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陕北这地方对刘少卿这个“九头鸟”来说很是新鲜。

　　这地方的人不住房子住洞子，哪怕他是个“土豪”。刘少卿们先是不敢进这“洞子”，生怕它塌下来，老百姓都笑话这些“南蛮子”实在是老土，比黄土高坡上的黄土还土，我们祖祖辈辈都住这“洞子”可从来没怕过它塌掉。

　　在瓦窑堡干部团与陕北干部学校合并，重建了住“洞子”的工农红军学校。刘少卿担任了地方干部营第二连连长兼军事教员。陕北这地方真正叫穷可群众也真正是好，那么困难还有山药蛋煮羊肉对中央红军招待得热情周到。有了根据地有了群众有了大浪淘沙百练成纲的革命精华，毛泽东底气很足给长征作了总结报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以我们的胜利敌人的失败而告结束，我们跨越了十一省的艰险与山河，那时候是敌人追着我们打，追了我们二万五千里，现在要轮到我们来收拾他们了……

　　重在红校任教刘少卿很用心思。那时老战友谭希林也在红校地方干部营第一连当连长，和刘少卿一样也兼军事教员。两个教员针对地方干部的特点合计了一下教学内容：地方干部的任务是在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要时时和武装的反动势力作殊死较量，所以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课程应该成为必修课程。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地方干部营营长吴岱峰，吴岱峰很同意又请示红校政委袁国平。袁国平是个大才子教学也很有经验，听了这个十分高兴又找来了教育长郭化若，郭化若本来就是个军事理论专家对游击战教学也很有经验，所以大家配合默契齐心协力投入了教学，教来教去教学相长刘少卿自己也教成了“专家”，后来竟然成为了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游击战术总教头。

　　到了1936年春天，红校又在保安县（今志丹）洛河川下寺湾的红军医院伤愈归队的人员中招收了一批精华学员，这些学员都是经过长征考验有丰富战斗经验基层军事干部。红校以这批学员为基础，又组建了步兵第二营。后来原地方干部营营长吴岱峰他调，谭希林升任了地方干部营营长。

　　红军东征之后，从山西带回一批革命的知识分子。1936年6月1日，红军大学正式成立。红校又合并到红军大学，刘少卿的老首长林彪身兼学员并担任校长，毛泽东亲自兼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教育长。当时红大分为三科：一科主要培训团以上干部，编为一个队；二科主要训练营、连干部，编为两个队；三科即为原来的红校，主要培训班排干部，编为6个队。

　　红大刚成立就有战事，土军阀井岳秀高桂滋常常经常从安定那边过来袭扰瓦窑堡。土军阀有时比大军阀还要讨厌，玩儿的活计也属于“游击战”，那时主力部队都在前线准备迎接开始北上的二、四方面军。面对红军后方机关学校的土军阀人多势众居然成了心腹之患。大约是在6月中旬，井岳秀手下的八十六师高双城所部袭击瓦窑堡，而有中央和军委机关、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红军大学等不少单位就驻在瓦窑堡，警戒部队就只有红大附设的步兵学校。

　　那时红大的地方干部营尚未毕业，敌人来袭时，谭希林和刘少卿带领两个连奉林彪的命令向安定方向迎击敌人。于是谭希林带第一连刘少卿带第二连，部队沿瓦窑堡旁的河滩向前运动。河滩上有个小庙，刘少卿说老谭咱们别走正面绕着走，这谭希林身经百战大风大浪见得很多，根本不在乎这些地方土军阀，一边说不要紧一边还是径直往前走，结果话音未落小庙里就响起了枪声，谭希林连中四枪警卫员也伤了腿。刘少卿赶紧带人把他抬下去退进了群众的窑洞，自己指挥部队阻击敌人。

　　激战1小时后，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林彪传来命令，要刘少卿率部队撤至有利地形固守待援，同时令陈士榘韦国清率领的红校步兵第一营上来增援反击。陈士榘韦国清虽然暂时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但因弹药不足韦国清也负了重伤，地方干部营和步兵第一营只好交替掩护，边打边撤，迟滞敌人进攻，争取时间掩护瓦窑堡的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各机关的人员转移，所有部队和转移人员由红大校长林彪统一指挥，向蟠龙、保安一带撤退。

　　土军阀井岳秀的土匪部队便得意洋洋占了瓦窑堡。

　　林彪撤出瓦窑堡时也还心有不甘：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能让这条阴沟顶在心口。他把刘少卿找去征求意见：现在能不能把瓦窑堡夺回来？刘少卿见是老首长发问也不怕被抓“右倾”，所以便实话实说了一把：“敌人是地头蛇十分狡猾顽固，眼下我们对他们的社会基础有无后续弹药补给如何等等情况都不清楚，要夺回瓦窑堡就得爬城，我们又没有云梯等工具。作战的都是学员干部十分宝贵，为了这个土军阀让他们付出牺牲好象有点不值。我建议我们还是暂时撤出以掩护中央机关为主。”

　　那时的林彪真是个很不错的高级指挥员，虚怀若谷很能采纳合理的意见。撤出了瓦窑堡把机关和学校搬到了保安，保安与红军主力所在的关中靠得更近，这样中央机关和学校都更加安全。到了保安没几天，听说中央开了个欢迎会，欢迎谁刘少卿们也不知道。后来瞅见两个洋人来参观，问了上级这才知道，这是同情红军支持抗日的“洋同志”作家斯诺和大夫马海德。

　　保安比瓦窑堡还穷，生活十分艰苦连土豆都没得吃常常只能吃野菜。老百姓都说“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这穷地方一下子挤进了中央机关还有红大好几千人，吃饭什么的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后来就把学员最多的第三科（当时也叫红军大学附属步兵学校）转移到甘肃环县曲子镇的木钵一带办学。这里条件相对较好一些，有小米山药蛋吃有时还能吃上馒头，机会好了还能吃上几顿土豆炖羊肉，只是不能象刚出草地那样敞开吃而只能分着吃。当地还有一奇，就是野狼特别多，大家白天在窑洞外吃饭，都会招得三五成群的野狼前来“围观” ，老百姓告诉南方来的红军战士们，这野狼是“铜头铁颈麻杆腰”，用棍子打狼时不能打它的头，而要打它的腰才行。南蛮子红军们对此很感兴趣，都想着哪天实际操练一下。

　　第三科对外又称“中国工农红军教导师”，本身还承担有一定的战斗勤务，地方干部营毕业分配后，剩余人员组织了一个游击连，刘少卿担任连长，游击连的活动受教导师地方工作科领导。这地方干部科科长是刘少卿在瓦窑堡结识的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西北办事处的秘书长兼《红色中华》报主编任质斌。这位任质斌是个大学生，在土包子成堆的红军中那算得上是货真价实的“大知识分子”。几年后刘少卿与这位“大知识分子”重逢在豫鄂边区，一起在李先念麾下开辟了中原根据地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新四军五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二、四方面军的随营学校都由刘伯承率领在曲子镇附近与红大第三科会合，共同编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学校”，简称“红二校”，对外仍称教导师。原红大三科编为第一团（团长韦国清），红二方面军随营学校编为第二团（团长陈文彬），红四方面军学员编为第三团（团长黄欧东）。 同时刘少卿的游击连也变成了“陇东游击支队”，他则担任司令员兼教导师侦察科长，还兼任“红二校”的游击战术教育主任，任务除了教学还有打仗筹款——那时候中央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开始改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土地政策，不再“打土豪分田地”而是“减租减息”还有“公平负担”。

　　刘少卿与分别了大半年的老首长刘伯承重逢时，曲子镇还驻扎着沈克的东北军一０六师，那时反“进剿”形势紧张，红军还准备与东北军再作一番较量。刘伯承见到老部下十分高兴马上就派了他的差，让他带人到曲子镇侦察敌情。刘少卿带上十来个侦察员怀揣驳壳枪，每人手上还提了一根棍子，为的是对付“铜头铁颈麻杆腰”的野狼。

　　侦察敌情时他们真就遇上了几个野狼在嚎哭，瞅见这群手提棍子的汉子马上就逃之夭夭。

　　回来向刘伯承汇报完敌情，老首长很是高兴，请老部下和部下的部下一起烤红薯土豆吃。刘伯承挺大个首长一点也不讲究，红薯土豆上的灰也不拍就塞进口中，还开玩笑说这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刘少卿后来回忆：“不干不净吃了没病”这句俗话，他就是从刘伯承这位大军事家口中第一次听到。

　　不过这仗还是没打成，几天后“双十二事变”就暴发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刘伯承回了中央，“红二校”也进驻了庆阳，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庆阳步兵学校”。刘少卿的“游击支队司令员”和“侦察科长”也随之成为了历史，分派的活计除了教学还兼了个“庆阳市稽查处长”，要进行统战还要搞“反特斗争”。

　　庆阳城里当时有“八大富翁”，不过这会儿已不是“土豪”而成了“统战对象”，教导师师部就住在那最富的一家。有一天这一家突然失火，这查明原因的差事当然是“稽查处长”本职工作。刘少卿问哨兵，哨兵说当时城北庙里升起过一个火球；问老百姓，老百姓说庙里没见过什么可疑人等；到附近镇子乡村跑了一大圈，还是没什么线索也没有。

　　刘少卿寻思这国民党特务他哪有那个本事，隔着这恁大一个城区他就能放火烧房？

　　查来查去查不出个名堂，刘少卿发现稽查处的文书这几天有点闷闷不乐。

　　刘少卿和颜悦色问他那天着火你怎么就跑了出来？文书说处长我不敢讲讲出来怕杀头，刘少卿说你别怕我们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文书说那晚我点了个洋蜡烛没吹灭，可能是那蜡烛倒了引发了大火。刘少卿舒了一口气跟政委袁国平训练部长郭化若作了汇报，袁郭二人都不是成天琢磨着在自己队伍里抓“反革命”的料子，表扬了刘少卿也没处理那个文书。刘少卿一边在实事求是另一边对“大富翁”还得遮掩，原因当然是红军这穷光蛋的队伍实在赔不起人家那万贯家财。

　　“双十二”后红大也改名抗大，林彪当了校长刘伯承当了副校长。

　　不久后刘少卿就又来到了两位老首长的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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