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李广、卫青、霍去病小议(一) -- 菜刀也是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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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有位长辈在92年说过类似的话。

        一个人要能做点事,就得上下都说你好。卫青能够有这样的才能,有这样的心胸,极为难得。

      • 家园 【原创】李广、卫青、霍去病小议(三)

        二、一个幸运的天才(下)

        (五)直捣茏城

        史书说:(匈奴)五月,大会茏城,祭其先、天地、鬼神。所以,茏城并不是真正的城池,除了这个季节,去那里很可能一无所获。卫青首次出击大约在BC129年的春季。资治通鉴上把五月视为夏季,不知道汉代是怎么分的。卫青去的时候,这茏城应该还没聚集太多的人,否则战果绝不止于数百。大概一些做前期准备工作的巫师倒了大霉。

        既然茏城不是一座城池,其地点也不可能完全固定。网上有说茏城在外蒙的。这个不太可能。卫青是从宣化(上谷)一带出兵的,而且这是他第一次领军作战,也是汉军第一次远征匈奴,一路杀到外蒙的地界不太可能。何况在右贤王被突袭前,匈奴对汉军的远征能力一直没有清醒的认识,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一次汉军并未深入过远。更重要的是,史记匈奴列传中说,这四路人马“击胡关市下”,也就是出击的方向和作战地域不可能背离边境关市太多。

        这一次,汉军四路出击,最西的公孙贺没有遇到敌人,从雁门和大同附近出击的两路都遇到了匈奴主力。这说明当时匈奴集结在现在内蒙的乌兰察布盟一带。与匈奴互市的地方也应该在匈奴频繁出没的地区,也就是这一带。从地图上看,这里有北京军区的朱日和合同训练基地,有神舟飞船的回收地阿木古郎牧场,有一条河流过,南边是呼和浩特和集宁。从这些地名和地理条件来推测,汉代,这里应是水草丰茂,适合放牧之地,而且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和牲畜以便举行重大集会。同时,在交通条件上,也方便匈奴人南下到达汉开设的关市进行贸易。如果以卫青的出发地到阿木古郎牧场的距离作为半径,向北,向东,则分别是浑善达克沙地北部边界和地处内蒙与辽宁和河北交界处的赤峰一带。前者听名字就知道容不了太多的人在那里集会,后者距离汉境和东胡的活动区过近,且大大偏离匈奴领域的中心地带,散布各地的匈奴贵族不太可能聚集到那里举行祭祀活动。

        所以,搞不好现在38军去朱日和演习就是在重走当年卫青奔袭的路线。如果卫青奔袭朱日和阿木古郎牧场也正好是打击了南下迎击公孙敖和李广部的匈奴主力的后方。

        (六)七伐匈奴

        卫青第一次出击,避实就虚,看上去好像捡了个便宜。但第二次,他带领三万骑兵从雁门出发。从卫青后来几次出击的规模来看,三万骑兵是当时汉军骑兵部队主力的规模,而且一年前,李广在这个方向上吃了亏。因此卫青重新走这条路线带有明显的寻找这一带的匈奴主力决战的意图。史书对于这一次出击的记载很简单。从战果和后来的态势发展来看,这次作战效果有限,确认的战果是“数千”,而且匈奴在这个方向上的威胁并没有完全解除。但是从接下来主战场暂时西移来看,此次出击还是使匈奴受到了一定挫折,并且足以使汉判断可以把注意力移向其他方向。

        第三次,卫青从云中出发,一路向西打到了内蒙巴彦卓尔盟杭锦后旗一带(行军的距离虽然比较远,但深入的程度同第一次差不多),斩首2300,俘虏3017,另有马牛羊数十万头,打跑了白羊和楼烦。从战果上看,卫青这一次捕捉到了匈奴的部落,所以能俘获人口和牲畜。白羊和楼烦是被匈奴吞并的部落,并非嫡系,估计一见此地变得万分凶险,也就游到别处去了,不会留下替单于跟汉军拼命。这样,汉就此收复了河套地区,并进一步向北蚕食。

        第四次北伐是为了巩固第三次取得的胜利果实,打击骚扰朔方的右贤王。这一次出征,张骞开始担任向导,汉军也刷新了在漠南的深入作战的记录。卫青先是从高阙出塞六七百里(已经深入现在的外蒙了),夜围右贤王,右贤王逃了之后又追出数百里,这回深入达千里以上了。此战抓到了大量匈奴贵族,还俘虏了一万五千匈奴部众。史书的说法是男女,只有这么一次用了男女,说明这个数字里包含了大量女子,应该还有不少老人和孩子。夺取牲畜数十百万(也有数千百万的说法),这个数字不知是指数十万到上百万还是数千万,但右贤王那点家当估计差不多都在那儿了。这一次,卫青虽然采用了包围战术,但匈奴骑兵的机动力太强,精骑还是差不多都跑掉了!没有明确记载右贤王的兵力损失,估计此战右贤王部下战死的并不多(遭到夜袭,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所以如果不是分散逃走,就是被俘,很难组织起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但此战之后直至BC119年的决战,再没有右贤王什么事了(没有参与军事行动或者成为主要攻击对象的记载),说明这一战还是让右贤王伤了元气的。

        第五次和第六次北伐的出发地重新回到了东部的定襄。先砍了数千个脑袋回来。应该是战略目的没达到,一个多月后再次出击,砍了一万多个脑袋。不过这一次苏建遇到了匈奴的大队,三千多人大部分战死,最后的将近800人还被赵信带着投降了。所以虽然卫青的确认战果空前辉煌,达到了一万九千(苏建部全军覆没,没有脑袋带回来清点,他们的战果应该没有计入),还是受到了这次战败的拖累,没有加封。

        匈奴的另一个大煞星霍去病在这一年横空出世,他带着800精骑抛开大军数百里,斩杀匈奴2028人(相当于通常数万人出击才能取得的战果)。

        此后四年的时间里,卫青暂时被“闲置”。这段时间里,霍去病表现抢眼,超过卫青,成为汉打击匈奴的首选。张骞和李广得到一次独自表现的机会,不过曾担任向导的张骞竟然“行留”,看来他不是领军之才。

        卫青决战前的两次远征已经给匈奴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使匈奴失去了在漠南与汉军正面对抗的自信,退向冬季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漠北,导致整个部族开始衰落。匈奴全盛时期虽然有控弦之士三十多万,但他们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就像南方的周、秦、汉一样,匈奴只代表统一的中央权威,并没有统一的民族成分,一旦这个中央权威被削弱,控制力下降,政权就会陷入割据、分裂甚至改朝换代。匈奴在军事上受挫之后北迁,虽然短时间内远离了汉朝的军事威胁,但是其游牧经济不可避免地遭受了严重的影响。牲畜和人口一方面由于缺乏资源,繁衍能力降低,另一方面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大量损失,维系匈奴王庭权威的嫡系力量不断削弱。尽管后来李广利战败后,匈奴对汉在军事上一度恢复均势,但是其内部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方,东胡势力逐渐复苏,以乌桓为代表,不断发动攻击;南方,吞并的楼烦和白羊不知去向,归附汉的叛逃部族开始崛起;西方,乌孙脱离匈奴,并开始与匈奴争夺西域北部的控制权;北方,一度被降伏的丁零也开始南下进攻匈奴政权。这个统一的草原权威的势力开始瓦解,那些能够与削弱了的单于嫡系部族对抗的部落开始与匈奴单于逐鹿于蒙古高原之上。

        卫青和霍去病最后决战的胜利给卫青的军事生涯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也使匈奴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上面的恶性循环之中,这些军事胜利的蝴蝶效应最终导致中国北方的游牧权威的更迭和西方一个伟大的文明遭受空前的浩劫。

        (七)伤亡问题

        前面提到过卫青对待部下是很好的。卫青的部队的伤亡其实也是很小的。七次远征,史书中只提到过第三次、第六次和最后决战的伤亡。其他各次的伤亡一般一定小于取得的战果(而且应该很小,否则一般会对伤亡有所提及),否则不但没有战功,还有罪过。比如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和第五次就应该属于这种情况。

        收复河套之战,史书中记载了一个夸张的说法,就是刘彻说的“全甲兵而还”,就是零伤亡!这个可能性实在太低,但伤亡显然还是非常少的,所以刘彻有把牛吹得满天飞的条件。

        元朔六年的第六次远征,至少损失了苏建部的三千多人。卫青这一年没有加封的原因是:损失了右前两军,赵信叛逃,军功不多。事实上,这一年发动的两次进攻一共确认歼敌一万九千人,给匈奴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迫使匈奴采取退避防御的战略。不过这一年既没有占领什么地方,也没有获得大量人口牲畜,一万九千的杀伤还要平衡赵信叛逃的因素,再除去记在霍去病和郝贤头上的功劳(四千多),再减去不少于三千的伤亡,所以成了“军功不多”(但还是有军功的)。而且单以第六次征讨的战绩来看,卫青也并没有任何罪过,也就是说,第六次的一万多人的战果扣除上述因素,仍然能够使卫青获得一定的战功。

        资治通鉴在这一年的记载中说:“是时,汉比岁发十馀万众击胡,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馀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这是说汉的总损失巨大,并不是卫青一个人出战的损失(他一生的战果才五万出头,他的总损失不可能超过这个数字),而且“士马”该如何理解?下面马上要提到,汉对战马的损失也是很重视的,这里不排除有人数+马数的可能性。

        最后一次决战,卫青的战斗损失大体不会超过三成。他的战果主要分两阶段取得:决战战场和追击中。决战中的伤亡数量不容忽视,所以记载了“大当”,就是说杀的数量跟损失相比差不了太多。这个阶段的杀伤绝对少于九千,所以损失也要少于这个数字。追击中的杀伤是一万多,没提过伤亡,所以应该是很少,没有记载的必要。加在一起,损失应在万人左右。

        史书中特意记载了战马的损失,出塞十四万匹,回来不足三万。这个记载即说明了汉对战马的损失的重视,也是为了给后面提到缺战马(没说过缺骑马的兵),不能继续进攻作个铺垫。不过马损失的数量是远高于人损失的数量的。两路一共才十万骑兵,如果损一马代表死一人,连根骨头都回不来。这里有个问题要注意,后世的蒙古骑兵在长途奔袭时是一人配多匹战马的,而此时的汉军骑兵只是一人一马,这匹马不但要负责长途负重奔袭,还要进行作战,还要驮着人回来,就算没有过劳死,还有一句“射人先射马”等着呢。所以,出塞的汉马损失了十一万多匹,但是,汉军一共只损失了20000-30000(又是一个士马死者十余万)。

        总的看来,卫青的部队一直以较低的伤亡消耗着匈奴的有生力量,掠夺着匈奴的经济资源,作战效费比很高。

        (八)李敢刺杀卫青案

        霍去病杀死李敢,这是不对的,史家也从来都持否定态度。但是霍去病杀死被害人李敢的原因是李敢之前击伤卫青。在评议李广的部分里已经说了,卫青对于李广的死是不负有任何责任的,但是李家人对卫青有怨恨也可以理解。怨恨归怨恨,击伤是击伤,李敢的过激行为将矛盾升级了。

        古代中国以礼入法,尊卑秩序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从现在来看,这是皇帝为了确保自己世袭统治地位稳固所必须的秩序,在当时来看,则是社会普遍认可的观念。地位高的人相对于下级拥有很多特权,下级冒犯上级则是不可容忍的(否则,引申开来,推翻皇帝将可以合法,或者不是那么大逆不道)。“十恶不赦”这个成语源自“十恶”,南北朝的时候叫“重罪十条”,犯了这十种罪名的人是不可以适用任何减免刑罚的规定的(所以叫“不赦”)。北齐律规定:“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此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其中的第九条:不义,就包括攻击本府(州、县)长官。在汉代虽然还没有这样系统的规定,但南北朝的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是与汉一脉相承的,重罪十条的思想在汉代开始推崇儒术之后(甚至可能更早)就开始酝酿了。依据这样的思想观念,下级冒犯上级所受的惩罚会比普通人之间同样的行为应受的惩罚重得多。

        李敢袭承李广的职位,作了郎中令(后来的光禄勋),名义上负责守卫宫殿门户,属于九卿。九卿虽是高级官员,但够得上九卿的人太多了(好比现在的省部级官员,也多着呢),而且这是行政职务,真正代表地位和实惠的是爵位。从李广生前的不满来看,郎中令在长安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而卫青同志,那是三公之一。三公是指宰相(行政)、御史大夫(司法和监察)和太尉(军事)。当时没有设太尉,对应的权力先是属于大将军,后来又交给特设的大司马(这个职位后来还拥有了行政权),也就是说,卫青和霍去病实际上就是太尉。当时整个汉帝国,他们头上只有皇帝,而平级的只有两个人,同时,他们都是侯(当时异姓不能封王,侯是最高爵位)。因此,大司马卫青虽然不是郎中令李敢的直管上级,但是行政级别整整高出一等。李敢击伤卫青是典型的以下犯上行为。

        卫青被李敢击伤之后,假如他把这事捅出来,李敢肯定会遭受非常严厉的惩处,但这样做无疑会激化卫家和李家乃至不同的小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李敢的女儿嫁给了卫太子,儿子也跟卫太子很亲近,李卫两家本来以卫太子为纽带,处于相同的大的政治利益集团)。但他并没有声张,说明他人品好,而且他能够为整个国家的政治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一点,热衷仇杀的李敢和霍去病都不如他)。

        霍去病杀李敢的事另外再说。

        (九)卫青的最后一战

        现在再回头讨论他的最后一战不太符合逻辑顺序,不过我还是觉得以对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争的讨论作为结尾比较好。

        上天真的很厚待这个军事天才,给他机会脱离奴隶的行列,给他机会被皇帝注意,给他机会施展才华,最后,在他的光芒被后起的霍去病掩盖的时候,没有让他的军事生涯终止于与左贤王无休止的厮杀,而是利用一次情报错误,使他成为汉朝第一个击败匈奴单于的将军。

        不知道卫青出塞后得知当面就是单于时的心理活动情况。史记的李广列传里提到卫青“乃自以精兵走之”。从这个侧面描述来看,卫青挺兴奋。

        兴奋归兴奋,卫青还是很稳重的。他不仅带上了骑兵主力,而且还有战车部队。直扑单于而去的时候,带上步兵是不可能的,但是马拉的战车可以跟随骑兵突进。

        接战的时候,卫青的指挥大概可以作为教科书上的典范了。赵信预想的直接抓俘虏的场面虽然没有出现,但是汉军远来,匈奴以逸待劳,这时的态势对匈奴确实是有利的。卫青首先是武钢车环以为营,稳住阵型以便刚刚完成长途行军的部队能得到休整,随即派出五千骑兵进行试探性进攻。谁也不会指望那五千人能击败单于的主力,但这种试探进攻一方面使匈奴无法直接突击卫青营地,另一方面逐渐消耗匈奴的锐气,同时,这支骑兵只占汉军骑兵的九分之一,可以搞翻车战,这在对体力消耗极大的冷兵器时代很重要。接近傍晚时,单于仍认为汉军“士马尚强”,可能也有这个因素。

        关于双方的兵力对比,虽然史书记载后来:“单于视汉兵多,而士马尚强,战而匈奴不利”,但是并不代表汉军对单于的部队有兵力上的优势,只是说汉军绝对数量多。单于也是有备而战,他有充分的时间集结部队。既然他主动列阵等待汉军前来决战,说明他在兵力上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另外从单于以近一万骑兵接战五千汉军也可以看出匈奴在兵力上的优势。

        我认为,如果不起风沙,卫青的战绩应该会更好。但是在漠北,水草稀疏,上万匹战马奔驰了大半天,破坏了土地的表层硬壳,傍晚起风时极易引发沙尘暴。这一点在今天的伊拉克也得到了验证。飞沙走石中,两军不得相见,比黑夜到来还糟糕(西北和东北一带应该有不少人领教过类似天气)。“单于视汉兵多……”都是在其沙尘暴之后的是,与前面两军不得相见矛盾,可见,这时单于只是认为汉军实力强,这样打下去,自己的生命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单于顺利突围,汉军伤亡与匈奴大致接近,以及匈奴余众能够散走,都是拜沙尘暴所赐。沙尘暴并没有给卫青带来好处,卫青只是及时应变,不让这种天气给自己带来坏处。

        等卫青发现单于已经逃走之后立刻派出轻骑追击,紧接着收拢部队,不再与匈奴残余部队纠缠,尾随追击。可见伊稚斜单于在这生死攸关的一刻判断得何其准确!卫青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猎杀单于,其他的都在其次。所以伊稚斜先走一步,而且一定选了一条颇不合常理的路线,不但汉军没追到他,连匈奴人自己也很久都找不到他。

        卫青虽然没抓到单于,但他接下来干的事情对于匈奴来说可能比死了单于还严重:三光赵信城。赵信汉化得很严重,筑了一座城,还在里面储备了大量物资。生产力不发达的匈奴积累点物资是很不容易的,而且在漠北,自然条件恶劣,灾害频繁,牧业产出下降,(可以看一下外蒙的卫星地图,再温习一下草原小姐妹的故事)这城中的储备对匈奴部族的生存非常重要(很可能就是单于直属部众的储备)。卫青去了,在那里吃吃喝喝一整天,临走,带不走的全烧了。卫青以这次对匈奴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三方面都有沉重打击的决战结束了他的军事生涯。

        卫青的车骑协同战术可以为还不能完全适应在大草原作战的中原骑兵提供物资供应和坚强的防御能力,同时又不会严重拖累骑兵的机动能力。根据对决战过程的描述来看,卫青仍然比较重视部队阵型、队列。战车由于左右武器配置不同,加上自身性能局限,交战时连转弯的方向都是固定的,而步兵也需要保持精心安排的阵型才能充分运用各种兵器,相互配合作战,因此,对于战车和步兵来说,阵型和队列是非常关键的。不过,对于骑兵这种机动性极强,充满野性的兵种,需要更泼辣,更大胆的战术才能充分释放出其威力。

        关键词(Tags): #卫青#匈奴#骑兵元宝推荐:铁手, 通宝推:刹那芳华,Mtknr20,履虎尾,
        • 家园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李广是偶像派,卫青是实力派,小霍是偶像加实力派。

        • 家园 关于匈奴的政权架构

          冒顿单于击败了强大的东胡,匈奴开始让中原的帝王失眠。但其内部的组织仍是松散的原始部落联盟,这种联盟的致命缺陷就是动员能力的严重依赖单于的能力,缺乏继承性。至于纪律性……游牧民族在这方面可圈点的不多,我就不说啥了哈~

          冒顿单于在白登并没有一举消灭刘邦的打算,我对历来的解释——即认为陈平用计游说阏氏,然后一股枕边风救了刘三的命——的解释深表怀疑。联想此兄用爱妾当靶子及把亲爹的命不当回事儿的前科,很难想象他会在关乎民族前途的重大事件的决策中守区区一女子的左右。参照整个匈奴史,有几个让女人参与重大决策的例子?愚以为真正的原因在于,由于内部组织的松散,一旦中原陷于战乱,各部落在相当辽阔的战线上在难以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迅速做大,必然导致部分强大起来的部落萌生自立门户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反之,在统一的中原这个看得见的敌人面前,战斗力强大但松散的各个部落必须聚集在单于麾下才有可能有所斩获。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单于的地位才是巩固的。

          真正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向游牧国家过渡的是冒顿单于末期或老上单于,在完成内部的整合后,匈奴的战斗力开始井喷。

          高皇后七年(公元前181年)

          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馀人。

          孝文皇帝中前三年(公元前177年)

          五月,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地,侵盗上郡保塞蛮夷,杀略人民。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

          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右贤王走出塞。

          孝文皇帝中六年(公元前174年)

          匈奴单于遣汉书曰:“……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愿寝兵,休士卒,养马,除前事,复故约,以安边民。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则且诏吏民远舍。”

          后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

          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公元前169年)

          匈奴寇狄道。

          太宗孝文皇帝下十四年(公元前166年)

          冬,匈奴老上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

          孝文皇帝下二年(公元前162年)

          匈奴连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郡万馀人。上患之,乃使使遗

          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与匈奴和亲。

          孝文皇帝下三年(庚辰,公元前161年)

          是岁,匈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

          孝文皇帝下六年(癸未,公元前158年)

          冬,匈奴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所杀略甚众,烽火通于甘泉、长安

          太宗孝文皇帝下七年(公元前157年)

          夏,六月,已亥,帝崩于未央宫。

          孝景皇帝下二年(公元前148年)

          春,二月,匈奴入燕。

          孝景皇帝下六年(公元前144年)

          六月,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

          孝景皇帝下二年(公元前142年)

          三月,匈奴入雁门,太守冯敬与战,死。

          摘自《资治通鉴》

          引用部分是匈奴犯边情况。可以看到在冒顿遗书汉朝后进攻愈发凌厉,由原来的不时进犯到“连岁入边”,由人数不详的进犯到“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三万骑入上郡,三万骑入云中”。(按:数万人口在中原算不了什么,但这在个数字对于军队来说规模已经很庞大了,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已经相当夸张了)

          说明此时的匈奴政权组织能力、动员能力、协调能力已经取得相当大的进步,因此才能在国书上自信满满地说“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和炫耀武功“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个人以为其由松散的部落联盟到较为完善的游牧政权乃至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的质变便发生在这一时期。此后的匈奴已经开始从单纯的军事较量向政治军事外交全方位的较量,从袭扰掳掠发展到更高层次的权力的争取,战略的制订更加着眼于长远,战线更是广阔得从大兴安岭到接近中亚,较之以往和其他仍处蒙昧状态的少数民族要更加难以对付。

        • 家园 好文章
        • 家园 嗯,关于军事、政治、经济等互动的分析,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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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纠正我犯的一个错误

          关于李家和卫家因为卫太子而有联系的问题。李广和李敢生前跟卫霍确实不会因此而有丝毫亲近。因为卫太子生于元朔元年,即BC128,到BC119,他才九岁。显然同李家联姻要在多年以后,在李广、李敢同卫青和霍去病矛盾激化的时候,他还无法成为缓和矛盾的因素。

    • 家园 一个小bug

      汉代九卿官就不小了。

      史记·李将军列传:然广不得爵邑,官不过九卿

      • 家园 九卿就是指高级官员

        李广的职位郎中令就是九卿之一。但是这是行政职务,那个时代要想真正风光就得封侯,封侯之后有封邑,财富有了保障,爵位世袭,贵族地位也就传承下去了。另外,行政职务最高等级是“三公”。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视甚高的李广都觉得只混上九卿实在是委屈。

    • 家园 该如何看待李广的“运气”?

      什么是“运气”?时也,势也。西人谓之“PESTEL”。有人说,欧洲的管理界比美国的更相信“运气”,我想大概是因为欧洲人的历史经验或说历史教训较美国人更为丰富吧。

      形势比人强。

      那么到了汉武帝时代的中国,军事上是个什么样的形势呢?

      首先,自马邑伏击始,刘彻一改三代君主对匈奴的防御态势,主动谋划对匈奴实施打击,并且一开始就是大手笔——歼灭战。虽然最后是流产了,但是刘彻打歼灭战的决心和意图,从此一以贯之,其后历次战役,无不以此为原则。

      这样的战争形态,是李广前半生的军事生涯中从未经历过的,甚至闻所未闻——歼灭战不稀奇,骑兵大集团外线作战,还要打歼灭战,武帝之前的中国没有先例。

      其次,是军事技战术的突飞猛进。

      • 家园 李广难封,这个可能性很大

        也就是说,从李广的作战特色来看,他的个人特点不合适大规模作战。如果是小的运动战,那么李广绝对是上上人选,侦察也好,追踪也好,斩首也好,都是好的人选。

        但是作为大规模的歼灭战,部队之间需要协调行动,将领、部队就更象是棋子,不会有太多的机会自由发挥。更重要的是,这种规模作战如果出现任何的自由发挥,很多时候是会给整体造成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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