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载《南朝篇》第一章：枭雄刘裕 -- 南北朝大蟑螂

有了这样的地位，换我也会做做皇帝梦。当然，刘裕明白，要想称帝，当立不世之功，光凭灭南燕和几次内战，声望还不足以威震天下，他还必须有一次对外战争的辉煌胜利。

早在伐燕之后，刘裕就常有图谋关中之意，无奈后方纷扰不断，只得消耗大量时间一一荡平，同时，静待北伐良机。

义熙十二年（416年）二月，梦寐以求的机会来了。

后秦姚兴去世，其子姚泓继位。氐、羌、匈奴各族首领接连起事反秦；夏天，赫连勃勃也出兵蚕食秦地。关中大乱。

刘裕也趁势出击了。

整个战略非常宏大。刘裕以刘穆之留守建康，总摄内外。八月二十日，兵发建康：王镇恶、檀道济由淮、泗向许昌、洛阳；朱超石等攻击阳城；沈田子、傅弘之佯攻武关方向；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出石门，从汴水入黄河；王仲德率前锋诸军开通巨野泽到黄河的航道。

把北伐路线标在现代地图上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晋军是从山东的黄河以南部分以及皖北向京汉线以西的多处目标大举推进。果然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晋军势如破竹。九月，王镇恶、檀道济进入秦境，漆丘、项城等地守将望风披靡，尔后二人进拔新蔡、许昌；沈林子水军克仓垣；王仲德水军进入黄河，北魏滑台守将弃城撤往北岸；北魏明元帝遣使质问，刘裕客客气气的答复了，说是为了修复洛阳的陵墓，假道于魏，并不打算侵入北魏领土。还算有礼有节有谋；十月，檀道济等于成皋、虎牢等地连战连胜之后，进逼洛阳，守将姚洸出降。后秦的增援部队听说洛阳失守，不敢前进，退回关中。

战争进程如此顺利也让他加快了篡位的步伐。十一月，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到建康，暗示朝廷赐他九锡（从王莽开始，权臣要九锡就是篡位的一个必要步骤，也许到了后来，九锡本身已不重要，只是作为一个象征而已吧）。这个举动却造成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刘穆之觉得自己作为留守大员，这应该是他提出才对，现在让刘裕从前方派人来要，他岂不是犯了大错，结果他自感惭愧，又加上多少有些害怕，一下病倒了。

回到前方，后秦内部还在这个火烧眉毛的当口出了乱子。姚懿、姚恢相继起兵争位，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后秦的力量被大大削弱还是必然的后果。这也在某种程度了帮了刘裕一把。

刘裕亲自出动了。义熙十三年（417年）正月，他率水军从彭城出发。刘裕原令前锋诸军到达洛阳后，等待后续大军会合再前进；但王镇恶见后秦内乱，潼关空虚，便机断而行，于二月乘胜进击渑池(今河南洛宁西)，遣毛德祖攻蠡吾城(今河南洛宁西北)、引兵疾趋潼关。檀道济、沈林子则从陕县(今属河南)以北渡黄河，攻拔襄邑堡(今山西平陵境)，再攻秦并州刺史尹昭于蒲阪，不克，转攻匈奴堡(今山西临汾一带)，为姚成都所败。蒲阪城坚兵多，一时难下。檀道济等挥师南下，与王镇恶会师并力攻潼关。双方在潼关僵持，晋军甚至曾一度粮草不济，幸亏王镇恶到弘农劝说百姓，百姓争相送义租给晋军，才缓解了补给的危机。（可见当时晋的正统地位还是颇得人心，另外，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他能得到百姓的支持，和当年祖父为前秦宰相时的功绩也不无关系吧）

这时北魏的处境比较尴尬。姚泓求救，刘裕也请求借道。于是北魏内部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人认为刘裕“声言伐秦，其志难测”，怀疑刘裕有攻击北魏的可能，况且秦、魏是婚姻之国，不能不救，因此主张截断刘裕水军西进的路线。另一派则认为，刘裕志在必得，如果阻碍他的前进，必将遭到攻击，该年是荒年，本国还在和北疆的柔然作战，如果贸然行动，可能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讨论的结果是，北魏明元帝采用了折中的办法：出兵十万，沿黄河北岸跟随、监视晋军的行动，并擒杀因风高水急而飘到北岸的晋军士兵及其随军民夫。

刘裕深知威慑的重要性，此刻如果不展示一下自己的力量，北魏的行动会越来越肆无忌惮，最后可能会对其灭秦的行动造成重大影响。

行动的结果是，中国古代史上以步克骑最著名的战例之一上演了。四月，刘裕先派卫队长丁旿率士兵七百，带车一百登上黄河北岸，将车辆摆成一个新月形，中间突出，两端靠近岸边的阵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却月阵”了）每辆车配士兵七人，插一根白羽。魏军不明其意，暂时没有轻举妄动。刘裕看见白羽竖起后，命朱超石率兵两千携大弩一百张渡河，每辆车增兵二十人，弩一张，并在车辕上设置大盾用以掩护。此时，魏军认为晋军有在北岸建立据点的可能，开始围攻，主将长孙嵩也亲率三万骑兵增援。晋军先依靠弓弩攻击，无奈魏军人数太多，弓弩无法发挥作用。朱超石命令将长矛折断，剩三、四尺长，一人持矛刺敌，后面一人用大锤敲击长矛。由于魏军密集于阵前，这样一下下去常常可以刺穿数人，伤亡惨重，终于溃退下去。（不知这招是随机应变还是早有预谋，不过，不管怎样，都足以名垂青史了）朱超石转守为攻，又重创魏军。魏军丧失了继续阻挠晋军西进的勇气，刘裕得以顺利前进，进入洛阳。

五月，事情又有反复。晋齐郡太守王懿降魏，并向魏帝献计请求攻击刘裕军。魏明元帝问崔浩：“刘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崔浩回答说能。魏帝问其故，崔浩说：“昔姚兴好事虚名而少实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争。裕乘其危，兵精将勇，何故不克！”魏帝又问：“裕才何如慕容垂？”崔浩说：“胜之。垂藉父兄之资，修复旧业，国人归之，若夜虫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刘裕奋起寒微，不阶尺土，讨灭桓玄，兴复晋室，北禽慕容超，南枭卢循，所向无前，非其才之过人，安能如是乎！”魏帝接着又问：“裕既入关，不能进退，我以精骑直捣彭城、寿春，裕将若之何？”崔浩说：“今西有屈丐，北有柔然，窥伺国隙。陛下既不可亲御六师，虽有精兵，未睹良将。长孙嵩长于治国，短于用兵，非刘裕敌也。兴兵远攻，未见其利，不如且安静以待之，裕克秦而归，必篡其主。关中华、戎杂错，风俗劲悍；裕欲以荆、扬之化施之函、秦，此无异解衣包火，张罗捕虎；虽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趋尚不同，适足为寇敌之资耳。愿陛下按兵息民以观其变，秦地终为国家之有。可坐而守也”（《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八》）。最终打消了北魏阻挠刘裕伐秦的念头。崔浩算是史学家、政治家了，慕容垂则是十六国时的传奇人物，崔浩对刘裕的评价在慕容垂之上，可见当时刘裕威名之盛。

七月，沈田子、傅弘之部因秦守将不战而逃进入武关，到青泥（今陕西蓝田）。八月，姚泓带数万兵东进准备抵挡刘裕，怕沈、傅断其后路，决定先消灭他们。而沈、傅所部本来是做疑兵用，总计不过千余人。傅弘之认为兵力相差太多，不如撤退，沈田子却认为：“兵贵用奇，不必在众。且今众寡相悬，势不两立，若彼结围既固，则我无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营陈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资治通鉴》一百十八卷）于是沈田子率部突击，傅弘之跟进，被秦军包围，沈田子鼓舞士气，士兵也都执短刀，舍命搏杀。（刘裕的部下作战风格和他很有些相似呢）取得了杀敌万余人，缴获姚泓座车的辉煌胜利。（北府兵的强大战斗力果然不同凡响，否则若是一群乌合之众，早就一哄而散，任凭主帅如何鼓舞士气亦是枉然。另外，从这次战斗本身来说，常言以一当十都能算是奇迹，这个以一杀十，用“神迹”二字来形容，当不过分）

姚泓逃回灞上，刘裕进军潼关。

这时，晋军却遭受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刘裕命河东太守朱超石、振武将军徐猗之合攻蒲坂，被后秦平原公姚璞与姚和都重创，徐猗之战死。朱超石败退潼关。

王镇恶提议，改变强攻潼关的战略，以水军从黄河进渭水，直逼长安。东晋水军乘坐的是艨艟战船，秦军士兵从未见过这种整个船体被覆盖的小船，以为是无需人力划桨便可自己行动的怪物，众皆胆寒。八月，王镇恶于泾上、渭桥连破姚强、姚难、姚丕、姚瓒、姚泓诸部秦军。姚泓单骑逃回宫中，王镇恶跟踪进入长安北门。次日，姚泓投降，后被押往建康肢解处死，后秦亡。

后秦从晋太元九年（384年）姚苌立国算起，共三主，三十四年。

九月，刘裕到达长安。

东晋自南渡开始，祖逖、庾亮、桓温、殷浩等人数次北伐图谋中原，直到刘裕，终于消灭十六国中的两个——南燕和后秦，可谓立下不世之功。若他能留在关中，巩固战果，即便不为东晋朝廷，只是发展个人势力，也应当是不错的选择。然而，他却做出了一系列无论在那个方面看来都是最糟糕的决定，终于造成了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根本原因自然是刘裕急于南归代晋。

事情直接的起因则是刘裕接到的一个噩耗——刘穆之病故（年五十八岁）。他大约就是死于上次刘裕要九锡时吓出来的那病吧。

不管什么原因，总之，刘裕最信任的部下，留在家里总揽全局的人死了，对他来说，应该是个相当大的损失。从此，刘裕找不到第二个有如此能力且让他信任的人，勉强用了徐羡之。结果是，以前可以由刘穆之做主的朝廷大事，都必须向北方刘裕的帅府请示了。他如此急于南归，相信也和担心刘穆之死后后方出现变故有关。另外，晋军将士多是南方人，急于回乡，这也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刘裕南归的消息传出后，关中父老到军营前请愿，希望他留下，说：“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资治通鉴》一百十八卷）他们显然料定刘裕不会再做晋朝的臣子，而将他看成是汉高帝刘邦一样的人物了。

据说刘裕听后还颇有些心动，不过他没有改变主意，违心地以“受朝廷命，不敢擅留”为由谢绝了他们地好意。我仔细考量过刘裕的心态，结论是，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这个决定和他当时的年纪也有相当大的关联。最后刘裕实际上只做了两年多的皇帝，如果此时动作不够快，没准他的皇帝瘾就过不了了。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他把自己定位在曹操和司马昭的位置，耐心为自己的儿子积累力量的话，结果又会如何呢？能保住北伐的成果吗？当然，这方面对他不利的是，刘裕自己年纪大了，几个儿子却都还没有成年，他死后，继位者若没有天子这个鲜亮的光环，能否震慑手下一大批身经百战的将领们，似乎也是个问题。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不由得扼腕叹息，不过还是那句话，历史没有假如……

从此，关中的民心开始远离刘裕而去。

更要命的是，刘裕留下镇守关中的，是他年仅十二岁的次子刘义真。刘裕的考虑是将这个孩子留在关中，代表自己，大约能象征些什么吧，他却不曾想到，诸将在此举中读出的是主帅对他们的不信任。这就是麻烦的根源所在。

导火索则是他对王镇恶、沈田子关系问题的处理。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亡后，流亡到南方。他是一位优秀的智将，骑射本领不高，谋略却很出众，是“将在谋不在勇”的典型。（南北朝时出了不少这样的人呢，比如韦睿，还有传说是银英中杨威利原型的陈庆之）刘裕很赏识他这一点，任他为将。他也没有辜负刘裕，这次北伐中，他所部是主攻方向，屡战屡胜，功劳数一数二。而且是他首先进入长安，接受后秦君臣的投降，安抚城内各族百姓，风光无限。关中父老还念念不忘他的祖父王猛，对这个率军打回老家的孙子自然也是有天生的好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刘裕部下诸将都是南方人，见王镇恶功大，多少都有些嫉妒的心理。连刘裕都有点不信任他，入长安时，王镇恶到灞上迎接，刘裕口头称赞道：“成吾霸业者卿也。”却暗地里派人调查王镇恶私藏姚泓辇的事，查明他只是取走了上面的金银，其他统统扔掉，才放下心来。（王镇恶贪财的说法大约不是空穴来风。也有可能是学王翦向秦王要田的做法，不过，如果是想用这样的办法来防止刘裕的猜疑，所用的道具似乎又太敏感了，看来还是贪财所致。人无完人啊，只是代价未免也太大了……）

沈田子自持青泥一战以千余兵击破后秦数万之众，更是要和王镇恶一争高下。他与傅弘之多次对刘裕说：“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刘裕不批评两人，也不设法调解部下之间的矛盾，反而对他们说：“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正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并私下对沈田子说：“钟会不得遂其乱者，以有卫瓘故也。猛兽不如群狐，卿等十馀人，何惧王镇恶！”

这简直就是挑拨了。

有了主帅这样的话壮胆，沈田子行动起来可就一点也不含糊了。王镇恶却对自己所处环境的奸险一无所知，有一回赫连勃勃来攻，沈田子因寡不敌众暂时撤退，王镇恶还说：“公（刘裕）以十岁儿付吾等，当各思竭力，而拥兵不进，寇虏何由得平！”沈田子更是暴跳如雷，终于找了个机会将王镇恶杀死，一同被杀的还有他一兄、三弟及三个堂弟，共八人。他敢这么大胆，多半也是以卫瓘自居把。

刘裕痛心疾首，无奈覆水难收，只能追封他一个爵位，由其子继承，草草了事。

不料前方又出变故，刘义真的长史王修之不了解其中的底细，又以杀王镇恶为由处死了沈田子。赫连勃勃也开始大举进攻关中。未战而先折两员大将，对士气民心都是巨大的打击。所幸义熙十二年（418年）正月，傅弘之于池阳、寡妇渡二战大破夏军，正面的夏军被迫后退，才暂时稳定住了关中的危局。

祸不单行，十月，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刘义真相信左右的谗言说“王镇恶要造反，所以沈田子要杀他，王修之杀沈田子，可见王修之也要造反”，于是下令杀死王修之。这样一来，长安城内事实上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关中局势终于大坏。

刘义真这个孩子如何会打仗。他将所有的兵力都调入城中，关上城门防守。夏军趁此良机卷土重来，赫连勃勃本人也进驻咸阳，关中郡县陆续向夏军投降。

在彭城大本营的刘裕也坐不住了，他命令刘义真东归，以朱龄石代镇长安。可惜为时已晚，关中已不再属于他了。

十一月，朱龄石到长安。

刘义真这时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没有遵照父亲“轻装速发”的指令，手下将士更是毫无纪律，沿路抢劫财帛子女，一天不过走十余里路。（和刘备在长坂坡的速度有的一拼，最后的结果也是类似，不过人心方面的得失却有天壤之别）果然，很快他们就被夏军骑兵追上，只好又傅弘之、蒯恩断后，边走边打，拖到青泥，大败，全军覆没。傅弘之、蒯恩、毛修之都被擒。刘义真走在最前，在草堆里躲过了夏军的追击，后被参军段宏找到，一马双驮，才侥幸逃得性命。

剩下的晋军在长安也呆不下去了——刘裕的走、刘义真的掠夺，使关中百姓对晋军从支持到失望最终变成了痛恨——他们一哄而上，赶走了朱龄石。他不得已，只好烧毁宫殿，退到潼关，又在随后的战斗中败于赫连勃勃，被擒。

被俘的几位将领还都算是有骨气的，没有一人肯投降，全部被杀害。

刘裕在彭城得到了青泥战败的消息后，时刻声称要再次北伐，却在刘义真回归后戛然而止。（这个只是个台阶罢了，自己年纪以大，力不从心，手下再也无法拿出以往那么强大的阵容，这些才是真正的原因吧）他登城北望，痛苦流涕，也不过是枉然。

自此，刘裕第二次北伐的成果，统统落到了赫连勃勃的手中。

一番辛苦为谁忙……

不但关中得而复失，刘裕还损失了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修之、朱龄石、蒯恩等一批名将（这几乎是北府兵新生代将领的全部精华，只剩一个檀道济，再加上不久前故去的刘穆之，此刻的刘裕大约很有那么一点孤独感吧）和约二十万精锐部队，以及威望、名声和天下人心，这些都是无法估量的财富。

这次北伐结束后的一系列决定，是刘裕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吧。分析个中缘由，通常的认为是，刘裕是一个优秀的军事统帅，但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袖。北宋伟大的史学家司马光就是这么认为的：“古人有言：‘疑则勿任，任则勿疑。’裕既委镇恶以关中，而复与田子有后言，是斗之使为乱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士，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输寇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坚凝之难。’信哉！”然而，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王夫之则有另外一种可怕的观点：刘裕不但不设法调解诸将的矛盾，反而故意挑拨，使他们自相残杀；而且把他们放在险境，也有借赫连勃勃之手除去他们的意思。这个观点也是有充分道理的，毕竟刘裕自己是从北府兵最底层一步步爬到今天的位置的，他对自己的后辈们心存提防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还是倾向于前者的，毕竟这次的损失太过惨重，似乎在成本受益比方面太不划算，另外刘裕如果真的只是想除去那些将领的话，也不必让自己最喜欢的次子刘义真涉险。

算了吧，事情都过去一千多年了，谁也没有办法把刘裕不知在哪里当肥田粉的灰挖出来问问他当年是怎么想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第二次北伐是刘裕人生的顶点，也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从此，刘裕再也无法像之前一样，绽放出独一无二、威震天下的炫目光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