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方经纬简介 -- 电子赵括

在8月12日五相会议前一周的8月5日，日本驻德外交官笠原携带了德国方面的提案回到东京，并且立刻报告了陆海军和宇垣外相。德国方面的提案有三点，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威胁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拥有政治及外交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有武力援助的义务。

对此，陆军立刻表示了同意，海军对第三条有保留意见，但是认为陆海军有必要合作，尽快促成和协议的达成。8月6，7日，陆海军的意见分别通报给了宇垣外相，外相以原则同意，细节需要研究做了非正式回答。8月12日的五相会议上，对于宇垣提出的较为温和的方案，坂垣陆相表示应当和德意签订同一条约，宇垣外相表示欧洲局势错综复杂（捷克问题上，英德矛盾开始激化），对英关系的影响需要慎重考虑。海相，藏相均表示支持外相，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被延期。

此后陆，海，外相以及相应下属官员之间作了多次磋商，8月24日前后几方面都达成一致，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1 将“威胁”，“攻击”改为“非挑衅引起的威胁”和“非挑衅引起的攻击”；

2 第三条中的“有武力援助的义务”改为“立刻开始关于武力援助的协商”；

3 通过秘密协定，详细规定兵力援助的条件，范围，限度以及实施方法等。

26日，这些修正得到海军方面的认可，但是海军认为有可能造成国际经济影响，应该请藏相审议后最后决定。几经磋商，8月26日的五相会议承认了以下防共协定的强化方案，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非挑衅引起的威胁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拥有进行政治及经济支援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非挑衅引起的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应当立刻开始关于武力援助的协商。

耐人寻味的是，如此重要的决定，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正式书面文件。29日陆军对大岛陆军武官，小岛海军武官发去训令，而31日外务省同样对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去电报，各自解释说明五相会议上的决定。然而，双方的训令有重大差别。外务省的电报中规定，以上决定针对苏联，“而不应以英美等为正面的对手”；军方的训令中当然包括了苏联，但是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东乡大使大岛武官等对于东京内部磋商的细节当然不可能熟知，里宾特洛甫和大岛的交涉中有已经提及了英法，大岛收到军方电报后（立刻报告了大使东乡茂德）看到表示同意，理解为这些决定针对苏联的同时针对英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外务省的电报中笼统地说“不应该以英美等为正面对手”，对于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没有明文规定。事实上宇垣外相8月30日上奏天皇时就表示，如果仅仅把对手限制在苏联，德国未必能接受。这或许也是尽管宇垣外相对于对英关系多有考虑不愿节外生枝，外务省电报仍然有些含混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如此重要的决定没有书面文件，军方和外务省的训令都有些含糊，内容多少有出入，对此后的日本驻德外交机构的工作带来重大混乱。此后还将看到日本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给驻德意外交机构的指示措辞含混意思不明，接二连三地导致外交混乱。

此后，外务省开始着手准备为了签订正式协议的协议文本。外务省对于日英关系仍然有顾虑，因此准备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仍然将武力援助的范围限定于苏联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共同攻击的范围，第二个方案则基本上沿用8月26日五相会议的原则。9月10日，外务省将第一个方案送交陆海军要求研究，被陆海军双方以和五相会议决议精神相违背，无法承诺而拒绝。此后海军于9月12日，陆军于10月25日（宇垣外相于9月29日突然辞职）分别送交了己方的修正案。陆海军的修正案虽然有些差别（陆军方面更为激进），原则上都反对从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上做任何后退。

尽管日本内部对于同德意的结盟还存在重大争议，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议后陆军给大岛浩发去训令后，大岛浩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交涉。里宾特洛甫以商谈附属秘密协定的细节需要时间，为了能够迅速缔结协定，建议首先宣布三国关于协定案已经大致达成一致。这个表态，不仅仅是对大岛浩交涉的回应，同时由于欧洲关系紧张，38年9月份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德国吞并捷克已经迫在眉睫，德国同样有迅速签订三国协定，进一步对英国施压的愿望。

这个时候，宇垣外相突然于9月29日提出辞职。宇垣辞职的原因，基本上是认为在对华问题上陆海军方面和外务省作梗。外相的人选问题当然就成了日本外交的首要问题。近卫首相最初的意向是驻美大使齐藤博，因为重病无法到任；陆相坂垣推荐了后来成为外相的松岗洋佑，遭到藏相反对；另一个有力的候选人就是前面屡次提及的白鸟敏夫（在欧洲历任驻瑞典公使等职务后，9月22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据称有50名左右的少壮派外交官联名推举。权衡之后，近卫首相还是选择了曾经担任过外相的有田八郎。围绕着这场变动，日本外交界大幅度进行了人事调整。白鸟敏夫出任意大利大使，驻英大使吉田茂离任，由原驻苏大使重光葵继任，新任驻苏大使是原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而大岛浩则成为了新任驻德大使。有田八郎再度出任外相，也得到了包括白鸟敏夫本人在内的少壮派的支持。

然而有田外相上任后，却并没有完全按照轴心派的外交官员所设想的方案进行。大岛浩本人就曾感叹到此为止和德国交涉顺利，此后却没什么进展，“到底出了什么事”。有田在宇垣外相时代作为外务省顾问，并没有远离外交界，对内部事务仍然相当熟悉。他对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议，也倾向于仅仅针对苏联，不应该包括英法。近卫首相，米内海相，池内藏相对此也有同样意见。唯一对此固执己见的，就是陆相坂垣。

大岛浩出任驻德大使后不久，就收到了德方关于协定的修正案，11月1日报告东京。这个修正案内容，里宾特洛甫在10月27日访问罗马时和墨索里尼商定并得到原则同意。不过墨索里尼表示因为国内局势的原因，希望明年3月左右再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是，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威胁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负有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非挑衅而引起的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负有武力援助的义务；

4 由于第三条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各缔约国负有共同进行休战及媾和义务；

5 本条约有效期十年。在条约期满前一年没有任何缔约国提出废弃通告的情况下，自动延长五年。

这个提案中，最为瞩目的是“一国或者多国”的提法，对此应该如何理解。11月11日，有田再度出任外相后的第一次五相会议中，坂垣陆相提出对德国的提案应该迅速做出反应，有田对此表示同意，但是表示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这仍然应该看作防共协定的强化，仍然是针对苏联而不针对英法。对外相的发言，池内藏相和米内海相当即表示同意，近卫首相也表示了理解，唯有坂垣陆相对此沉默，并发言说在法国被赤化的情况下，对抗的对象应该包括法国。

法国赤化，听起来象天方夜谭。坂垣陆相为什么固执己见，而且会提出如此提案，也并不一定是单纯的胡言乱语。这里不妨结合当时局势，以电子赵括之心度一下坂垣陆相之腹。

对于当时日本而言，对外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战争全面扩大，37年9月5日日本宣布封锁海域包括全部南海，并于9月3日占领香港附近的东沙岛，10月26日占领金门岛。这当然导致了和英法的矛盾，并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种种要求。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于37年9月17日炮击了海南岛，英法方面判断日本有占领海南岛及西沙诸岛的意图。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方面表示海南岛有英方利益，对此英国无法坐视。法国驻日本大使亨利同样表示了对此的关心。10月27日，亨利再度拜会了日本外交官员，提出中法之间关于西沙诸岛的主权问题有争议，双方都同意搁置争议将来解决，意在制止日本对西沙诸岛的占领。日本对此含糊应付，但是表面上做出了对中国领土没有长久占领意图说明。

然而38年2月9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再度拜会日本外相广田，指出日本对香港附近的岛屿占领的事实，要求日本将对中国领土没有长久占领的保证扩大到这些岛屿时，广田“勃然大怒”，声称现在日本无法提供这种保证，相反如果战争长期化，无论中国本土还是岛屿，日本将根据需要占领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需要占领到什么时候就占领到什么时候。在最为瞩目的海南岛，广田还特意说明日本无法保证永远不去占领。和一般的外交场合相反，这次会见双方态度上的对立相当严重。这种情况下，随着日军向南方进攻，6月下旬法国驻英大使通告英国，在日本占领海南岛的情况下法国将采取行动，希望英国支持。7月3日英国接受了法国通告后，法国随即于7月4日由驻日大使亨利通告日本，法国已经任命了行政官，并派出了十几名安南（越南）巡警到达西沙诸岛，建立灯台，浮标，无线电台等，同时又表示尊重日本十几年来在这里进行的海产品以及矿产开采工作。日本于7月7日做出反应，要求法国从西沙诸岛撤退。同时，7月6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拜会了法国外长，重申以上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此后日法双方又有交涉，总之双方在西沙群岛上的立场相左，谁也不肯让步。日法两国在南海上（严格地说，台湾以南的范围）的明争暗斗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种情况下矛盾激化，多年的积怨确实无法短时间化解。于此同时，10月12日日军在南方登陆，开始进攻广东，10月21日广东沦陷，对法国冲击巨大。在谋求美国合作时法国向美国表示，法国已经难以维护在广东的利益，而且不能排除日本将来进攻海南岛的可能性。此后不久的39年2月10日日军开始了海南岛的登陆作战，证明了法国这时候的担心并非多余。

除了围绕海南岛，西沙群岛的争端，在援华问题上日法也多有矛盾。37年8月25日日本发布了切断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宣言后，当然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切断中国其他的运输线路。9月27日，日本外交官走访了法国外交部，声称拥有确切情报表示大量武器通过法属印支（越南）流入中国，要求法国立刻禁止。法国以双方没有宣战，无此义务而拒绝。然而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导致法属越南遭致威胁，法国于10月16日通知日本已经决定禁止物资通过越南流入中国。10月20日，顾维钧得到法国通告后大为惊讶，立刻要求法国重新考虑。10月22日，法国内阁再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原则上决定了禁止运输，同时决定已经签订的合同仍然要执行。为了保密不刺激日本，法国请求美国驻法大使代为转达。另一方面，法国却又通告日本，将不允许通过滇越铁路向中国输出军火。当然，法国队这个自己规定的禁令阳奉阴违，物资向中国方面的输出并没有停止。

38年初，由于德国吞并奥地利，引发法国政坛震荡。4月10日，达拉弟内阁成立。达拉弟内阁右翼色彩浓厚，虽然因为慕尼黑协定背上了绥靖主义的恶名，对日本政策却相当强硬。在这种背景下，法属越南全面开放了对中国的军需品输出的禁令。4月22日，原本由河内到镇南关的铁路延长到了南宁，修建工作号称耗资一亿五千万法郎。对此日本当然不能满意。6月下旬，宇垣外相召见法国驻日本大使亨利，要求允许日方派员监督法国的“禁运”。亨利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

38年10月12日，日本在南方登陆，开始进攻广东，战火扩大导致法属越南也感受到了压力。面对日方指责法国允许中国士兵身穿便服通过越南北部调动，法国以无法和平民进行区分，中日之间没有宣战也无法禁止（平民的通行），即使是中国军队也没有禁止的义务回答日方指控。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日本也于11月3日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呼吁，其中有较强烈的南下意图。同时，日本对驻法大使发出训令，要求借助国际新秩序建立的机会，对于法国到目前为止的援华态度全面清算，对通过法属印度进行的军需运输工作提出严正交涉。38年11月11日五相会以上的坂垣陆相的“法国赤化”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

38年下半年以后，日本无法迅速战胜中国，侵华战争的长期化趋势已经很明显，对此感触最深的毫无疑问是日本陆军。切断各国援华工作对于日本的意义，不言而喻。此时列强中，苏联和日本是死敌，德国形式上已经禁止援华，实际上也相当收敛，英美尚没有大的动作，相对而言通融余地最大的就是法国（包括法属越南）的态度。同时滇越之间铺设有铁路，在各条线路上的运输能力/潜力最大。滇缅公路在高峰时月流量不过3-4千吨，滇越之间仅铁路月运输能力巅峰时期就达到了2万5千吨，自然要得到日本方面的特别关照。所谓的“法国赤化”，不过是在中国泥足深陷的陆军方面希望保留必要时对法国采取行动，迫使其切断滇越道路，切断援华路线的借口。

日德（意）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但是并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比如协议中规定的设立关于共产国际情报交换的委员会，一直到38年初春才设立了一个。但是因为德国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同年夏天又以这个委员会是临时性质为由予以撤销，同时又并没有成立新的，事实上被裁撤。大岛浩和德国空军原则上达成了一个日德航空协定的草案，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外务省的批准。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和德国的立场多有违背。当时中德贸易额超过日德贸易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德国又屡次（非正式）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和中国关系一向良好。一战中日本趁人之危夺取青岛和赤道以北的全部德属岛屿，德国对此也并没有完全忘怀，因此在和日本签订了防共协定后的德国仍然在中日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卢沟桥事变对于德国对中日的立场问题，毫无疑问是个难题。

1937年7月20日德国外交部给驻各国外交官发出通牒，要求在“远东纷争”中严守中立，以经济上的理由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以及这个纷争将对苏联有利。7月28日德国外交次长维茨泽克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激烈批判日本的行动，认为日本的行动将妨碍中国统一，助长共产势力，使得中国倾向苏联，是对防共协定的违反。因此，日本不能期待德国对此采取友好的态度，即使日本能够获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将来和苏联发生冲突时也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等等。同一封电报还表示，今后德国将不再对华提供武器（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并且将限制军事顾问团参加战斗。但是以撤销军事顾问团是对中国的敌意，而且我们不派苏联就会派为理由拒绝撤走。武者小路公共大使当天便拜访了维茨泽克，对方甚至连精神上的支持都拒绝表示。然而同时，德国驻华大使开始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同日满两国共同反共）开始了中日之间的调停工作。德国在这件事上立场之微妙，可见一斑。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德国对日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到了38年1月，德国开始松动立场。德国扩军备战已久，37年6月24日希特勒对德国国防部长发出了秘密指令，指令中包含被称为“红色计划”的对法，“绿色计划”的对捷克（同法国苏联签有军事合作协议）当年作战计划。指令中还要求考虑如果英国波兰苏联等参加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扩大问题。11月5日在希特勒的总统官邸召开会议，确定了征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并且探讨了英法介入时的作战问题。英德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德国开始把目光从苏联转移到了英国。1938年1月2日，关于英德关系，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提出了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如今的中欧局势是可以通过武力改变的，但是将导致德法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德法冲突时英国介入，通过种种途径分散英国的注意力有绝对必要。因此德国需要更为强大的外援。作为结论，德国在和英国交涉的同时，应该加强德意日三国合作。2月4日里宾特洛甫出任德国外长，标志着德国在强化三国合作的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

1938年2月以后，德国禁止了原来以经济理由进行的对华武器输出（实际上在中方的努力下，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仍然不严格），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5月12日承认满洲国，在中日双方的选择上，完全倒向日本。日德双方之间探讨的问题也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所谓反共范畴。日本方面因为侵华战争已经有长期化的趋势，对苏英的态度越来越表示担心。6月，参谋本部欧美科德国班的吉田中佐即提出，为了对应东亚新的局势，应该和德国签订对苏联的防御协定，同时应考虑和意大利签订针对英国的协定。大岛浩也认为侵华战争长期化以后，一旦对苏对英关系出现波折，签订这样的协议将强化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吉田中佐的意见上加入了自己的意见后，7月初拜访了里宾特洛甫。这次拜访中大岛浩仍然没有提及英国问题，仅仅是提议针对苏联采取措施，签订协议等等。一两天后里宾特洛甫召见大岛浩，提出仅仅签订协议不足以应对局势变化，希望能够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希望协议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苏联。大岛浩以日方对此的准备尚不充分为由，并没有立刻做出肯定答复。里宾特洛甫对此极力劝说，并且以以前德日之间的交涉电报被破译，要求日方派专人回东京商谈。

38年5月26日，日本进行了内阁调整。宇垣一成出任外相，6月3日坂垣征四郎出任陆相。宇垣一成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华关系问题，为了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其签订“有利”的协议，不如签订“无害”的协议。他的判断，日本应该避免和德意签订单一协议，和德国可以在扩充防共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互助条约，和意大利则应该签订中立条约。然而陆军对此，立场有相当差别。根据近卫首相要求，坂垣征四郎出任陆相后立刻提出了名为“中国事变指导的相关说明”之文件。不但提出了对华积极作战的主张，还提出战争长期化后，不应停止为了对抗苏英势力而进行的调整。因此，应该强化三国防共协定，同时要积极改善对美关系等。7月3日，陆军再次提出《关于时局外交陆军的希望》，认为强化防共协定对于已经有长期化趋势的侵华战争有积极的外交意义，同时不应当简单停止在对苏关系上，对英国施加强大压力，也有助于停止英方对华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研究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强化问题，同时以陆军的提案为基础，采用了所谓的《关于强化日德，日意政治关系的方针》，明确提出为了强化对苏威力，对英牵制力，有利于侵华战争的迅速解决，有必要强化和德意的关系。对德国，以扩大防共协定的原则结成对苏军事同盟；对意大利，签订以主要牵制英国为目的的秘密协定。

然而和陆军的积极态度不同，外务省对此有相当保留。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的方针过于笼统，宇垣外相当场表示外务省将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8月12日的五相会议，宇垣外相提出了外务省研究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避免了和德国“攻守同盟”，重点仍然放在了苏联。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也笼统地提出共同对付“第三国”。差不多同时，外务省察觉军方仍在背着外务省和德国继续交涉，通过各种途径询问了军方，并且得到证实。

宇垣外相较为稳健的方案不但引起军方不快，外务省内部也引起了不满。由于日本政坛长期右化，轴心派的外交官员在外务省内部已经有了相当实力。7月30日，外务省内部的8名（有名单可查）少壮派事务官在宇垣外相的官邸，联合对外相发难。由于时间紧迫（仅仅1小时），双方连客套话都免了，单刀直入。首先，事务官们要求启用前面所提及的，热心于“革新外交”的白鸟敏夫为外务次官；其次，要求外相中断和英国大使克雷格的谈判。作为一般的常识，事务官对外相如此发难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轴心派已经成了势力，宇垣也只能一一作答，并且约定以后再重新商量等等。这件事充分表明，轴心派已经成了外务省内部无法忽视的一股势力。

日本政府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的过程就表明，一方面日本希望能够打破自九一八以来的外交孤立局面，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激化尤其是和苏英的矛盾。协定签订前后，日本同时在对最为重视的日英关系进行调整。早在7月24日内部会议上，日本就做出了尽量劝说英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的决定。当时外务省对于劝说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加入防共协定，抱有一定的乐观。这个乐观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36年7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通过的声明，对英美也多有批判，英美对此当然有反应。尤其是美国，以共产国际声明是对其内政的干涉，正式提出抗议。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乐观态度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认为日英之间达成协议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总而言之，日英之间关于这件事上的交涉毫无进展。九一八以来英日在对华问题上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纺织品市场上成为最大竞争对手，各方面积怨已深，达成协议自然困难重重。在日本能够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对英关系前，日英之间没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余地。同时，英国虽然整体上政治态度反共，苏联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这方面同样一直反共的法国，也在35年和苏联签订了合作协议（多半是为了对付意大利）。因此日本虽然规定了在签订防共协定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英日关系的外交方针，外务省的欧亚局昭和十一年（1936）年度报告中表示了悲观的预测，以下为报告大意：

我们虽然认可政府当局对于改善对英关系的必要性，36年6月吉田大使赴任后也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日英关系有好转迹象。但是同年10月发生了基隆事件，11月日德签订反共协定，对于英国方面对日气氛造成恶劣影响。迅速圆满的解决基隆事件，以及解除英方对于日德协定的误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通商问题等日英之间的相关问题，采取积极对英关系改善的方针。

和日本的期待相反，日德签订防共协议反而引起了英国对两国的警戒心，毫无“亲善”的气氛。通过防共协定改善日本被孤立的国际地位，至少在英国方面，碰了个钉子。

英国以外，日本试图拉入防共协定的国家，多少有点意外的是荷兰。1936年10月根据日本驻荷兰公使山口严的请求，外务省发出了要山口去同荷兰进行防共协定交涉的训令。10月12日山口拜访了荷兰外长，提出荷兰在亚洲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属地中有大量中国人居住，荷兰对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敏感态度等等，这个敏感时期希望荷兰能够特别注意到对中国的报道口径。同时，提出了签订防共协定的要求。

山口特别强调，现在东亚的赤化运动已经不是从前可以比拟的，对此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日本提出签订防共协定的要求，理所当然。荷兰外长并没有答应日本的要求，仅仅表示可以对此进行情报交换。24日，山口再度拜访荷兰外长，旧事重提。荷兰外长对此的态度，防共应该尽量限制在荷属领地，山口则坚持要包括荷兰本国。25日，返回荷兰的荷兰兰印政厅东亚局长拜访了山口，双方商谈的结果，关于镇压“赤化”的意见及情报达成了一致。到此为止，日本对荷兰交涉基本上顺利，很大的原因在于荷兰也需要利用日本进行镇压民族独立的运动。印尼共产党于1902年建立，印尼国民党于1927年建立，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基础的各种政治团体也在活动，并与1939年结成了大印尼党。荷兰所谓的加入防共协定，不过是利用这个名义镇压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当然，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荷兰作为“防共”的伙伴，真实意图也不过是看中了荷属殖民地的丰富资源。

尽管如此，荷兰对于正式签订防共协定表现相当犹豫，最终表示防共协定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没有签订的意向。同时，荷兰表示不可能采取和德国一致的外交策略。到此为止，日本对荷兰的签订协议的工作也宣告失败。荷兰所提出的所谓情报交换等，对日本失去意义，日方也没有答应。同时日本对比利时也进行了签订协议的劝告工作，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欧洲，铁杆反共的国家倒是有一个，就是墨索里尼为首脑的意大利。滑稽的是，尽管日本意大利之间关系良好，日本最初预计意大利和法国，苏联等均为死敌，他的加入会导致日本外交上更加困难，并没有接触的意愿。而意大利之所以和主动找到德日协商，也不是因为反共，而是因为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国联制裁，同时和地中海各国尤其是英国关系恶化，为了强化自己的地位，采取了和德日接近的政策。日德签订协议前的11月18日，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就对日本驻意大利大使杉村阳太郎表示，自从他担任外长以来意大利对苏联一直采取强硬外交路线，这一点希特勒也有所了解。听说德日之间正为反苏进行协调即将签订协议，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签订同样协议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杉村大使表示日本愿意和任何国家进行防共的合作，但是日德两国之间即使能够达成协议，也没有军事意义，这点和意大利不同（西班牙内战，一开始左右双方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意大利的支持，其他国家至少在初期表示了中立）。双方达成一直，现阶段的话题限定于日本在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立领事馆，事实上承认各自对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此后杉村大使报告东京，请求探讨和意大利签订防共协定的可能性，以及签订什么样的防共协定。

到此为止，大致可以看出在日方看来，这个防共协定的本质是什么了。说到底，和防共本身并没有100%的联系，而是日本打破外交孤立，保证物资输入的一个手段。这个协定在日方看来，并非一个道义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仍然是利益上的合纵连横。36年11月25日日德正式签订防共协议后，得到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长奇阿诺的热烈祝贺，同时又表示希望能够和德日签订类似协议。12月2日，日本和意大利首先表示，日本撤销在埃塞俄比亚的公使馆，设立领事馆，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立领事馆，表示了事实上互相承认侵吞他国领土。但是当意大利以日德防共协定的第二条，“缔约国对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造成国内安宁的第三国，采取防卫措施，并共同劝说加入本协定；”为由询问日本的态度时，杉村大使以尚无迫切需要，有需要时另行探讨，首先签订文化经济方面协定，然后再商谈政治协定回答。实际上，这并非杉村本人的意见，而是日本有田外相“避免话题过于深入”的指示。

37年初，日本历经政府更迭，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广田弘毅再度出任外相。4月，杉村被选任命为驻法大使，5月13日在他的欢送会上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再度作了意日两国文化经济关系顺利发展，应该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的发言，杉村同样进行了回避。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外交上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对英关系，日本自然不愿意这个时候和意大利签订可能招致节外生枝的协定。

日本新任驻意大利大使预计在7月底到达罗马赴任，在此之前爆发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扩大。7月22日，英国外相伊登在下院就表示这个时候不适合进行英日交涉。7月28日，发生英国驻华大使车辆遭到日本飞机射击事件。中国也以日本违反种种国际协议向国联提出申诉，这种情况下“日英关系的调整近乎绝望”。7月底日本驻意大利新任大使崛田带来了广田的新建议。同时，崛田本人认为，意大利与苏联并不接壤，距离遥远，签订反共协定意义有限，不如以牵制英国为前提考虑签订性质不同的协议。这个协议，当缔约国之一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或者共同协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显然，这种协议本身已经超出了反共的范畴。

日本陆军对此非常热心，认为应当尽快促成日本意大利签订协定。同时意大利和英国也有矛盾，类似的协定应该不难达成。外务省考虑了对英关系后，认为可以和意大利签订同德国签订的类似协议，但是不包括秘密附属协定。与此同时，担任德国驻英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也认为德意日有共同签订协议的必要，亲自奔赴罗马劝说墨索里尼，奇阿诺外长和崛内大使，37年11月6日就意大利加入日德防共协定达成了协议。出于对英国关系的考虑，日本对于意大利的加入多少有点反对，但是根据日德协议无法拒绝，同时意大利的反苏反英立场也符合日本的利益。为了表示对意大利的尊重，意大利以发起国的地位加入了日德防共协议。

关于将日德防共协定扩大到第三国的努力，英荷上失败后，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在意大利方面得以实现。新签订的三国协议，在措词上比原协议更加强烈。37年11月，德国已经在公然扩军备战，挑战凡尔赛体制；意大利侵吞了埃塞俄比亚，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回顾这个协定的签订历程，已经可以看出，所谓的防共协定不过是口实。三国这个时候签订协议，毫无疑问是对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制的公然挑战。同时，这个协定的本质仍然是利益，这给后来三国之间的合作已经投下了阴影。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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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发生的[COLOR=blue]犬养毅首相被暗杀的二二六事件仅仅是其中一件。[/COLOR]

----------把两件事混到一块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