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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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第八章 波折(中)

  凤翔峰战斗是个阵地防御战。

  这次战斗刘少卿的红六团唱的是主角,而且从战术上来讲,他们正经打得不错。凤翔峰耸峙于宜古坳、乾昌桥以西,扼制国民党军由樟村向南丰筑垒推进的去路。按中革军委的意图,是要红一军团“先敌占领凤翔峰,求歼推进之敌”,以阻敌向南丰前进。这个设计给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留下的余地不大,就是一个阵地守备战,守住是首要目的,剩下的也就是个“短促突击”的余地。而林彪自然是想在这个余地不大的圈子里尽可能活泛一点,把仗“运动”着一点打。所以他的部署是:以刘少卿的二师六团坚守凤翔峰制高点,军团主力则隐蔽集结于凤翔峰西南面待机。其中李聚奎的红一师主力位于凤翔峰东南面隐蔽集结,待陈光的红二师发起突击时,由右翼突击敌人,切断其向乾昌桥之退路并消灭之。而红三军团洪超的红四师则控置于凤翔峰东南地区集结待命。

  林彪很有信心。

  问题是,仗一打起来,就由不得他了。

  15日,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师主力进至宜古坳地区后,发现红军已进占凤翔峰高地,即于是日9时半,在第六十七师一部的配合下向凤翔峰阵地发起猛攻。刘少卿那时正在打摆子发高烧,不能走路也不能骑马,只好用担架抬到凤翔峰的一座破庙里,团卫生队队长和指导员一边给他治疗一边由他用电话与林军团长通话并指挥战斗。说是治疗其实也没药,只是一口一口地灌白开水而已,后来还是红四团卫生队长张杰惦念老首长,送来一点奎宁,算是解决了点问题。

  仗一开打,应该说林彪指挥得不错刘少卿也打得沉着,林彪的意图并不是要死守凤翔峰,他在电话中向刘少卿再三交代的是“诱敌”,诱敌脱离阵地尔后打击之,如此这般反复不断地消耗敌人,等敌人消耗得差不多了军团主力再全钱出击消灭樊松甫这个敌人。刘少卿对此也心领神会,他在阵地上迎敌的只有一个营,敌人攻上来后,再用另一个营阵前出击,敌人后退后也不追击以免脱离阵地过远。这办法第一天很好使,敌人第一次进攻的一个营就让刘少卿们包圆了,送了百十来条枪。与此同时,洪超的红四师在凤翔峰东南地区击溃由封家湾增援之敌一个多团的进攻,保障了刘少卿这边的作战。

  第二次进攻,敌人来了两个营,刘少卿仍如法炮制。

  但敌人也乖了,这边刚一出击,那边扭头就跑,——知道刘少卿们不会撵也不敢撵。

  这种战法其实就是共产国际顾问李德那个“短促突击”,在有充分补给和力量悬殊不大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好战法。比如十多年后刘少卿所在的那支军队在朝鲜打美国佬,这种战法就比较管用,因为那时有国家政权,有全国国力的支援,有相当的炮火为掩护,人员和物资补给都不成问题,这么着耗下去,吃不消的往往是对手。

  然而在彼时彼地的中央苏区,在彼时彼地的凤翔峰,这种战法就取不了什么巧。人家人比你多,家伙比你硬,补充比你来得快来得多,你有消耗无补充缴获少根本就跟他耗不起,人家也巴不得你就在一个地方守住不动——后来的情况发展也的确如此,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后,接着又以第七十九、第六十七、第八师等部,在飞机轰炸和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向红六团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这规模甭说是刘少卿的红六团,就是红一军团全部也消受不起——红二团增援上来换红六团下去休息,可只顶了一个回合,结果没有消耗人家多少反而被人家给消耗得差不多了,红六团刚刚休息了没多少时间就又得重新顶上去。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感慨道:“那时干部战士常叨叨上边儿说的那个‘斩断敌人的乌龟头’、‘短促突击’,说得很豪迈但实际做起来很难。我们一打,敌人就缩回去钻入工事,我们也只好缩回去,不然就要被人家消耗掉!”在此前的云盖山大雄关战斗中,刘少卿的红六团作预备队,就眼睁睁地看见过部队在敌人强大火力下的“短促突击”遭受重大伤亡的情况,那一仗二师政治委员胡阿林牺牲,刘少卿的“好战分子”搭档红四团肖桃明团长阵亡,最后还是被迫撤出战斗。

  不过那时不光是刘少卿,就连军团长林彪都还不能完全认识到这是整个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所致。无论是对“御敌于国门之外”还是对那个“短促突击”,他们暂时都无反感甚至还有相当程度的乐意,因为这种方针和口号迎合了农民意识中那害怕打烂坛坛罐罐的小家子气,仗打得不好他们还多是在自己主观上找原因认为自己战术手段战斗节奏把握不佳,对中央对上级那是毫不怀疑也充满了信心。

  血的认识只有在血的代价之后才能被真正唤醒。

  凤翔峰的激烈战斗打到下午,红六团伤亡不断增加刘少卿的手也被炸伤,一匹用作乘骑的骡子也被炸断了三条腿。敌人的飞机与炮火炸断了与军团部的电话线,通讯中断通讯主任徐昌亲自去接线而英勇捐躯。

  这时刘少卿和政治委员宋清泉从望远镜里看到,有大量的敌人在田垅上集结似乎准备向凤翔峰侧后迂回。两人估量了一下,刘少卿估计有四五个团,宋清泉估计有六七个团。两人商议一下,决定赶紧向军团部报告。刘少卿让宋清泉给军团写报告自己画了圈,然后派通讯员送往军团部首长。

  军团那边却迟迟没有回音,派人去找才知道通讯员在路上已经被敌机把腿炸断了。

  再打电话,电话通了,刘少卿赶紧向林彪报告了情况。

  林彪也感到意外,问为什么早不报告。

  刘少卿说电话断了,我们派了两次通讯员都没有军团回音。

  林彪大概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指示刘少卿守住阵地,没有把握不要随便出击,注意观察并与三军团四师沟通联系,不要让敌人迂回到侧后偷袭。

  两小时后,林彪再来电话告诉刘少卿军团部要先撤,军团部撤走1~2小时后,红六团也撤。

  19时半,刘少卿率红六团主动撤出战斗,红一军团转移至沙洲、丹阳、康都地区。

  与“坪寮战斗”一样,这次战斗得不偿失,总根子仍然是那个“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还有那个取不了什么巧的“短促突击”,而军团长林彪最后断然决定撤出战斗,当属明智之举,应该肯定。

  然而还是得有个“右倾”的靶子。

  刘少卿浑然不知,他已经成了这个靶子!

  大概是凤翔峰战斗十来天后,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给刘少卿来了个电话。

  凤翔峰战斗前左权刚从红校调到红一军团,他是刘少卿在红校的老师和上级,军事造诣和修养很深,刘少卿非常钦佩他,而他也非常器重刘少卿。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乃至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左权一直是背着“托派”嫌疑“内控”使用的干部——所谓“内控”就是用而存疑,用而不重用,本来是个带兵打仗独当一面的材料却大多数时间都放在参谋长的位置上。到了后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向中央建议解除嫌疑大胆使用之时,他却英年早逝洒血疆场了。

  左权电话的内容是问刘少卿为什么还不到军团部来报到。

  刘少卿非常诧异,到哪里呀,我怎么没接到通知呀?

  左权说已经把你调军团部了,通知了两三次,就是不见你来。

  放下电话,刘少卿向政委宋清泉告别,宋清泉也非常诧异,说是不是打电话问问师里?

  刘少卿摇摇头,不用了,军团来了两次通知,师里都没有告诉我,这中间一定有什么事。

  宋清泉让他把马和警卫员带上,他也摇头——他心中已隐隐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背上简单的行李,他来到师部。师部管理科长派了个运输员来给他挑行李,他们都感到奇怪,怎么只调你一个人,又这么突然,是不是有什么事?这时左权又来电话催,你怎么还没有来?刘少卿说我走时没有找到陈光师长刘亚楼政委(原师政委胡阿林在大雄关战斗牺牲后刘亚楼接任了师政委)。

  也是说到曹操曹操到,刘亚楼一脸严肃出现在了刘少卿面前:

  “你为什么走?”

  “我也不知道,是左参谋长打电话说军团部调我!”刘少卿心想你真的不知道?

  “你不忙走,等开完会再走!”

  还要开会?

  第二天早上,管理科长悄悄地告诉刘少卿:

  “小老弟,你要小心,这位刘政委不好缠哟!”

  那时的刘亚楼精明能干但也锋芒毕露,的的确确伤人不少。

  开会前,刘少卿发现红六团政委宋清泉也来了,便问他开什么会。

  宋清泉说开会时你就知道了。

  一开会,刘亚楼宣布:撤销刘少卿红六团团长职务,因为他“谎报军情”,宋清泉的报告是刘少卿划的圈,根据三军团的报告,那天没那么多的敌人。

  宋清泉这人后来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当了叛徒,抗战开始又混进新四军,被发现后由项英批准处决了。但他这个时候表现还是挺爷们儿,实话实说了一把:“当时究竟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我们是从望远镜里看的,也只是估计,又不可能一个一个地去数!报告是我写的少卿同志画的图,责任应该我们共同担负。”

  刘少卿也说我认为我们及时把情况上报军团是正确的,数字也是估计,谈不上谎报。

  事隔多年我们来客观一把:这敌人当时是四五个团还是六七个团真得很重要么?敌人四五个团凤翔峰就守住了?红军就不用撤退了?仗也就打赢了?团是建制单位不是人数,确确实实只能估计,你红军当时不是还有小团大团之分么?你那小团,该估成团还是估成营?

  而1992年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的记载是:“……由于伤亡过大,并发现敌人约6个团分3路向侧后迂回,遂主动撤出战斗,转移至沙州、丹阳、康都地区。”这个记载是多年以后根据双方资料核对后确认下来的,虽然是否绝对准确不好妄断,但似乎也说明刘少卿宋清泉的估计大致还是准确的,不存在什么“谎报”。

  而当时刘亚楼脾气也大:“刘少卿你还狡辩?你了不得了是吧?”

  会场一下沉默了,刘少卿干脆扭过头再不吭气。

  这时红六团的特派员出言助了刘亚楼一阵:

  “刘少卿贪小便宜拿了十二团团长谢嵩一件阴丹士林布军装,那是人家流血牺牲换来的。”

  我的天,这保卫局真不是白给,这也上纲了?

  那时的特派员就是保卫局派驻的代表,直属保卫局系统,负责“肃反”同时负有对同级指挥员的监督之责,同级指挥员不能指挥同级特派员,而特派员“肃反”同级指挥员不能干预。所以特派员在部队里名声不太好——“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找谈话!”二师夜间行动,有个叫韩宗炳的炊事员弯腰走路走累了刚想伸一下腰,就被特派员抓了起来说是“故意暴露目标”,刘亚楼也是嚷嚷着“枪毙”,幸好林彪干预了一把,才没有被摘掉脑袋。

  军装的事情是这样的:红三军团在沙县打了胜仗缴了敌人不少阴丹士林布,全都换了新军装。刘少卿的老战友姚喆在白刃战中脸上挨了一大刀,由于是夜战,也搞不清是敌人砍的还是自己人误伤。刘少卿去看望老战友,说起红六团在凤翔峰也算小有缴获,大家一起互相祝贺。谢嵩团长看上了刘少卿的意大利造驳壳枪,刘少卿大方地送给了他。谢嵩过意不去,说“我也不白要你的”,一定要回送件阴丹士林布新军装,刘少卿推托不掉,就收下了。回到团里,刘少卿也告诉过宋清泉。

  现在这也成了罪过,刘少卿憋了一肚子气,梗着脖子坚决不肯解释,还是宋清泉向大家说明了缘由。

  这时陈光师长说了话:“老战友之间互相交换东西,常有的事嘛!算了,让刘少卿走吧!”

  本来就激烈不起来的会就这么不了了之完了。

  会后陈光把刘少卿拉到一边:“你这人会打仗也会练兵,上次比赛你们四团把人家五团的奖都拿走了,刘亚楼有气哩!我看他是抓不住肖桃明这个烧窑的,就抓你这个卖瓦罐的……”

  “陈师长,这件事我是不服的!军团部调我的命令,刘政委他先压着,现在又……”

  “算了,别说了,去军团部吧,你不要马么?”

  “挨了斗争,要什么马,算了!”

  算不了,这“斗争”会还有第二回哩!

  军团参谋长左权见到刘少卿非常高兴:

  “这么多天你怎么老不来?现在战斗那么紧张,十分需要一个作战参谋……”

  “左参谋长你是老上级了,我来得迟是有原因的,一肚子话现在也没法跟你说,还是先干工作吧!”刘少卿怀里揣着一大堆委屈。

  作战科长聂鹤亭一边接了句:“他这个人有点犟脾气!”

  左权带刘少卿去见林彪,林彪看见小同乡也很高兴:“没想到你跟左参谋长还熟悉,他可是一再推荐你来当作战参谋的哩……”

  “报告军团长,我没什么文化,怕……怕干不好……”

  “共产党的干部嘛,哪个不是边干边学的,只要肯学,没有翻不过的泰山!”

  林彪鼓励这位小老乡。

  刘少卿在军团部当了作战参谋的消息传到二师,没几天刘亚楼又提出让军团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开会斗争刘少卿。这会的场面就比二师那个没结论的会大多了: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罗瑞卿、军团组织部长黄中、军团宣传部长徐梦秋,一师师长李聚奎政治委员黄甦、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等都到了会。

  会议还是刘亚楼开头,把刘少卿“谎报军情”的“错误”重复了一遍。

  刘少卿横下一条心,拍着桌子喊了起来:“这是诬陷,杀了我也要把这事弄清楚!”

  林彪拉住刘少卿的手:“少卿同志,冷静,冷静!”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是个快人快语的直肠子,当下讲了句公道话:“敌人在田垅上,只能用望远镜观察估计,谁向上级汇报也只能这么汇报!这不能说明友军的汇报就是正确的,刘少卿的观察就是不正确的嘛!”

  罗瑞卿又重提了“十字隘战斗”即“坪寮战斗”的“擅自撤退”。

  刘少卿又顶了上去:“撤退是军团部的命令,军团长知道!宋清泉同志也可以作证。”

  林彪说明了原委,宋清泉也作了证。

  然而还是不行,刘亚楼提出,要给予刘少卿同志“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问题定性颇为严重而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萧劲光式的右倾机会主义”。

  可能这几位也是事前就商量好了,李卓然念了一遍“处分决定”。

  聂荣臻问刘少卿:“你同意吗?”

  “我不能同意!二师开会,六团宋政委说清了这个问题,刘政委并没有反对!现在怎么又成了问题?”

  会议不欢而散,刘亚楼很不高兴。而刘少卿档案中的这个“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则一直到六十年代才由聂荣榛批示撤销。

  这疙瘩两人算是结下了,而且结了一辈子,直到他们相继故去也没有解开。

  一年后在长征路上,陈光、耿飙、杨成武和刘少卿走在一起,耿飙和杨成武问起刘少卿你犯过什么错误,我们在二师师部看到过一个通报,说是你被撤职查办了?刘少卿大笑说怎么没见人来办我呀,旁边陈光师长摇摇头说“那都是乱弹琴”。

  长征到了甘肃,有一天陈光和刘亚楼叫住了在教导营当连长的刘少卿,问他“在哪里发财”,刘少卿说我这样的人还发什么财呀,不过没有倒霉便是。刘亚楼听了自然尴尬脸色也很不好看。

  后来在抗大训练部时两人是上下级,但却只有工作关系绝无其它交道,办起事来总有点儿别扭。

  建国后在北京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开会时,刘亚楼刘少卿再次重逢了,那时刘亚楼大概是想和解一把,对刘少卿说了句那个年代多年不见的老战友们们见面时常说的戏言:

  “你这人还没有死呀?”

  “我不能死,因为我没有‘谎报军情’!”刘少卿这边一点台阶儿都不给,冷冷地顶了回去。

  后来杨成武想当一把和事佬,对刘少卿说刘亚楼从苏联回来以后现在脾气好多了,你要有机会还可以跟他联系。而刘少卿却冷笑一声:“他变得再好,我也不会去找他,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两位已故老人都是很有个性很有脾气的战将,都是新中国的功臣,都是大写的英雄,可惜却始终不能化解彼此的这点恩恩怨怨,而他们与昔日对手却常常能“相逢一笑泯恩仇”——仇可泯,怨何不能解?作者作为为刘少卿将军立传的后生晚辈,本没有资格就他们之间恩怨说是非断公道,但作为后人我们应该能够具备超越前人的襟怀,所以也在这里斗胆妄言几句:对刘少卿的那两个“斗争会”,应该如陈光师长所言的是“乱弹琴”。这里面是不是真如陈光刘少卿猜测的那样有“竞赛事件”这类鸡毛蒜皮的积怨因素,作者不好臆断。但有一点必须清楚,这跟彼时彼地“左”倾政治军事路线背景下“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方式和环境,有着更为密切更为本质的联系。人无完人,人都是从年轻过来的,更何况他们虽然从事着伟大的革命斗争,却各自来自自己那一方狭窄局限的生存和思维空间,他们虽然都是大写的英雄,却未必都是小节的典范。刘亚楼将军当年对刘少卿将军的“斗争”,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简单粗糙不妥当的,也映照出了刘亚楼将军个性上的缺陷,但刘少卿将军终生的不原谅,似乎也有过于狭隘和小气之嫌。作者遗憾之余常常胡思乱想,如果他们在战场上遇有危难,彼此拼力救助也应该是不容怀疑的,这或许有助于化解他们的这些恩怨,可惜历史又没有提供这样的机会。在后来的故事中我们还将看到,刘少卿将军自己在一方首长任上,也有过简单粗糙对某位下级或战友处置不当让人蒙受委屈的事情,而那位当事人却以一颗宽厚的心拥抱了刘少卿将军整整一生。

  不过这也比较符合刘少卿的个性特点:不喜攀附——刘亚楼那时的地位比刘少卿显赫得多。

  唉,要是所有英雄的人格都不仅完整而且完善,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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