁士特色的“侍官总署”，负责军队的人事事务，这个机构逐渐演变为总参谋部的对头，也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军事内阁。按参考资料[1]中的说法，此时的“军需总监部”，也就是总参谋部的前身，实际上只是一个介于“工程兵总监部和技术性侍官总署的中间机构”，处理一些“技术性的辅助勤务”，“无权参与指挥的决断”（[1]，第1章），目前有案可查的最早的一任军需总监（1675年）是工兵中校贝尔库姆。以后随着战争的专业化的提高，更多的工作被纳入到军需总监部，比如测绘，并且逐渐占有愈来愈重要的位置。

※ [注1]：在三十年战争中，古斯塔夫二世与华伦斯坦交手，并死于在鲁岑的一次浪漫冲锋。

※ [注2]：瑞典的一系列军事体制改革成为近代欧洲军制的源头，比如征兵制（在下文还将继续提到），比如后勤体系，比如新的装备和战术——采用分列式滑膛枪手排阵的线式战术和使野战火炮实用化等等。

（图：早期普鲁士的高层军事机关）

● 从军需总监部到总参谋部

历史上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实际成立于德国的邻邦——法国，早在大革命时期，国防部长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注3]）下属的“国防部办公室”已具有现代总参谋部的雏形，1795年，后来成为拿破仑手下首席元帅的贝尔蒂埃（Louis Berthier）率先建立了参谋系统，后来成为贝尔蒂埃直接领导的“参谋长办公室”，而拿破仑的真正被称为“总参谋部”的一个机构倒反而相当于普鲁士的军需总监部（[4]，第3章），不过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拿破仑本人的大脑，他的参谋长们“的责任就是服从而已”（贝尔蒂埃语）。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拿破仑所向无敌的陆军横扫欧洲大陆，显然对勃兰登堡的容克们产生了震慑作用，特别是1806年在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dt）的惨败，令曾经在菲德烈大帝时代辉煌一时的普鲁士陆军跌落至谷底，战后普鲁士丧失了一半的土地和人口，重新退回到易北河东岸他们发迹之前的起点。这场惨痛的教训在军官团中间引发了深刻的思考，一批有远见的军官意识到军事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当中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包括马森巴赫（von Massenbach）、沙恩霍斯特（von Scharnhorst）、格奈斯瑙（von Gneisenau）、格罗尔曼（von Grolmann）、博因（von Boyen）以及克劳塞维茨（von Clausewitz）。

※ [注3]：他的儿子，也就是我们在大学上普通物理学课的时候学过的那个“卡诺定理”的提出者。

在这些先驱者里面，最早以文字形式提出现代总参谋部思想的是克里斯蒂安·冯·马森巴赫男爵，在1795年向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 II）上呈的条陈中就要求将战争计划的拟定纳入军需总监部的工作范围，而“作战指挥”，也是未来总参谋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到1801年，马森巴赫又再次上书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III），进一步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构想，包括总参谋部的机构组织，甚至要求总参谋长应被赋予向国王的“直面陈述权”，在普鲁士军队内部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先例（这个权利可不得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毛奇才颇费周折地得到），前面讲了军需总监部的军官是没有参与军事决策的权利的，为此马森巴赫得罪了一批高级军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以下犯上对他们领导地位的挑战。1801年7月在柏林成立了一个名为“军事协会”（Berlin Military Society）的小团体，在军界似乎谈不上有什么影响，因为协会主席是一个刚刚进入军需总监部工作的名叫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中校军官，此人不久前才从汉诺威炮兵团投效到普鲁士军队，甚至才刚刚被冠以“von”的贵族姓氏，协会成员似乎也不怎么有名气：一个叫赫尔曼·冯·博因的军需总监部上尉，一个是刚进入柏林军官学校进修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少尉，一个正在柏林的步兵监察部当副官的卡尔·威廉·冯·格罗尔曼少尉。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再平凡不过的军官团小圈子会对今后普鲁士军队的命运带来怎样的改变，但这个小团体成为培养优秀参谋军官的沙龙，事实上提到的这几位都后来成了总参谋部的元老。总参谋部的筹建工作就在马森巴赫的上层努力与沙恩霍斯特的基层教育之中拉开了序幕。1803年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下令以马森巴赫的建议为蓝本进行军需总监部的改组工作，该部门按战时的作战区域（而不是按功能）分为三个处（称为“旅”），分别对奥地利，对中、南德和对西德地区的战备计划（马森巴赫曾经建议的是奥地利、法国和俄国，结合第0小节的讨论，可以说这是个相当有预见性的提议），而马森巴赫和沙恩霍斯特刚好同时被分配到了第3旅（西德）工作。此时的军需总监部开始介入作战研究，但离它所期望的军队指挥权还相去甚远。在耶拿-奥尔施塔特会战中，马森巴赫担任霍恩洛厄-英格尔芬根亲王（Prince Hohenlohe-Ingelfingen）的第2军团参谋长，而沙恩霍斯特则先后担任不伦瑞克公爵（Duke Brunswick）卡尔·威廉·斐迪南（Karl Wilhelm Ferdinand，[注4]）的第1军团和布吕歇尔（von Blücher，就是既当过拿破仑的俘虏后来又成为滑铁卢老英雄的那位）的第3军团参谋长，结果连同他们的部队统帅一起都当了俘虏。这次战败不仅让让两位军需总监部的军官，也让各级官兵亲眼目睹了普法两国在技战术水平的差距和普鲁士旧军官团的平庸，军官团中的改革派开始得势。

※ [注4]：不伦瑞克公爵在此役的一次冲锋中受重伤，一个月后不治身亡。

※ 一段小八卦：有趣的是，虽然马氏和沙氏是志同道合的同事，但私交并不好，据说见面从来不打招呼。

（图：马森巴赫时期的军需总监部）

1807年7月，“军事改革委员会”正式成立，沙恩霍斯特担任主要负责人。他的改革措施说白了主要就两条：(1) 兵制改革：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预备役；(2) 机构和人事改革：建立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机构（别一会儿“军需总监部”一会儿又什么“侍官总署”的之间相互掣肘），废除军官团内部的贵族特权。当然还有其它一些措施，诸如禁止军队内的体罚现象等。可以看得出，改革的主要亮点基本上都是仿效法国人的，总参谋部的渊源前面已经说了，再比如征兵制，早在1792年，当新成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面临第一次反法同盟四面压境的时候，一个名叫克朗斯的国民议会议员提交的一个关于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的提案获得通过，次年第一次强制征兵50万人，半年之后又对义务兵役制进行立法，共和国政府逐步将征兵制作为战时政策的一部分（[4]，第2章）。但最终由于国内保守派的阻挠和拿破仑对普鲁士的戒心（他规定普鲁士军队不得超过4.2万人），义务兵役制并没有真正能够在普鲁士军队内部推行（[注5]），不过沙恩霍斯特想了一招聪明的办法——采用“轮训制”，在保持军队规模没有明显扩充的表像下，每个月让一部分已有经验的士兵来个“短期复员”，又重新招一批新兵补充进现役，经过长期轮训，事实上已经培养出相当规模的熟练士兵可以在战时被动员，只是他们暂时没有穿军装而已。另一个措施就是建立梯次预备役，1813发布的《后备军条例》决定组建三个梯次的“国民后备军”，在博因出任战争部长之后后备军制度得到进一步巩固。关于沙氏的兵制改革，下文还将有更进一步的探讨。对于总参谋部的组建，沙恩霍斯特的构想是下设4个处（称为“师”），分别管理作战、内勤、后勤和炮兵，部队参谋部建制也仿总参谋部设4个科，很有点——套用一句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候用过的台词——“参谋支部，要建在连上”的意思，当然，“连”上就夸张了，呵呵。一项得到采用的提议是成立“战争部”，作为最高军事机构，不久又分裂为两个部门：“综合战争部”和“战争经济部”，但事实上只有前者掌握实权，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分别被委任为综合战争部第2师和第3师长官（称为“监理”），而沙氏实际领导着综合战争部，也就是非正式的战争部部长，至于从前的军需总监部，虽然仍然保留着，但已开始从它的历史地位上渐渐退了下来，1813年战争期间，沙氏以中将身份接任军需总监，但总参谋部的角色已经完全让位于综合战争部第2师。对待军官人选的问题上，出身平民的沙恩霍斯特要求抛弃门弟观念，在全军范围内通过考核选拔，这在当时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建议，因为普鲁士军官团普遍带有从中世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德语“Deutscher Orden”）时代起就具有的强烈的贵族荣耀感，认为提拔“小人物”是对军官团纯洁性的玷污，殊不知近代欧洲却已经进入一场“平民战争”的时代。

※ [注5]：普鲁士最终在1813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1814年9月2日颁布《兵役法》确定了义务兵役制的地位。

沙氏被后人所公认的最杰出的一大成就是作为一个军事教育家为普鲁士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近代军事人才，在担任第2师长官期间，他努力把该机构办成一个高级军官的培训基地。前面谈到的“军事协会”正是沙恩霍斯特在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创办的，军官学校在1810年按照沙恩霍斯特的设想进行改组，并重新招生，这所军校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柏林军事学院（德语“Preußische Kriegsakademie”），也就是今位于汉堡的联邦国防指挥学院的前身，声名不亚于美国之西点，法国之圣西尔。在教育理念上，沙氏一直到毛奇之前的继任者基本上都赞同培养“具有政治头脑的军官”这一理念，到了克劳塞维茨那里“政治化”思路就发展到了一个顶峰，然后从毛奇以后，却放弃了这种理念，认为军事教育的任务是造就“素质一流的军事专家”（[1]，第4章）。沙恩霍斯特参与制定1813年春季作战计划，并于同年的大戈尔申（Gross-Gotschen，德语“Großgörschen”）战役期间脚部负伤，不久因伤口感染而逝于布拉格。

（图：格哈德·约翰·戴维·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 1755.11.12-1813.6.28，1808至1813年任“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1813年任军需总监）

沙恩霍斯特的继承者是奥古斯特·冯·格奈斯瑙，他一度在霍恩洛厄亲王和布吕歇尔手下任职，是一个典型的从参谋位置上逐渐提拔上来的军官，因此对这个行当他是再熟悉不过，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显示了沙恩霍斯特的用人眼光。在军需总监的岗位上，格奈斯瑙充分发挥了他的指挥才华，这个时期正值普鲁士解放战争，他和沙恩霍斯特共同拟定了1813年的春季作战计划，并且是1813年秋季和1813至1814年冬季作战计划的主要负责人，这几个方案成为了“沙氏－格氏分进合击战术”的完美体现，为以后总参谋部定下了以运动战为主要战役手段的基调，到了毛奇手里，这种分进合击的战术已经玩得炉火纯青。此外，格氏还大力宣扬以合围为主的大歼灭战思路，这个思路大约是受了沙氏对德国战争地理形势担忧的影响，因而强调以攻势为主，避免进入消极防御的局面，这一点也逐渐形成了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的传统，以后无论是在“施利芬计划”里还是在“闪电战”当中都依稀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子。格式相当看重指挥机关的效能，赋予下级参谋以相当的自主权，甚至当参谋长与军事主官的意见相左时，参谋长可以越级上报给总参谋长，而上级下达的命令要简洁明了，并不约束下级的执行方式，这套指挥原则后来被毛奇很好地继承了下来。后面的经历就是一笔流水账了，格奈斯瑙于1814年和比洛（von Bülow）、克莱斯特（即诺伦多夫伯爵，Kleist von Nollendorf，[注6]）、约克（即瓦滕堡伯爵，Yorck von Wartenburg）一起被封为伯爵（同时被封的还有布吕歇尔，即瓦尔施塔特侯爵，Fürst von Wahlstatt），这个爵位一直传到他的外曾孙，也就是1944年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的刺客施道芬堡上校（Claus von Stauffenberg）手中；1815年他作为重新出山的老帅布吕歇尔的参谋长出现在滑铁卢战场上（当过这位老头的参谋长的都成了牛人啊，^_^），在战役后期对败退的拿破仑进行追击；1816年因为与宫廷官僚政见不和而辞职；1825年被晋升为元帅；1831年，格奈斯瑙和他的参谋长克劳塞维茨因在波兰感染上了正在流行的霍乱而先后死于波森（Poznań，现波兹南）和布雷斯劳（Breslau）。总的说来，格奈斯瑙的一生，作为参谋长那正是人尽其用，是出类拔萃的军事幕僚，最重要的还是延续了沙恩霍斯特的改革，使得普鲁士军队和总参谋部按照既定的路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承前启后的人物是相当不容易的，想想历史上有多少次改革运动因倡导者的逝去或退出而最终遗憾地归于失败。多年以后，德国海军将两艘著名战列巡洋舰姊妹舰被命名为“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斯瑙号”，以纪念总参谋部历史上两位不朽的先驱者。

※ [注6]：从这个姓氏——虽然是个旁支——看得出和那个二战德国元帅，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和A集团军群司令克莱斯特有些渊源，克莱斯特家族是德国历史上几个军事人才辈出的名门望族之一。

（图：奥古斯特·威廉·安东内斯·奈德哈特·冯·格奈斯瑙伯爵，August Wilhelm Antonius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 1760.10.27-1831.8.23，1813年任军需总监）

在格奈斯瑙之后普鲁士的总参谋部进入了一个过渡时期，前文已述，“总参谋部”其实是上文提到的“综合战争部”的第2师，而军需总监部虽然仍保留但已退出总参谋部前身这个特殊身份了。1814年，利奥波德·冯·博因少将出任首任正式的战争部长，而第2师监理则由卡尔·冯·格罗尔曼少将担任。格罗尔曼的“总参谋部”已经完全按马森巴赫当初设想的三个战略方向分为西部、中部、东部三个作战处，同时在负责作战计划任务之外还特别重视测绘工作，延袭了军需总监部以来的工程测绘业务传统，并且成为以后总参谋部军官的必修科之一经常性地加以训练，军事史上德国的一流作战地图也是很有名的。格罗尔曼在任内还增设了一个“战史处”用于研究以往的战例并总结经验，这项工作在总参谋部发展过程中显得特别有意义，标志着总参谋部开始有了一个系统化的军事教育资料库。在国王和宫廷旧式军官的干涉与排挤下，第2师仍然始终没有得到它一直渴望的指挥实权，失望之下，格罗尔曼和博因先后辞职，1819年11月至1821年1月期间第2师监理由利林施特恩少将（von Lilienstern）代理。此后接手的是米夫林中将（von Muffling），在他的任期内，总参谋部迎来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那就是1825年总参谋部正式从战争部分离出来，并命名为“军队大总参谋部”，总部设在柏林，各军团也设“军队总参谋部”，作为参谋部机关化的一个样本，此后我们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它“总参谋部”了。总参谋部正名之后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升，成为与战争部、国王军事内阁分庭抗理的又一势力，总参谋长也成为仅次于战争部长的国王第二军事顾问，但是哦，还是没有决策权。米夫林在任内通过他的实干和创新精神继承和发扬了沙恩霍斯特的理想，最有名的一条，是他第一个采用后世广为流行的沙盘作战演习方法，直到今天，兵棋推演也是总参谋部最常用的代替实兵演习的模拟作战手段，尽管它的物质媒介从沙盘转移到了计算机上。

（图：沙恩霍斯特时期普鲁士的高层军事机关）

（图：毛奇之前的总参谋部）

我们看到上述这些军事改革的领导人物都不是一开始就身居高位的，多数是一些中层的中青年军官，甚至也不全是容克贵族，像沙恩霍斯特、格奈斯瑙、博因都是平民背景，从军以后才被授予贵族身份的，这些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军官比上层那些头脑僵化的将军元帅们更清醒地看到欧洲军制的发展潮流和普鲁士军队内在的弊病，尤其是“秘密军事内阁”制度，国王通过安插他的侍官、亲信等代理人极力要把全权指挥把持在个人手中。从各方面来看，沙恩霍斯特一直到毛奇之前的普鲁士总参谋部史也是一部充满了新与旧，变革与保守的激烈斗争的政治史，军官团中的这些有识之士为总参谋部登上毛奇时代的巅峰做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物质和人才准备。

● 欧洲兵制改革的再讨论

上文我们谈到了义务兵役制，或者说征兵制，普鲁士的军事改革是在整个欧洲军事变革，尤其是兵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展开的，那么兵制对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来说有什么意义？征兵制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欧洲是怎样走进征兵制的？……不急，慢慢来，你说咱们国家现在实行的是什么兵制？是义务兵役制？看上去好像是，根据198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现行兵役法是1998年在此基础上通过的修正案）总则第2条白纸黑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从概念上说适龄公民确实有服役的义务，但好像我们中间大部分人好像几乎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服役当过兵，而且眼下当兵好像还很热（有时候还得有关系有路子^_^），丝毫没有“强制征召”的意思，以至于jungleford读书那会周围还有同学戏称大一军训那会儿就算是服役了。既然扯到这里，jungleford就暂时先扯远一点了，其实简单想一想就能明白，任何军队都有规模限制，任何兵役法都有年龄限制，就中国大陆而言，兵役法第12条和13条规定，每年所有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只要没有特殊情况（残疾、现行犯等），在4年之内（现在特别情况还可以延长到6年之内）都有服役义务，而且是服现役，就是真的穿军装了。就大陆的人口规模基数而言，每年这个年龄段的gg（也包括mm，因为兵役法规定mm可以自愿当兵）有多少？怎么着也得是上千万数量级了吧。PLA现在总规模多少？经过近二十年的两轮大裁军，大约在150万左右，看来还有继续缩编的趋势。军队不纳税，而且还花纳税人的钱，花国家的外汇，这么多人国家都要包吃包住，试问和平时期哪个国家养得起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呢？而且每年又不是全部大换血，复员的只占一小部分，那么这样一比下来摊到每个人头上也算是小概率事件了。其实呢，我们在那个年龄的时候，档案都在各地方人武部放着呢，但人那么多，每个地方分到的征兵名额又那么点，当然是想当兵的优先征召咯，但这些人还是超出了征兵计划，那不就得择优录取嘛，所以许三多他爹要拼命跟解放军gg套近乎呀，这跟我们高考、考研、找工作、申请出国的道理是一样的，中国人口太多，木有办法…… ^_^ 但换一个地方可能就不一样了，譬如海峡那边的台湾，人口才两千多万，适龄gg（或mm）就少得多，那怎么办，那到了年龄你就得进军队，阿扁的公子被爆料逃避兵役可是一件大丑闻哦，所以看到有的材料说大陆实行的是募兵制而台湾是征兵制，这其实是不准确的，虽然我辈也很期待将来两岸统一那天对面的gg们就彻底解放了，哈哈。但如果是战时完全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不仅所有适龄兵源都得待命，而且征兵年龄范围也还有可能扩大，这就叫动员体制（Mobilization），解放前说得不好听叫“抓壮丁”，以中国的人口，真正动员起来那是很可怕的。以上是一点胡诌，为的是对兵制这个话题做一点感性的入门。

在中国史学界，对历代兵制的研究已是一个比较大的专门方向，很多前辈大师都出过相关的专著，感兴趣的朋友不妨翻一翻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总的看来，中国历史上的兵制发展比欧洲更系统更全面和多样化。罗马帝国衰落以后，北边的“蛮族”（罗马人曾经很牛B，自认为是“正朔”，别人当然就是“蛮族”啦，跟先前中国繁荣发达的中原地区被认为是正统一样，偶们南方人就被鄙视成“蛮夷”了）开始崛起，并从部落战争时代进入了封建社会，我们一说自己就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其实呢，无论国内国外都有学者指出这是个误用词（misnomer），中国那是叫“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社会”，“封建”一词（Feudality）是个舶来货，来自它的本意“封地，采邑”，不是集权，而是分权，君主通过赏赐土地或势力范围获得重臣对自己效忠，受封的诸侯在各自领地里都有比较完整的自主权，形成一个个“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FT，这好像是文革时候批斗中宣部的大字报？^_^）。作为德国尤其典型，最多的时候达到上千个大小邦国，名义上属于同一个“神圣罗马帝国”，这也是德国长期分裂的一个制度原因，而在中国反倒是我们称之为“奴隶社会”的周朝更像这种制度，相似的还有幕府时代的日本。在山头林立的中世纪，兵制是家族式的，下级获得土地，建立自己的城堡，但有替上级打仗的义务，每个小地头蛇都有一批自己养的私人军队，要打仗了就的把这些来自不同封地的数目不等的部队拼凑起来，这个叫做骑士制度（Chivalry）。但问题是骑士战争是一种“昂贵的活动”（[2]，第1章），一个重装骑兵所配备的全套人员装备的花费只有有一定身份地位尤其是财富的诸侯才支付得起，多打几次仗造成的损失需要补充，有时连诸侯自己也觉得财政吃力，于是发展到15至16世纪，一种新的兵制开始得到广泛采用，那就是“募兵制”（Enlistment）。注意，古代募兵制与现代募兵制还不太一样，现代募兵制其实相当于前面兵役法里讲的“志愿兵”，相对于“义务兵”而言，因此称其为“Voluntaryism”更为合适，而古代募兵制虽然也是自愿原则，但更强调“募”，也就是花钱雇佣，虽然也要花钱，但比之前面自家养的骑士花的钱要少得多，花同样钱可以招到数量更多的兵员，此后欧洲雇佣兵之风盛行，最出名的大概要算瑞士的雇佣兵了（[2]，第2章）。以雇佣兵为主的战争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问题也暴露出来，就是愈来愈多的人开始靠这个“募”得到钱来养家糊口了，不打仗他们就得解散，于是失去了生活来源，一些人就利用他们杀人越货的老本行干起了绿林生意，给社会治安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而且雇佣兵缺乏平时的训练，也没有什么忠诚性可言，能像瑞士雇佣兵那样高素质的兵源实在是风毛麟角，打起仗来往往要么是势如破竹，要么是一溃千里，这种完全靠rp的赌博式战争并不是欧洲大佬们想要的。时间进入到18世纪后半叶，在地球的另一端，北美大陆爆发的一场以民众武装对抗职业军队的战争给欧洲军事家们带来了一种概念全新的战争模式——“人民战争”，当时有两个来自欧洲的军人参加了这场独立战争，一个是拉斐特侯爵（Marquis de La Fayette），后来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军总司令，另一个就是我们上面介绍的格奈斯瑙。

18至19世纪的欧洲兵制改革，实质上是武装力量从私人化向国家化的转变，前面描述的军队实质上只是君主或领主的个人私兵而已，这个转变是从“征兵制”的启用开始的。征兵制（Conscription）事实上在古斯塔夫二世之前的瑞典已经开始采用，国家拥有一支从民间征召的常备军，到了古斯塔夫手里，将国内的常备军用于守土防卫，而对外作战仍然大量使用雇佣兵。从前，特别是和平时期把老百姓招入军队是不可想像的，统治者要考虑这样做可能付出的代价：草民们都武装起来了，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不爽了就会来打到寡人头上，那寡人我想搞点零花钱向他们多收点赋税当保护费都不成 :( 不行，绝对不行，枪杆子一定要牢牢掌握在自己人手里。那jungleford你刚才不是说有募兵制么？招募的不也有很多是草民？那不一样呀，既然是“募”，当然得花的起钱，人家雇佣兵就是靠“刀口上舔血”，吃这碗饭的；况且雇佣兵是战时启用，战后遣散，并不是常备军，既然是战时，也是外患大于内忧，主要矛盾决定打仗而不是反水更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雇佣兵的规模仍然有限，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法国王室所能养活的军队人数不超过1.2万人（[2]，第4章），而今天一个满员的师都有这么多人了，正是征兵制使得原来成本高昂的战争活动变得“廉价”了，也就是说，国家之间打仗的门槛降低了。

真正的革命性变化来自法国大革命，王室被推翻，已没有“国王的军队”这个名份，而在反法同盟的围攻下，战争性质转变为“为保卫祖国”而进行的“人民战争”，不是为了骑士的荣耀，也不是为了赚钱，作为国家公民都有从军义务，这个转变其实很仓促，完全是迫于形势，在“爱国主义”的精神感召下的自发行为。通过法国大革命，所谓“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的理念开始占主导地位，国家的军队也即“人民军队”（Citizen Army或National Army，德语“Volksheer”），孰料此举竟为后世的征兵制与总体战的局面埋下了伏笔。之后拿破仑在欧洲四面出击，通过战争方式在全欧洲搞“输出革命”，这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讲普鲁士军事改革之前的情形。

以上这些就是沙恩霍斯特时期的义务兵役制、“平民战争”思想、梯次预备役等等措施的历史背景，通过1813年的普鲁士解放战争，平民也加入到军队这个传统意义上只有贵族子弟才有资格进入的“光荣行列”当中。

● 关于克劳塞维茨学派

在80年代谢晋拍的老片《高山下的花环》里，那个“小北京”雷凯华经常捧在手上的一本书叫《战争论》，嘴里还老是念叨着传说中的拿破仑语录“不想当将军的兵不是好兵”。那么《战争论》是本什么样的书？它真就是兵家的《九阴真经》？（还是《葵花宝典》？^_^）

在普鲁士总参谋部的改革过程中，克劳塞维茨所起的作用并不是十分突出，也从来没有担任过军需总监或总参谋长，但他却是一名足够称职的副官，一名有心的学者，担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期间潜心于理论研究。他曾经是沙恩霍斯特很赏识的一个学生，在沙氏担任综合战争部第2师监理期间，曾提拔克氏进入总参谋部，并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克劳塞维茨并不长寿，最终死于一场霍乱，只活了50岁左右，然而其中有38年的军人生涯（从12岁加入欧根亲王步兵团起直至逝于格奈斯瑙的参谋长任上），而这30多年的经历又恰好涵盖了整个拿破仑战争时期，使得他有机会亲身参与到这场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军事变革中，并且将它的主要经验理论化并总结成文。

（图：卡尔·菲利普·格特弗里德·冯·克劳塞维茨，Carl Philipp Gottfried von Clausewitz, 1780.6.1-1831.11.16，1818至1830年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

笔者从来没有通读过《战争论》（德语“Vom Kriege”）的手稿全文，因为读起来实在是枯燥无趣得很，像一些专家，譬如富勒还说过一些尖锐的话，“冗长、重复，充满了陈词滥调，而且很多地方都是自相矛盾和纠缠不清的”（[4]，第4章），可能克氏受康德等人的影响（在柏林军官学校进修期间，他经常听基瑟韦特讲课），使得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充满了哲学色彩。但是作为拿破仑战争和普鲁士军事改革亲历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位学者想要表达思想包含了的那个时代全新的军事观念和方法，这些观念和方法是那个时代之前所难以见到的。《战争论》手稿中总结了克劳塞维茨学派的几个主要结论：“绝对战争论”，“政治决定论”和“重心论”（[4]，第4章）。

所谓“绝对战争”，笔者理解近似于富勒所说的“无限战争”。富勒的《战争指导》是一部以比较通俗的语言来阐述战略学的著作，他在该书中也认为战争的型态分为“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两类——似为对克氏观点的一种修正或者说拓展——并将法国大革命作为两者之间的分水岭。所谓“有限政治目的战争”意味着早期战争交战各方遵守一些成文的或不成文的规则，达到一定的目的即可收手，而不是以流血方式尽可能多的歼灭敌方有生力量为目的或手段；而“无限政治目的战争”则相反。这倒让笔者联想起雷海宗先生把春秋时期的战争形容为“绅士贵族的战争”，而另一方面宋襄公则被毛泽东直斥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在现象上看来，前者主要消耗的是资金，后者主要消耗的是生命。进入“无限战争”阶段，伴随而来的是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征兵制、总体战等“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开始进入总参谋部的各种指令和备忘录。“政治决定论”也是克氏最出名的一个观点，“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这个著名命题是《战争论》第1篇第1章“什么是战争”的一个小标题，也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使这些因素起了变化，显而易见地改变了战争的本质，与老式战争迥然不同”（[2]，第6章），在这里克氏显然秉承了沙氏的“政治军官”理念。“重心论”是说在所有交战方内部都存在一个起支撑作用的核心力量，这种力量的垮台将引发该方的全面崩溃，所以对敌方的打击应主要集中于对重心的打击，这是一个大战略层面的观点，从该观点克氏推论出几个基本的作战原则。

以上这几个结论，很大程度上跟同一个因素的相关，也就是战争规模的扩大，造成这个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征兵制的推行，到了后世还有科技进步带来的通讯和交通事业飞速发展，此后国家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将国内国外所有可能获得的资源（包括物质资源和政治舆论资源）都拖入战争机器，用千百万人的生命来打一场前所未有的大仗，来赌国家的命运和未来，《战争论》第1篇第1章就有一个小标题：“战争无论就其客观性质来看还是就其主观性质来看都近似赌博”，而jungleford依稀记得电影《大决战之淮海战役》里毛泽东做了一个精辟的评价：“战略决战……就是一个‘赌’字，赌军队的命运，赌国家的命运，这个‘赌’字虽然不那么好听，但是却又找不到哪一个更恰当的字来代替它。”，这种手段到后来就发展到鲁登道夫那里就是所谓“总体战”理论，再后来就是全面军国主义，无怪乎富勒要称其为“野蛮主义的征兵制”（[4]，第2章）。不管怎么说，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提出了近代西方最为全面的陆军战略学理论，尽管不是很成功，但对后世的影响相当深远，至少，我们下面要谈到的毛奇和施利芬都是克氏理论的忠实信徒。

[SIZE=3]2. 毛奇时代（第二帝国时代）：老毛奇——瓦德西——施利芬[/SIZE]

单从时间上来看，老毛奇在担任总参谋长期间所取得的两次主要战绩，即1866年的普奥战争和1870年的普法战争（如果再算上1864年和奥地利联手对付他曾经效劳过的丹麦的话就是三大战绩了），都是在第二帝国正式成立之前取得的，但笔者将这一时期归入第二帝国时代，是因为毛奇作为总参谋部历史上的中兴人物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到以后若干时期的德国军官团高层的决策和指挥思维，随着以毛奇为代表的新一代军官团登上历史舞台，总参谋部开始迎来它从沙恩霍斯特以来的全盛时期，而德国也依靠俾斯麦那卓越的政治才华和外交智慧重新跻身于欧洲一流强国的水准。

● 总参谋部的“第二次改革”

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看到，直至毛奇之前，总参谋部的身份仍然只是一个幕僚机构而不是全军的指挥机构，原因在于首脑和最高统帅（国王）对总参谋部的不信任以及旧军官团高层的保守思想，但是欧洲形势在变化，国际形势也在变化，各大国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得到发展：征兵制的实行使得战争中人数的规模急剧膨胀（[注7]），军工技术的进步使得武器装备更精密更具有杀伤力，交通的发展使得作战地域大大扩展，通讯领域的新发明使得指挥作战的空间和时间一下子缩短到以分秒计算。所有这些新局面都暗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未来的大规模战争必须要有一个同时具有指挥和管理职能的中央实权机构，而这个机构，不用说，当仁不让的就应该是总参谋部。

※ [注7]：在威廉一世的陆军改组计划中，准备建立一支37.1万人的常备军，一支12.6万人的后备军，另有16.3万人组成的国民军（德语 “Landwehr”）（[7]，第3卷大事记3），其总规模是耶拿会战时的2.8倍，是莱比锡会战时的7倍，是滑铁卢会战时的4.6倍，要注意到这还只是和平时期的数量。

1857年10月19日，在前侍官长曼托菲尔少将的推荐下，在总参谋部工作的赫尔姆特·冯·毛奇少将接任前不久去世的莱赫尔上将的职务，出任代理总参谋长，次年9月18日，被正式任命为总参谋长。当时的局面是，总参谋部在与曼托菲尔为首的军事内阁的权力斗争中处于绝对下风，但毛奇没有继续沙恩霍斯特以来所提倡的“做政治军官”的传统努力与军事内阁争权，而是走军事专家路线，以总参谋部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去赢得普鲁士最高权力核心的肯定。毛奇重新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以前的“师”重新改称为“处”：第1处负责东欧、奥地利和瑞典事务；第2处负责德国本土和南方的瑞士、意大利事务；第3处负责西欧事务。其中最突出的贡献是单独成立了“铁道处”（1869年改为第4处，与原有的3个处平级）。铁路运输是第一次工业革命最具影响力的成果之一，在军事领域，意味着在同样动员能力的情况下部队集结和行进的时间大大缩短，这对于普鲁士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在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下（普鲁士时期是三线，别忘了南线的奥地利），高效的机动性反而有可能将地处中欧腹地的劣势转化为内线作战的优势，为此，普鲁士境内广泛修筑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到1860年已铺设了总长度超过5500公里的铁路线。毛奇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新局面给未来战争带来的将是什么，他的铁道处专门负责动员计划中对部队集结地点和开进路线的拟定，并且还进行实兵动员演习：在1846年创造了使用铁路运输部队的先例，普鲁士的一个军约1.2万人包括全部辎重通过铁路线运往克拉科夫（Krakow）（[4]，第5章）。在普奥战争中普方有5条铁路干线用于运输部队和辎重（[4]，第7章），而奥方仅有1条，在普法战争中，虽然法军先发制人，但普军早有准备，利用莱茵地区的铁路网将部队迅速部署于边境要塞，而法军却“受了铁路交通的限制”，“必须把兵力集中在梅斯和斯特拉斯堡的附近”从而“被孚日山地所隔开”（[7]，第3卷第3章）

（图：毛奇时代的总参谋部）

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多项发明都应用到了军事领域，但并非所有人都表现得如此敏感，看过经典法国老片《拿破仑在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的朋友大概会记得，当从美国远道而来的富尔顿把他的各种发明的模型——包括蒸汽动力船、潜艇、水雷——拿到拿破仑面前的秀的时候，后者所表现出来的鄙夷表情，不知道后来特拉法尔加（The Sea Battle of Trafalgar）的惨败是否让法兰西皇帝有那么一点点懊悔呢？对技术的重视，也是毛奇的一个特点，并表现在他的“军事专家”理念里，比如在对待后膛式步枪和火炮的态度上。jungleford还是喜欢拿电影来打比方，在一些反映18至19世纪西方战争的影片里，比如美国内战题材巨片《盖茨堡战役》（Gettysburg），我们看到那时的士兵都是站成一排放枪，放完枪了还要用一根铁棍似的东东往枪管里捅捅，结果好多人就在这个当儿被对方打死了， jungleford一直纳闷他们这是在干吗，后来才知道那是前装药步枪。前装枪和后装枪的差距有这么大？有。两个最大的好处是，射速的显著提高和可以进行卧射，想想也是，枪管那么长，要趴着还不得打完一枪把枪口掉转过来冲自己脸往里面填弹啊，要是万一这时候走火那就◎＃￥％※§，而卧射的出现不但大大降低了战时伤亡率，也使得单兵战术水平得到一次巨大改观。1840年，普鲁士人德莱塞（Dreyse）发明了撞针式弹药引爆方法，从而实现了后膛枪最关键的一步；1841年，普鲁士军队开始部分配发这种新式武器；到毛奇出任代理总参谋长的前一年，普鲁士军队已经全面换装后膛枪。在总参谋部引以为傲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The Battle of Koniggratz，又称“萨多瓦会战”）中，后膛枪的威力得到体现，而它的对手奥地利军队普遍使用的仍然是老式的洛仑茨前装式步枪。

1864 年对丹麦战争的胜利令总参谋部名声大噪，其实总参谋部在两年以前就开始了作战方案的拟定工作，而此前自滑铁卢会战以来，普鲁士军队一直没有参加过大的军事行动，欧洲并没有机会看到普鲁士军事改革的成果和功效。这次战争的胜利让毛奇看到了时辰的到来，这一年毛奇晋升为陆军中将，但他已经64岁了。次年总参谋部的老对头军事内阁的头头曼托菲尔被撤职，新任首脑特雷斯科夫是一位温和派的军官，毛奇也提出辞呈，在战争部长冯·隆（von Roon）的劝说下，毛奇得以留任。1866年6月2日，威廉一世在特雷斯科夫的建议下颁布了一道内阁令，明确规定了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是平级关系（以前战争部长是总参谋长的上级）并且在战时具有全权指挥权，总参谋长与战争部长下达的指令具有同等效力（[1]，第4章）。这样，自从沙恩霍斯特以来，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多年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总参谋部，作为作战计划的制订者，同时也成为战争的最高指挥者！这次变化可以称之为“总参谋部的第二次改革”，此后直至纳粹掌权之前，在普鲁士和德国军队各级指挥部形成了一个和总参谋部类似传统：参谋长和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具有同等效力，参谋军官成为了军官团中的宠儿。一周以后，毛奇晋升为陆军步兵上将，又过了一周，普奥战争爆发，七周之内奥地利被彻底击溃，使得这场第一次由总参谋部指挥的大仗被冠以“七周战争”的美名。后来总参谋部的权力又进一步扩大，1883年5月20日颁布的内阁令授予总参谋长“直面皇帝”（[注8]）的权利，既有每周一次的例行汇报，也可以随时直接向皇帝汇报（[1]，第4章），至此，德国总参谋部发展到了它成立以来的巅峰时期，“总参谋长毛奇实在比总司令，国王本人，还更为重要” （[7]，第3卷第3章）。

※ [注8]：1871年普法战争获得胜利，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加冕登基为德国皇帝。这次“直面陈述权”的获得，主要归功于时任军需总监的瓦德西，见下文介绍。

毛奇时期的总参谋部工作上有几个特点：一是继承了格奈斯瑙时期的“概略命令”方法，指导但不约束部队指挥官的具体行事，“只把他的军团送到起点上，然后就不再管它们，听任它们去各自为战”（[7]，第3卷第3章）；二是以精确计算的方式制定战争计划，毛奇有一句名言是“先计算，后冒险”（[7]，第3卷第3 章），战争计划必须对每一种可能的局面作出应对，对丹麦的行动已提前两年开始制定计划，对奥地利的计划也经过几年时间的推敲，在开战前75天的文件中毛奇已经预言了整个战局（[5]），至于对法国的战争，更是提前三年就制定出第一个方案（[7]，第3卷第3章），而政治和外交方面俾斯麦也早已精心策划好了一个个圈套，此后德国总参谋部保持了制定周密作战计划的传统，自1879年起，总参谋部每年都要拟定在西线和东线的大型进军计划（[1]，第4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5年的“施利芬计划”；三是“分进合击”的使用，这是一种典型的战术上的外线作战手段，我们前面说过，早在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斯瑙共同制定的1813年春季作战计划中就体现了这种战术，到了毛奇手里，这种战术因为铁路的充分使用而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它的功效：部队以最快速度开进预定分散的集结地域，在会战时同时向既定战场发起攻击，这种战术的成功取决于总参谋部在作战计划中的精心计算，在1866年的柯尼希格雷茨会战中，毛奇的战术获得空前的成功。

（图：赫尔姆特·卡尔·伯恩哈德·冯·毛奇伯爵，Helmuth Karl Bernhard von Moltke, 1800.10.26-1891.4.24，1857至1888年任军队大总参谋部总参谋长）

1862 年9月23日，奥托·冯·俾斯麦被威廉一世正式任命为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普鲁士和德国甚至欧洲历史上奇特的一幕出现了：一个长寿的老人在他长达38年的首相生涯中，将整个欧洲玩得团团转。德国人应该感到庆幸，他们在国家统一，国力达到顶峰的时刻同时拥有两位天才：一位是政治和外交天才俾斯麦，一位是军事天才毛奇。而且恰好毛奇走“军事专家”路线而甚少插手政治，俾斯麦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下贯彻他的外交路线。意大利历史学家费雷罗（Guglielmo Ferrero）在他的论文《和平问题》中提及了这种军政二元制：在1870至1914年间，原本“握在同一只手中的战争制造权力和和平制造权力”现在却开始分开了，“前者是完全属于总参谋部的范围，而后者则由文人和外交家来行使”（[7]，第3卷第3章）。当毛奇的总参谋部成为军国主义普鲁士手中的一件称心的武器时，作为政治决策者的俾斯麦要考虑更多的事情，如果需要一次“有限目的”的战争来达到他的企图时，他会宣扬他的“铁和血”的精神，而当他预见到保持欧洲均势的重要性时，他也会力排众议和维也纳，和彼得堡，甚至和伦敦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

（图：第二帝国的“三驾马车”：俾斯麦、冯·隆、毛奇）

● 大战前的总参谋部

1890 年俾斯麦被威廉二世逼下台，德国逐渐放弃了俾斯麦曾经处心积虑经营的目的旨在维持欧洲均势的“大陆政策”，重新陷入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此时的德国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期：在以电气化为主要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正是欧洲的领导者，实现了经济上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政治上容克集团的保守立场有所软化，与新兴的资产阶级融合成为支配国家生活的幕后力量。德国在新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而总参谋部也随着毛奇的退役结束了长达31年的“毛奇时代”，他的继任者，瓦德西和施利芬将如何应对新的欧洲战争形势呢？

一提到瓦德西这个名字，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那个八国联军总司令，看过点野史的可能还知道和清末名妓赛金花之间的八卦，莫非……难道……没错，说的就是此人，乃是上承毛奇，下接施利芬的德国总参谋长阿尔弗雷德·冯·瓦德西伯爵（Count von Waldersee）。1882年，年迈的毛奇感到自己已难以主持总参谋部的繁重工作，于是委任他所欣赏的瓦德西担任军需总监（前面说了，相当于副总参谋长），精明而有手腕的瓦德西被总参谋部圈子中被私下称为“狐狸”，而这只“狐狸”显然没有辜负毛奇的期望，正是他的四处活动在1883年为总参谋部争取到了对皇帝的“直面陈述权”。1888年8月10日，毛奇辞去总参谋长一职，瓦德西正式接任，他在毛奇的基础上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改组，将各处的职能进行合并由一位军需总监负责，如原第2处和铁道处合并为“进军处”，有第一军需总监负责，全权负责动员计划制定和实施，原第1处和第3处由第三军需总监负责，制定东西两线的作战计划，而战史和测绘部门仍直属于总参谋长（[1]，第5章）。面对两线作战的局面，瓦德西倾向于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而反对俾斯麦的欧洲均势策略，因为德国是“无险可守”的。参考资料[1]对于瓦德西的评价是相当负面的，认为这位总参谋长整个在任期间都热衷于玩弄政治手腕和宫廷权术，但却弄巧成拙，最终为威廉二世所反感而被抛弃。1900年，北京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清兵杀死了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von Ketteler），瓦德西在辞职的9年以后晋升为元帅且被委以“远征军总司令”的头衔参加联军对北京的军事行动，然而他这个“八国联军总司令”还没来得及从欧洲动身，北京就基本被攻陷了，这也是这位失意的伯爵元帅以一个不太光彩的身份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舆论之下。

（图：瓦德西时期的总参谋部）

（图：阿尔弗雷德·海因里希·卡尔·路德维希·冯·瓦德西伯爵，Alfred Heinrich Karl Ludwig Graf von Waldersee, 1832.4.8-1904.3.5，1888至1891年任总参谋长）

瓦德西的下一任是他的副手，第一军需总监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中将（Count von Schlieffen），这是一个有趣的巧合，从毛奇到施利芬，三任总参谋长都有伯爵爵位，最终都获得最高的元帅军衔。施利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待人严苛甚至刻薄，1884年在毛奇的总参谋部担任战史处处长，他的同事中有借坦能堡一战成名的战时总参谋长和后来成为的魏玛共和国总统的兴登堡上尉。和毛奇一样，施利芬在总参谋部工作期间特别关注技术的发展，关心部队的后勤与补给状况，为此他还建议举行大规模“军需部旅行训练”的演习，所谓“旅行训练”是从军需总监部时期就已有的一项定期例行的行军活动，米夫林任总参谋长期间对这项活动就特别重视。施利芬对总参谋部日常工作的改进也是建立在毛奇和瓦德西的基础之上，除了设置四名军需长分管各处业务之外，另单独任命一名军需总监作为总参谋长的全职副手，第2处和铁道处仍然是最主要的部门，由第一军需总监管辖，此外专门设置了相关部门对法国和俄国的要塞体系进行研究。

毫无疑问，作为总参谋长的施利芬给后人留下的最有价值遗产的还是他那个惊人的西线攻势作战方案，这个冠以施利芬本人的名字而著称的大胆计划（Schlieffen Plan）几十年来被战史界反复研究和讨论，有人赞叹，也有人批评，甚至有人将它与坎尼和鲁岑两次教科书式的运动战战例相提并论，多年后曼施坦因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谈到直至二战时陆军对这个方案的着迷，而施利芬本人似乎更倾向于一个“坎尼式合围”，他晚年还就坎尼会战写过一篇论文，但有一点是无疑的，施利芬在他的作战方案中沿用了格奈斯瑙和克劳塞维茨以来的大歼灭战思想：通过少数几次，最好是一次会战赢得决定性胜利。由于两线作战是一种战略上的内线作战，但内线作战并非没有取胜的机会，关键在于能够首先快速地解决一条战线取得与对手的和约再掉转头专心对付另一方，历史上有多个战例，如1619年辽东萨尔浒之战，努尔哈赤5天之内歼灭四路明军；20世纪三十年代江西中央苏区的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反围剿作战；还有下面1914年夏天的坦能堡会战都是如此。而多年以来总参谋部就的哪一线率先展开行动而举棋不定，毛奇和瓦德西都倾向于首先解决东线，因为“蒸汽压路机”（Steamroller）俄国“是个较迟钝的对手”（[1]，第6章），但施利芬却主张首先在西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乍看上去这也符合德国以往“西攻东守”大战略的一贯传统。然后是选择突破口和主攻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自从1870年以后若干不同历史时期，总参谋部似乎达成了不可思议的“默契”：都选择了从阿登森林地区取道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当然，这也许是总参谋部的唯一选择，关于这话题，笔者也准备有空写一点相关材料）。相对于后来的“曼施坦因计划”，“施利芬计划”更为大胆，毕竟当时还没有装甲部队的概念，主要靠右翼步兵实施深远的机动迂回，这需要庞大的兵力来保证这个以梅斯为中心的“巨大的旋转门”的“镰刀式”合围。这个计划其实“不是属于‘坎尼’式的，而是属于‘鲁岑’式的”（[7]，第3卷第5章），即以一翼的运动而不是两翼的运动达成合围，为此，担任右翼主攻部队的力量要远高于左翼的佯攻部队，在1905年计划出笼的时候右翼和左翼的兵力对比为100:15（接近 7:1），尔后还要从左翼抽调兵力加强右翼使这一比例提高到100:9（[7]，第3卷第5章）。施利芬没有机会看到他的计划实施的那一天，由于小毛奇对计划进行了根本性的修改，导致德军的运动战的破产，后人也就对“施利芬计划”的真实可行性产生了怀疑：这个方案真的能在“六周之内”结束西线的战争吗？

1913年1月4日，施利芬伯爵元帅在柏林去世，他临终前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要确保你们右翼的强大”（"Macht mir den rechten Flügel stark!"），这个天才计划的制定者大约不会料到一年半之后竟然会是一个出乎意料的局面。

（图：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Alfred Graf von Schlieffen, 1833.2.28-1913.1.4，1891至1906年任总参谋长）

[SIZE=3]3. 后毛奇时代（大战时代）：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一战时期）——西克特及其继任者（魏玛时期）——哈尔德及其继任者（二战时期）[/SIZE]

在“施利芬计划”出台9年之后，随着一个19岁的塞尔维亚年轻人普林西普手中的枪响，欧洲上空密布的乌云倾刻变成了雷鸣电闪，自伟大的征服者拿破仑退出历史舞台几乎整一个世纪之后，欧洲又开始陷入了大混战，从此至20世纪上半叶，世界格局在两场大战中转型，老霸主让位于新霸主，旧秩序让位于新秩序。德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而受人关注，总参谋部又无疑成为这个核心中核心，虽然在新世纪中战争的各种成分都变得与上一个世纪完全不同，但毛奇的主要军事思想和由他创立或完善的总参谋部各项制度基本上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并继续影响着新一代军官团成员，这也是笔者将这一时期称为“后毛奇时代”的一个原因。

● 总参谋部的拍档

如果说威廉二世在1906年的元旦任命小毛奇担任总参谋长而丝毫没有顾及到他那个伟大的叔叔的话，鬼都不会相信（[注9]），但问题是，小毛奇在他叔叔炫目光环的笼罩下是否真的胜任这一至关重要的职务？来自后世的指责并非完全针对他修改了“施利芬计划”使得新的方案变得不伦不类——毕竟这是9年前的计划，新的形势肯定有很大的不同——而是在战争中的表现有失于一个统帅人物所应有的沉着冷静和敏感性，马恩河失利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小毛奇完全处于萎靡的精神状态中，直至被废黜回家养病。继任者是当时的战争部长法尔肯海恩（von Falkenhayn），自沙恩霍斯特提议建立战争部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出现战争部和总参谋部“合并”，陆军总司令同时兼任总参谋长，不过这个双重身份只短暂地持续到次年。法尔肯海恩和小毛奇又正好相反，完全迷信于“施利芬计划”，忠实执行且不打折扣，甚至是在西线僵持，东线略有起色的状况下仍坚持“必须首先在西线取得胜利”，而且还是继续采用迂回对方侧翼的方式，哪知道协约国总参谋部的人也持同样想法，结果形成了战线不断横向增长的壮观景象，后来斐迪南 ·福煦元帅（Ferdinand Foch）所使用的“奔向大海”（Race to the Sea）一语从此出名，这时候小毛奇似乎又回光返照站出来提议将主攻方向转向东线，但包括威廉二世和总参谋长在内的首脑已不在乎一个被打入冷宫的老人无力的声音，除了不久前刚刚经历了“坦能堡大捷”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

※ [注9]：还有学者认为是因为裙带关系，小毛奇是皇帝的“圈内人”的缘故。

1916 年8月，随着凡尔登的僵局和罗马尼亚加入协约国等诸多坏消息的传来，总参谋部走到了它最倒霉的时刻，就好像是自毛奇以来一下子突然变得平庸了，威廉二世再次祭出换帅大法，让法尔肯海恩下课，新的总参谋长是在东线给德国人带来过兴奋的保罗·冯·兴登堡元帅（von Hindenburg），同时还任命了一位“第二总参谋长”（[注10]），即埃里希·鲁登道夫中将（Ludendorff）。自两年前刚出现过战争部长兼任总参谋长的罕见特例以后，总参谋部又出现了两人同时分担总参谋长权利的奇特现象。两人都有丰富的总参谋部工作经验，兴登堡前面讲过曾经和施利芬是同事，在军界资历深厚，1911年已经退休，为了应付开战初期东线的紧张局面又重新出山；而鲁登道夫虽然战争爆发时还在第85步兵旅当旅长，军衔仅仅是上校，但也有8年供职于总参谋部，并于1908至1912年间任第2处处长，是一个一流的战术专家。最重要的是，两人在东线作战的磨合中已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堪称总参谋部的“黄金搭档”。在德国历史上类似的搭档也有像布吕歇尔和格奈斯瑙，另外俾斯麦和毛奇也勉强可算一对吧。新任“黄金搭档”中，实际主持工作的还是鲁登道夫，他首先对总参谋部进行了人事变动，启用了韦策尔（Wetzell，战后担任过部队局局长）、霍夫曼（Hoffman，坦能堡会战的实际策划者）、格罗纳（Groener，鲁登道夫的继任）、施蒂普纳格尔（Stuelpnagel，后任第一军需总监，1944年因参与“7.20”事件被处决）等一批有能力的参谋军官，同时又改组和增设了多个下属机构，包括对刚不久才组建的航空兵部队进行管理部门，甚至还有一个“影像局”来管理全德电影事业。在鲁登道夫的铁腕下，战时的总参谋部变成了一个分支林立的庞大机构，其直接后果是对国家生活的全面渗透和干预，将政治、经济纳入到战时轨道——德国成了一个军人专政的国家，“总体战”时代到来了。

※ [注10]：后经鲁登道夫请求仍称为“第一军需总监”。

与克劳塞维茨正好相反，鲁登道夫认为“战争多样性时代已经结束”，“全部政治都应服务于战争”（[1]，第8章）。他在《总体战》一书中鼓吹：“在当前的战争中，哪些属陆海军的范围，哪些属人民的范围，已难以区分。军队和人民已融为一体。……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与敌军作战的同时，也需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今天的所谓战场就其实际意义而言，已经扩展到了作战国的全部领域。……因此说，总体战不仅是针对军队的，也是直接针对人民的。”不过考虑到该书成书时间（1935年出版）和鲁登道夫在早期纳粹运动中的卖力表现，笔者感觉这本书还是政治宣传意义大于理论意义。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1917年总参谋部成立了常设集团军群司令部，一个比集团军编制更大的战略级作战单位由此在德国正式产生。在战局的策划上，第二帝国最后一任总参谋部虽然谈不上什么成功，但勉强还算比较尽力。俄国的退出让3年来的两线重负终于得以摆脱，总参谋部为松了口气，但那条“奔向大海”形成的僵持西线在3年来几乎就没挪过窝，最大一次运动居然是德国主动撤至“兴登堡防线”（Hindenburg Line，[注11]），至多不超过50公里（这次撤退也是鲁登道夫实施的），德军在这条防线上成功顶住了英法在1917年春夏之交的庞大攻势，接下来是连鲁登道夫自己都有些引以为傲的1918年春季在亚眠突出部拉开了所谓“大会战”行动的序幕——这次“亚眠会战”（[注12]）导致英国的第5集团军几乎全部被歼，4天之内将战线向西推进了20多公里（为马恩河以来之最），此战之后协约国才被迫成立联合司令部，直到1918年7月，德军贯彻总参谋部“不是一次会战，而是一系列会战”的思路（[1]，第8章，鲁登道夫语），连续发起了五次大规模攻势，但已力不从心，几次攻势形成的战线突出部最后又一点一点被夺了回去。一场毫无胜算的战争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总参谋部的人战后还在YY“施利芬计划”的时候，他们应该自省的是，德国不是败在“背后捅了一刀” （[1]，第8章，鲁登道夫语）的“十一月罪人”手里，而是败在他们自己手里。

※ [注11]：又称“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德语“Siegfriedstellung”，有别于二战时期的德国西部边境那条同名防线。

※ [注12]：其实应该叫“第二次索姆河会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当年8月的另一次更加著名的“亚眠会战”中德军遭到惨败，直接决定了西线的结局。

（图：保罗·路德维希·汉斯·安东·冯·贝内肯多夫·翁德·冯·兴登堡，Paul Ludwig Hans Anton von Beneckendorff und von Hindenburg, 1847.10.2-1934.8.2，1916至1919年任总参谋长）

（图：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 1865.4.9-1937.12.20，1916至1918年任总参谋部第一军需总监）

（Hugo Vogel的油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研究作战）

● 走精兵之路

战后的德国可谓是一片混乱，虽然本土还算完整（停战时战线仍在德国本土之外，不像二战时本土也被炸成一片焦土，战后还人家被分区托管），但皇帝逃跑，政府垮台，军队还时不时学着俄国的样子闹革命，格罗纳中将从鲁登道夫手里接下了这么一个烂摊子。魏玛时期，由于《凡尔赛和约》的制裁，虽然德国被允许保留一支数量极为有限的国防军（[注13]，[注14]），但包括总参谋部在内的一批高层机关被迫解散，兴登堡第二次从部队退役。4年时间的战争，德国陆军的精锐损失殆尽，而且由于鲁登道夫的参谋机构改组和扩编计划，参谋人员的素质也比毛奇时代大大下降，在战胜国看来，桀骜不驯的德国已被束缚住，想要再次崛起恐怕没那么容易。军官团中的老同志们对这种情况黯淡的前景忧心忡忡，其中有一位一只眼睛夹着单镜片的老人，敏锐地看到了这十万陆军就是未来德国军队得以复苏的种子，而对于总参谋部，“如果能保住其精髓而不是形式”，那就有希望重新成为军队的领导，他给兴登堡写信说愿意承担这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 [注13]：《和约》规定新的德国军事力量总规模不得超过11.5万人，其中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而1913年3月计划中的“临时国防军”（德语“Vorläufige Reichswehr”）是40万人，这还不包括后备军。

这位老人就是战时活跃于多个战区（西线的马恩河、东线的加利西亚、近东的土耳其和巴勒斯坦）并履有建树的汉斯·冯·西克特少将（Hans von Seeckt）。上世纪20年代的德国国内还是一种鱼龙混杂的局面，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跃跃欲试，从左翼的共产党到右翼的保皇派，当然这里面还有希特勒发家的德国工人党，每个野心家都想要拉拢陆军这支决定性力量，暴动、兵变时有耳闻，而西克特不为所动，他知道任何军队内部的分裂都将导致他的“十万精锐国防军”理想的破灭。为将总参谋部的骨干保留下来，这里他钻了《和约》第16条的一个空子，虽然“总参谋部”被明令禁止，但说的是最高层的“大总参谋部”，前面我们说了，那部队还有自己的“总参谋部”呐，这些部门总要一个机关来管理吧？就这样，为了处理日常军队事务，一个叫做“部队局”（Troop Office，德语“Truppenamt”）的新单位挂牌成立了，还有一个平行的单位叫做“陆军局”，两者都是新国防部的直属单位，其实这两个单位行使的权力就相当于从前的总参谋部和战争部，只不过换一个名字忽悠西方的敌视者罢了。另外由于《和约》规定德国的国防部长只能是文职人员，西克特希望设立的 “部队最高首脑”一职无法实现了，但一个外行怎么能顺利地工作呢？于是给他配一个“统帅部长官”（德语“Chef der Heersesleitung”）作为军事顾问，名义上还在部队局之上，先把这个位置占住，然后慢慢获得对军队的实权，譬如国防部长不听话，军事顾问就可以耍无赖以辞职相威胁，这样军队实际还是操纵在军官团手中。1920年3月末，在一场混乱的“卡普政变”闹剧后，原统帅部长官莱茵哈特将军辞职，西克特接任了这一职务，部队局局长由第1处处长威廉·海耶少将（Heye）担任。部队局下设4个处：第1处相当于原来的第2处，分管作战；第2处和第4处分管组训；第3处作为外军研究部门，但为了掩人耳目对外称为“陆军统计处”；各处内部又分为若干小组。西克特在他的参谋机构中网罗了一批人才，他们当中有的成为日后纳粹德国的高级指挥官，包括未来的战争部长布伦堡（von Blomberg），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von Brauchitsch），陆军元帅伦斯德（von Rundstedt）、博克（von Bock）和莱布（von Leeb），以及空军元帅凯塞林（Kesselring）。由于《和约》禁止军事学院招生，同时过分延长了军人的服役年限（士兵和士官12年，军官25 年），相当于变相禁止了德国人的军事教育和人才培养，军队不可能沿用沙恩霍斯特时代用来忽悠拿破仑的“轮训制”了，但部队局在内部开了个“长官助理培训班”来培训中高级参谋军官，使得人才不至于断流。有远见的西克特还在部队推行“三轨制”：一个师除了师长外，它的炮兵指挥官和参谋长都担负了代理军事主官的重任，如果军队以后扩编，就很容易重建新的部队指挥机关，后来1933年希特勒上台果然开始了扩军行动。我们知道二战中苏联就采取了类似的方式，在战争初期受极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能组建新的部队，不知道是不是从中受到过启发。

不知是命运的嘲弄还是德国军官团顽强生命力使然，《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对德国军队和总参谋部的压制竟然催化出一支精英部队，西克特深知，他手中的这支国防军虽然规模很小，但每个人都是种子和灵魂，所以必由之路就是 “精兵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被后人认为是“国防军之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1926年退役时，西克特谢绝了本来要授予他的元帅军衔，转而投身政治活动，1933年中德合作期间他来到中国，担任蒋介石的资深军事顾问，策划了1933至1934年对江西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计划并大获成功，这是后话了。

（图：魏玛时期的高层军事机关）

（图：约翰内斯·弗里德里希·利奥波德·冯·西克特，Johannes Friedrich Leopold von Seeckt, 1866.4.22-1936.12.27，1919至1920年任部队局局长，1920至1926年任统帅部长官）

● 总参谋部与OKW的权力斗争以及战时的陆军总参谋部

1933 年1月30日，20世纪德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件事发生了，前巴伐利亚第16预备步兵团的下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现任主席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正式出任德国总理，一年半以后兼任总统，改称“国家元首”（Führer und Reichskanzler）并兼任“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离战败不到15年之后，德国人特别是德国军队过去的荣耀感和对一切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的怒火连通新仇旧恨在他们狂热的“新恺撒”歇斯底里的煽动下再次燃烧起来。与这种普遍情绪相反，军官团中的不少人倒是感到紧张，担心，甚至是恐惧，这中间就有当时的国防部部队局局长和后来的陆军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Beck）。此时的部队局已经被视为一个不太受欢迎的角色，权力再一次旁落，又回到了毛奇之前的状况（某些方面甚至还有所不如）——指挥权没有了！

在陆军传统的德国，总参谋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陆军总参谋部”而存在，希特勒全面掌权后，总参谋部的地位也面临诸如第三帝国二号人物戈林管辖的空军的挑战，布伦堡在担任国防部长（1933年至1938年在任，1935年到1938年间国防部曾更名为战争部）期间，曾一度计划成立一个“无所不管的‘国防军总参谋部’”（[9]，第1章，当时称“国土防卫处”）来挽救军官团在国防军中的权威地位，但随着他本人和陆军总司令弗里奇相继被希特勒用下三滥的手段整下台之后，总参谋部就开始全面失势了，走进决策层的是像凯特尔这样基本上对希特勒惟命是从的主。1935年7月1日起，原部队局正式更名为“陆军总参谋部”（Army General Staff，德语“Generalstab des Heeres”），同年国防军（德语“Wehrmacht”，[注14]）正式成立，各军种分别组建国防军陆军总司令部（OKH，德语 “Oberkommando des Heeres”，[注15]）、国防军海军总司令部（OKM）和国防军总空军司令部（OKL），而陆军总参谋部则正式隶属于OKH。国防军扩军后，总参谋部的编制又一次得到大范围扩充，所辖部门增加到12个处，有5名军需总监，由将近200名军官组成。另一方面，希特勒彻底甩开陆军成立了真正对战争起决策作用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W，德语“Oberkommando der Wehrmacht”），原战争部（前国防部）撤销，最高统帅部设参谋长（凯特尔），取代了昔日总参谋长的地位，另外布伦堡曾经设立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Armed Forces Operations Staff，简称WFSt，德语“Wehrmachtführungsstab”，1940年以后称为WFA，“Wehrmacht- Führungsamt”）得到保留，形式上甚至还在各军种总参谋部之上，但其实只是对OKW负责，功能上相当于它的一个分管作战的子单位，整个战争期间坐在这个位子上的是约德尔。关于OKW的参谋机构其实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限于篇幅本文不作深入介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参考资料[9]，该书作者曾任 WFSt参谋长和国防处处长等职，成为约德尔最主要的副手，不过战后被作为纳粹乙级战犯被判处终身监禁（后减为18年徒刑，1957年被特赦），此外参考资料[10]中所附的《1919-1945年的德军统帅机构》也有一个概貌介绍。

※ [注14]：1919至1935年期间，魏玛宪法（Weimar Constitution）规定的“国防军”提法是“Reichswehr”，直译过来是“帝国防卫军”——听上去像现在鬼子的“自卫队”？呵呵，性质确实有点相似。不过jungleford还没整明白都魏玛共和国了怎么还用“帝国”（Reichs）这个马甲，比如兴登堡那会叫做 “Reichspräsident”（帝国总统）。

※ [注15]：OKH从原“统帅部”改组而来，陆军总司令即原来的“统帅部长官”。

（图：二战时期德国的高层军事机关）

由于OKW对军队指挥权的全面接管，OKW与OKH的对立，特别是OKW与以陆军总参谋部为代表的传统德国军官团的对立日趋尖锐，老毛奇在上个世纪费劲心机为总参谋部争取到的那些权利已经被希特勒一点一点地剥夺。像战时由希特勒签发的作战指令绝大部分都是以OKW、WFSt/WFA以及国防处（后改组为作战处）名义，而毛奇时代总参谋部的指令和总司令的指令是具有同等效力的。来自陆军总参谋部和军官团对大的战局的影响事实上是非常有限的，尽管战争前期希特勒也常常对陆军的意见表现出足够的尊重，常年以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经典话题就是1940年初时任38军军长的曼施坦因成功说服了希特勒采用新的方案，并在西线战役过程中获得完美的成功，也就是后来称之为的“曼施坦因计划”，后人（也包括曼施坦因本人）通常喜欢将它与“施利芬计划”进行比较。战时的总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Halder）本人也是他的前任贝克上将为中心的圈子里的一员，这个聚集了一批“另类”军官团分子的小圈子成为军方反希特勒活动的骨干力量，在“7.20”事件前，甚至在战争爆发前，他们为阻止希特勒轻率地发动一场战争而策划了不止一次政变行动，但元首的rp好得令人匪夷所思，尽管每次 “玩的都是心跳”，最后总是兵不血刃地得到他想要的，把这帮人给郁闷坏了，当战争爆发时，陆军包括总参谋部在内已经对希特勒宣誓效忠，而这种情况下反水也是军官团传统中的忠诚原则所绝对忌讳的，总参谋部遂被捆绑在希特勒的战车上愈滑愈远。1939年9月1日在波兰边境的冲突标志着“克劳塞维茨－毛奇－施利芬” 战略体系发展到了它的极至——“闪电战”开始了。

（图：弗朗茨·里特尔·哈尔德，Franz Ritter Halder, 1884.6.30-1972.4.2，1938至1942年任陆军总参谋长）

（图：哈尔德与希特勒在研究战局）

（一张颇有意思的照片：OKW和OKH之间的PK，一边是希特勒和他的总参谋长凯特尔，一边是布劳希奇和他的总参谋长哈尔德）

“闪电战”（Blitzkrieg）的理论基础，是富勒提出，并经由利德尔·哈特、古德里安等人加以完善的所谓“战略性瘫痪打击论”（[4]，第13章），其核心观点认为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比一次歼灭战更有效，因此需要一支具有较高机动性的力量突破正面快速接近并消灭位于战线后方的指挥系统，这种力量在古典战争中叫做骑兵，在现代战争中则被称为机械化部队或装甲部队。对于长期接受克劳塞维茨和毛奇传统熏陶的总参谋部来说，除了新式武器装备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时髦的东西，重要的是在一场现代化战争中诸多兵种的协同作战问题。“兵不血刃的战争”和“闪电战”的成功给希特勒带来的是无限的信心爆棚，在以后的时间里更相信自己对大战略乃至政治和经济形势的直觉判断，和陆军意见分歧也愈来愈大，而总参谋部则一次又一次屈从于元首的号令。关于希特勒和陆军总参谋部最大的一次意见分歧大概应该算是东线初期的斯摩棱斯克会战期间对近期主攻方向的争论，如大家所知，总参谋部支持对中路莫斯科方向的主攻，而希特勒竭力主张必须首先解决南北两线，特别是“解决乌克兰问题”。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会战期间哈尔德在与希特勒进行了一场激烈争吵之后被解除职务，不久以后陆军总参谋部被告知其职权范围仅限于东线，其它战场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管辖，总参谋部就这样被彻底抛弃了。

（图：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 1888.6.17-1954.5.14，1944至1945年代理陆军总参谋长）

1944 年7月20日军官团对希特勒的刺杀和政变行动以失败而告终，大批总参谋部高官被清洗和处决，其中就有前部队局局长和前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前第一军需总监施蒂普纳格尔、陆军总参谋部组织处处长施蒂夫，前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被捕入狱。这次行动毕竟来得太迟，虽然总参谋部和军官团的密谋分子表现英勇，但已无法彻底洗脱总参谋部面对希特勒时的软弱和在战争中作为帮凶的巨大污点，一如参考资料[1]的最后一章的标题，这是“老总参谋部的终结”，当然，也是德国军官团命运的终结。

[SIZE=3]4. 德国总参谋部的影响：西方与东方[/SIZE]

今天世界各国的武装力量都有自己的最高参谋机构，其组成和编制上基本保留了“普鲁士－德国模式”，这一影响与变化依然始于毛奇，简单的说，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德国统一战争给欧洲各国这样一种启示，那就是：拥有一套卓有成效的参谋体制的重要性不亚于拥有一位英明统帅和一支强大战斗力的军队。“普鲁士－德国模式”于是成为欧洲大国参谋机构改革的主要模板，这个潮流从西欧发展到东欧，从东半球发展到西半球，从西方发展到东方。这一部分由于掌握材料和笔者能力有限，没有查阅到更多有新意的东西，就当是个科普式的简单总结吧。

● 西欧

法国虽然是总参谋部制度的始祖，但它的发展却很迟缓，原因有多方面，其中之一是它缺少一个像德国那样的高素质又具有相当规模的军官团，尽管这个国家曾经拥有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也曾经诞生过一批卓越的军事思想家。有人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平权思想和民众战争的一个副产品，但沙恩霍斯特以后也开始走民众武装的道路，为什么德国就能在打破等级偏见的同时又保证军官团素质的稳定呢？事实上是拿破仑本人忽视了这项工作，其造成的负作用一直影响普法战争，譬如当时的担任法军北线的莱茵集团军司令的巴赞元帅（Bazaine）宁可信任自己的心腹也不愿信任参谋部的军官，甚至禁止他们进入战场（[7]，第3卷第3章）。结果这一仗导致法国丧失了近半个世纪的欧洲大陆霸权，之后法国才开始按德国模式改组它的总参谋部，但并没有学到其全部，比如对后备军体系的建设缺乏足够重视。

英国是个“统治着波浪”的海权国家，其陆军总参谋部起步较晚，晚于法国和俄国，重大改组还是出现在1902年南非的布尔战争之后，但它的优势在于具有悠久的军事和政治传统，无论是参谋军官还是普通兵员的军事素养都是一流的，在这些有利条件下新的参谋制度比较容易推行。

● 俄国

作为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统帅教育下的俄国军队，在近代曾积极致力于向四周邻国的军事扩张，但这样一个典型的大陆传统的旧式帝国不免让人有点惋惜，愈到后面就愈是颓，像九斤老太说的“一代不如一代”，以致于一败克里木，再败旅顺，“蒸汽压路机”固然有源源不断的兵源优势，但长期以来就没有一个高素质的军官团，还盛行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终究靠堆人海也有稀里糊涂的坦能堡之败的时候。但好在自彼得大帝以来俄国人还保持了一种好学的良好习惯，在看到 1870年法国的下场后也学着改组总参谋部，虽然也只学到了一点皮毛，但为后来的红军总参谋部保留了一副完整的制度上的骨架。德俄两国更深入的交流开始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边是制裁当中的战败国，一边是西方仇视的红色政权，都被排斥世界大国秩序之外，这让年轻的红军适时获得了一个引进新式装备和技术，培养自己的参谋人员的宝贵途径，其报答是秘密为德国提供部分军工原料和产品以及训练装甲部队和航空兵的基地。在这个时期内，苏联的一批中高级军官到德国总参谋部进行了考察或培训，这当中就包括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朱可夫等当时的或日后的统帅人物，德国总参谋部的组织和作用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 美国

美国自独立后有一套独特的国防部门组织体系，即文官担任部门主官的制度，这是处于分权思想的考虑，为了防止军事独裁，这套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但和前面我们看到的问题一样，需要一位职业军官担任其顾问，到后来两者分化为陆军部长或战争部长（US Secretary of War）和陆军总司令，这就成了所谓的“双重领导”体系，类似于毛奇时代总参谋长和战争部长平行的意味，但又不像毛奇幸运地碰到了一位和他比较齐心的战争部长冯·隆（同为军人嘛），美国的陆军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又老是闹别扭——一文一武，文官出于政治的考虑，武官出于军事的考虑。内战期间林肯将陆军总司令的地位放到了优先位置，以适应战时要求，但又违反了法律规定陆军部长的那些权力。这个矛盾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直到后来的国务卿伊利休·鲁特（Elihu Root）当上第42任战争部长，积极推进军事改革，才开始引进德国总参谋部模式，1903年国会通过的《参谋部法》正式撤销陆军总司令，组建总参谋部。二战后，美国再次改革军制，撤销了原各军种总部，统一由国防部掌管，总参谋部演变为各军种高官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JCS，Joint Chiefs of Staff），地位又回到了总统和国防部长的军事顾问的角色，并无指挥权。

● 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时代的改革一方面迅速与西方接轨，另一方面军国主义日益抬头，这两种倾向都渴望从西方学习新型的军事制度。在昭和11年（1878年）组建了参谋本部，由于受到普法战争的启示，从德国聘请参谋人员到帝国陆军大学任教官，这其中就有一位军事思想家，后来晋升为元帅并在一战中指导土耳其军队作战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von der Goltz），当时他还是总参谋部的一名上尉。

关于日本参谋本部的话题，在西西河论坛有一个专门的帖子系列《有一类战犯叫“参谋”》，写得很详细。

● 中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和德国之间有过一段合作蜜月期，魏玛政府和纳粹政府都派遣过总参谋部的高级武官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包括韦策尔、西克特、法尔肯豪森等。西克特在退役后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近两年的资深顾问，深得蒋的器重，他将自己担任德国部队局局长和统帅部长官时期的经验介绍给国民党政府，如建设一支小型精锐部队，培养一个由精英组成的军官团等；他的后继者法尔肯豪森（von Falkenhausen）负责制定组训计划并积极为中国对日本作战出谋划策，在这期间还帮助组建了8个德械师成为国民党军队中的精锐部队。

至于现在我国的总参谋部则主要是延袭了苏联的模式，和德国模式还有所区别，比如总参谋部和总后勤部是两套系统，在德国总参谋部中是统管作战、情报和后勤的——人家一开始就叫“军需部”嘛。

● 德国总参谋部制度的评价

写到这里本文将要告一段落了，在结束之前我们回顾一下总参谋部出现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用一个roadmap简要说明在兵制、历史、军事三个角度总参谋部的定位：

兵制演变 历史发展 军事艺术

---------------------------------------------------------------

私兵制 中世纪 ↑

│ (兵源少) │ │

│ (花费贵) │ │

│ (素质高) │ │

│ (荣誉感责任感强) │ │

│ (常备军) │ │

↓ │ │

募兵制 │ │

│ (兵源多) │ 统帅指挥体制

│ (花费较多) │ │

│ (素质低) │ │

│ (荣誉感责任感差) │ │

│ (雇佣军) ↓ │

│ 法国大革命 │

│ ↓ │

│ 民众武装 │

│ ↓ │

└─────────→征兵制 │

(兵源很多) ↓ │

(花费少) 兵源数量激增 │

(训练提高素质) 战争规模扩大 │

(荣誉感责任感强) │ │

(常备军/后备军) │ │

│ │

↓ ↓

拿破仑战争----------------------------

│ ↑

↓ │

总参谋部 参谋部体制

↓ │

出现战争的管理层 │

↓ │

现代战争 ↓

由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拿破仑战争时期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它是由“个人的战争指导”向“一个集团的战争指导”的过渡期，简单的说就是产生了“德国模式”：把经过训练的参谋人员提升到精英层。当然德国总参谋部并非没有局限，比如文官，或者说政治家是难以介入总参谋部事务，这是军官团的独有的势力范围，这为军国主义化提供了可乘之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治以后至二战时期的日本，但政治介入过多，有时也会造成掣肘，比如大多数共产党执政国家的军队。当然对于我国而言，一是有自己的国情，二是处在一个转型期，笔者相信中国的国防现代化是一个必然趋势，这里也包括军事思维的现代化，德国总参谋部的成立到现在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但对于我们这个历经了近代以来同样长时间苦痛与磨难的民族来说，还有深有借鉴意义的。

（完）

jungleford

2007年元月

于望京，中国北京

[SIZE=3]跋[/SIZE]

作为一个历史，特别是二战史方面的爱好者，笔者曾经对德国的统帅机构和参谋体制一度发生兴趣，不过最终促使jungleford写下以上材料的动因还是因为2005年夏天从当当网买了一本《德军总参谋部》，即参考资料[1]的中文译本——本文的主要脉络也是基于该书——花了小半年闲暇时间阅读，长了不少见识，也萌发了写一点材料的想法，遂于2006年末开始写本文，耗时半个月左右，因为文笔不好，写出来也不是特别满意，但无奈现在已经是工作的人了，力有不逮，并没有太多功夫耗在这上面，还是贴出来让懂门道的朋友批评要好些。

另外，美国战史学者杜普伊（Trevor N. Dupuy）也是研究德国总参谋部史的专家，但一直没有找到他的两部专著《德国陆军和总参谋部》（A Genius for War: The German Army and General Staff, 1897-1945）和《德国总参谋部史》（The German General Staff），甚是遗憾，有条件的朋友不妨找来翻阅和参考，还有参考资料[1]所引用的丰富文献大多数也是相当有价值的。为保持原貌起见，本文多处名词引用了德语原文，不要以为jungleford懂德语，其实笔者对德语一窍不通，完全是参考网上资料（如[11]和[12]）得来的，英语和德语毕竟同源，有些看词根大概也能猜到个一二，另外就是查在线德汉词典，也颇费了一些周折，如果有误译的，还望懂德语的朋友不要取笑jungleford的无知，悄悄告诉我就好啦 :)

本文关于德国总参谋部发展阶段的划分，并不是使用了哪本著作或哪篇文章中的标准提法，而是笔者通过阅读相关参考资料（主要是[1]）获得的一个总体印象，或许有偏差，在Wikipedia上我也曾看到过其它划分形式，比如将本文的第3阶段又单独分为一战、魏玛、二战三个时期，见仁见智，读者也可以讨论的，但我想沙恩霍斯特和毛奇作为总参谋部史上里程碑式的标志性人物应该是鲜有异议的。此外各时期的总参谋部机关组织结构图也系笔者根据相关材料画的，并不能保证理解得很准确。相关人物图片基本取自Wikipedia，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笔者将其拷贝至blog，方便国内大陆网友查看。

诚然笔者使用在总参谋部发展历程中间若干起到重大作用的人物——主要是总参谋长——作为小标题，然而普鲁士/德国总参谋部史毕竟不完全等于德国军官团史，也不等于德国陆军史，更不等于历任总参谋长的个人传记，作为近现代军事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自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