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魂作楚天雄——刘少卿将军传》开始连载 -- 双石

　　抗大开学， 林彪周子昆不约而同想到了刘少卿/给毛泽东写作《论持久战》准备资料，还得了二百块钱稿费/董老来信要小老乡去武汉，听了林彪的话他继续在抗大执教/抗大要开“欧州文学史”，请来朱总司令讲课康大姐却大失面子，总司令憨厚一笑大家兴高采烈/军委一局作战科长跟康生抬了一杠，幸而没被戴上帽子后来还互称“同志”/给毛泽东拜了一次年，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位“九头鸟”/刘少奇来一局“挖宝”，郭化若很痛快就放了人/到中原去刘少卿意气风发，黄春庭张水泉两个笑话篓子却一路都在扮洋相/迎接刘少奇，黄春庭压在刘少卿箱底里的一包药救了徐海东的命/武装武装还是武装，发展发展还是发展，少奇同志远见卓识魄力非凡刘少卿深受教益/向大小悟山发展，李先念极为欣赏新任参谋长游击战争的战略眼光和视野

　　刘少卿调到抗大，是林彪和周子昆的主意。

　　这两位都是刘少卿的老首长，林彪自不必说，这周子昆在中央苏区时是红校的训育主任，对这位勤奋的“模范连长”兼军事教员印象很好也很钟爱。这两位老首长这会儿都在抗大工作，一个当校长一个是训练部部长（周子昆调新四军后部长由刘亚楼接任，刘亚楼赴苏后陈伯钧接任），两人都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刘少卿，于是就一纸电报把他调到了抗大，在游击战术主任教员谭希林那里当游击战术教员。

　　把刘少卿调到抗大当游击战术教员，当然跟他的战争阅历和实践有关，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红校任过教，还在老战友郭化若那里也学习了一些理论。长征结束后郭化若曾担任过毛泽东的军事秘书，毛泽东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时，郭化若曾组织了刘亚楼、谭希林、刘少卿等十来个人整理内战时期的军事资料给毛泽东写作作参考。同时他们自己也写过一些游击战术的小册子。后来叶剑英在衡山开办统战性质的“南岳游击战术训练班”时也印发过这些小册子。刘少卿为此还小发了一笔财，得了二百块钱的稿费，这在当时可算是一笔不菲的财富了——那时从毛主席朱总司令到刘少卿这一级干部，都是一律五块钱津贴而且还常常因环境困难拿不到手。

　　那时的老人们有个比较流行的说法：“红大没二期，抗大无一期”。因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建立的红大只毕业了一期学员，“西安事变”就暴发了。事变后张学良因与红军的统战协议，将延安（当时叫肤施）和庆阳让与红军驻防，所以红大一二科于1937年1月迁至延安，改名“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而三科则在庆阳改为庆阳步兵学校，对外称教导师。这以后入学的学员便成了抗大的学员，延续红大的期序，所以就是“第二期”而红大实际上就只有“第一期”。

　　刘少卿来抗大时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半年后“七七事变”暴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抗战时期由此开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上了抗日前线，林彪聂荣臻率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给日寇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予以痛击，八路军的威名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传扬，一批批学员不断地走向抗日前线，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青年也不断地到来。

　　1938年春谭希林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刘少卿升任游击战术主任教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董必武给刘少卿这个小老乡来了封信，信中谈到党中央预见到武汉可能沦陷，一旦沦陷党就准备在那里发展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那里曾是鄂豫皖老苏区，党组织被敌人破坏严重现在正在逐渐恢复，希望刘少卿能到他那里去工作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作好准备。

　　在中央苏区时董老是最高法院院长，对在红校任教的这位小老乡很熟悉，这是位资深老革命家又是位忠厚长者，刘少卿捧着这封信也动了心思。那时林彪在山西被国民党军队误伤回到延安养伤，刘少卿捧着信正好在抗大门口遇到正和妻子张梅一起散步的林彪。刘少卿当即请老首长帮忙拿个主意。林彪说我看你还是不要到武汉去，你在抗大教学就象老母鸡孵小鸡能孵出一大窝小鸡，比你一个人到武汉作用要大得多。刘少卿听老首长说得很有道理，回去后便给董老回了信，将抗大缺乏游击战术教员的情况作了介绍，没提林彪的意见只是道明实际情况，请董老谅解。

　　后来陈伯钧看他的教学效果不错学员反映很好，又将他提升为游击战术总教员。

　　那时抗大真是人材荟萃，各个方面军各个地区都有名将集合在这里，刘少卿有较丰富的实战阅历有一些理论知识还有教学经验，所以工作得比较得心应手很受欢迎，许多学员都对这位游击战术总教员印象深刻，这其中有许多人后来的职务和地位都要比这位年轻的老师还要高，象洪学智杜义德等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学员，也常常向这个小老乡小老弟小老师请教。当然，实践丰富理论，理论指导实践，这当间刘少卿自己也从教学工作中获益不少，这对后来他在豫鄂边区领导和从事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致于很多年后刘少卿将军还把这段经历视为他人生中的一个“极大的飞跃”。

　　当时抗大的校风是毛泽东的亲自制定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创业艰难但也趣事多多。那时候抗大来了许多各地的青年学生，这些文化人热情很高求知欲很强，民主风气也很浓郁，对学校开什么课程也要在学员中“发扬民主”。不知为什么，大家在讨论中都要求开门课程叫“欧洲文学史”，这可就难为了这所名牌大学的土包子土老师们了，他们中可没人能对付这上八辈子也没听说过的洋课“欧洲文学史”。而这时候朱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也在抗大就学，这位康大姐办事干脆利落说话也爽快是个直性子，她自告奋勇地说我们家那位总司令他留过洋，一定能讲好这洋课“欧洲文学史”。那个时期大家都土得掉渣稀里糊涂也不知道这“文学史”究竟是个什么大学问，却也都愿意听总司令讲话，自然是人人都道好好好。这一天康大姐真就把总司令请进了课堂，总司令来了也不客气坐下来就开讲，从国际国内形势讲到了当前抗日战争，从建立敌后根据地到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大家听得津津有味康大姐却越听越不是那么回事，这哪是什么“文学史”完全就是“战争形势报告”！她急得一头大汗冲上讲台就质问这位全军的总司令自己的老公：

　　“你看你都讲了些什么呀！”

　　赫赫总司令面对夫人却憨厚地一笑：“不是你让我讲的噻？”

　　大家哄堂大笑康大姐却哭笑不得觉得很没面子。

　　到了1938年11月，在军委一局（即作战局）当局长的郭化若又想到了老战友。

　　这时候郭化若的问题有了结论，“托嫌”解除党籍也得到恢复，处境大大改善。他对刘少卿很熟悉便建议滕代远参谋长调他到一局当作战科长，滕代远也是红三军团的老领导，对刘少卿当然也很熟悉，这事情三言两语就定了下来，刘少卿很快就来到了军委机关。

　　军委是最高统帅部，刘少卿第一次到这里任职工作当然也非常认真。跟战友们关系不错跟首长们处得也很好，唯一的一次冲突就是在电话里跟康生抬了次杠。那时候康生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一提起来就让人脊梁上生出寒意来的大人物。他刚从苏联回来大家都把他吹得很高，他自己也大吹大擂很是能唬人，一开口就是苏联十月革命列宁斯大林还有托洛斯基，时不时还要抖两句“达瓦里希”卖弄一番洋话引引经典，让人一头雾水还不由地要肃然起敬：哎呀呀这可真是个老布尔什维克，难怪人说是“资产阶级的恐怖”中国的捷尔任斯基。

　　当时延安经常遭到日本飞机轰炸，军委作战科长刘少卿的任务之一就要组织防空。部队都上了前线延安没什么兵力，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就要一局对延安各单位妥为部署，人员都要登记造册，作一些疏散和配备，防止敌人伞兵空投袭扰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这工作很重要刘少卿也干得很认真。

　　有一天突然有个电话打到了作战科，来电话那人口气很大也很蛮横：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统计我们机关人员？”

　　“我是军委一局作战科长刘少卿。你是谁？”

　　“你不要问我是谁！”

　　刘少卿年轻气盛又在讲平等讲民主讲互相尊重互相友爱的革命队伍呆了多年，对上对下要的是个不卑不亢落落大方，一听这人不是个讲理的主儿，庄稼火也一下子拱了上来，喀嚓一声就搁上电话不再答理。

　　结果这人又把电话打了过来：

　　“你为什么不答话还压电话？”

　　“你不说你是谁我怎么答话？我工作很忙也没时间等你！”刘少卿气也很盛。

　　“嗬，你还有点了不起了！你为什么统计我们机关？”

　　“这是中央、军委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决定，我在履行职责！”

　　“你知道我们是什么机关？”

　　“你没说我怎么会知道？”

　　“我是社会部康生，你凭什么登记？”那人口气横得不行。

　　“不管你是什么机关，我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在登记！”那时刘少卿还不知道这个“社会部”是干什么的，只知道这位“康老”是个中央领导，嘴上也没好气。

　　康生在电话那边说了句“你还要辩论呀”把电话挂了。

　　刘少卿把这事向郭化若作了汇报：“这人怎么那么凶？”

　　郭化若是被“运动”过的运动员当然了解这“康老”何许人也。

　　他替刘少卿捏了一把汗：

　　“老弟你要注意哩，你处理得也不够冷静别让他戴上帽子哟！！”

　　“我才不怕呢！”

　　多年后刘少卿将军自嘲：“我那时对少奇同志那个《论共产党的修养》学习不够。”

　　其实那时比刘少卿年轻气盛的人还很多，都是从战场上下来都有一大堆战功，老子天下第一谁也瞧不上谁的大有人在。二科的科长吴昌炽就是一位，那时二科就在一科的房间的套间里，进二科的人都得经过一科，吵吵嚷嚷搞得吴昌炽很不高兴，有时烦了操起棍子就赶。郭化若批评他他还不服，后来刘少卿也说过他，这里是公共场所你怎么能不让人出入哩。

　　十年后刘少卿在华野山东兵团参谋长任上得了黑热病在清州养病，有一天陈少敏任质斌和一位陌生人前来看望他，这位陌生人一见刘少卿开口便问：“你就是刘少卿？”

　　“对，我就是刘少卿。”

　　“你知道我是谁？”

　　“不知道。”

　　“我是康生。”

　　“喔，你就是康生。”刘少卿又端出了“不卑不亢”的劲头。

　　“你这个小鬼，当时在延安很厉害嘛！”那时的康生，还算有点“大人大量”。

　　“你也很厉害嘛！”

　　两人相视一笑，关系算是得到缓解，“不打不成交”反而互相客气起来。建国后两人见面时还互称了一把“同志”——那年头跟现在相反，称“同志”比不称“同志”相互间的认同感要多得多亲热也多得多。康生这人他是个坏蛋胚子，但却是个有学问的坏蛋胚子，他还给在病中的刘少卿讲了一些黑热病以及如何调养的中医知识。

　　过旧历年的时候，郭化若带着一局科以上干部一起到凤凰山去给毛泽东拜年，毛泽东很高兴一一跟他们握手，握到刘少卿时听出了他是湖北口音：“噢，你是个‘九头鸟’呀，小伙子，今年多大啦？”

　　“二十八岁了！”这是刘少卿第一次毛泽东面对面地讲话。

　　毛泽东留他们一起吃了饭，那时毛泽东女儿娇娇（李敏）两岁多已经能走路，就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地跑着玩，非常可爱。

　　就这么见了一次面，毛泽东竟然记住了这只“九头鸟”，七年后刘少卿从军调部回到延安，在机场又见到了毛泽东，还没等刘少奇彭德怀等介绍毛泽东就跟他打招呼：“我知道你，我们又见面了，你这个‘九头鸟’！只是你叫什么名字呢？”

　　这当然是后话了，那时他们还有一番精彩的议论我们后头再讲。

　　刘少卿真是由衷钦佩，毛主席日理万机，竟然记得住这么多事。

　　1939年4月上旬的一天，军委作战局来了位首长，点着名要找刘少卿。

　　刘少卿出来迎接，一看觉得曾似相识，但却想不起这是谁，十分局促不安。

　　那位首长倒很是和蔼可亲：“你是刘少卿同志吗？我是刘少奇。”

　　噢，刘少卿恍然大悟，在中央苏区时少奇同志来红校作过报告。

　　“你知道我为什么找你么？”

　　“不知道。”

　　“我现在中共中央中原局任书记，负责中原和华中地区的敌后抗战和党的领导工作。中原局现在在河南确山县的竹沟镇建立了党的组织，还成立了军事部，由我兼任部长。现在我们党急需在中原发展，军事干部比较缺乏，军事部也缺一位合适的参谋长，所以我们就选了你！”

　　哎呀呀，刘少卿这下有点慌神了，这可是个重要工作，责任重大呀：

　　“少奇同志，这么大的事情我恐怕干不了，我觉得我们局长郭化若比我更合适。”

　　“你行，你有战斗经验，我们和中央组织部是经过调查了解的，你当过红军团长，还做过陇东游击支队司令，中组部李富春部长已经确定你去中原局军事部当参谋长了。我来找你，主要还是要你约一些老战友，一起到中原去工作。”

　　那时党的组织工作做得真正是细，又民主又集中，比领导自己乱点鸳鸯谱强多了。

　　“这……”刘少卿一时为难，踌躇起来。

　　“你尽管去约，就说是我叫你来约人，列个名单交给我。这些人最后能不能走，还要经过组织批准。”刘少奇对组织工作的程序非常清楚。

　　刘少卿答应刘少奇，向郭化若局长汇报后再由郭局长跟你联系。

　　郭化若回来后，刘少卿向他作了汇报说我恐怕没这个能力，最好是你能去。

　　老战友郭化若很开明也很痛快：“既然中央定了，你就大胆干，这是个好事情！”

　　郭化若马上就给刘少奇打了电话，狠狠夸奖了刘少卿一番，表示同意放人。

　　这是刘少卿革命战争生涯中的一次比较重大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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