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土城之战·毛泽东的神来之笔（节选）》（一） -- 双石

　　李聚奎、黄甦在黄陂洞与章安平、达凤冈打得难分难解的同日下午，军委纵队、红三军团军团部相继进至土城。后卫红五军团则在东皇殿（今习水）、三元场一线节节阻击追随而来的川军郭勋祺部。

　　土城这个地方历史很有些悠久，曾是辖有仁怀、承流（今赤水）两县的古滋州府所在，又是古盐道上的水陆码头，很是滋润了一批盐商也滋润了一伙船帮。这样的地方对双方来说当然都是一个要地。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后，可能是通过军委二局截获的潘文华26日电令(20)和红一军团报告的敌情，朱德、周恩来、毛泽东等中革军委首长们已经确悉了(21)川军在赤水、习水、土城地域的部署与兵力，肯定也就觉察到了“北渡长江”计划所受到的严重威胁。

　　中革军委决定在土城打一仗，消灭追敌郭、潘两旅，遏制追兵势头。

　　27日凌晨3时30分，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停止向赤水之敌进攻，军团部及红二师转移至猿猴（今元厚）集中(22)，两小时后的清晨5时30分，又向各部下达命令：红五军团以一个团继续吸引川敌郭旅、潘旅至枫村坝、石羔嘴地带，主力准备与红三军团协同，突击追敌左翼；红一军团以红一师在旺隆至猿猴（今元厚）间迟滞赤水方向之敌，主力集结猿猴（今元厚）地域，准备28日参加战斗；红九军团则尽量迟滞习水（今官渡）来敌(23)。红军总政治部也于同时发布政治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勇敢向前，取得为创造新苏区的第一大仗的胜利。(24)”

　　可能是林彪、聂荣臻收到电令较晚，27日一大早，陈光、刘亚楼还是按林、聂26日命令开始行动。

　　清晨时分，红二师迅速抢占了复兴场附近白岩背、水恼上、袁家田、红岩寺等高地，复兴场之川军达凤冈旅当即发起反击，与红二师在白岩背一线打成一团。红二师一部在一位名叫欧阳鑫的指挥员指挥下，冲进复兴场，将达旅何团逐退至复兴场北侧叫化营高地一线，但因地形不利，战果未能扩大。而川军章安平旅一部这时也从黄陂洞赶来增援，与达凤冈旅一起向红一师反扑，其一路人马则潜伏运动至下场口一个叫做“水合背”的地方，从东侧面巷道向正专注于迎击正面之敌的欧阳鑫等偷袭。欧阳鑫等猝不及防，伤亡很大，欧阳本人也中弹牺牲。

　　战至午后，获悉红一师已全部撤回旺隆，且军团撤退令已送达，陈光、刘亚楼即令撤出战斗。红二师从风溪口渡口再渡赤水河，并以一个突然的回马枪，将尾追之何团逐退，于当日顺利撤至丙滩（今丙安）、猿猴（今元厚）地域。

　　同日，红一师也撤至旺隆场并在附近群众中安置了64名伤员，其掩护部队在七里坎一线重创章安平旅第三团一部，以伤亡6人的代价，毙伤俘敌80余人。下午时分，章平安旅第三团追至白杨坎，遭红一师后卫一个班的阻击，双方激战两小时，最后进入白刃格斗，这个班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

　　同日，在土城东南的的青杠坡一带，红五军团和红三军团也与川军郭勋祺部打作了一团。

　　这一仗史称“土城战斗”或“青杠坡战斗”。

　　按中革军委部署，是拟以红五军团一部，将郭、潘两部（有6个团）诱至枫村坝（今民化）、石羔嘴一带狭窄地域，以红五军团主力和红三军团第四师隐蔽突然地向该敌左翼突击。也就是说，是一个“一翼突击”伏击战的部署。虽然当时中央红军上上下下都对川军刘湘部的战斗力估计不足，但如果这个计划顺利实现，消灭郭、潘两部虽有可能力有所不逮，但打郭勋祺一个措手不及，成建制地歼其一部，遏制其嚣张气焰和尾追势头，应该说是十拿九稳的。

　　但仗一打响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时任郭部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提供了这样一个笔者迄今也未找到旁证的“独家之言”：

　　这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情节，足以作为保密工作的一个反面范例或传奇剧情而进入各类娱乐大片。但这也是一个令人生疑采信度值得考虑的情节，抛开其日期时间这类的错讹不说，这个“秘密军事计划”行文风格不象计划或命令，倒更象一个政治宣传文件或政治动员令，中革军委27日凌晨才决定要打这场战斗，5时30分命令下达各部，正在交替掩护后撤运动中的红五军团如何能在如此仓促的时间里弄出这样一篇“油印”文字（刻腊纸并付印要多长时间）？这是不是也太奢华太排场太夸张了一点？

　　虽然有此存疑，然而郭勋祺此间有一个措置那还是得到了旁证确认的。那就是他在进入枫村坝前方深谷时，将第七团第一营凌谏衔部由左侧卫改作本队之右侧卫(27)，翻越枫村坝至石羔嘴道路北侧人迹罕至的狮子岭（当地人称“猫猫岩”，以下将沿用当地人称谓），取捷径向土城方向的尖山子高地抄袭，进入谷地道路的唐团也一路注意抢占高地，谨慎搜索前进。而就在同一天，在郭旅后继进的潘佐旅除以唐明昭团继续随郭旅跟进外，主力亦从东皇殿（今习水）、三元场绕道隆兴场、二郎滩，由东南方向迂回土城。

　　这或许可成为胡秉章老先生所言戏剧性情节的一个有利参照。

　　这个措置的确出乎红军意料，看来“郭莽娃”确非等闲之辈。

　　有必要在这里对郭勋祺此人啰嗦几句。

　　此公字翼之，四川双流人氏，生于1895年——小毛泽东两岁。1912年投入川军，时年17，因作战勇敢得一雅号“郭莽娃”。郭能与士卒同甘苦又敏慧好学，在军中递升很快，10年间，由二等兵而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至1922年27岁之时，已官拜刘湘部第四师第七旅少将旅长。陈毅1922年留法归来在重庆《蜀报》任主笔，经其大哥陈孟熙介绍与郭相识，因两人同嗜足球且爱下场切蹉，遂成莫逆，结谊终生。大革命时期，受刘伯承、杨闇公、陈毅等影响，倾向进步，同情革命，多次掩护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大革命失败后，帮助陈毅等共产党人脱险。抗战爆发时请缨出川，作战积极，迭创敌寇，所部与新四军互为犄角，始终友好相处。为此备受了蒋系特务诋毁，怒而欲率部“投共”，被项英以“维护统一战线”为由拒绝。后被蒋公借故捋去兵符，一员虎将竟于8年抗战间赋闲5载。抗战胜利内战再起，蒋公用人之际，令曾扩情督其出山，然用而存疑，左右俱安插蒋系人士。1948年春，蒋公令其与蒋系高特康泽共守襄樊，为避免与共军及故交作战，向康建议撤守，为康拒绝。7月，襄阳城破被俘。刘伯承急电前线将其送至中原军区，刘伯承陈毅联袂前往相晤，甫见面，陈毅大呼“翼之兄，大炮不长眼，你啷个跑到襄阳来了嘛！”郭亦喜极，连呼“仲弘”，相拥言欢。言欢毕，郭自荐回川策反川军旧部，刘陈详研后应允，作为中共特别党员回川运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公及诸多故旧友好，促成多支国军部队起义。建国后任四川省水利厅长、省体委副主任。1959年12月28日病故，终年64岁。

　　看来郭将军至少属于共党同情分子，据说刘湘选将“追剿”正是看上了这一点——甫公怕付血本。

　　然而历史是复杂的，处于历史漩涡中的历史人物也是复杂的。郭将军彼时彼刻身在曹营且为曹营高干，事事为曹营盘算也为自己盘算那是情理中事。同情共党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追随共党（呵呵，此刻倒是掂枪挟炮在“追随”共党），“防共入川”与刘湘利害攸关也与他自己的厚禄高官利害攸关，他卖力气也是理所当然。郭将军事后也曾言：我读过《共产党宣言》，学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其建国学说，知道共产党也有许多建国方法是好的，不过是激进一点。在我内心上，何尝愿与他们硬拼，但限于各自的环境和特点。……我部为了自己生存，为了所负职责，为了军誉均不能不努力拼搏(28)。

　　的确，这当口一打起来，他不会客气共产党也不会客气。

　　不过客观而言，如此卖死力跟共产党打得血肉模糊，大概是郭将军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还是回到青杠坡战场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