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人民造就了白求恩——河里在讨论白求恩，兄弟转几篇有关的东东 -- 双石

　　诺尔曼·白求恩在自己国家里并不出名，但在国际上却可能是最为著名的加拿大人。他的声誉是当之无愧的。白求恩生于1890年，20世纪20年代不幸染上了肺结核，其成功的医疗事业开始变得迷茫。肺结核在当时是一种致命的疚病，他对此曾做好了死亡的准备。然而，在坚持一种彻底的治疗方法后，他在1927年逃脱了厄运。新的热情刺激了生活，他很快以一名征服肺结核的改革者而闻名。作为一名打破常规的胸外科医生，白求恩试图消灭“白色瘟疫”，这在医学界引来赞许的目光，同时也遭到了指责。30年代，他在政治上卷入如拿大、西班牙和中国的进步事业，使之更加引人注目。1936～1937年，他发起一支输血先遣队，支持西班牙内战中反法西斯的民主力量。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帮助了中国共产党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扩大了前线流动手术室的用途。1939年，他在给一名受伤的战士动手术时不幸血液中毒，与世长辞。在亿万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民心中，白求恩是一名革命英雄。

　　有两部英文传记部分地使世人知道了白求恩。这两部传记在方法上差异明显，有时在事实上也有很大的出入。第一部是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1952年撰写的《手术刀就是武器》，它是第一部关于白求恩的出版物。作者之一阿兰在1936～1937年的大约18个月里断断续续地了解到了白求恩。尽管白求恩使他很沮丧，但阿兰仍然称他是“我所遇到的一位最令人激动的人”。《手术刀就是武器》一书就反映出作者的这种崇拜思想。诚然，崇拜英雄是该书的一个缺陷，它过分地称赞主人翁，以盲目崇拜取代了准确的事实，因而受到一些指责。我在此书的准备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阿兰和戈登对白求恩采取敬重方式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其传记的主要资料来源是中国的一部小说。在撰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白求恩在中国度过他最后的两年，从事了也许是其一生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工作，所以，这部传记几乎用了一半的篇幅描述了白求恩在中国的经历。然而，两位作者却从未赴中国从事有关的研究，而是从1948年周而复出版的《白求恩大夫》中文小说中提取资料。周而复不是一般的作家，1938年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成员（1978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手术刀就是武器》以他的小说为基础，所呈现的白求恩不够真实，加之其叙事不够精确，从而使人们对白求恩的形象产生了疑问。

　　在写《手术刀就是武器》时，阿兰和戈登都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他们得到加共的支持与合作。这种联系解释了该书的缺点和优点。其缺点显而易见，例如，它对白求恩在1935年才加入加拿大共产党的事实只宇未提，白求恩与西班牙官员的冲突导致他被从马德里输血队召回的事实也被掩盖。然而，阿兰和戈登对加拿大共产党的从属关系使《手术刀就是武器》总体上仍然反映了白求恩的本质和猜髓，他俩的成功在于能够表达短暂但仍然非常重要的东西——白求恩不屈不挠的精神。

　　关于白求恩的第二部传记于20年之后出版，它是1973年历史学家罗德里克·斯图尔特撰写的《白求恩》。与《手术刀就是武器》截然不同，这部传记把一个复杂的人的形象彻底而真实地描绘出来。我十分感激斯图尔特的传记，它使我能够把白求恩一生中细小的片断组合在一起。然而，这部传记也有失之偏颇之处，它强调白求恩自我毁灭的特征，无视他积极向上的精神；明显地把白求恩置于一种沮丧和毁灭的轨迹中，而忽视了他改变、成长、教诲和学习的能力。下面这个结论性句子很能说明该书的观点：“他去世的时候就像在活着：孤独和战斗”。的确，两部传记都没有令人满意地处理好白求恩的实践和世界观的转变问题。阿兰和戈登展现出一个恒久的圣徒，而斯图尔特则呈现了一个“罪人”。然而，如果说白求恩是一种形象的话，这种形象代表的是活力而不是静止。研究这两部传记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手术刀就是武器》似乎“内化”了它的主题，而《白求恩》“外化”了它的主题，从而有时产生了两种白求恩的形象。本书试图既让白求恩自己的语言和艺术显示他的“内在”，又提供导致其作品和艺术产生的一些“外在”的背景。斯图尔特在1977年出版的《白求恩的心智》一书也带有这种特点，不过远不如本书的内容详细和全面。

　　本书无意写成白求恩的一部新的传记，然而它以重要的方式重写了白求恩的传奇，指示了他作为人、艺术家和革命者的形象。本书发现了以前不为人所知的历史资料，其中涉及白求恩在西班牙被解职的原因、和与白求恩浪漫和政治依恋感的争议有关的一些资料。例如，近来从前苏联共产国际档案馆获得并保存加拿大国家档案馆中的大量的报告，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对1937年白求恩不体面地从西班牙遗回加拿大的原因所做的推测。有关资料表明，这与白求恩的情人——一位叫卡依萨·冯罗斯曼瑞典女人有关：西班牙当局认为她在政治上有污点，甚至是法西斯的一个间谍（见第四章）。

　　为了重新审视白求恩的价值，我们必须重读白求恩。本书旨在把他本人重新介绍给读者，因此，我尽全力接触原始资料，即白求恩自己书写的、或用他那永不损坏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言语。这使我能够对历史资料做出一些小的纠正。例如，白求恩对他在中国的一次马拉松似的旅行所做的描述以各种方式得以出版，其中包括1938年由加拿大和平民主联盟出版的小册子——《从汉口到西安》。看了它所依据的白求恩的原始信件之后，我可以把因不合出版者的政治口味而被删除几个段落予以恢复。这个小册子的出版者认为，不应该让北美的读者知道：1938年在中国帮助国民党的美国飞行员因几次从中国飞行员那里提取报酬和好处而不受欢迎。不过，在读了白求恩打字稿之后，我可以得出结论说，做这样的编辑方面的修改是非常稀少的。当然，这实际上是对白求恩作品擅自改动的唯一的一次具有很大影响的事例。　　本书还再现了白求恩的多数艺术作品，其中包括壁画《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一组描述白求恩和其他肺结核病人面临恐怖和遭受煎熬的图画。1927年，白求恩把它画在褐色牛皮包装纸上．然后订他在纽约萨兰纳克湖畔的特鲁多疗养院一间小屋的墙壁上。这组画大约有20米长，有11个配有诗歌的画面。《一个肺结核患者的历程》丢失了许多年，原件似乎消失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美国军事基地布菜格要塞。十分庆幸的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元金·林克教授发现了壁画人物的老式幻灯片，把它们的复制品捐给了米古尔大学的奥斯勒图书馆。他们同意我在本书中使用这些壁画。此外，本书还插入了白求恩的所有油画、几幅紊描和他为毛泽东拍摄的照片。

　　我在书中按照其创作的时间安排白求恩的作品，把它们分为几个部分，以便与他生活的重要阶段相吻合。为了使内容更加清楚．我对拼写、标点符号和连字特等偶尔作了微小的修改，但没有标明。我很少有必要这样做，因为白求恩的书写通常没有错误。鉴于他在中国与英语书面语和口语隔绝长达几个月，能做到这一点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出于同样的目的而进行的重大修正，我都把它们放在方括号里。

　　白求恩写给妻子弗朗西丝的一小部分信件，由泰德·阿兰根据手写原件重新进行打印。他对自己难以辨认为白求恩的字体，偶尔插入一些省略号。由于缺少原件，我不得不利用阿兰的副本，并在本书中把这些符号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

　　本书内容广泛，几乎包括现存的白求恩的所有文字作品。限于篇幅，我只好放弃白求恩在医学杂志上发表的11篇较为深奥的文章，只把它们列在成果目录中。其他我能找到的东西都包括在本书中了。我希望对我如何找到这些资料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去看一下本书后面的《关于本书资料的来源》。

　　本书在风格上的一个特点，是在选用每个白求恩的作品之前，都在章节的引言和简短的按语中引用他的话，但不用脚注的形式注明出处，想必读者能够参看接下来的资料原文。白求恩在记载其大半个中国的艰苦跋涉中，提到了数十个中国的人名字和地名，我保留了他原来的拼法。然而，我判断熟悉汉语拼音的现代读者在几处会被白求恩使用的韦氏拼音所迷恋，所以把它们变成汉语拼音的形式，其中包括毛泽东这样熟悉的人名和北京这样著名的地名。

　　我们认为白求恩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积极分子。然而，如果我们更加仔细地观察，就会发现在他49年的一生中只有最后的4年才为政治所占据。在涉足政治之前，白求恩的生活充满激情。他是一个热情洋溢的人，渴望生活，对世界有着强烈的好奇感，急于想帮助自己的病人，对引发疾病的不公正现象和贫富悬殊的社会带有极端的仇恨。这些情绪促使他走向政治，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他的一生就是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极为关注政治的一种旅程。

　　白求恩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他既是一个使周围的人为难和不安的人，同时也具有个人魅力，其能量和热情可以把购物这样的繁琐之事变成快乐。白求恩散发激情，把它传给周围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希望这样受到保佑还是折磨。

　　同样重要的是，白求恩一生中都有着一种自我表达的强烈要求。他以其特有的热情和多才多艺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在手术、爱情、政治、图画、素描、诗歌、信件、小说、照片、广播、剧本、公共演说、甚至医学文章和医疗器械中，白求恩找到了实现表达自己激情这种强烈愿望的途径。在所有这些努力中，他出众的创造与发明才能，帮助他创作了极为创新、并常常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文字和视觉形象。白求恩在恳求人们对肺结核实施关键性治疗方案时，嘲笑了传统的医疗方法，他的老朋友林肯·非希尔的妻子伊内兹·菲希尔曾目睹白求恩匆忙写完这篇恳清文。她说，它并不是一个伟大的文学作品，但“他的表述方式一点也不缺少来自神的天赋”。这句话也许最好地概括了白求恩的才能。

　　本书试图重新审视来自神的这种天赋，把它展示给当代的读者，通过作品再现白求恩。白求恩有着一颗燃烧的心——质朴和淳厚，把笔、话语和画笔的一切力量发挥得琳漓尽致。本书就从这颗心开始把白求恩呈现给读者。白求恩去世已久，我们无法直接知道他的体力、情感的感染力、以及他激烈的演说是如何抨击使肺结核等致命疾病无法消除的那种满足心理，但通过他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其强烈的思想和感情结晶。

　　我还希望本书让人们重新认识白求恩多才多艺的才能。正像李·布里斯克·汤普森所评价的，白求恩拒绝接受对生活的分割，他既是医生、诗人、和画家、也是革命者、设计师、摄影家和宣传家。在他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中，白求恩强调看似相互矛盾的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此，他有着基本的社会生态学设想。他相信每个细胞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还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也打击了欧洲法西斯主义和30年代加拿大资本主义的邪恶。他在中国向加拿大的同志们建议，“你们坚持战斗，我们将在这里战斗，它们是一个战斗。我们必定要胜利。”同样，在八路军这些农民士兵的纯朴的美德中，白求恩察觉到西班牙、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民主特性。在受伤的中国游击队员和受伤的日本兵这些看似敌人的身上，白求恩看到了征入“痛苦的群体”中的兄弟们。

　　白求恩对肺结核亲身的经历和知识使之更加相信，表面上分开的社会各个方面是联在一起的，他最后懂得了疾病与经济和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一句话虽然不是白求恩最先说出，但经常受到他的重复：“富人有富人的肺结核，穷人有穷人的肺结核，富人治好了，而穷人死亡。”因此，孤立地对付疾病是无用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公正也需要得到治疗。在同疾病斗争的一生中，白求恩从相信治疗过程的单独性和技术性（以自己战胜肺结核为象征），转向把它看作一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的确，现在肺结核在全世界的穷人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中再次出现，表明如果我们希望控制这种疾病，就得要回到白求恩开出的药方上去。在阅读白求恩的作品中，我们将会看到一个什么的人？什么样的思想家？什么样的共产党人？白求恩的话语显示出他极富情感，有时发怒、有时急躁不安和苛求，同样，他对人们怀有权大的同情心。他热爱人类，也同样迷恋个人和私人生活中的冒险。甚至在他全身心投入共产主义的时候，白求恩仍然能够撰写像《哑弹》这种短篇小说，庆贺一位中国老农取得了一生中不小的一次胜利。　　白求恩也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他在中国写的一些长篇报告，详细记裁了在抗日前线附近建设一个新社会中的复杂性，但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并不总是发展成为深刻的思想。白求恩是一个实干家，而不是一个哲学家。例如，就在从西班牙枝召回之前，他向加拿大写了一封长信——《久不写信的歉意》，论述西班牙的艺术性质。但是，这最信多半是一种令人不太满意的杂烩（反映出他在被送回加拿大之前精神上十分痛苦），而不是一种深刻的探索。其中令人信服和的引人注目的地方，仅仅是描述艺术家作用的结论性部分。“他使静态的、固定的和静止的东西不安起来。在一个害怕变革的世界里，他宣扬革命——生命的本源。他是一个鼓动者，一个扰乱安静的人。”这句话可以作为白求恩的墓志铭。

　　对于共产主义，白求恩显而易见是一位活动家，而非理论家。他坚持有必要在一个深深扎根于人民的有力的政党领导下实现革命的变革。1939年，他谈到自己是如何羡慕中国共产党时说，它的力量来源于“20年实际经验的巨大优势”，中国共产党致力于“教导人民群众实行地方自治，强调铁序和政府的诚实。他的语言具有启发意义。甚至在这一时期，白求恩的作品实际上也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观和结构基础，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头戴红色帽子的人道主义者。最后，白求恩最关心人民，人民的健康和幸福高于一切。在白求恩看来，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从恐怖、贫穷、剥削和过早死亡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手段，而法西斯主义以暴力进行剥削。他站在哪一方？白求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共产主义。然而，这种选择所基于的是生活的紧急，而不是对理论的深入研究。

　　白求恩在蒙特利尔的一位医学同行利比·帕克回忆道，白求恩曾经说“我希望能够象保罗·德克鲁夫那样大声地写。”保罗·德克鲁夫是一位细菌学家，他作为一名疾病的“征服者”，在19和20世纪写过许多推动近代科学的畅销书。白求恩对这种人的渴望，是了解他想成为艺术家的理想的一条线索。在文献成果或成就上，白求恩赶不上保罗·德克鲁夫，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勇敢地写过。白求恩的作品并不都十分出众，但它们就像他的政治觉悟那样，随白求恩更多地投身于既定的事业成长和成熟。白求恩最好的一部作品创作于他在西班牙和中国度过的一生中的最后几年，这部作品远远不止在那里唤起激烈的行动，而是用魔法召唤与法西斯进行搏斗的灵魂。除了超过纯粹的左翼报道之外，它还具有号召性和和分析性，同情法西斯暴行的受害者，燃烧着对法西斯罪行的仇恨。

　　上述这些特点出现在白求恩的最高文学成就——《创伤》中。1938年，他在中国写出这篇颇具论战性的随笔，恰当地称之为“我所写过的最好的东西”。《创伤》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不仅显示了白求恩作品的宏伟气势，而且还蕴藏着对当代人的启示。其中，白求恩回忆了一个夜晚给华北抗战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们实施手术的情景。在努力地缝合了他们身上可怕的伤口之后，白求恩问道，“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军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人旁边。哎呀，他们象弟兄一样！”他写道，在社会和政治帐薄的另一边，有这些受伤兄弟的同胞——“血脉兄弟”，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资助、发起和从事战争。“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他得出结论说。

　　《创伤》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白求恩把它当作自己最好的作品，它还集中表达了热情和政治在他身上的统一。这篇文章把白求恩和中国的“内在”和“外在”（主观和客观）联在一起，描述了作为医生和积极分子的两个白求恩之间的辩证统一。同样，它把残废的中国士兵的痛苦与在日本皇军面前一盎散沙的中国的痛苦融为一体，把白求恩对这个再也无法跑动的青年人的个人同情，与在他思想上对这种折磨更广泛的意义的认识结合起来。“不要可怜他！可怜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在《创伤》中，白求恩把激情和政治交织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值得纪念的整体。　　白求恩于1938年12月写成了《创伤》，不到一年，他反而悲惨地死于自己身上的创伤。在他去世之后，动荡的20世纪发生了许多变化。他除了作为历史人物而产生的影响之外，在21世纪的前夜是否还有一些中肯的话要说？通过阅读他的《创伤》，答案无疑是肯定的。与疾病和战争密切的接触，使白求恩懂得了敌我双方的老百姓承受了最大的苦难。为了结束自己的痛苦，双方需要认识到共同的利益所在，团结一致反对那些忽视疾病和煽动战争的人。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到处充满前所未有的屠杀，因此，在白求恩去世半个世纪以后我们仍然可以从《创伤》中得到启示。这部作品指挥着我们去识别冲突的根源，粉碎冲突的力量。

　　原编者按：工作之中，白求恩于1938年12月20日完成了一篇7000字的“特种外科医院”章程，详细地规定了医院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责任，包括病人和与之有关的委员会。1938年12月28日，它获得医院临时党委会的批准（本书没有收录）。令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挤出时间写作，其中一部经久不衰的作品是充满激情的散文《创伤》。《哑弹》和《创伤》大约都是在1938年12月间完成，1939年发表在美国和加拿大左翼刊物上。

白求恩的两篇文学作品

　　“哎呀”，老人低声嘟哝着，双手撑着锄头，把背直了起来来。他的脸已被晒成了深褐色，皱纹从双眼周围一直延伸到扁平的嘴角。他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一件打满补丁、褪了色的蓝布裤子，赤脚，头上裹着一块毛巾，毛巾的边缘下面现出白发。他依然健壮而精力旺盛。

　　头上，太阳像一个铜球在蓝色的天空中闪闪发亮。脚下，干裂的褐色土地犹如反光镜一样将阳光反射到他坚定的脸上。

　　天气很热，老人浑身是汗。

　　这是河北平原保定市外五月的一个上午。田埂上长满了垂柳，青翠的玉米苗就像长毛绒一样覆盖在田野里，田野一直延伸到不远处高高耸立的城墙边。

　　他看见日本哨兵正拿着步枪站在城门口，蓝色的松鸦在阳光中展开它们带条纹的白色翅膀，发出刺耳的叫声，使人觉得更加炎热。

　　“唉！”老人叹了口气。生活异常艰难，他吃了许多苦。首先是他的咳嗽从来不见好转，随后他的独生儿子离开家去参加了游击队，家里除了他和他的破女婿再也没有人能够种地了。

　　再就是残忍的日本兵不付一分钱就拿走了他一半的庄稼，还不断地来骚扰他，问他的儿子去哪了，有没有写信回来，说了些什么？他们甚至威胁要枪毙他，但是老人装傻，什么也不愿告诉他们。

　　还有就是杂草。杂草到处都是，谁能赶上它们的生长？今天除掉它们，一夜以后他们又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对于老人而言，生活就是同他的敌人——杂草进行的一场永不停止的斗争。世上肯定有一个长着10万个头的草魔，它有100万条生命，永远不死、坚持不懈、又善于模仿。

　　老人已经同“敌人”作了70年的斗争，但令人气愤的是，杂草却永远都是那么强壮，那么傲慢，那么不可战胜。对他而言，生命中所有困难都是各种各样的杂草，咳嗽是杂草，必须劳作是一种杂草，儿子离家出走是一种杂草，日本人也是杂草，而且是最大的杂草。

　　想到杂草，老人脑中浮现出一幅图画：一片广袤的绿色田野，那是中国。对于他而言，整个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农场，一块巨大的肥沃的土地。他看到，在这块广袤田野上，泛滥成灾的杂草窒息了年幼的禾苗的生命，当他用锄头使劲地锄掉一棵巨大、顽固的杂草时，他自言自语道：“日本鬼子，铲死你”，说着将他挖了出来，扔在一边，结束了它的生命。

　　太阳升高了，老人继续干着活儿，来到地头他突然好奇地停了下来。池边有个古怪的洞，洞中赫然竖着一个黑东西，看起来像是校削掉头的大萝卜。

　　他想了一会儿，也没明白那是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是的，肯定就是那东西！炮弹！他曾在城里看见过许多炮弹像木头一样堆在一起，是日本兵用火车从北平运来的。有一次，他还被拉去卸过车呢！他看见敌人将炮弹装进长如扁担、圆如陶罐的炮膛当中，随着一声巨响，炮弹飞出。百里以外甚至外看不见的人，都能被他它打中。

　　他也曾经和邻居谈起过大饱：大炮有多么可怕，敌人有多少炮弹，可惜的是，我们的军队没有炮弹。

　　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门炮，只是一门，那是在一个月前的一次突袭中缴获的。他记得儿子曾偷偷地回家一次，告诉了他一些关于大炮的事：游击队对于拥有一门炮是多么自豪，一门炮值多少钱，他们缺少炮弹，必须十分注意节省炮弹。

　　这枚炮弹是游击队的还是敌人的呢？它指向城市，一定是城市发射的，发射过程中突然落下来的。毫无疑问，这是游击队的。

　　“啊，啊，”老人嘟哝着：“这可不就是年轻人干的好事吗？他们随便就把一枚珍贵的炮弹扔在这里。唉，让人讨厌！年轻人就是好浪费。”

　　老人盯着炮弹越看越愤怒，心里盘算出一个计划。他抬起头，既兴奋又生气地向正在另外一块地指着炮弹说：“看看它，这就是我们的年轻人们想打胜仗的法子。他们有多少炮弹，可以随意浪费？这样做不管用。”他讽刺道：“这就是我儿子的工作，他肯定该负责，他一直都很浪费。你还记上次他花了一元，整整一元钱买了一本书吗？和这次一样不用脑子。如果他在这里，我一定要教训教训他。”他看着这枚炮弹，愤怒地提高了声音。

　　但是年轻人并没有注意到他，他好奇而高兴地叫了一声，然后跪在地上，试图将炮弹从土中挖出来。很快，他就挖出来了。“爹，快看，是铁的，这尖头还是铜的呢！我们现在可以买一个新的犁头了。哎！这炮弹至少值10块钱。捡到宝贝了！我们走运了！”他轻轻的举起炮弹，像抱着婴儿一样轻轻摇着它，自豪欢乐地看着它，用他粗糙又灵活的大手抚摸着它发亮的铜头和光滑的黑背，眼中仿佛看见了用它做成的犁头和铜灯。他兴奋的叫道：“我们发财了！”

　　但老人却不这么想。“不！”他很坚决的说：“我们必须还给他们，不能浪费，它还能用。”老人不顾女婿的反对，让他牵过驴子，将炮弹装在一只柳条筐里，用树叶掩住，另一筐里装上土以保持平衡。然后，赶着毛驴朗着与城市相反的方向走去。他踏上一条长长的满是尘土的路，希望能找到他的儿子。

　　巨大的绿色平原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乎线，蓝铃花和粉红的夹竹桃花在沿路的草丛中开放，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里浑黄的水几乎不动，白杨树和柳树遗立在路旁，各自撑起一把把绿色的大伞，一动不动地耸人蓝天。

　　老毛驴慢慢地走着，老人紧跟其后，他们很快就被淹没在由脚步带起的尘土之中。细小的尘土粘着他们的皮肤，填满了他们的耳朵、鼻孔和眼睛。汗水流过老人的脸，在面颊上形成一条条小沟，他烦躁地用毛巾不停擦着。

　　天非常热。整个空气明显的颤动起来，灰尘在热浪中飞舞，太阳在他头上就像一顶巨大的铜幅。遥远的地乎线在他眼前轻轻地上下移动。这是正午，其他农夫正躺在树下午瞳，但是老人却不停地赶路，决心找到儿子发泄心中的不满。

　　他像挑选珠宝那样想出一些严厉责骂儿子的词语，他觉得只有最尖刻、最严厉的话语才能凑效。“我会告诉年轻人们我是怎么看他们的。“他要完成一个使命，做成一件事，因此他感到坚强、自豪而又骄傲。

　　他赶着毛驴走了一里又一里，他们俩一生都没有走过这么远的路。“哎，我一定走了50里了，”老人嘟哝着。他们走过了一村又一村，以前他只知道这些村庄的名字，活了70岁从未见过它们。当别人问他从四里来时，他就回答，“从东边来，”别人间他去哪，他都含糊地回答：“到西边去。”

　　他不知道究竟在哪里才能找到儿子，儿子从未告诉他游击队在什么地方。“爹，”他说：“我们游击队员从不在一个地方呆很长时间，我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在百里之外了。我们就像高空的鸟，像老鹰一样猛打猛扑敌人之后马上离开。我们像深水中的色，从岩石底下冲到水面，然后飞快地游走。”

　　老人找儿子的任务看来很难完成，事实上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上哪儿找游击队，即使他们知道也不会告诉他的。只是碰巧快到傍晚时，他在一个村子里认出一个年轻的街坊。他知道这位街坊同他儿子在同一个游击队，因此他儿子应该就在附近。

　　他们像老朋友一样寒喧了几句。年轻人对于老人离开家这么远表示惊讶，“大爷，您在这干嘛？您也加入游击队了吗？“他开玩笑似地问道。老人却很严肃，这不是说笑的时候。

　　“我儿子在哪？”他问道，“我有些话要告诉这个粗心的小于，还要给他点东西，”他很神秘的补充道。“他离这里不远，”

　　街坊回答，“我带你去找他吧。”他们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他们大约有100人，在村子的一条街上团团围住了老人和他的驴子。他们中绝大部分老人都见过，有很多还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也郡认识他，他们和他一样也曾是农民。

　　他们热烈的与老人打招呼。然而，虽然他们是老邻居，但是不知何故他们似乎有点陌生了，他们好像都变了。也许是因为他们脱掉了农民的蓝裤子与上衣，换上了晋察冀军事区的绿色制服吧i他们的脸也变了样，风吹、日晒和甭淋使之变成了褐色，显示出一种决心和毅力。他们看起来更加严肃，同时也更加快乐。他们走路更快，说话更果断了。这些变化令老人异常迷惑。

　　也许是由于每个人都挎着新的日本枪，也许是由于他们腰中别着黄色的手榴弹，老人突然觉得他们成了陌生人，甚至连自己的儿子也都变了。他一部分愤怒和绝大部分的自信都消失了，他觉得自己低人一等：他们已经不再只是他的老朋友了，而变成了有些神秘、独立和有些令人敬畏的集体——八路军了。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老人忽而忘记了搜肠刮肚想出的尖刻而轻蔑的话，他看着他们刚毅的脸，已不再愤怒。当他开口时，声音竞轻柔的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只有那长辈的权威在支持着他，因为所有人都认可这是他的权利。他对儿子说：“娃呀，我给你带来点东西。”

　　“太好了！”他们欢呼道：“是什么？香烟吗？我们想抽烟。”他们簇拥着老人．翻开筐子中的树叶。“不，是你们的一个东西，”老人说着弯腰拿起那个炮弹。“看，是你们的，不是吗？好了，同志们！”他声音很轻，几乎像在道歉。“我在田里发现了这个，它没有爆炸，你们一定是发射错了。我给你们送回来了，还能用的。”

　　人群中一片沉寂之后，突然发出一阵哄笑，他们的叫声使整条街都震动起来。老人一言不发，惊奇地看着他们，他一脸的不解，犹如阴云掠过天空。他看看这个，看着哪个，仍然不知所以。

　　他疑惑地皱皱眉毛，摇了摇花白的头，对眼前的事情无能为力。

　　他觉得他们都疯了，又突然感到自己是—个迟暮的老人。他机械地将炮弹重新放回驴背上的筐子里，除了回家他别无选择，他已经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他伤心的看着战士们和自己的儿子，目光中有点责备。但是他们却都相互拍打着后背，一个个前仰后合，笑得说不出话来。老人只好架好驴子，准备回家。

　　他的儿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抓住老人的袖子说：“不！爹，你不能走。”

　　他说着转向众人．背朝着老人向人们暗示应该支持他父亲。他说道：“同志们，我们都应该感激我爹，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他说着，朝一两个忍不住想笑的人使了使眼色。

　　“是啊，是啊，”他们叫道。最终理解了老人的错误，并希望他能被哄住。“是，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了，我们感谢你。”他们围住老人，赞扬他，“我们还会再用的。”他们说着善良的谎言。

　　慢慢地．笑容又爬上了老人布满皱纹的脸，他又觉得自己挺重要了。他认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又高大起来，有了威信，他的自信就像潮水一样回来了。他们以前犯了错误，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知道他是对的了，“孩子，千万不要再犯错了。”

　　“行，行，”所有人都真诚地喊道：“对不起，是我们错了。今后我们一定会多加小心，我们向您保证将来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了。”

　　老人高兴起来。那天，他连根拔起了一棵大杂草，为保护禾苗在中国田野上茁壮成长，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头顶上煤油灯象白炽的蜂房，嗡嗡作响。土墙，土地，土炕，白纸窗户。屋内弥漫着血腥味和三氯甲烷味。天气很冷。

　　在华北地区的灵丘附近，12月1日凌晨3点与八路军在一起。

　　负伤的人们。

　　伤口就像于涸的小池塘，结成了一块黑褐色的土，伤口边缘裂开，四周有一些黑色的蛆了；整洁的伤口的深处隐藏着脓肿，脓肿就像—条决提的河，在坚硬的大块肌肉中奔流，像一条温泉，在肌肉周围和中间流淌；伤口向外扩大，把令人恐怖的肉质兰花和麝香石竹分别地腐蚀和碾碎。黑色的血块从伤口中喷出，混杂着令人恶心的气泡，在二次大出血造成的血流中飘浮。

　　凝固的血把又旧又脏的绷带粘在皮肤上，小心点，最好先将它弄湿。从腿后边过去，把腿拍高点。整条腿为什么会软得像一个包，像一个扯松的红色长筒袜？什么样的长筒袜？是圣诞节为孩子装礼物的那种长筒袜。那个坚硬的细骨枝在螂里？

　　它被打成了许多碎片。用你的手指把他们捡出来。它们白的像狗牙，尖利而又参差不齐。好了，模一下，还留下碎片了吗？

　　喔，这里有。全都取出来了？是的。不，这里还有一个。这儿的肌肉坏死了吗？刺刺它。是的，它坏死了。切除它。那它怎么愈合呀？这些肌肉曾经如此强壮，而现在是这样的破损和腐烂，它们怎样才能恢复以往的强韧呢？拉，放松，拉，放松，多么有趣呀！现在完成了，好了，做完了。现在，我们已经被毁灭了，我们自己可怎么办呀？

　　下—个。—个未成年人，17岁！子弹穿腹而过。三氯甲烷准备好了吗？恶臭从敞开的腹膜孔中扑面而来，是粪便的气味。一圈圈的肠子肿得呈粉红色，上面有4个穿孔。把它们缝合起来，把结实的缝线皱拢，用海绵吸骨盆。试管，3个试管。很难缝合。给他保温。怎么保温？把这些砖放到热水里去。

　　蛆是一种狡猾的爬行动物。这人还活着吗？是的，他还活着。用学术用语来说，他还活着。给他输液，也许他身体无数细小的细胞将能回忆，它们可能回忆起那火热咸味的海，它们的祖宅和第一份食物；它们有着一百万年的记忆，可能会记起其他的潮汐，其他的海洋和由海洋和太阳孕育的生物。这可以使它们拾起疲倦的头，深深地吸一口气，努力地复苏。这是可能的。

　　这一位。再次秋收时，他还能在路上一边赶着骡子跑，一边欢快地叫喊吗？不，那个人不再会跑了，一条腿的人怎么能跑呢？那他怎么办哪？他只能坐着看别的孩子跑动。他在想什么呢？他在想你我所想。可怜有什么用呢？不要可怜他？可怜会贬低他所做的牺牲，他这样做是为了保卫中国。帮帮他吧，把他从桌上移开，把他抱在怀里，他轻的像个孩子。是的，他就是你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多美的身体呀，各个部分都那么完美，动起来时是那么灵巧、那么柔顺、那么有生气和强壮，但是一旦它们伤残了，又是多么可怕。微弱的生命之光越来越弱，就像蜡烛一样摇曳了一下熄灭了，静静的、轻轻地。熄灭时它做了反抗，然后屈服了，它有权利说话，最后还是沉默了。

　　还有吗？四个日本战俘。带他们进来，在这个痛苦的群体中没有敌我之分，切开那带血的制服，给他们止血，把他们平放在其他伤员旁边。哎呀，他们像弟兄一样！这些士兵都是职业杀手吗？不是，他们只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他们是穿着军装的地道的劳动者。

　　没有新的伤员了。早晨6点。天哪！屋里真冷。打开门，远方青山如熏。东方开始泛白了，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会升起。上床唾觉吧。

　　但是，没有睡意。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呢？一百万工人从日本来屠杀、残害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为什么日本工人要攻击他的中国工人兄弟、迫使他们不得不奋起自卫呢？中国人的死对日本工人有好处吗？没有，他们怎么会有所收获呢？那么，上帝呀，谁将获利呢？谁又应该对派日本工人来中国执行这种杀戮使命负责呢？谁将从中牟利？怎么可能劝说日本工人来攻击中国工人——他们贫苦生活中的兄弟，痛苦中的同伴啊？

　　一小部分富人，一个人数不多的阶层有没有可能劝说一百万穷人进攻并试图毁灭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贫穷的人、以便富人更加富有呢？这是一个可怕的想法！他们是如何劝说这些穷人来到中国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假如他们知道真相，绝对不会来到中国的。这些富人敢告诉工人们他们只是想得到廉价原料、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吗？不，他们只是告诉工人们这场战争是为了“种族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耀”和“国家的荣誉”，是为了他们的“天皇与国家”。

　　荒谬！绝对的荒谬！

　　这样一场战争的代理人一定得像其他犯罪如杀人犯的代理人一样，必须从可能获利的人中挑选出来。8000万日本工人、贫困的农民和失业的工人会从中获利吗？从西斑牙侵略墨西哥、英格兰侵略印度到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在整个侵略战争史上，这些所谓的“胜利”国家的工人得到过好处的吗？没有，他们从来没有从战争中获得过利益。

　　日本工人从本国的自然资源、黄金、白银、铁、煤和油中就获得利益吗？很久以前，他们就不再拥有自然资源了。因为，它们是属于富人、统治阶级的，成百上千的矿工们仍生活在贫困之中。那么，他们又怎么可能通过武装掠夺中国的金、银、铁、煤和油而获利呢？难道一个国家的富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占有其他国家的财富？难道他们不一直这样做吗？

　　日本军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是唯一可能通过大屠杀和经过授权的疯狂行为而获利的阶级，这一点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正是这些假神圣的刽子手，那些统治阶级从这场战争中获得了利益，但是却让整个国家受到指控。

　　那么，侵略战争和征服殖民地的战争的只是件“大生意”吗？是的，看起来如此。但是，这些民族罪犯中许多为非作歹者都试图把他们的真实目的藏在高度抽象和理想的旗帜下，通过谋杀或制造战争来抢夺市场，通过劫掠来得到原料。他们发现，偷比交换更廉价，屠杀比交易更容易，这是这场战争的秘密，也是所有战争的秘密——利润、生意、利润、带血的钱。

　　这一切后面，存在着那个令人恐怖和欲望难填的“生意与血腥”瘟神，它的名字就叫“利润”。金钱就像一个无法满足的摩洛克神（古代然米族信仰的以儿童为祭祀品的火神——译者注），要求利润与回报，它为了满足贪欲为所欲为，甚至不惜杀害几百万人。在日本军队后面站着军国主义者，在军国主义者后面站着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血脉兄弟，是同谋。

　　这些人类敌人像什么呢？他们会在前额上贴上一个标记，让人们轻易就能辨认出他们，躲避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吗？不！相反，他们是受人尊敬的人物，他们荣誉在身，有绅士称号，他们也自称为绅士。多么滑稽的名字！绅士？他们是国家、社会和教会的支柱，他们从过多的财富中拿出一部分来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事业，他们向机构捐赠。在私生活中，他们善良而体贴。他们遵纪守法，遵守的是保护他们的法律——财产法。但是，有一个迹象可以辨认出这些持枪的绅士：只要威胁说要减少他们的钱所带来的利润，他们就会像猛兽一样咆哮着醒来，像野人一样无情、像疯子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暴。如果人类想要存在，这些人必须消失，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允许他们存在的那个人类社会的组织必须废除。

　　正是这些人造成了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