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德意日三国同盟缔结前后日方经纬简介 -- 电子赵括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话题过于庞大，我只能把手头资料做一个简要介绍。同时，因为缺乏其他国家（德意苏美）资料，也仅仅能停留在日方资料对此进行描述。大家凑和看吧。
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以后，日本政治风气全面右转。根据日本内务省警保局的调查，1927年到1937年结成的右翼团体共计634个，成员超过12万。其中东京有137，成员3万7千左右。这些右翼团体大多观点手段极端，受他们的影响发生的“不幸”事件，1933-43年中至少有54件。这54件中，首相暗杀（包括未遂）的事件就有4件，犬养毅首相被暗杀仅仅是其中成功的一件，1936年发生的的二二六事件也不过是其中一件。其他的政界要人暗杀计划为数亦不少。这些右翼团体在外交上的态度基本一致，反对到目前为止的“协调外交”，力主“革新外交”。在军方，1933年成立了三个由将军级的预备役军人组成的“革新政治运动”团体，皇道会，明伦会，三六俱乐部。政治家，实业家，原来的外交官等为数不少也参加了这些团体。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一些新的官僚势力开始抬头，并且出现了一些极力推行“革新外交”的外交新人。日后长期担任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的白鸟敏夫（与后来的甲级战犯铃木贞一以及后来成为外相的有田很有交情），就是其中之一。
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日本扶植了满洲国傀儡，33年宣布退出国联，34年废除伦敦海军裁军协定，这些动作导致与英美关系恶化的同时，当然也会令日本在亚洲的宿敌苏联警觉。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决议，谴责德，日，波兰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再行划分势力范围的野心。在这种背景下，1934年3月，大岛浩以大佐的军衔出任日本驻德陆军武官。
大岛浩具有非常优秀的德语，以大佐的军衔出任日本驻德陆军武官后35年晋升为少将，38年晋升为中将。大岛浩最初的任务，是观察德国的动向，一旦日苏间爆发战争，德国将如何动作。但是1935年，里宾特洛甫通过其他途径向大岛浩提出了德日间缔结盟约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细节，1945年大岛浩的笔记，日本战败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的供词，以及1959年和1962年两次自己的回忆中有细微出入，但大致情节，应该是德国提出德日两国应当共同采取措施，使得苏联无法简单发动（对德日）的战争。春夏（5月）左右德国提出建议，当年共产国际大会后的10月份，里宾特洛甫再度通过大岛浩提出，并且有意试探日本陆军对此的意向。
大岛浩于6月将这个情报报告了参谋本部，参谋本部派遣了欧美科的德国班班长若松中佐赴德，进一步研究。若松中佐赴德时，闲宫院参谋总长（皇族）特意交待他要搞清楚以下问题，1，关于里宾特洛甫希望的协定，德国陆军和政府对此是什么态度；2，日德间缔结反共协定的可能性；3，里宾特洛甫这个人的地位，和德国政府的关系。杉山参谋次长的简单说明，由于日本面临着918后的国际孤立，苏联的军事威胁，以及威胁到“国体”的共产主义运动，需要缔结上述协定。若松于35年11月底到达柏林，停留两星期左右，期间会晤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共产国际通过的决议对日德有威胁，有必要缔结协定和相关秘密协定予以对抗劝说，若松表示日本陆军也有同样意向。将里宾特洛甫的意见报告东京后，若松于12月中旬离开柏林回国。34年12月上任的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公共虽然并不清楚军方意见，但是也从其他角度感到了有促进对德关系的必要。35年7月因事回国前曾经招集包括大岛浩在内的使馆人员开会，大岛浩在会上极力主张强化对德关系。从我手头的资料看，大使对此予以了默认。武者小路公共回国后，大岛浩开始和里宾特洛甫进行具体的交涉。
这个时候日德间的交涉虽然主要由军方进行，外务省并非一无所知。在东京，外务省通过各个途径多少感受到军方在进行交涉；在柏林，36年1月，日驻德代理大使也从德国的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口中得知了一二后，询问过大岛浩，得知了他正在为和德国签订共同对付苏联的协议而奔走，并报告了外务省。这个报告不知道为什么，似乎并没有得到外务省的重视。但是当时外务省同样原则上同意了以反苏防共为原则的外交方针。不久后日本爆发2.26事件，冈田内阁倒台。3月9日，广田内阁成立，期间对德交涉当然一度停止。4月2日，2月份刚刚从欧洲被召回任命为驻华大使的有田八郎（从欧洲回国前，为了探讨对苏联的政策，特地走访了德国和波兰的日本外交机关，询问详情）被任命为新外相。实际上外务省对军方在外交上的我行我素也十分头疼。一方面含有自己的判断，一方面含有对军方的妥协含义，一方面也为了消除外交上军方的越俎代庖，此后外务省也开始考虑日德防共协定的问题。不久后武者小路公共大使返回柏林（4月30日到达）前有田外相和武者小路公共大使磋商后一致认为，不管到目前为止军方和德国的交涉到达什么程度，都要从头开始考虑。5月8日，有田得到首相首肯后发电报给柏林，认为有必要“紧密”日德关系，并有些具体指示；军方也给大岛浩发去训令，说从今后对德国交涉要交给外务省，此后是由大使本人直接交涉，还是继续由大岛浩进行交涉，请大使决断。大岛浩向大使报告到目前为止的交涉情况后，大使决定在希特勒本人对此有所指示前，由大岛浩继续交涉。虽然交涉的具体负责人仍然是大岛浩，此后管辖权由军方转入外务省。
此后在确定了德国确实有缔结协议的意向后，武者小路公共大使向德国提出了提交草案的要求。7月初，德国方面向日本提交了条约以及附属的秘密协定的草案。这个草案实际上是由大岛浩和里宾特洛甫早已经共同协商好。草案内容和后来签订的协议根本上没什么差别，不过语气“极为强硬”（据称是希特勒亲自定下的）。为了对抗苏联，陆军对于和德国缔结条约最为热心，有两点希望，1，日苏之间发生问题时，德国保持中立；2，共同采取措施对抗共产国际（毫无疑问，实际上是苏联）。但是德国反对公开发表第一条，日本外务省不希望公开发表第二条（秘密协定是可以考虑的）。对于德国提出的这个草案，外务省的意见，1，日苏关系微妙复杂，日德关系强化即使可以牵制苏联，也要避免极度刺激苏联，导致战争；2， 日德关系强化对于列强，尤其是英国不应招致不必要的不安等等，对英关系应予以考虑。但是陆军对于第二条考虑对英关系的意见强硬反对。双方协商让步的结果，7月24日，在外相官邸召开了外务省和陆军的首脑会议，决定了外务案。首先强调了鉴于苏联对日本有巨大的威胁，日本有必要和德国加强合作。但是要注意，
1 日德关系强化对苏联有牵制作用，但是要避免过度刺激苏联导致战争。日本和苏联关系复杂微妙，在苏联境内还保有部分经济权益，要避免过度刺激苏联招致损失；
2 日德关系强化，不应该使列强尤其是英国感到不必要的不安。现在的日英关系，由于中国问题经济问题等等不算友好。为了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改善和英国的关系，至少不能使得英国成为日本的敌人。
对于到目前为止的外交工作，以及德方提出的协定，
1 德方提出的反共协定一旦泄漏，将徒然刺激苏联，并成为各国对我不利宣传的口实。因此协定不应当超过必要范围，应该限定在反共的情报交换，对策讨论的意见交换原则内；
2 关于附属政治协定，细节在这里省略。整体上日本对德国提出的附属政治协定的措辞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措辞上绞尽脑汁。一方面希望能够加强和德国的关系，一方面还要避免过度刺激苏联和英国，日本的外交也算举步维艰了。
这种情况下，日本原则上同意了和德国继续交涉。但是8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外交方针》，主要内容为满洲国的强化，对苏，对华关系的自主调整，南方和平进出，大方向上并没有把对德关系摆入主要的议题。仅仅在其《方策纲要》上提出，仍然是以牵制苏联为目的，有必要强化和德国的关系。
根据日本7月24日的内部决定，大岛再度和和里宾特洛甫进行了交涉。协定的口气上德国作了让步，进行了修正，条约的有效期也从十年缩减到了五年。关于附属的政治协定等，双方协商后达成一致，于10月23日草签了协议。这个协议在日本国内反对的声音并不少，比如元老西园寺公望就评论说这个协议单方面被德国利用，对日本没有好处。尽管如此，11月18日得到日本国内批准，11月25日正式签署。这个协定的大致内容，简介如下。以下各部分均有前言，无非是指责共产国际（苏联），强调合作的理由，均予以省略。
日德反共协定
1 缔约国对于共产国际的活动互相通报，采取必要的防卫措施，互相协议，紧密合作；
2 缔约国对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造成国内安宁的第三国，采取防卫措施，并共同劝说加入本协定；
3 本协定由日德两种语言写成，有效期5年。
其附属议定书，
1 两缔约国对于共产国际的情报交换；
2 两缔约国对于国内国外直接间接服务于共产国际，或者助长其破坏工作的人员在法律的范围内采取严格的措施；
3 为了方便双方人员进行情报交换，设立相关委员会。
其秘密附属协定，
1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苏联攻击或者威胁的情况下，另一方有义务采取可能的一切措施，减轻来自苏联的负担；
2 本条约有效期内，缔约国的一方没有另一方的同意，不得签订和本条约精神相违背的任何条约；
3 本协定由日德两种语言写成，有效期5年。
在日本的内部审查中，广田首相对于苏联的威胁，和德国结盟的必要性，避免过度对苏（因此文本中采取了共产国际的名义）对英刺激，以及协定签订后仍然会继续同苏联的外交合作，比如日满苏的边界划定，北方海域的渔业协定等等的谈判。11月25日，协定签订当天日德双方都发表了声明，声明中仍然使用了“共产国际”的措辞。然而毫无疑问，这个协定针对的是苏联，以这种措辞上的伎俩试图避免和苏联关系的恶化，当然是不可能的。日德之间的秘密交涉，早在1935年年底相关电报就被苏联破译；有迹象表明，36年1月美国驻日大使也知道了大致情况。36年11月11日，日本的《朝日新闻》也刊登了日本内部正在审查“某重大事件”的新闻。这种情况下，11月16日苏联驻日大使尤利诺夫向日本外相有田提出质询，有田以“反共产国际而不是反苏”，对日苏关系没有影响作为回答。当时日苏渔业协定基本上已经谈判成功，并计划于11月20日签署，苏联突然宣布延期，同日尤利诺夫正式对16日有田的回答表示不满，并提出抗议。11月28日，在苏联第八次全苏维埃会议上苏联外长利托维诺夫发言，指责德日之间的反共协定不过是对双方的秘密协定进行掩饰，这些秘密协定是过去15个月以来日本驻德武官和德国的“超外交官”协定的产物（显然，苏联对日德双方的交涉拥有较为准确的情报），对此要负完全责任。同时，苏联停止了在日满苏边界划定工作上的合作。
（土鳖扛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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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发生的[COLOR=blue]犬养毅首相被暗杀的二二六事件仅仅是其中一件。[/COLOR]
----------把两件事混到一块儿了吧？
是有点敲乱了。多谢指正，已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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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签订日德防共协定的过程就表明，一方面日本希望能够打破自九一八以来的外交孤立局面，一方面又在极力避免激化尤其是和苏英的矛盾。协定签订前后，日本同时在对最为重视的日英关系进行调整。早在7月24日内部会议上，日本就做出了尽量劝说英国共同签订防共协定的决定。当时外务省对于劝说德国以外的欧洲各国加入防共协定，抱有一定的乐观。这个乐观倒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36年7月的共产国际大会上通过的声明，对英美也多有批判，英美对此当然有反应。尤其是美国，以共产国际声明是对其内政的干涉，正式提出抗议。但是这种一厢情愿的乐观态度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可，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认为日英之间达成协议绝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总而言之，日英之间关于这件事上的交涉毫无进展。九一八以来英日在对华问题上各方面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大，纺织品市场上成为最大竞争对手，各方面积怨已深，达成协议自然困难重重。在日本能够采取切实步骤缓和对英关系前，日英之间没有进一步发展关系的余地。同时，英国虽然整体上政治态度反共，苏联作为欧洲大国的地位是无法忽视的。这方面同样一直反共的法国，也在35年和苏联签订了合作协议（多半是为了对付意大利）。因此日本虽然规定了在签订防共协定的同时，致力于改善英日关系的外交方针，外务省的欧亚局昭和十一年（1936）年度报告中表示了悲观的预测，以下为报告大意：
我们虽然认可政府当局对于改善对英关系的必要性，36年6月吉田大使赴任后也进行了一系列努力，日英关系有好转迹象。但是同年10月发生了基隆事件，11月日德签订反共协定，对于英国方面对日气氛造成恶劣影响。迅速圆满的解决基隆事件，以及解除英方对于日德协定的误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决中国问题，通商问题等日英之间的相关问题，采取积极对英关系改善的方针。
和日本的期待相反，日德签订防共协议反而引起了英国对两国的警戒心，毫无“亲善”的气氛。通过防共协定改善日本被孤立的国际地位，至少在英国方面，碰了个钉子。
英国以外，日本试图拉入防共协定的国家，多少有点意外的是荷兰。1936年10月根据日本驻荷兰公使山口严的请求，外务省发出了要山口去同荷兰进行防共协定交涉的训令。10月12日山口拜访了荷兰外长，提出荷兰在亚洲拥有广大殖民地，其属地中有大量中国人居住，荷兰对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的敏感态度等等，这个敏感时期希望荷兰能够特别注意到对中国的报道口径。同时，提出了签订防共协定的要求。
山口特别强调，现在东亚的赤化运动已经不是从前可以比拟的，对此威胁有切肤之痛的日本提出签订防共协定的要求，理所当然。荷兰外长并没有答应日本的要求，仅仅表示可以对此进行情报交换。24日，山口再度拜访荷兰外长，旧事重提。荷兰外长对此的态度，防共应该尽量限制在荷属领地，山口则坚持要包括荷兰本国。25日，返回荷兰的荷兰兰印政厅东亚局长拜访了山口，双方商谈的结果，关于镇压“赤化”的意见及情报达成了一致。到此为止，日本对荷兰交涉基本上顺利，很大的原因在于荷兰也需要利用日本进行镇压民族独立的运动。印尼共产党于1902年建立，印尼国民党于1927年建立，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基础的各种政治团体也在活动，并与1939年结成了大印尼党。荷兰所谓的加入防共协定，不过是利用这个名义镇压当时的民族独立运动。当然，日本之所以选择了荷兰作为“防共”的伙伴，真实意图也不过是看中了荷属殖民地的丰富资源。
尽管如此，荷兰对于正式签订防共协定表现相当犹豫，最终表示防共协定的政治色彩过于浓厚，没有签订的意向。同时，荷兰表示不可能采取和德国一致的外交策略。到此为止，日本对荷兰的签订协议的工作也宣告失败。荷兰所提出的所谓情报交换等，对日本失去意义，日方也没有答应。同时日本对比利时也进行了签订协议的劝告工作，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在欧洲，铁杆反共的国家倒是有一个，就是墨索里尼为首脑的意大利。滑稽的是，尽管日本意大利之间关系良好，日本最初预计意大利和法国，苏联等均为死敌，他的加入会导致日本外交上更加困难，并没有接触的意愿。而意大利之所以和主动找到德日协商，也不是因为反共，而是因为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导致国联制裁，同时和地中海各国尤其是英国关系恶化，为了强化自己的地位，采取了和德日接近的政策。日德签订协议前的11月18日，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就对日本驻意大利大使杉村阳太郎表示，自从他担任外长以来意大利对苏联一直采取强硬外交路线，这一点希特勒也有所了解。听说德日之间正为反苏进行协调即将签订协议，意大利和日本之间签订同样协议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杉村大使表示日本愿意和任何国家进行防共的合作，但是日德两国之间即使能够达成协议，也没有军事意义，这点和意大利不同（西班牙内战，一开始左右双方就得到了共产国际和意大利的支持，其他国家至少在初期表示了中立）。双方达成一直，现阶段的话题限定于日本在埃塞俄比亚，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立领事馆，事实上承认各自对中国东北和埃塞俄比亚的侵略。此后杉村大使报告东京，请求探讨和意大利签订防共协定的可能性，以及签订什么样的防共协定。
到此为止，大致可以看出在日方看来，这个防共协定的本质是什么了。说到底，和防共本身并没有100%的联系，而是日本打破外交孤立，保证物资输入的一个手段。这个协定在日方看来，并非一个道义上，或者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仍然是利益上的合纵连横。36年11月25日日德正式签订防共协议后，得到了墨索里尼和意大利外长奇阿诺的热烈祝贺，同时又表示希望能够和德日签订类似协议。12月2日，日本和意大利首先表示，日本撤销在埃塞俄比亚的公使馆，设立领事馆，意大利在满洲国设立领事馆，表示了事实上互相承认侵吞他国领土。但是当意大利以日德防共协定的第二条，“缔约国对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工作而造成国内安宁的第三国，采取防卫措施，并共同劝说加入本协定；”为由询问日本的态度时，杉村大使以尚无迫切需要，有需要时另行探讨，首先签订文化经济方面协定，然后再商谈政治协定回答。实际上，这并非杉村本人的意见，而是日本有田外相“避免话题过于深入”的指示。
37年初，日本历经政府更迭，6月4日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广田弘毅再度出任外相。4月，杉村被选任命为驻法大使，5月13日在他的欢送会上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再度作了意日两国文化经济关系顺利发展，应该进一步发展政治关系的发言，杉村同样进行了回避。第一次近卫内阁成立后外交上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对英关系，日本自然不愿意这个时候和意大利签订可能招致节外生枝的协定。
日本新任驻意大利大使预计在7月底到达罗马赴任，在此之前爆发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扩大。7月22日，英国外相伊登在下院就表示这个时候不适合进行英日交涉。7月28日，发生英国驻华大使车辆遭到日本飞机射击事件。中国也以日本违反种种国际协议向国联提出申诉，这种情况下“日英关系的调整近乎绝望”。7月底日本驻意大利新任大使崛田带来了广田的新建议。同时，崛田本人认为，意大利与苏联并不接壤，距离遥远，签订反共协定意义有限，不如以牵制英国为前提考虑签订性质不同的协议。这个协议，当缔约国之一和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保持中立，或者共同协商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显然，这种协议本身已经超出了反共的范畴。
日本陆军对此非常热心，认为应当尽快促成日本意大利签订协定。同时意大利和英国也有矛盾，类似的协定应该不难达成。外务省考虑了对英关系后，认为可以和意大利签订同德国签订的类似协议，但是不包括秘密附属协定。与此同时，担任德国驻英大使的里宾特洛甫也认为德意日有共同签订协议的必要，亲自奔赴罗马劝说墨索里尼，奇阿诺外长和崛内大使，37年11月6日就意大利加入日德防共协定达成了协议。出于对英国关系的考虑，日本对于意大利的加入多少有点反对，但是根据日德协议无法拒绝，同时意大利的反苏反英立场也符合日本的利益。为了表示对意大利的尊重，意大利以发起国的地位加入了日德防共协议。
关于将日德防共协定扩大到第三国的努力，英荷上失败后，以卢沟桥事变为契机在意大利方面得以实现。新签订的三国协议，在措词上比原协议更加强烈。37年11月，德国已经在公然扩军备战，挑战凡尔赛体制；意大利侵吞了埃塞俄比亚，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到卢沟桥事变，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回顾这个协定的签订历程，已经可以看出，所谓的防共协定不过是口实。三国这个时候签订协议，毫无疑问是对一战后形成的凡尔赛体制的公然挑战。同时，这个协定的本质仍然是利益，这给后来三国之间的合作已经投下了阴影。
（土鳖扛铁牛）
英国原来也想过拉拢意大利，后来反复权衡以后还是觉得让意大利留在德、日一方更有利。
一个国家混到这个地步~~
日德（意）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协议，但是并没有立刻付诸行动。比如协议中规定的设立关于共产国际情报交换的委员会，一直到38年初春才设立了一个。但是因为德国内部对此意见不一，同年夏天又以这个委员会是临时性质为由予以撤销，同时又并没有成立新的，事实上被裁撤。大岛浩和德国空军原则上达成了一个日德航空协定的草案，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得到外务省的批准。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和德国的立场多有违背。当时中德贸易额超过日德贸易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德国又屡次（非正式）派遣军事顾问来华，和中国关系一向良好。一战中日本趁人之危夺取青岛和赤道以北的全部德属岛屿，德国对此也并没有完全忘怀，因此在和日本签订了防共协定后的德国仍然在中日关系之间保持平衡。卢沟桥事变对于德国对中日的立场问题，毫无疑问是个难题。
1937年7月20日德国外交部给驻各国外交官发出通牒，要求在“远东纷争”中严守中立，以经济上的理由希望能够和平解决，以及这个纷争将对苏联有利。7月28日德国外交次长维茨泽克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激烈批判日本的行动，认为日本的行动将妨碍中国统一，助长共产势力，使得中国倾向苏联，是对防共协定的违反。因此，日本不能期待德国对此采取友好的态度，即使日本能够获得有利的军事地位，将来和苏联发生冲突时也将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等等。同一封电报还表示，今后德国将不再对华提供武器（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并且将限制军事顾问团参加战斗。但是以撤销军事顾问团是对中国的敌意，而且我们不派苏联就会派为理由拒绝撤走。武者小路公共大使当天便拜访了维茨泽克，对方甚至连精神上的支持都拒绝表示。然而同时，德国驻华大使开始以日本的提案为基础（中国放弃容共抗日政策，同日满两国共同反共）开始了中日之间的调停工作。德国在这件事上立场之微妙，可见一斑。显而易见，这个时候的德国对日本，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
但是到了38年1月，德国开始松动立场。德国扩军备战已久，37年6月24日希特勒对德国国防部长发出了秘密指令，指令中包含被称为“红色计划”的对法，“绿色计划”的对捷克（同法国苏联签有军事合作协议）当年作战计划。指令中还要求考虑如果英国波兰苏联等参加的情况下，军事行动的扩大问题。11月5日在希特勒的总统官邸召开会议，确定了征服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并且探讨了英法介入时的作战问题。英德关系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德国开始把目光从苏联转移到了英国。1938年1月2日，关于英德关系，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提出了备忘录。备忘录中提出如今的中欧局势是可以通过武力改变的，但是将导致德法关系紧张。为了避免德法冲突时英国介入，通过种种途径分散英国的注意力有绝对必要。因此德国需要更为强大的外援。作为结论，德国在和英国交涉的同时，应该加强德意日三国合作。2月4日里宾特洛甫出任德国外长，标志着德国在强化三国合作的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
1938年2月以后，德国禁止了原来以经济理由进行的对华武器输出（实际上在中方的努力下，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诱惑，仍然不严格），召回在华军事顾问团，5月12日承认满洲国，在中日双方的选择上，完全倒向日本。日德双方之间探讨的问题也大大超过了原来的所谓反共范畴。日本方面因为侵华战争已经有长期化的趋势，对苏英的态度越来越表示担心。6月，参谋本部欧美科德国班的吉田中佐即提出，为了对应东亚新的局势，应该和德国签订对苏联的防御协定，同时应考虑和意大利签订针对英国的协定。大岛浩也认为侵华战争长期化以后，一旦对苏对英关系出现波折，签订这样的协议将强化日本的国际地位。在吉田中佐的意见上加入了自己的意见后，7月初拜访了里宾特洛甫。这次拜访中大岛浩仍然没有提及英国问题，仅仅是提议针对苏联采取措施，签订协议等等。一两天后里宾特洛甫召见大岛浩，提出仅仅签订协议不足以应对局势变化，希望能够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同时希望协议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苏联。大岛浩以日方对此的准备尚不充分为由，并没有立刻做出肯定答复。里宾特洛甫对此极力劝说，并且以以前德日之间的交涉电报被破译，要求日方派专人回东京商谈。
38年5月26日，日本进行了内阁调整。宇垣一成出任外相，6月3日坂垣征四郎出任陆相。宇垣一成长期以来一直关注对华关系问题，为了改善日本的国际地位，与其签订“有利”的协议，不如签订“无害”的协议。他的判断，日本应该避免和德意签订单一协议，和德国可以在扩充防共协议的基础上达成互助条约，和意大利则应该签订中立条约。然而陆军对此，立场有相当差别。根据近卫首相要求，坂垣征四郎出任陆相后立刻提出了名为“中国事变指导的相关说明”之文件。不但提出了对华积极作战的主张，还提出战争长期化后，不应停止为了对抗苏英势力而进行的调整。因此，应该强化三国防共协定，同时要积极改善对美关系等。7月3日，陆军再次提出《关于时局外交陆军的希望》，认为强化防共协定对于已经有长期化趋势的侵华战争有积极的外交意义，同时不应当简单停止在对苏关系上，对英国施加强大压力，也有助于停止英方对华援助。在这样的背景下，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研究德意日防共协定的强化问题，同时以陆军的提案为基础，采用了所谓的《关于强化日德，日意政治关系的方针》，明确提出为了强化对苏威力，对英牵制力，有利于侵华战争的迅速解决，有必要强化和德意的关系。对德国，以扩大防共协定的原则结成对苏军事同盟；对意大利，签订以主要牵制英国为目的的秘密协定。
然而和陆军的积极态度不同，外务省对此有相当保留。7月19日的五相会议决定的方针过于笼统，宇垣外相当场表示外务省将进行进一步研究，提出具体方案。8月12日的五相会议，宇垣外相提出了外务省研究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避免了和德国“攻守同盟”，重点仍然放在了苏联。在对意大利的关系上，也笼统地提出共同对付“第三国”。差不多同时，外务省察觉军方仍在背着外务省和德国继续交涉，通过各种途径询问了军方，并且得到证实。
宇垣外相较为稳健的方案不但引起军方不快，外务省内部也引起了不满。由于日本政坛长期右化，轴心派的外交官员在外务省内部已经有了相当实力。7月30日，外务省内部的8名（有名单可查）少壮派事务官在宇垣外相的官邸，联合对外相发难。由于时间紧迫（仅仅1小时），双方连客套话都免了，单刀直入。首先，事务官们要求启用前面所提及的，热心于“革新外交”的白鸟敏夫为外务次官；其次，要求外相中断和英国大使克雷格的谈判。作为一般的常识，事务官对外相如此发难是无法想象的，但是由于轴心派已经成了势力，宇垣也只能一一作答，并且约定以后再重新商量等等。这件事充分表明，轴心派已经成了外务省内部无法忽视的一股势力。
先顶再看
在8月12日五相会议前一周的8月5日，日本驻德外交官笠原携带了德国方面的提案回到东京，并且立刻报告了陆海军和宇垣外相。德国方面的提案有三点，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威胁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拥有政治及外交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有武力援助的义务。
对此，陆军立刻表示了同意，海军对第三条有保留意见，但是认为陆海军有必要合作，尽快促成和协议的达成。8月6，7日，陆海军的意见分别通报给了宇垣外相，外相以原则同意，细节需要研究做了非正式回答。8月12日的五相会议上，对于宇垣提出的较为温和的方案，坂垣陆相表示应当和德意签订同一条约，宇垣外相表示欧洲局势错综复杂（捷克问题上，英德矛盾开始激化），对英关系的影响需要慎重考虑。海相，藏相均表示支持外相，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达成共识，被延期。
此后陆，海，外相以及相应下属官员之间作了多次磋商，8月24日前后几方面都达成一致，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1 将“威胁”，“攻击”改为“非挑衅引起的威胁”和“非挑衅引起的攻击”；
2 第三条中的“有武力援助的义务”改为“立刻开始关于武力援助的协商”；
3 通过秘密协定，详细规定兵力援助的条件，范围，限度以及实施方法等。
26日，这些修正得到海军方面的认可，但是海军认为有可能造成国际经济影响，应该请藏相审议后最后决定。几经磋商，8月26日的五相会议承认了以下防共协定的强化方案，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非挑衅引起的威胁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拥有进行政治及经济支援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第三国非挑衅引起的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应当立刻开始关于武力援助的协商。
耐人寻味的是，如此重要的决定，却没有形成统一的正式书面文件。29日陆军对大岛陆军武官，小岛海军武官发去训令，而31日外务省同样对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发去电报，各自解释说明五相会议上的决定。然而，双方的训令有重大差别。外务省的电报中规定，以上决定针对苏联，“而不应以英美等为正面的对手”；军方的训令中当然包括了苏联，但是并没有排除其他国家。东乡大使大岛武官等对于东京内部磋商的细节当然不可能熟知，里宾特洛甫和大岛的交涉中有已经提及了英法，大岛收到军方电报后（立刻报告了大使东乡茂德）看到表示同意，理解为这些决定针对苏联的同时针对英法，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同时，外务省的电报中笼统地说“不应该以英美等为正面对手”，对于欧洲另一个大国法国没有明文规定。事实上宇垣外相8月30日上奏天皇时就表示，如果仅仅把对手限制在苏联，德国未必能接受。这或许也是尽管宇垣外相对于对英关系多有考虑不愿节外生枝，外务省电报仍然有些含混的原因之一。总而言之，如此重要的决定没有书面文件，军方和外务省的训令都有些含糊，内容多少有出入，对此后的日本驻德外交机构的工作带来重大混乱。此后还将看到日本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给驻德意外交机构的指示措辞含混意思不明，接二连三地导致外交混乱。
此后，外务省开始着手准备为了签订正式协议的协议文本。外务省对于日英关系仍然有顾虑，因此准备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仍然将武力援助的范围限定于苏联以及苏联和其他国家共同攻击的范围，第二个方案则基本上沿用8月26日五相会议的原则。9月10日，外务省将第一个方案送交陆海军要求研究，被陆海军双方以和五相会议决议精神相违背，无法承诺而拒绝。此后海军于9月12日，陆军于10月25日（宇垣外相于9月29日突然辞职）分别送交了己方的修正案。陆海军的修正案虽然有些差别（陆军方面更为激进），原则上都反对从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上做任何后退。
尽管日本内部对于同德意的结盟还存在重大争议，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议后陆军给大岛浩发去训令后，大岛浩已经开始按照自己的理解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交涉。里宾特洛甫以商谈附属秘密协定的细节需要时间，为了能够迅速缔结协定，建议首先宣布三国关于协定案已经大致达成一致。这个表态，不仅仅是对大岛浩交涉的回应，同时由于欧洲关系紧张，38年9月份英法德意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德国吞并捷克已经迫在眉睫，德国同样有迅速签订三国协定，进一步对英国施压的愿望。
这个时候，宇垣外相突然于9月29日提出辞职。宇垣辞职的原因，基本上是认为在对华问题上陆海军方面和外务省作梗。外相的人选问题当然就成了日本外交的首要问题。近卫首相最初的意向是驻美大使齐藤博，因为重病无法到任；陆相坂垣推荐了后来成为外相的松岗洋佑，遭到藏相反对；另一个有力的候选人就是前面屡次提及的白鸟敏夫（在欧洲历任驻瑞典公使等职务后，9月22日被任命为驻意大利大使），据称有50名左右的少壮派外交官联名推举。权衡之后，近卫首相还是选择了曾经担任过外相的有田八郎。围绕着这场变动，日本外交界大幅度进行了人事调整。白鸟敏夫出任意大利大使，驻英大使吉田茂离任，由原驻苏大使重光葵继任，新任驻苏大使是原驻德大使东乡茂德，而大岛浩则成为了新任驻德大使。有田八郎再度出任外相，也得到了包括白鸟敏夫本人在内的少壮派的支持。
然而有田外相上任后，却并没有完全按照轴心派的外交官员所设想的方案进行。大岛浩本人就曾感叹到此为止和德国交涉顺利，此后却没什么进展，“到底出了什么事”。有田在宇垣外相时代作为外务省顾问，并没有远离外交界，对内部事务仍然相当熟悉。他对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议，也倾向于仅仅针对苏联，不应该包括英法。近卫首相，米内海相，池内藏相对此也有同样意见。唯一对此固执己见的，就是陆相坂垣。
大岛浩出任驻德大使后不久，就收到了德方关于协定的修正案，11月1日报告东京。这个修正案内容，里宾特洛甫在10月27日访问罗马时和墨索里尼商定并得到原则同意。不过墨索里尼表示因为国内局势的原因，希望明年3月左右再正式签订。其主要内容是，
1 缔约国的一方和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外交上发生困难的情况下，各缔约国应该立刻讨论协同合作问题；
2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威胁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对于排除这些困难，负有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的义务；
3 缔约国的一方受到缔约国以外的一国或者多国非挑衅而引起的攻击的情况下，其他缔约国负有武力援助的义务；
4 由于第三条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各缔约国负有共同进行休战及媾和义务；
5 本条约有效期十年。在条约期满前一年没有任何缔约国提出废弃通告的情况下，自动延长五年。
这个提案中，最为瞩目的是“一国或者多国”的提法，对此应该如何理解。11月11日，有田再度出任外相后的第一次五相会议中，坂垣陆相提出对德国的提案应该迅速做出反应，有田对此表示同意，但是表示在自己认识的范围内，这仍然应该看作防共协定的强化，仍然是针对苏联而不针对英法。对外相的发言，池内藏相和米内海相当即表示同意，近卫首相也表示了理解，唯有坂垣陆相对此沉默，并发言说在法国被赤化的情况下，对抗的对象应该包括法国。
法国赤化，听起来象天方夜谭。坂垣陆相为什么固执己见，而且会提出如此提案，也并不一定是单纯的胡言乱语。这里不妨结合当时局势，以电子赵括之心度一下坂垣陆相之腹。
对于当时日本而言，对外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毫无疑问是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战争全面扩大，37年9月5日日本宣布封锁海域包括全部南海，并于9月3日占领香港附近的东沙岛，10月26日占领金门岛。这当然导致了和英法的矛盾，并通过外交途径提出种种要求。尽管如此，日本仍然于37年9月17日炮击了海南岛，英法方面判断日本有占领海南岛及西沙诸岛的意图。为此，英国驻日大使向日本方面表示海南岛有英方利益，对此英国无法坐视。法国驻日本大使亨利同样表示了对此的关心。10月27日，亨利再度拜会了日本外交官员，提出中法之间关于西沙诸岛的主权问题有争议，双方都同意搁置争议将来解决，意在制止日本对西沙诸岛的占领。日本对此含糊应付，但是表面上做出了对中国领土没有长久占领意图说明。
然而38年2月9日，英国驻日本大使克雷格再度拜会日本外相广田，指出日本对香港附近的岛屿占领的事实，要求日本将对中国领土没有长久占领的保证扩大到这些岛屿时，广田“勃然大怒”，声称现在日本无法提供这种保证，相反如果战争长期化，无论中国本土还是岛屿，日本将根据需要占领什么地方就占领什么地方，需要占领到什么时候就占领到什么时候。在最为瞩目的海南岛，广田还特意说明日本无法保证永远不去占领。和一般的外交场合相反，这次会见双方态度上的对立相当严重。这种情况下，随着日军向南方进攻，6月下旬法国驻英大使通告英国，在日本占领海南岛的情况下法国将采取行动，希望英国支持。7月3日英国接受了法国通告后，法国随即于7月4日由驻日大使亨利通告日本，法国已经任命了行政官，并派出了十几名安南（越南）巡警到达西沙诸岛，建立灯台，浮标，无线电台等，同时又表示尊重日本十几年来在这里进行的海产品以及矿产开采工作。日本于7月7日做出反应，要求法国从西沙诸岛撤退。同时，7月6日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也拜会了法国外长，重申以上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此后日法双方又有交涉，总之双方在西沙群岛上的立场相左，谁也不肯让步。日法两国在南海上（严格地说，台湾以南的范围）的明争暗斗可以追溯到1933年，这种情况下矛盾激化，多年的积怨确实无法短时间化解。于此同时，10月12日日军在南方登陆，开始进攻广东，10月21日广东沦陷，对法国冲击巨大。在谋求美国合作时法国向美国表示，法国已经难以维护在广东的利益，而且不能排除日本将来进攻海南岛的可能性。此后不久的39年2月10日日军开始了海南岛的登陆作战，证明了法国这时候的担心并非多余。
除了围绕海南岛，西沙群岛的争端，在援华问题上日法也多有矛盾。37年8月25日日本发布了切断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宣言后，当然要采取进一步措施切断中国其他的运输线路。9月27日，日本外交官走访了法国外交部，声称拥有确切情报表示大量武器通过法属印支（越南）流入中国，要求法国立刻禁止。法国以双方没有宣战，无此义务而拒绝。然而为了避免过分刺激日本导致法属越南遭致威胁，法国于10月16日通知日本已经决定禁止物资通过越南流入中国。10月20日，顾维钧得到法国通告后大为惊讶，立刻要求法国重新考虑。10月22日，法国内阁再度讨论了这个问题，虽然原则上决定了禁止运输，同时决定已经签订的合同仍然要执行。为了保密不刺激日本，法国请求美国驻法大使代为转达。另一方面，法国却又通告日本，将不允许通过滇越铁路向中国输出军火。当然，法国队这个自己规定的禁令阳奉阴违，物资向中国方面的输出并没有停止。
38年初，由于德国吞并奥地利，引发法国政坛震荡。4月10日，达拉弟内阁成立。达拉弟内阁右翼色彩浓厚，虽然因为慕尼黑协定背上了绥靖主义的恶名，对日本政策却相当强硬。在这种背景下，法属越南全面开放了对中国的军需品输出的禁令。4月22日，原本由河内到镇南关的铁路延长到了南宁，修建工作号称耗资一亿五千万法郎。对此日本当然不能满意。6月下旬，宇垣外相召见法国驻日本大使亨利，要求允许日方派员监督法国的“禁运”。亨利顾左右而言他，没有正面回答。
38年10月12日，日本在南方登陆，开始进攻广东，战火扩大导致法属越南也感受到了压力。面对日方指责法国允许中国士兵身穿便服通过越南北部调动，法国以无法和平民进行区分，中日之间没有宣战也无法禁止（平民的通行），即使是中国军队也没有禁止的义务回答日方指控。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后，日本也于11月3日发表了东亚新秩序的建设呼吁，其中有较强烈的南下意图。同时，日本对驻法大使发出训令，要求借助国际新秩序建立的机会，对于法国到目前为止的援华态度全面清算，对通过法属印度进行的军需运输工作提出严正交涉。38年11月11日五相会以上的坂垣陆相的“法国赤化”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下提出。
38年下半年以后，日本无法迅速战胜中国，侵华战争的长期化趋势已经很明显，对此感触最深的毫无疑问是日本陆军。切断各国援华工作对于日本的意义，不言而喻。此时列强中，苏联和日本是死敌，德国形式上已经禁止援华，实际上也相当收敛，英美尚没有大的动作，相对而言通融余地最大的就是法国（包括法属越南）的态度。同时滇越之间铺设有铁路，在各条线路上的运输能力/潜力最大。滇缅公路在高峰时月流量不过3-4千吨，滇越之间仅铁路月运输能力巅峰时期就达到了2万5千吨，自然要得到日本方面的特别关照。所谓的“法国赤化”，不过是在中国泥足深陷的陆军方面希望保留必要时对法国采取行动，迫使其切断滇越道路，切断援华路线的借口。
1938年11月11日的五相会议，最终达成了以下两点共识，
1 昭和13年（1938）7月19日以及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定为基础，促进日德意三国协定的迅速缔结。首先迅速致电大岛大使，参照德国提案，政府将迅速决定我方提案，并作为促进（协作）的基础；
2 协定当然以三国迅速缔结为方针。但是交涉进展，以同德意分别交涉，分别缔结，在合适时机两协议归一。
会议上，有田外相还作了以下发言：“本协定以苏联为主（主要目标），英法等加入苏联方面时也作为对象，但是并不以英法本身为对象。当然，法国赤化的情况下也包括法国。”
对这次会议，有田外相作了“非常安心”的感叹，并且在此决定的基础上外务省提出了具体方案，大致沿用以上原则，不过明确提出满洲国应该包括在内。然而和有田外相的安心相反，陆军对此仍然有不同解释，认为“以苏联为主”并不排斥针对英法。说到底，陆军还是不愿意放弃对英法施加压力，尽力促成英法放弃援华的立场。11月11日五相会议的决定通报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后，大岛浩对“不以英法本身为对象”提出重大异议。作为驻德武官，大岛浩长期接受军方训令，而作为大使的他此后却要接受外务省的训令。陆军和外务省在外交方面有重大分歧，其中内幕也不是他这个长期在外的外交官能够熟知的。他的感受很自然的就是，“如此重要的政策，为什么两三个月就变了？”实际上这并非日本外交政策的变化，不过是陆军和外务省的矛盾在大岛浩身上的一种体现而已。对于大岛浩的质询，外务省当然回电说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12月初的五相会议上，陆相坂垣再度作了“8月26日的五相会议决定，是以苏联为主要对手，并不排斥英法；11月11日的五相会议决议精神相同”的发言。此外的四相均表示反对，坂垣固执己见，没有达成任何决议。有田外相对于陆军相当头疼，但是也无可奈何。对于大岛浩的质询，也无法作出进一步的，有力的训令，反而造成了政局的动荡。
早在38年9月宇垣外相辞职时，近卫首相就透露了辞职的意愿。不过当时日本国内问题堆积如山，对汪精卫的劝降工作又正在进行中，国内外局势都不允许首相辞职。到了39年1月3日，近卫内阁终于总辞职，1月4日新首相平沼上台。平沼内阁基本上沿用了原近卫内阁成员，有田外相，坂垣陆相，米内海相等主要阁僚留任，藏相换人，就是原首相近卫也以枢密院议长的身份作为国务大臣入阁。有田外相一度也因为防共协定问题上困难重重，有辞职意向，在平沼做出“协定的对象应该局限于苏联，不应该包括英法，以这个方针善后。如果进展不顺利，大家一起辞职”的保证后同意留任。当然，这个时候有田是否已经心灰意冷，平沼对于外务省和陆军的矛盾是否有充分了解（这个承诺是否过于轻率），存在相当疑问。
平沼内阁成立后的1月6日，德国再度向日本和意大利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日本如何回答，为了了解军方的态度有田外相特地和陆军省以及参谋本部的少壮派官僚交换了意见，感受到以下两点，
1 协定针对英法看来无法避免。但是如果针对英法时援助局限于政治经济方面，武力援助视情况而定，军方或许能够接受；
2 对外，本协定仍然以防共协定延长的名义进行说明。
39年1月19日，日本五相会议重新讨论德国提案时，仍然意见不能同意。有田外相提出将上述两点加入秘密协定的建议后，终于达成了一致。有田外相对于这个方案有自信，认为能够得到德意方面的同意，同时强调再不能做任何让步。这种情况下，外务省派出了伊藤公使，陆军派出了一名大佐，海军派出了一名少将组成使节团，前往德意进行外交工作。1月25日五相会议决定了伊藤使节团的具体任务，并将以训令形式（内容冗长，将近10页）递交使节团。使节团于2月下旬到达柏林，但是他们的工作，并不顺利。
（土鳖扛铁牛）
外交毕竟是双方或者多方协商，一厢情愿是达不成任何协议的。这里将欧洲局势作一个简介，看看德意两国是出于什么目的和日本接近，又打算在其中得到什么利益。这样或许能更好理解日本对德意的外交工作。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政权的成立给欧洲局势带来了巨大冲击。纳粹政权挑战凡尔赛体制，通过国会纵火案强化纳粹体制等等。3月18日，英国首相麦克唐纳访问罗马，墨索里尼建议缔结英法德意四国条约对应新的欧洲局势。遭到法国反对后各方协商对具体内容进行了修正，7月15日正式签署。此后的裁军会谈等等，意大利也持有对德国友好的立场。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大利和德国关系有多么良好。在中欧局势上，意大利对于德国侵吞邻国奥地利的意图有十分的警惕。墨索里尼在1933年6月22日提出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合并，34年2月17日又和英法发表共同声明，尊重奥地利的主权，表面上看起来矛盾，实际上都是为了避免奥地利被德国吞并的外交努力。1934年3月17日，意大利和奥地利，保加利亚签订《罗马议定书》，尊重各国独立，保持友好关系，促进经济合作等等。34年5月1日，奥地利颁布新宪法，强调本国为基督教国家，排斥国内纳粹势力，遭到奥地利的纳粹分子敌视，7月25日总理道尔普斯因此被暗杀。这个时候意大利一方面增兵奥意边境防止德国乘虚而入，一方面在国际联盟和英法共同确认，签订过的保证奥地利主权协议仍然有效。这个时候的意大利和德国，仍然有相当距离。而为了能够和意大利共同抗击德国吞并奥地利，法国甚至将非洲一部分的政治经济权益转让给了意大利。
1934年12月5日，意属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边境发生冲突，事件愈演愈烈，发展到35年11月3日意大利武装入侵埃塞俄比亚，11月18日遭到国际联盟制裁。尽管如此，意大利仍然继续其进行侵略行为，并在36年5月9日宣布吞并埃塞俄比亚。6月30日，国际联盟结束对意大利制裁，事实上默认了对意大利侵略行为的无可奈何。期间英国法国虽然提出过一些妥协方案，本身即软弱无力，也没有被意大利接受。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这时候的英法还需要意大利这个盟友共同提防德国。
35年1月，德国通过公民投票收回了萨尔地区，3月9日宣布重建空军，16日公布国防军编成法，公然开始军备建设。对此，35年4月11-14日英法意三国在意大利北部举行会谈，商讨对策，约定统一行动。对此受到冲击最大的，当然是法国。在这个背景下，5月2日，法国和苏联签订了互助条约。
然而和法国的对德国强硬立场有所不同，英国对德国有一定的妥协，并单独和德国签订了英德海军协定，规定除了潜艇（45%）以外，目前仅仅吨位为英国海军35%德国海军可以达到英国海军的70%。实际上，这标志着英国默认了一战以后的凡尔赛体制的解体。但是此后里宾特洛甫赴英国担任大使，再度和英国谈判空军时，却没有得到英方的让步，反而导致了英德两国关系的紧张。1936年2月27日法国下议院批准了法苏互助条约，3月7日，德军进驻莱因地区，欧洲局势再度紧张。
36年1月15日，由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西班牙人民阵线成立，不久后取得西班牙议会多数席位。人民阵线本身共产党是否是主要力量没有定论，但是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当人民阵线取得议会多数席位，并组成阿萨涅左翼政府后，遭到了右派阵营的反击。36年7月17日弗朗哥指挥的摩洛哥军开始反叛，西班牙内战爆发。意大利空军立刻开始帮助叛军登陆西班牙，苏联了派遣了大量的义勇军前往西班牙。此后，意大利方面也在12月派遣了部队前往西班牙。西班牙内战已经不再停留在内战水平上，开始国际化。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立刻宣布不干涉，并同英国共同起草了草案，将不干涉的原则通知各国，希望各国响应。此后不久，包括德意苏联等不少欧洲国家都相继表示支持不干涉原则，不过不少带有各种条件。当然，意大利和苏联公开支持内战双方，本身就算不上不干涉了。36年7月25日，弗朗哥组织了政府性质的国防委员会，11月1日正式成立新政府，德意于11月8日迅速予以承认。在此期间苏联于10月7日指责葡萄牙，德国，意大利违反不干涉原则，11月28日的全苏维埃大会上苏联外长利托维诺夫发言指责德国意大利通过葡萄牙对弗朗哥叛军进行武器支援（前面提及，同一发言中也批判了德日之间的秘密协定）。西班牙内战一直持续到39年3月，其间弗朗哥叛军陆续得到各国承认。这期间伴随着德意日关系的波折。比如这期间共产国际以种种方式对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一方进行支援，一段时间内卓有成效，对德国即有所触动。36年7月共产国际大会上对波德意等的指责等等，也是促成德国和日本商讨如何共同携手采取措施对抗的原因之一。
在德日签署防共协定前不久的1936年10月20日，意大利外长奇阿诺访问了柏林，和德国共同商讨欧洲局势，达成谅解，成立了所谓柏林-罗马轴心。德意加强合作的一个重大问题，当然是在德国意图吞并奥地利问题上意大利的立场。在此前的7月份德国意大利多有磋商，最后的结果是双方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德国事实上承认意大利对埃塞俄比亚的吞并，意大利则承认奥地利的“德意志性格”，秘密附属协定中则开放了到目前为止对纳粹党徒活动的禁令。此后奥地利纳粹分子的活动立刻活跃起来，并进入内阁担任了内务部长。意大利已经默认了德国对于奥地利的吞并。10月份奇阿诺外长访问柏林之行中，德意共同的话题已经转移到英国。
在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后不久，英法，希腊，土耳其，南斯拉夫五国便结成了互助协定，目标显然是针对意大利。随着意大利侵吞埃塞俄比亚，国联废撤经济制裁事实承认后，五国相继也废除了互助协定。英国对意大利做出了大幅度让步姿态，但是因为地中海涉及到通往远东殖民地的航线，英国和意大利（墨索里尼视地中海为意大利生命线）仍有矛盾。为了迫使英国承认其在地中海的特殊地位，意大利也有同德国携手施压的必要。10月奇阿诺外长访问柏林，会见德国外长牛赖特后24日拜见了希特勒举行会谈。德国方面对英国多有指责，声称三年之内将完成对“民主主义国家”的战争准备，如果有四五年进行准备时机将更好等等。奇阿诺外长则向德国方面递交了“英国正在试图包围德意”的文件。德国方面向意大利透露了正在和日本进行防共协定的商谈，通报了包括秘密协定在内的具体内容。尽管和德国有所协商，意大利还是在11月26日和英国达成了地中海协定，并于37年1月6日正式签署。意大利和英国的接触，也没有停止。
1937年1月，德国空军司令戈林访问罗马；5月，外长牛赖特访问罗马；6月23日，德意两国同时通知英国，退出西班牙内战的国际不干涉监察委员会；9月23-24日，墨索里尼访问德国并会见希特勒，双方的关系愈发紧密。11月6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意大利以发起国的地位加入了德日防共协定（前文提及，目标实际上已经不再局限于苏联）。就在前一天的11月5日，希特勒对德国高级官员发表讲话，声称有必要将“生存范围”扩大到中欧。同样，意大利也借助这个协定的签署强化了对英国的立场。38年1月2日里宾特洛甫向希特勒提出的备忘录中提及有必要分散英国注意力，就提出了欧洲，地中海和亚太三个方面，因此主张强化同意大利日本关系。同时，37年10月23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时就同奇阿诺，墨索里尼等提及同西欧各国家的战争将不可避免，有必要签署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
欧洲局势日趋紧张，这种状态下德国于38年3月11日吞并了奥地利。3月11日，奥地利内阁屈服于德国和国内纳粹党徒压力，总辞职，纳粹内阁成立。新内阁当天夜里就“请求”德国进兵保护其安全（“请求”发出前，德军已经开始行动），13日总统辞职，职权转交纳粹总理；同一天德国和奥地利各自制定法律，通过的德国奥地利合并。这期间希特勒于3月11日给墨索里尼发出亲笔信，声称德国吞并奥地利的理由，询问屡次声明要保全奥地利独立主权的意大利方面的态度。12日意大利承认德国提出的各种理由，事实上承认德国对奥地利的吞并。13日，希特勒再度表明谢意：“亲爱的墨索里尼，我将永远不会忘记。”意大利方面回答说这是基于柏林-罗马轴心而做出的友好举动。德国吞并奥地利，标志着现在的意大利已经完全倒向了德国。
德国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捷克斯洛伐克。38年9月30日，慕尼黑协定签署，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一片坦途。以慕尼黑协定签署为契机，里宾特洛甫当面向奇阿诺递交了德国方面的有关德意日三国协定草案。10月27日，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和意大利方面逐字敲定协定文本，得到墨索里尼的认可，不过墨索里尼表示希望介于国内局势，明年3月份再正式签署。访问意大利途中里宾特洛甫再度表示三四年之内同“民主主义国家”的战争将不可避免，希望能够缔结军事同盟，墨索里尼再度以国内局势微妙为理由希望推迟。但是到了39年1月，由于欧洲局势变化（英法缔结军事同盟的流言不少）意大利方面态度转变，根据墨索里尼“希望1月下旬”签署的指示，奇阿诺外长同德国方面进行了协商。里宾特洛甫表示1月下旬日本方面的各种准备应该已经完成，预计问题不大，表示同意。1月6日，德国方面将条约草案同时提交意大利和日本，在意大利方面的要求下对协定原文中有关共产主义的字句进行了修改，原文为“决意强化欧洲及亚洲面临共产主义威胁的缔约国共同利益之保护”，改为“决意强化对于欧洲及亚洲三缔约国的共同利益之保护”后1月9日再度通知了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在这种背景下，迎来了伊藤使节团。
很显然，到目前为止德意方面的协商已经完全超出了反共的范畴，对于英国的顾虑已经超过了苏联。这种情况下东京还在企图将军事对抗的对象局限于苏联，避免和英法的冲突，注定无法为德意接受。伊藤使节团出访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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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驻德国意大利的外交机构对于德意两国立场自然有所了解，因此当伊藤使节团一行途经罗马于1939年2月下旬到达柏林，向驻意大利德国使馆出示了政府训令，并向驻意大使白鸟敏夫，驻德大使大岛浩说明仅在苏联或者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日本负担武力援助的义务；苏联不参加以及当事国没有“赤化”的情况下不进行武力援助后，遭到驻意大使白鸟敏夫和驻德大使大岛浩的反对。大岛浩认为这不可能被德国接受。白鸟敏夫和大岛浩于3月4日联名请求日本政府能够删除秘密了解事项（原文：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协同第三国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承担兵力援助义务，这个方针应当明确，为我方最为重视的条项）。外务省对此的答复，没有商量余地，不但没有改变的可能，而且在假定了上述方针会被德意接受后于3月13日的五相会议中提出了具体的执行方案。对此，陆海两相提出异议，认为1月19日决定的方针既然无法更改，首先进行对德意的交涉（等待交涉结果）当然绝对必要；如果德意不接受我方提案（两大使有此考虑，更应该慎重），能否提出妥协方案。有田外相表明1月19日的方案是在特殊情况下作出的决定，没有什么妥协方案的余地，任何修改都将事实上改变1月19日的决定。对于陆相坂垣能否进行些技术上的修正之疑问，有田外相回答说并不存在不更改1月19日决定的技术修改方案。外相陆相意见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平沼首相作了“大家都回去思考有没有妥协余地”的发言，没有得出具体结论。时间已经是3月中旬，日本内部尚没有统一意见，期望于1月下旬签订协议的德意两国之失望，不言而喻。
3月13日的五相会议后，外务省和陆海军方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案。外务省的修正案提出，秘密了解事项的第一项（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协同第三国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承担兵力援助义务）中，如果仅有苏联采取军事行动，删除意大利的参战义务。从这个修正案判断，外务省认定一度是反共先锋的意大利对于和苏联的对抗已经失去兴趣。陆海军的方案有细微差别，但是都要求删除秘密了解事项的第一项，即即使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缔约国受到攻击也应当承担参战义务。很显然，外务省和陆海军方案虽然有差别，都已经承认了苏联并非唯一的问题，陆海军方案甚至承认了不是最大的问题。3月22日晚上8点再度召开的五相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零点半，外务省陆海军为了自己的方案唇枪舌剑，最终决定以前下达的训令执行后如果不能得到德意认可，采取妥协方案，并于3月25日以训令方式下达。和1月19日有田外相的自信相反，训令中承认了现阶段日本和德意的立场有差别，盲目提出己方方案有可能遭致双方关系恶化。妥协方案中提出了以下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和第三国联合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进行兵力援助；不过苏联单独进攻的情况下，意大利可以保留兵力援助的义务；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缔约国受到攻击，应当根据缔约国的情况进行兵力援助的协商；
第二个方案，撤销原秘密了解事项的第一项（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协同第三国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承担兵力援助义务），但是有必要作以下规定：
1 以苏联为对象的情况下，当然进行武力援助；
2 其他第三国为对象的情况下，承认武力援助原则，但是鉴于帝国现阶段以及不久将来的情况，有可能无法有效实行。
3月22日五相会议决定新的方案后，平沼首相拜谒了天皇进行汇报。天皇询问了以下几个问题，
1，白鸟，大岛大使如果不遵从训令怎么办；平沼回答说将召回两人进行处理；
2，以上的内容能否变更；平沼回答说如果再有变故，不惜中断和德意的交涉；
3，关于无法进行有效的武力援助；平沼回答说将在细节中规定；
4，所谓的有效武力援助是什么；平沼回答说德意和第三国爆发战争，将无法保持局外中立，必须寻求武力以外的援助方式；出动军舰牵制第三国，为德意提供方便，但是攻击新加坡欧洲等是绝对不可能的举动。
以上的问答，很显然日本的目标也不再局限于苏联，开始考虑对英国作战问题。此次上奏后天皇非常少见地要求首相关于1，2两个问题提出备忘录。3月28日，五相连名提出文书上奏天皇。日本对外战争目标有明显扩大趋势，引起天皇高度重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日本内部纷争，自然影响到了驻德意外交机构的工作。大岛浩作为驻德武官，长期接受军方训令，成为大使后接受外务省训令，双方的矛盾已经对他产生过“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政策，两三个月就改变”的印象。由于日本内部对此意见迟迟不能统一，始终未能向驻外使馆发出过明确的训令，等到伊藤使节团带来明确训令已经是39年2月下旬。德国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此时吞并整个捷克斯洛伐克也迫在眉睫，迫切需要签订协议牵制英法尤其是英国。仅仅针对苏联的方案，对于德国毫无意义。里宾特洛甫屡次劝说大岛浩将英法纳入军事对抗的对象，到了39年3月，由于迟迟没有日方明确答复，德国开始对日本的诚意产生怀疑。
3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解体，不久后被德国吞并。3月25日，东京才向日本驻德意大使馆发出新的训令（如前所述）。
大岛浩收到训令后立刻奔赴罗马，同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商谈。训令中明确提出首先向德意提交伊藤使节团的携行方案，如果谈判不成再看情况提交3月22五相会议的妥协方案。但是二人商谈后，认为和德意达成协议有绝对必要，便自作主张于4月2日直接向德意提交了日本的妥协方案。日本最为重视的问题，自然是战争对象的扩大问题，在伊藤使节团携带的方案中明确规定“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协同第三国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承担兵力援助义务，这个方针应当明确，为我方最为重视的条项”。两大使直接提出妥协案，当然是认为这个方案无法为德意接受，徒然招致关系恶化。尽管如此，这毫无疑问是对日本政府训令的违背。
日本的妥协方案倒是迅速得到了德意的认可。4月2，3日，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分别询问白鸟敏夫和大岛浩，万一（德意同英法）战争爆发，日本是否确定参战，得到两人肯定答复。4月4日，希特勒召见大岛浩和意大利驻德大使，“尽管有种种不满”原则上承认了日本的诚意，并要求日本删除秘密了解事项（即将军事对抗对象局限于苏联的规定）。
两大使有关参战的表态，遭到外务省的强烈批判。有田外相措辞激烈：“两大使任意曲解了本省训令，独断专行。”对此大岛浩表示：“负有参战义务同事实上参战是两回事。”无论双方如何争论，大岛白鸟对于德意的表态在日本国内引起巨大波澜。按照平沼首相上奏天皇时的表态，两人固执己见不肯按照政府训令执行时应该召还本国进行处置，并看情况中止同德意的交涉。但是在4月8日的五相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再度遭到了陆相坂垣的反对。和有田外相更正两大使的表态相反，坂垣以“将招致两大使的愤慨”，不如认为是两人行为过分，想办法“擦屁股”进行反对。 结局，陆相的意见被采纳，发出了要求间接取消两大使声明的暧昧训令，将协定中的“参战”解释为“支持”或者“援助”，武力援助也被规定为“现在和短期内无法实行的范围内”。虽然是煞费苦心调整措辞，发出的训令却是连有田外相自己都“稀里糊涂”。4月14日的五相会议，有田提议中断和德意的交涉，遭到坂垣强硬反对。平沼首相上奏天皇时提到的必要情况下召回大使，中断交涉，没有一条能够实现。
与此同时，就在4月14日前后，德国方面已经向日本方面对于协定作出了新的解释，内容为
1 条约是防御性质，出于和平目的，并不以任何国家为对象；
2 本条约是出于对共产国际渗透作用的防御目的，源于苏联的共产主义对和平是一种威胁；
3 本条约并非是出于美英法任何一国攻击缔约国的考虑；
4 缔约国中的一国受到非挑衅行为引起的攻击时，遵守条约规定。
对此，4月24日日本做出以下答复（有田外相：“明知没用，还是发出了训令。”），
1 法国，英国，如果可能将美国排除出本条约对抗对象；
2 对苏战争除外，日本将无法进行有效援助；同时日本保留参战宣战自由。
同时，有田外相要求召回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和驻德大使大岛浩。对此陆军方面似乎受到刺激，要求删除秘密了解事项（即将军事对抗对象局限于苏联的规定）。4月25，27，28日连日召开五相会议讨论这个问题，没有达成任何决议。其间里宾特洛甫访问罗马，首先召见大岛浩，大岛浩急电东京询问政府态度。这种情况下，平沼首相决定亲自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出信函，并在4月28日的五相会议上探讨内容。其中“日本不应采取中立态度”一句，遭到外相有田八郎，海相米内光政的强烈反对。几经磋商，5月4日通过德意驻日本大使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发出了首相信函，承诺在没有苏联参加的情况下也将进行政治经济援助，并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军事援助。同时声称现阶段虽然无法立刻进行有效的军事援助，随着时间的发展如果形势允许，将乐意提供此等援助。这个信函内容虽然是平衡了各方意见，相对而言更倾向于陆军的意见，被认为是陆军的胜利。第二天正在前往意大利途中的里宾特洛甫电话大岛浩，询问在得意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日本即使不能有效进行军事援助是否也会加入交战关系，大岛浩进行了肯定答复。
然而日本方面整体上态度犹豫，并没能瞒过德国方面。1939年3月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波兰，已经是路人皆知。就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3月，德国即向波兰施加压力。3月底，波兰拒绝德国要求，进行军事动员；4月28日，德国废除1934年1月26日签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有关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4月3日，凯特尔元帅提出备忘录，4月11日希特勒下达作战指令，基本上确定了9月1日入侵波兰的计划。德国吞并奥地利前后还要顾虑意大利方面的态度，入侵波兰前自然不能无视波兰的最大邻国苏联。日本的暧昧态度，自然同德国的急迫计划格格不入。4月20日的希特勒生日祝贺仪式上里宾特洛甫就曾经暗示过如果和日本不能迅速达成协议，德国将不得不同苏联缔结协议。紧迫的欧洲局势最终使得德日之间产生了裂痕，但是日本方面无论是外务省还是陆海军，对此都没有十分的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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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尤其是英国的对德绥靖政策以1938年9月30日签订的慕尼黑协定为标志，到达顶点。张伯伦首相回到伦敦后发表了这是“和平保障”的讲话。英国和意大利之间的关系，也在1938年1月16日的共同声明的基础上（英国承认意大利吞并埃塞俄比亚，意大利从内战中的西班牙撤走“义勇军”）保持相对友好。但是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成立亲德政权，斯洛伐克（于10月7日）等地区成立自治政权，波兰和保加利亚等也趁机挑起边界纠纷，派兵进驻捷克斯洛伐克领土，捷克斯洛伐克被分解的命运已经注定。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关系恶化，1938年意大利废除了1935年1月7日签订的法意协定。1939年2月2日在意大利外长奇阿诺对里宾特洛甫的说明中，除英法军事同盟（流言广泛）外，就列举了法国的战争倾向以及美国军备增强为理由。同英国的关系也因为西班牙内战等问题无法达成进一步共识，2月以后再度走向对立。
这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解体。3月14日，斯洛伐克宣布自治，15日同德国签订协议，请求德国保护，德军开始进驻。本来以慕尼黑协定为“和平保障”的英法自然大受刺激，对德关系再度紧张。为了对抗德意，两国采取了和苏联接近的政策。早在39年1月初，意大利就表示了希望于1月底签订三国军事同盟的意向，由于日本方面迟迟没有明确态度而未能签订。欧洲局势的紧张使得意大利已经无法再拖延。3月6日，奇阿诺外长的日记中就写下了日本距离遥远，神经过敏，意见多变，真的能参与欧洲政治等疑问。此后的交涉中由于日方关于参战问题一直没有明确答复，墨索里尼甚至做出了日本的参加与其有利不如说有害的思考。德意双方历经磋商后，1939年5月7日里宾特洛甫访问意大利时双方决定强化德意轴心（已经无法等待日本），并通过电话中得到了希特勒可以公布的批准。
5月22日，德意友好同盟条约正式签署，即所谓的“钢铁同盟”。在此期间的4月份，德国承认意大利的地中海特别地位，意大利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德意吞并欧洲系列国家，始终担心英法尤其是英国的反应，为此在欧洲，地中海，远东分散英国的注意力一直是德国外交努力的方向。然而日本始终不肯在苏联方面松口，希望将英法排除在对抗范围之外，三国同盟始终无法实现而变成了德意轴心，也只能说是合乎情理的结局。
与此同时，德日交涉仍在继续。1939年5月初，根据里宾特洛甫的要求，日本驻德外交官员同德国外交部的条约局长高斯协商后，关于秘密了解事项（仅在苏联单独或者协同第三国攻击缔约国的情况下，承担兵力援助义务）达成了初步协议，被称为高斯方案。高斯方案一共提出了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的细节已经难以查证，唯一清楚的是关于德国方面提出的发动战争的条件，陆军主张接受，海军（以及外务省）主张删除。第二个方案措辞有所缓和，仍然回避苏联不参战情况下一旦战争爆发，日本参战义务问题。但是从种种迹象看，第二个方案似乎没有给予考虑，日本内部讨论的仍然是较强硬的第一个方案。5月6日下午两点，坂垣陆相前往有田外相官邸为此商谈，中途连休息吃饭都没有一直商谈到晚上9点半，仍没有达成一致。同时坂垣又亲自拜访了海相藏相进行劝说，仍然不能说服（大家接受高斯第一方案）。5月7日的五相会议上尽管平沼首相全面支持陆军方面，陆相同外相海相的对立仍然不能消除。此后经过和陆海军统帅部交换意见后，5月15日的五相会议上总结了陆军海军方面的对立点，对于武力援助的适用范围进行了
1 仅仅针对苏联；
2 英法加入苏联方面（39年4月后，为了对抗德国独霸欧洲的企图，英法开始同苏联方面接触）；
3 苏联加入英法方面；
4 仅仅是英法，
海军对此的意见一向是，1，2的情况下无法回避战争义务问题，3的情况下尽量回避，4则应该回避。然而此时，海军承认了3也无法回避战争义务问题，4则应该绝对反对。陆军原来的意见是四种情况下均无条件参加，此时改变为4的情况下承担义务，但是保留行动。日本判断，德意和英法之间爆发战争可能性已经相当大，因此具体采取何种方式参战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陆海军的尖锐对立，就是在这个问题激化的情况下爆发。面对海军方面的质疑，陆军列举了以下原因作为积极参战的理由，
1，可以改变英美的对华援助政策。海军方面的意见，加入三国同盟后为了牵制日本，英美将强化对蒋援助，并有可能通过苏联力图拖延“支那事变”的解决；
2，可以促使中国改变抗日容共政策。海军方面的意见，判断英法苏美将强化对华援助，适得其反；
3，签订协议后，面临英美的经济压力可以从德意取得物资援助。海军判断，无法期待大规模的援助；
4，中国新政府（汪伪政府）树立后，可以从德意获得援助。海军认为，这个问题无关紧要。
显然，和陆军方面“签订协议后日本得利巨大”的看法相反，海军方面认为和付出的代价相比，得到的利益微不足道。
这里简单谈一点赵括对于陆军提出的四个问题的看法。很显然，后面两个是凑数，前面两个才是真正有意义的核心问题。而这两个核心问题，全都是涉及到侵华战争的问题。如果把谈论的范围扩大一点，对于日本和各国而言，双方的关系是否良好，仅仅是第二位的问题，第一位的问题是关系是否重要。而恰恰在这个第一位的问题上，公平地讲，日本同德意远隔万里，互不接壤，既没有因为侵华战争引起的巨额财政负担问题（1939年日本财政收入1/4被用为为军费支出，12月31德国驻日本大使给柏林的报告中声称由于侵华战争，日本已经出现粮食和其他物资供应困难，物价飞涨，预计阿倍内阁将在1月中旬前倒台等等），贸易额也无法同英美相比，也没有战略物资的输入问题（几乎全部由英美及其势力范围输入）。日本同德意之间外交关系的重要性和中英美苏相比，毫无疑问无法同日而语。反过来，德意的根本利益在欧洲，也不可能因为一个万里之外的，对于欧洲局势影响不大的“盟国”就忽视英法苏联等欧洲大国的存在。因此在日本同德意交涉途中，双方都受到种种牵制，同床异梦甚至各自拆台，毫不奇怪。日本和德国是以防共协定开始的外交合作，到目前为止这个合作在日本方面基本上还是“实心”的，在德（意）方面早就成了挂羊头卖狗肉，对抗目标指向了英法。不久后的8月23日，在诺门坎战役期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两年后的41年，当德国真的把矛头对准苏联的时候，日本却又对准了英美。其间曲折仍然有可圈可点之处，但是说到底不过是双方利益不同，表面上的同床拧不过实际上的异梦而已。
言归正传，日本方面陆海军几番争辩后，终于在5月19日一致同意“德意同英法等苏联以外的国家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当然要站在德意一边，但是不能无条件地负担武力援助的义务。因此对英法战争的情况下具体采取什么措施要看情况而定”。然而具体措施，仍然没有定论。
5月20日五相会议上，关于德意和英法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问题，外相有田，陆相坂垣，海相米内再起纷争。有田表示应当取消大岛浩对里宾特洛甫做出的无条件参战表态，坂垣认为这将显得日本没有诚意表示反对，米内则认为正面取消有困难，不妨采取策略从侧面取消。面对三方的各执己见，平沼首相也无法决断，仅仅决定在不包括苏联的欧洲战争中不应该无条件负担武力义务，对外的训令则委托给首相/外相起草。这个训令含糊地表示“不包括苏联的情况下日本是否参战将视情况而定”，不但引起军方（陆海军）不满，也遭到大岛浩本人的反对。5月22日大岛浩电报东京，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将徒然导致德国对日本的不满。同时5月20日，日本驻意大利大使白鸟敏夫也电告东京，表示对政府不满，认为这种方案在德意方面失去意义，难以被对方接受。同时白鸟敏夫表示日本的拖延将导致德意外交政策的转变，可能促使德意达成和英法甚至（卑职屡次提及过的）苏联方面的妥协，无论哪种情况都对日本不利。
这里顺便评论一下白鸟敏夫其人。此人作为日本少壮派外交官的代表，确实有一定的真才实学。33年当时他在外务省任职，已经小有名气，被少壮派推举希望能够被任命为外务次官。但是因为观点“另类”，被外放瑞典担任公使。为此当时担任外务次官的有田八郎辞职表示抗议，也跑到荷兰担任公使，不惜自降身份，二人那时堪称莫逆之交。此后白鸟敏夫历任欧洲外交官，对欧洲局势尤其是苏德之间的关系有较为准确的把握。例如此后的7月间曾电告东京“已经有把握确定德国将同苏联结盟”，堪称老谋深算。然而东京外陆海三方面争论不休，他的准确判断也终无用武之地。
尽管收到了白鸟大岛大使的反对意见，东京仍在为措辞问题争论不休。比如陆海军有关部门于5月27，28日举行会议，一共探讨了14个小时，仍然无法达成一致。28日，只能首先就达成一致的部分提出了备忘录。在此基础上，6月3日的五相会议加入了首相外相的修正意见后5日被正式决定，向白鸟大岛两大使发出训令电报，内容冗长。然而在没有苏联参加，欧洲爆发战争情况下日本是否参战的核心问题上，却没有明确意见。实际上这个训令不过是国内各方意见的妥协，缺乏明确意见，外交上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尽管日本内部对此屡次争辩煞费苦心，当然被德意方面拒绝。6月16日里宾特洛甫在和大岛浩的会谈中表示如果接受日本的种种“保留”，德国也不得不做出自己的保留，那么德日交涉完全失去意义，成为肥皂剧，以及其他不满。大岛在这个会谈后认为要么日本放弃种种“保留”，要么中断对德交涉，提出其他方案已经没有意义。在此期间，5月12日同苏联爆发诺门坎之战，6月14日同英国爆发天津租界危机（8月21日，交涉决裂），7月26日美国突然宣布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白鸟敏夫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天津租界危机必将导致英方报复，类似事件将频发，“应该明白对英国改善关系基本上无望”，同时如果欧洲局势照此发展“已经有把握确定苏德将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希望东京迅速决断。坂垣也提出为了迅速解决诺门坎之战，希望立刻同德国签订协议。8月8日，五相会议再度召开时坂垣强硬主张迅速同德意签订协议，然而鉴于同英美关系迅速恶化，一旦同英法苏美开展80%的任务将由海军承担，“没有胜算”的回答下自然无法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8月21日德国突然通告日本，苏德将在8月23日签署互不侵犯条约，虽然是对日本的强烈刺激，对于这种喋喋不休又没有尽头的争论，何尝又不是一种解脱。8月28日，平沼内阁总辞职。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为标志，德日之间的所谓同盟已经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