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 电子赵括
家园 【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在日本看到的各种资料中，对中国的资料一直是赵括最为感兴趣的地方。这里把有关中国大革命，基本上是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到抗战爆发的资料做一个整理，看看日本“帝国主义”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里面不少资料详细，超过赵括在国内的接触。不少观点以国共以外的第三者，以及中国的对手的角度看过来，确实有新颖的地方。这里重点放在国民党，对共产党做辅助介绍，并非因为我对国共两党有任何观点，而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势力较弱的一方，不被日本重视，资料相对缺乏。这个系列的资料基本出自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八九卷，朝日新闻社出版《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近代日本战争史》，作者均为日本各大学教授级别人物，内容可信。其中夹杂一些赵括的感受，也不敢藏私。大家不妨作为一家之言，予以参考。
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除去割地赔款外，税率不自主使得中国成为各国产品的倾销地，民族工业举步维艰。以1914年为例，贸易逆差达到三亿一千万两。《马关条约》赔款两亿两，《辛丑条约》赔款将近五亿两，按照这个估算每两年中国就要赔出去一个《马关条约》加《辛丑条约》。即使在将来的对外交涉中能够避免割地赔款，不推翻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种种其他限制，中国的振兴显然没有指望。这第一个契机，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到了1915年就跌落到三千五百万两。此后逐年递减，到1919年仅仅为一千六百万两。一目了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丧失了对华物资输出的能力是重要原因。其间虽然伴随着日美对华物资输出的扩大，这毫无疑问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个发展的空间。民族资本首先在纺织，食品，火柴，烟草，染料等行业中兴起。以棉纺企业为例，纱锭数由战前的83万增加到战后的165万，翻了一番。伴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大，中国的工人数量也由1913年的65万，增加到1919年的两百万。虽然是非常不严格的统计数量大大增加确定无疑。尽管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小时，而且工作条件极端恶劣。按照1924年的《上海工商局报告》，纺纱童工中不少只有六七岁，旁边堆放的棉花中时不时地能看到童工在那里打盹（即使如此，按照北洋政府的法律，罢工被严禁，其“开明”可见一斑）。从这个角度而言，工人的实际人数恐怕被低估。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后来的工农革命持反对态度，对于抵抗外来资本发展民族工业，这一点中国各阶层均有一致利益，民族资本也并不例外。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中日本强迫中国代表接受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这里说一点有关二十一条的轶事。二十一条的背景是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寻求日本支持，出卖国家主权而达到个人野心。滑稽的是，当二十一条签订后因为预计到称帝将引发中国政局动荡，不符合列强利益，反过来“以日本为首”联合英美法等列强对袁世凯进行“劝阻”。袁世凯称帝后不出所料，各地反袁运动蜂起，袁世凯立刻被列强抛弃，83天之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取消帝制，不久后忧郁病死。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复辟帝制除二十一条以外另给中国欠下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债务（甲午战争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赔款，折合3808万英镑）。为了显示“民愿”组织了各种请愿团恢复帝制，其中甚至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赵括有个习惯，喜欢在一些可以优哉游哉的饮食店看书，看到这里时忍不住噗哧就笑了出来，把旁边的人吓了一条，还不得不道歉。妓女乞丐至少还能为自己挣到点收入，而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最后一无所获众叛亲离，落得的这个下场还真不如妓女乞丐。看看袁世凯和汪精卫的下场，这年头，卖国贼恐怕是最为艰难的职业之一了。
五四运动，值得注意的并非简单的学生游行示威。此前屡次有学生被捕被警察打伤，都没有引发事件的扩大。而当六月三日学生在东安市场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再度遭到警察逮捕取缔，抗议浪潮立刻引发到全国以及其他各阶层。六月五日，上海交通行业罢工；六七八九日，一连四天上海各阶层罢工罢市，除去大众饮食店以外全部停业。北洋政府随即在六月十日屈服，罢免三名卖国贼（五四运动爆发后三人曾经提出过辞职，被“挽留”），六月二十一日正式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运动胜利达到目的。
至于五四运动意义何在，这里首先说一点个人的感触，不少朋友提到过解放前农村的地主生活如何“落魄”，如何惨淡经营如何勤俭节约，并试图证明什么。在赵括的眼里，这首先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对于国民经济而言，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固守传统农业已经没有出头之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首先要完成的必然是工业化，否则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获胜可能。从这个意义而言，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显示力量，这个话固然不错，另一个角度看工人阶级总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出现的，说是中国的现代工业第一次显示出政治力量，恐怕是非常合理的结论。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相辅相成，总是同时崛起的。虽然二者的立场并非一直统一，时有对立，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中国政坛，引人注目。此后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在这两种力量的成长下成为可能。对此，认识最为深刻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
自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来，孙中山所策划的讨袁护法等战争均以失败告终。五四运动开始时，孙中山对此并无特别关心。但是当北洋政府被迫答应民众要求，撤职三名卖国贼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后，一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却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6月，即发表讲话，认为民众的力量超过枪炮几十倍几百倍；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时，也宣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思想界空前大变动。为了获取革命成功，也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变更。”同时，伴随着苏联的第一二次卡拉汉宣言，宣布废弃此前沙俄时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冲击，孙中山开始认真考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沃伊秦斯基来华后，即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会了孙中山。按照他1925年的回忆，见面后孙中山连中国式的礼节都完全忽略了，单刀直入问起十月革命的情况。双方交谈不久后话题转到辛亥革命，而告别时孙中山再度谈起了十月革命。同时，孙中山询问了为了保持同共产国际的联系，能否在满洲设置强有力的电信局。1921年12月，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再度拜访了孙中山。马林在会谈中表示，为了进行中国革命，1，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政党要同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进行联合；2，为了以武力保卫革命，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军官学校。孙中山询问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详情，与自己执笔的《实业计划》大同小异，对于马林的谈话有强烈共鸣。这次会谈基本上定下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基调。1922年，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约菲来华，再度会晤孙中山，发表共同宣言。宣言中表示，1，废除不平等条约；2，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3，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另来宣言中还声称，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不可能，中国的紧急课题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苏联将对此进行热心援助。此后国民党同苏联的接触，立刻热烈起来。
1923年，孙中山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特派员布洛克曼时，表示（手头只有日语版本，反过来翻译，并非中山先生原文，请大家见谅）：
“如果列强改变对华政策（势力范围的划分政策），中国可以不经战争而统一。......中国民众愿意统一。但是各国扶植的政府在我们之间造成分裂。”
“我为了打倒北京政府，......愿意同任何人携手。我们对于从美国，英国，法国以及其他列强获得援助已经失去希望。对于南方（广东国民政府）的我们愿意进行援助的，只有苏联。”
对于日本，孙中山曾经因为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的通缉流亡他国，在日本生活多年，有不少故交，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1923年在对日本的政治家鹤见佑辅时表示：
“最近知道了苏联是对中国值得信任的国家。......然而，我们对日本并未绝望。为什么，我个人热爱日本，对逃亡时代时给予庇护的日本人抱有谢意。......日本应该放弃西洋流的错误的对华侵略政策，停止对北京政府的援助，从满洲撤退。做不到这一步日本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感谢，中国人民将以怀疑的目光注视日本。”
同一年，为了改变日本对华政策，孙中山给他在日本流亡时私交深厚的犬养毅去信，表示：
“苏俄是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救星，作为强权也是劲敌。......现在亚洲人民遭受的压迫远甚于欧洲人民，因此为寻求救助是非常切实的事情。亚洲现在还没有能够帮助弱小，伸张正义的国家，因此只能寄希望与苏俄。......我们希望日本深思熟虑，对事态进行处置，不要再犯错误。切望。”
犬养毅没有回信。
这里插一句，孙中山亡命日本时得到日本友人资助，继续革命事业。在东京的京王线上有一站叫久我山，那里有一位帮助过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的日本人故居，现在在故主（已经过世）的希望下被改造成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宿舍。赵括学生时代曾经申请过那里的宿舍，虽然没有成功，在里面看到了故主同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合影，相当震撼，当时注目良久。因为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行礼，稍微鞠躬略表敬意。犬养毅作为孙中山的日本友人，既然当年能够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看来并非不可救药的“帝国主义”者。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个人私交就完全不起作用了。对于孙中山的这封信，大概也只好装聋作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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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放个马后炮：孙先生水平也就那样 他感激日本，对日本没有放弃希望，认为日本会继续帮助中国。
殊不知：日本扶持孙先生，是为牵制当时的中国满清政府，防止满清腾出手来拿回日本赚取的利益。当满清被推翻后，日本就不停制造冲突，放弃了对孙的支持。
不过，那时风云变幻太多，看不出这一点也是很自然的。我现如今说这个，算是个马后炮。
家园 能不能给出你此巨著的日文资料出处 最好是哪个人或者哪个部门写的，以及这个人这个部门本身也略作介绍一下，谢谢！
家园 开篇就写了啊 主要资料来源，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第八九卷，朝日新闻社出版《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近代日本战争史》，还有一些其他零散的。其中《中国的历史》共10卷，介绍中国从远古到近代，大概5，60年代为止的历史。第十卷实际上是文物图片集，1-9卷为正文。作者是各大学教授，遗憾的是这书我放北京了未能都带来，现在无法罗列作者姓名。《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是朝日新闻出版社出版，我手头是70年代版，后来再版过。共7卷，从日俄战争开始，其中三卷（2，3，4）的卷名直接就是和中国相关的九一八，侵华战争等等，可见中国在其中的分量以及对中国情势的重视程度。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近代日本战争史》，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了。还有一些零散的，比如有一本日本1930年出版的有关中国当时革命和各阶级/阶层的分析，当然都是第一手资料。另外，东京大学出版社有一本《太平洋战争》，也做了些参考。应该还有一套4卷的什么书，名字我记不得了。其中《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最为全面，并附带大量当时的电报原文，是我参考的主要书目。
现在我保留了《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和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全套。其他书目，有些已经处理掉了。顺便说一句，在日本购买的旧书还保留了《围棋发阳论》和《官子谱》。
通宝推：李根,
家园 不是一般的牛！！！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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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厉害厉害，有理有据，牛啊，牛 谢宝。
家园 拜读！ 您在日本啊，真不容易，致敬！
方军、萨苏在日本呆上一段日子，就能独树一帜，成就斐然，令人敬佩。
看了您的帖子，我感到自己孤陋寡闻了，西西河藏龙卧虎！
家园 送花，不好意思有一段看错了，看成 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有个习惯，喜欢在一些可以优哉游哉的饮食店看书，看到这里时忍不住噗哧就笑了出来，把旁边的人吓了一跳当场就笑翻了
家园 你这宏篇巨制躺我收藏夹里， 至今没看多少，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快忘记还有这个作业在。
不是我不努力，只怪你太勤奋，弄这么长一篇，弄就弄了吧，也不放点图片啥的，让人看累了可以养养眼，你看人家村长，整那么长一个非洲系列，放了多少图，我们看着多轻松开心。
尽管你官比村长大，可好的也该向人家学习不是？
家园 接受批评 从小美术就不好，对图缺乏敏感也是我的缺点之一。
家园 【原创】日本“帝国主义”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十五 完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断然实行“兵谏”，监禁蒋介石，爆发西安事变。
1935年10月，张学良奉命率领东北军驻防西北，负责剿共。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以后，东北军对于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一定共鸣，尤其是下层官兵对于抗日夺回东三省愿望强烈。张学良等高级将领对于剿共战中遭受的损失，均被蒋介石以各种借口拒绝补充，部队取消番号等感到不安，中央对于东北军的军费也不充分，逐渐造成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对于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加强了宣传教育工作，介绍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新政策，展示苏区的种种实情后释放。作为九一八事变后的焦点人物，对于张学良的思想转变，当时国内记者都有所观察。张学良也曾经对于国际联盟“主持正义”抵抗强权抱有过信心，但是均以失败告终。此时东北军官兵被不断释放，他了解到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热情以及红军的组织训练等后，相当震撼。大约在1936年春天，开始了同周恩来的秘密接触。1936年8月10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密会，商讨“联蒋抗日”问题。此后红军同东北军事实上停战，两军互相交流，逐渐为世人所知。10月15日前后，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红军力量增强。但是在准备对付国军围剿的同时，共产党仍然下达了不愿意同国军再度爆发激战，以最小限度的自卫为原则的指示。
蒋介石的第六次剿共战役部署，对于张学良的立场当然是个严重的问题，10月底在西安军事会议上张学良对此作了激烈抵抗。然而11月中旬中央军出动，进退两难的张学良于11月27日致函蒋介石，表示除非进行一定限度的抗战，否则对东北军无力控制。蒋介石12月3日在洛阳听取了张学良申诉后，12月4日亲赴西安，连日召开会议强调剿共的重要性，12月10日下令三个月以内完成对苏区的围剿。张学良感到此时如果进行顽抗，有被解除兵权的危险，12月11日晚上联手杨虎城断然发动兵变，12日清晨逮捕并软禁蒋介石，晚向全国发出通电，保证蒋介石生命安全同时提出八项抗日主张：
1，改组南京政府，采纳各党派意见，共同担负救国责任；
2，停止一切内战；
3，释放在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4，释放政治犯；
5，民众爱国运动自由；
6，保障人民机会结社自由；
7，实行总理遗嘱；
8，立刻召开救国会议。
除去第七项外，同共产党主张类似。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是否已经同共产党协商过，自然众说纷纭。但是从现在的资料看，尚无法肯定事先已经通告中共。例如第二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表示，西安事变对中共完全是突发事件；张国焘等党内干部有过趁此机会出击潼关击破中央军的主张，明显同张杨的主张相违背；当时日德防共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对此过于敏感的苏联通过塔斯社发表声明，认为是德日汪精卫的法西斯阴谋。各种呼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西安，尽管遭受监禁蒋介石态度强硬，东北军内部也有相当势力要求处死蒋介石，这对于张学良当然又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对于张学良，各种舆论也多有指责。例如东北青年学社，中苏文化协会等等联名发表通电，拥护蒋介石；绥远前线的傅作义汤恩伯等将领也要求释放蒋介石，认为张学良的举动乱国纪，招致友邦嘲笑，破坏抗日战线，阻碍复兴之路。12日晚，南京召开国民党首脑联席会议，决定讨伐张学良，任命了何应钦为总司令，下达了15个师的动员令，决定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阎锡山宋哲元余汉谋等各地将领也陆续发表通电，支持蒋介石。处境艰难的张学良于13，14日邀请中共干部前来西安，14，15日共产党连日召开会议，探讨对应方针。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等干部乘专机前往西安，同张学良会谈。16日，南京政府发动讨伐张学良的军事行动，轰炸渭南华县等地。尽管如此，各界主张仍然逐渐转变到政治解决，避免内战的呼声上。当时苏联方面也在考虑德日防共同盟事项，15日电告中共中央劝告和平解决。此间蒋介石同周恩来以及南京方面代表等人举行了会谈，也表现了一定的放弃强硬立场的姿态。宋子文宋美龄等国民党要人也准备飞赴西安进行周旋。17日，蒋介石写亲笔信给何应钦，要求中止讨伐行为，18日战斗中止。19日，已经确定和平解决方针的中共中央通电南京西安以及全国各界，提出：
1，南京西安方面的军队以潼关为边界，和平解决前不越界；
2，南京立刻召开和平会议，邀请除南京西安当事者的各党派各界各军代表参加（中共代表也参加）；
3，和平会议以反内战一致抗日为基础，讨论抗日救国以及“蒋介石先生”的处理问题；
4，会议地点在南京。
共产党的这四项主张并没有得到南京西安的允诺，但是强烈促进了和平解决的动向。20日，宋子文飞赴西安劝说蒋介石，21日返回南京同孔祥熙，何应钦，冯玉祥等人协商，22日同宋美龄一同再次飞赴西安。民间呼吁保证蒋介石生还的声音也高涨起来。在此情况下，南京西安均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25日蒋介石返回洛阳，26日在民众的欢呼声中返回南京。26日，公开发表了蒋介石于24日对张杨的“训词”，内容虽然对张杨的举动有一定的“以大局为重”之称赞，缺乏实际意义。28日毛泽东发表声明，认为蒋介石26日的声明不能满足民众要求，同日蒋介石引咎辞职，被南京政府“慰留”，并同意了他休养一个月的请求。31日，张学良被军法会议处以十年监禁的判决，37年1月4日蒋介石的请求下被特赦，此后一直处于软禁状态，杨虎城下野出国。1月6日，西安剿匪总司令部被撤销。对此处置抱有不满的东北军于2月2日发动反叛，5日被镇压，8日，中央军进入西安。此后东北军西北军逐渐被中央军分化瓦解。西安事变彻底落幕。
西安事变本身而言，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无可置疑。但是从整个35年36年局势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结束内战，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时机已经成熟，西安事变本身不过是实现的最后一步。而蒋介石在西安事变虽然转变了政治态度，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仅仅以口头保证承诺，对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敌对而言，这种口头保证有多大的可信度，当然成为焦点。此时正在海外的汪精卫在西安事变中受到南京政府邀请返回，1月18日到达南京，就发表演说认为共产党根本而言不可信赖；1月24日拜访在奉化休养的蒋介石时力劝蒋介石不要改变到此为止的方针。对此共产党方面也有警惕。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电，已经不再视蒋介石为对日妥协派，反而敦促蒋介石尽快结束休养返回南京；1月2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中止土地革命，并声称如果国民党能够满足下列五项条件，
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2，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所有政治犯；
3，各党派军队各界代表举行会议，共同救国；
4，尽早完成对日战争准备；
5，改善人民生活。
共产党将保证：
1，全国范围内停止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暴动；
2，中华苏维埃政府改称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直接接受南京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指挥；
3，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彻底普选；
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断然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在1937年3月15日开幕，为期八天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三中全会上，对此进行了激烈探讨。汪精卫等人士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但是已经完全不得人心。除原来就主张容共的宋庆龄何香凝以外，宋子文等英美派，孙科等亲苏派，陈果夫陈立夫等CC系，李石曾王宠惠等元老，李宗仁白崇禧等将领全部不同程度地倾向于“联共抗日”主张。虽然也通过了一个防止中国赤化的决议，措词绞尽脑汁相当隐讳，没有实际意义。国民党也正式踏出了国共合作的第一步。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对共产党提出了以下四项要求，
1，包括红军在内的武装全部彻底取消；
2，政权统一，彻底取消苏维埃政府；
3，根本上停止赤化宣传；
4，根本上停止阶级斗争。
对于此四项要求中共当然不可能接受，陕北的毛泽东和当时在巴黎的王明都强烈谴责。但是这四项要求本身不过是国民党内部情况复杂，不得不拿出来做点反共姿态的摆设，实际上并没有被国民党实施，双方接触中国民党并没有反对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因此4月3日中共中央也表示了接受，认为同共产党提出的纲领并无实质性不同，国共合作原则已经确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姿态赢得各界好评，毛泽东朱德等共产党干部的照片开始出现在包括国系的报刊上并予以介绍。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自2月底开始进行，整体上进展顺利。国共停战，苏区封锁解除等尚未得到国民政府正式批准的情况下，5，6月以后苏区同外界的人员流动事实上已经没有障碍。
国民党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尚未释放“七君子”，对此不少舆论当然抱有不满，但是事实上的对日本战争准备加速。1936年农业丰收，对外贸易好转，给备战带来了有利的经济形势。1937年度的预算中，军费开支高达13亿7千万元，达到财政支出的65%。预计建设陆军191个师，170万人，海军四舰队73艘舰艇，空军作战飞机314架。6月3日，蒋介石在庐山召见各方面负责人探讨问题，邀请了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来，同各界人士商谈。虽然这次会谈并没有达成实际意义的协议，留给公众一个国共可以同舟共济的良好印象。35年以后被驱逐出华北的蓝衣社和国民党员，此时也公然开始筹划在华北重开活动计划，而共产党以清华大学等为基地地下党始终在活动。这里顺便说一点八卦，赵括上学时有清华的同学告诉过我，说当时清华党组织招收新党员的时候就说过，现在清华大学的党员比例还不如解放前的地下党。从日本的这个记载看，并非虚言。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立刻投入到全民抗战之中，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
#土鳖不抗铁牛了，这个系列到此为止。顺便说一点赵括的感受。
估计不少朋友看到这个系列后的第一感，是意外，和国内的宣传，无论国共方面都不一样。赵括第一次读到相关资料时也有同感。但是仔细推敲，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并非没有根据。对于日本人而言，最为关心的毫无疑问是中国的抗战态度，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对于国共之间的内讧，作为旁观者的日本人以及直接对手，恐怕也仅仅关心是否会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战能力以及决心。例如抗战中的皖南事变，国共之间无论怎么互相指责，事后不到一个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就电告东京，认为不会在事实上影响到中国的抗日决心和能力。从这个角度思考，对抗外来侵略发展民族经济，这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均有共鸣，国共也不能例外，因此在种种对抗中仍能找到合作的蛛丝马迹。随着外来侵略的深化，敌对转化为合作，并非不可思议的事情。国共双方对此，虽然因为多年敌对不能同心同德，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均进行过有益探索，进行过友好合作。以西安事变为标志开花结果，应该说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国民党本身，赵括最大的感受在于如果单纯从名字上判断，广义而言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的各军阀可以说全部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即使是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等。而事实上，当然不会有人赞同这种观点。国民党的历史正是赵括开始思考政党问题的开端。一个政党单纯以名称判断，赵括以为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政党的特色，我以为第一在于对外争取社会支持靠的是政治纲领，第二在于对内保证政治纲领实施靠的是组织原则，这两点一旦被颠覆“党将不党”。这也是为什么我对四一二前后的国民党（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共产党）看法根本不同的原因。实际上赵括看来国民党经历过的危机共产党全部经历过，例如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为张国焘同中央意见相左，几乎火并；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因为党组织扩张过于迅速，内部成分趋于复杂。而共产党以一句“你见过红军打红军吗”避开了第一个危机，以整风运动避开了第二个危机，避免了重蹈国民党覆辙。代价并不是没有，选择虽然艰难，所以才显得有价值。
不可否的是，日本方面的资料有日本方面的考虑，并不能视为金科玉律。这个系列仅仅是试图从第三者的角度提供一些中国方面的资料，也希望大家能对“旁观者”的立场有一定程度的感受。
家园 有宝 恭喜：你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通宝】一枚
鲜花已经成功送出。
此次送花为【有效送花赞扬，涨乐善、声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