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好，现在我们从头说起。先说两家都没有争议的部分。

1929年8月，彭湃等人因叛徒出卖牺牲，行前给他的爱人许冰留下诀别信：

“冰妹,从此永别,妹努力前进,兄谢你的爱!万望保重,余言不尽！你的湃。”

彭湃还留下了一个孩子。

由此，悲痛万分的周恩来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利用上层社会的关系，借助社会名流、友好人士的威望和影响，建立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福利机构。这个机构作为地下党的秘密机构，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安全因素应放在首位。该机构的负责人更要慎重考虑，此人不但要有特殊身份，还必须有在白区工作的丰富经验。

周恩来把这件事交待给陈赓，陈赓则建议由特科情报科的董健吾出面承办。

董健吾毕业于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获得理工科、文科和神学学士学位，1928年在冯玉祥军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回到上海。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圣彼得教堂的牧师，实际上是中央特科情报科的工作人员。由他来开办一个表面上收养社会流浪儿，暗地里抚养革命遗孤的幼稚园，确实是非常合适的。

确定人选之后，周恩来拨了500元开办费。这点钱根本不够，董健吾以教会名义向教友募捐，募捐数额依然不够。这时，董健吾正好得到祖母分给的遗产——几十亩田地。董健吾既将田产卖掉，共数千元，填补开办费的不足。

1930年3月，中共第一个幼儿园——大同幼稚园居然在情报人员的手中诞生了。一开园，就收养了30多名烈士的子女。董健吾的夫人郑兰芳也在园里担任保育员。

外链图片需谨慎，可能会被源头改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在长沙就义。在上海的毛泽民得知后，想到了她的三个儿子，于是向周恩来请示，将毛岸英三兄弟接来上海，收养在大同幼稚园。得到批准后，毛泽民托人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带去一封信。1931年春节前，这封信几经辗转，到了杨开智手中。

春节后，毛岸英三兄弟在杨开智夫人李崇德护送下，乘火车经武汉换船到达上海。毛岸英三兄弟由此进入大同幼稚园。

1931年端午前后，毛泽民和夫人钱希钧离开上海去苏区以前，曾和毛岸英的外祖母，趁孩子们游园的机会，到“法国公园”附近看望过三个孩子。见面后，毛岸英向毛泽民等同志讲了他们在幼稚园的生活。据说，毛岸英还给爸爸写了一封信，托毛泽民带给毛泽东。

此前，1931年3月董健吾受命周恩来护送顾顺章赴鄂豫皖苏区。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董健吾立即乘船回到上海，周恩来已经接到特科钱壮飞、李克农发出的密报，正在安排暴露的人员疏散隐蔽。董健吾见到周恩来，汇报情况之后，也被要求停止地下活动， 暂时躲避。董健吾躲进了中共特别党员杨度的家中。

就在董健吾避难期间，1931年5月底或6月初的一天夜里，毛岸龙突然生病，腹泻、高烧，由保育员陈凤英（又名泰怡君，李求实同志的爱人）抱到附近的广慈医院就诊。医院诊断为紧口痢，经救治无效当夜病亡。次日，由幼稚园负责行政事务工作的姚亚夫买棺入殓处理的丧事。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地下党遭到很大破坏，形势更加严峻。接着，1931年6月22日，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上海地下党组织受到更大破坏，党中央不得不向中央苏区转移。这时，大同幼稚园也受到怀疑。有人送来恐吓信，警告董健吾不得收留“来历不明”的孩子，否则以“通共”论处；租界巡捕房也来人查问孩子父母的情况、工作人员的履历。

1932年3月，保育员管荷英(又名桂荷英)外出办事，突然失踪，多方寻觅不着，凶多吉少。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保证孩子们和全体工作人员的安全，特科欧阳新决定立即解散大同幼稚园。对于收养的孩子，采取三种方式疏散：有家可归的，遣散回家；无家可归、但有亲友的，投奔亲友；无家又无亲友的，托付给与党有关系的可靠的人家。

毛岸英、毛岸青属于第三种，欧阳新决定托付给董健吾抚养。就这样，毛岸英、毛岸青来到了董健吾的家，从1932年到1933年秋天，住了一年半左右。

按董霞飞、董云飞所著《神秘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一书描述，在董健吾家居住的日子，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两人受到了良好的照顾，吃得饱、穿得暖，有时还能看上电影。毛新宇所著《我的伯父毛岸英》中，也只是说：“岸英兄弟寄居在董家后，董健吾的丈母娘，感到不悦并常有怨言。”（在中组部的调查报告中，也这样说到：“董健吾的岳母（同董在一起生活）对照料岸英、岸青有些怨言”。）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微词。毛岸英自己跟刘思齐回忆时也说：“我们到上海后，在幼稚园住了一段时间，我好像告诉过你，有一天岸龙的小床空了，从此我们再也没有看见他。不久，幼稚园解散了，我俩住到了一个牧师家里，时间不长，我俩又被送到他的大老婆的家里，大老婆姓黄（岸英兄弟都称董健吾的前妻为大老婆）。大老婆有好几个孩子，有一个儿子比我们小，他总欺负我们，尤其是岸青，岸青又倔，因此经常挨打，我和岸青睡在楼梯下的小黑屋里，那小屋我后来才知道是住家放扫把拖把的地方。“

由此可见，在董健吾、郑兰芳家中，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没有遭很大罪的。

然而，董健吾、郑兰芳的家，就是地下党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号，人来人往不说，还距离租界巡捕房很近。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满口的湖南话，一旦被敌探盘问，后果不堪设想。特科欧阳新经过反复考虑，要求董健吾将毛家兄弟二人另觅安置地点。

董健吾思来想去，认为只能托付给他的前妻黄慧光（不是“大老婆”）抚养。

1933年8月，郑兰秋给兄弟二人各买了一套新衣、新鞋、新帽，含泪把他们送到了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只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

到此为止，两家的说法并无大的不同。

好，现在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即便后来毛岸英兄弟流浪街头，也不会长达“5年”。因为，从1933年8月到董慧光家，到1936年6月徐强告诉李云已经找到两兄弟，就算毛岸英兄弟在黄慧光家住了2个月就出走，最长的流浪时间也不会超过2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