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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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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4)

毛岸英三兄弟与特科(下)

毛岸英和毛岸青迁到黄慧光家中后的情况,我们先摘一段毛新宇的叙述:

黄慧光不仅为岸英兄弟的安全担心,也为自己及全家的身家性命提心吊胆。平时她把岸英兄弟和自己的孩子看得死死的,一有风吹草动,第一件事就是搬家,不长的时间里,一个寡母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那个时候,党组织按月供给30元钱给董健吾作为我的伯父和我的父亲两人的生活费,董健吾领到薪水也常常贴补一些给黄慧光,日子当然过得去。后来,董健吾失去了固定的收入,黄慧光是家庭妇女没有生活来源,自己有4 个小孩,加上岸英兄弟一家7 张嘴天天要吃要喝,日子过得艰苦了起来。

生活艰苦,吃不饱肚子,还要挨打受骂。岸英自小就爱憎分明,一天,他看见岸青又挨了打,便离家出走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三点:

第一点:在当时形势非常危险的情况下,对毛岸英兄弟管得是很严的。

《党史研究》的《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在上海的情况》一文中,也有相同的描述:

欧阳新就让董健吾同志在1933年的8、9月份,将毛岸英、毛岸青送到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董健吾的前妻黄慧光处生活。董健吾同志送毛岸英、毛岸青到黄慧光处时,说这是他朋友的两个孩子,暂时住在这里,以后另有安排。当时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黄慧光一家对岸英、岸青和自己全家的安全非常担心。岸英、岸青那时湖南的乡土口音比较浓,并正处于贪玩时期,开初经常跑出去玩,有时出去玩的时间长了,还要去找他们,怕他们在和外人接触中,引起怀疑和走漏风声。后来就很少让他俩出去,也没让他俩去上学。

10岁上下的两兄弟怎么能理解当时的危险形势?不允许出门,会产生情绪,是可以理解的。跑出去玩,时间长了忘了回家,这个岁数的孩子谁没有过?但是大人着急害怕的心情他们很难理解,大人又不可能跟他们讲实情,情急之下,打两巴掌恐怕是很难避免的。

第二点:后期的生活异常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

据董霞飞、董云飞文章中说,在党提供的生活经费中断、董健吾被教会要求辞去牧师职务后,黄慧光一家7口的生活,仅靠长子董载元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不了,黄慧光只好靠典卖过活。东西典当光了之后,黄慧光就和女儿替人家缝补、洗衣贴补家用。这也还是不够,黄慧光和女儿又学做纸花,卖给百货公司。

“她们不顾劳苦、夜以继日,使一家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毛岸英、毛岸青也帮助扎纸花,干些家务事,减轻家中的困难。1935年,先是岸青出麻疹,继而岸英患伤寒,需要开支医药费,无疑使本已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急得黄慧光团团转。没奈何,只好典当些旧衣服,拼凑些钱,陪岸英、岸青,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来实在付不起医药费,只好背扶着岸英、岸青,向附近送诊给药的慈善机构求救(实际应该就是乞讨了——拙注)。”

第三点:岸英带着岸青离家出走。假如真的有离家出走这件事,应该是什么时候?

毛新宇文中有两个线索。

第一个是:“一个寡母(不应该是‘寡母’,应该是‘离婚女人’)带着几个孤儿转换了三个住处。”

毛岸英兄弟到黄慧光家时,黄住在凤阳路修德里451弄12号,住了一年左右(那就到1934年8月前后了),搬到成都路三多里1号楼上。在成都路三多里时,当时的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还经常来看望毛岸英、毛岸青。在三多里住了不到一年(那就到1935年7月前后了),又搬到牯岭路斯盛里(现牯岭路51弄10号),这是第三次搬家。所以,如果按毛新宇所说“转换了三个住处。”毛岸英带毛岸青出走,当在1935年7月之后了。

这里要插一段:遵义会议后,党中央派遣潘汉年、陈云到上海与共产国际联系,他们二人1935年4-6月到了上海,都是通过关系与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局负责人浦化人联系上的。但是,1935年7月22日,浦化人及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其他几位同志被捕。两天后,共青团中央局也遭破坏,书记文德、组织部长张信达等8人被捕,文德叛变。

这就解释了1935年7月,为什么黄慧光要从成都路三多里搬到牯岭路斯盛里。而浦化人是董健吾的入党介绍人,在欧阳新去苏联后,是董健吾的单线直接领导。按照当时地下工作的原则,一旦浦化人被捕,董健吾就必须立即隐蔽起来,黄慧光那里,董健吾也不敢去了。对于黄慧光,更加严峻的是,此时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做出决定,解散特科,大部分地下党员撤离上海,仅留少数未暴露的人坚持隐蔽,但停止活动。

在浦化人被捕、董健吾隐藏,再也无人顾及黄慧光的情况下,作为一个不是党员的家庭妇女,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要抚养前夫的两个“来历不明”的湖南孩子,其心情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在这种情况下,毛岸英带着毛岸青离家出走,也就成为可能。

所以,如果毛岸英带毛岸青离家出走,当在1935年秋冬之交。

我们从毛新宇文中看到:这一年的冬天,上海潮湿寒冷,伯父领着自己的弟弟岸青向西南方向走啊走…

在李云的回忆中也说:1935年秋,徐强突然要我帮忙找两个男孩,大的约十三四岁,小的约十一二岁。

那么,在上海留下来坚持的特科人员,是怎么知道毛岸英和毛岸青离家出走了呢?

毛新宇说:

周恩来是1931年的12月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的。他在离开上海前,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他把长年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如陈庚、李克农、胡底,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等撤出上海,分散转移到全国各地去。又及时调整了“中央特别委员会”,重新组建了中央保卫机关的领导机构。新的中央特科由陈云同志负总责,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同时兼任一科科长,直接领导总务、财务、交通等项工作;康生兼任三科科长,直接负责指挥、执行保卫与警报工作;潘汉年接替了陈庚原有职务,担任二科科长,负责搜集情报侦察敌情以及反间谍等方面的工作。

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一段没有交代具体年月,所以显得很乱。认真研究之下,其实不太可能。

咱们先看这一段:上海的中央特科经过整顿改组后,逐渐把工作开展起来了。也是在这个时候,潘汉年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才知道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

这里指的如果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重整,潘汉年接手特科情报科时“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的话,一定是搞错了。因为,潘汉年和钱之光都是1933年夏到中央苏区的,潘汉年如何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呢?再者说,前面我们看到,毛岸英、毛岸青兄弟是1933年8、9月,经欧阳新提议,由董健吾家迁到黄慧光家的。也就是说,毛家兄弟在潘汉年离开上海前住在董健吾家。潘汉年当时是董健吾的直接上级,并且通过欧阳新领导董健吾,他怎么会不知道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反倒从钱之光嘴里得知“毛泽东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至今没有下落的消息”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知道毛岸英兄弟俩在董健吾家,就算他见到了“从苏区来的钱之光”,听到“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失踪”这个话,问一下他的助手欧阳新,不就马上知道了吗?

那么有没有可能,潘汉年是在遵义会议之后,到达上海时见到了钱之光呢?也没有可能。因为钱之光走完了长征,所以在1935年10月之前,潘汉年都没有可能在上海“见到了从中央苏区来的钱之光。”

再看毛新宇写的下面这一段:这件事的起因还是因为毛泽民,那时他已经担任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毛泽民自己负责的这个部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支援前线。常与白区发生经济往来,人员走动也频繁,毛泽民便动起了代哥哥打听岸英兄弟下落的念头。

从这一段看,好像又是在红军已经到达了陕北以后了。因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民才出任“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而这时,也才能说“毛泽东已经成为全党的领袖。”

毛新宇接着写到:正巧,国际无产阶级为支援中国革命,筹集了一大笔款子,准备由法国汇到上海,毛泽民和钱之光受命具体负责此事。商定由时任苏区对外贸易总局局长的钱之光先去探一探路,作些前期准备,毛泽民托钱之光在出差西安、上海时,打听毛泽东三个孩子在上海的下落。钱之光见到了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便把这个任务当面交给了他。

这就更不可能了。因为,长征之后,钱之光第一次离开苏区,是1936年2月随李克农赴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会谈,达成苏区与白区互通贸易协议。此时,潘汉年还没有回到国内。而潘汉年在莫斯科领受了回国与国民党谈判的任务,第一站到了香港时是1936年5月,1936年7月7日在香港与陈立夫、陈果夫的代表张冲联系上之后,才乘船去上海、南京的。在此之前的1936年6月,毛岸英、毛岸青兄弟二人已经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

所以,说钱之光将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任务交给了潘汉年,是完全不可能的。

那么,特科会不会通过电台得知毛岸英兄弟俩失踪的消息呢?也不会。我们知道,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与上海临时中央局中断了电报联系,所以才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联系,希望通过上海临时中央局与共产国际联系,汇报遵义会议情况。而陈云、潘汉年到达上海时,共产国际上海办事处已被破坏,不久,上海临时中央局也被破坏,陈、潘只好去苏联直接汇报。直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后,才与上海沟通无线联系。

而这时,就是前面说到的李云主管上海的电台。

李云说:“当年我掌管着“特科”惟一一台与党中央联系的电报机,从没收到过中央要求寻找孩子的电报,也没发出过通知孩子不见了的电报。”

由此可见,特科并不是接到中央方面的指示,才开始寻找毛岸英兄弟俩的。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关键词(Tags): #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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