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近代中国电报八卦闲谈 -- 马伯庸

大北公司的中国地区总办恒宁生（J. Heningson）是丹麦方面的谈判代表。这个人颇有来头，清朝打算修筑福台电报线路时，正是恒宁生与闽浙总督李鹤年交涉（参看第一节），后来他长期担任天津电报学堂的教员，与李鸿章一直关系密切，还得过御赐三等第三宝星，算得上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他跟盛宣怀也是旧识。当初朝廷计议修筑江南线时，本来是交给胡雪岩来干的。李鸿章和胡雪岩的靠山左宗棠不对付，暗中授意盛宣怀破坏此事。盛宣怀找来恒宁生，提出以三倍价格购买大北公司本来供应胡的材料，让他们卖给胡雪岩次品。结果胡刚修到三分之一，线路就不堪使用。李鸿章在朝廷借机参了胡雪岩和左宗棠一本，这条线路遂落入盛宣怀的囊中。

恒宁生觉得凭借自己在中国的资历和这份交情，盛宣怀应该不会太为难自己。可他刚一坐座，一看谈判对手还有一个郑观应，心中立刻暗暗叫苦。

大北公司和中国电报打过多年交道，恒宁生耍过的中国官员不计其数，但唯独糊弄不了这位郑先生。

清廷筹划津沪线时，承办方是大北公司，而中方负责验收大北代购电报材料的就是郑观应。郑观应拍着胸脯跟李鸿章保证，津沪线不成自己不领薪水，颇有庞令名抬棺决战的气魄。

大北公司本来以为中方官员都是些满口之乎者也的老腐儒，就算是洋务派的官员，也不过是粗通商务，对技术一窍不通，自己可以从中大捞一笔。结果他们代购的材料三番五次被郑观应退了货，还写信严厉斥责大北公司不按合同办事，还清楚地指出哪里不符合标准哪里以次充好，该用五米的冗余回路只购了四米、接线金属头成色不对，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大北公司的代表大吃一惊，我靠，这是行家啊！

等到他们派人打听出了郑观应的底细，差点给吓得一溜儿跟头。

人家郑观应早在几年之前就专门写作一篇关于电报的文章《论电报》，不仅高屋建瓴地指出电报在军事、商业、政治上的种种优势，而且详细阐述电报工作原理。后来他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例》和《测量浅说》，自己还在业余时间以威基杰的《电报新书》为基础，改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汉字电码本《电报新编》。

说起电报，他若自谦中国第二，恐怕没人敢称第一。

大北公司这才明白，这位郑观应就算不是关羽关老爷，也是关胜关小爷，在他面前耍大刀是讨不了好的。从此他们不敢造次，津沪线修的异常顺利。整条线路1881年4月动工，天津、上海两头并起，到了12月24日就连通了，还没一年功夫。津沪线全长3075华里，立了两千多根电报杆，一共花掉银子17万两--清廷当时的预算是19万两，有了郑观应盯着，费用不超反省，实在是晚清时代的一大奇迹。要知道，三年以后清廷从天津修到旅顺，电报线全长才1235里，就花了10万两。

这回清廷派了郑观应来叫阵，背后还有一个更牛的盛宣怀。这两员大将横刀立马往那儿一戳，大北公司尚未开战，士气已沮。

说句题外话，当时给恒宁生当翻译的是一个叫作蔡绍基的年轻人，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詹天佑的同学。后来这个年轻人跑到了袁世凯的麾下当幕僚，一直作到了北洋大学校长和天津海关总督。蔡绍基一身铮铮铁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他反对的最为激烈，气得袁世凯拍桌子说登基以后第一个要枪毙的就是蔡绍基。

如果恒宁生知道自己的翻译日后是这么厉害的一个角色，不知在谈判桌上是否还能坐得住。

谈判一开始，恒宁生主动先提出来把上海的吴淞旱线给拆了，让盛、郑两位对朝廷有个交代，然后留着厦门的旱线不动。这建议貌似谦折，其实暗藏玄妙。当时上海诸国的旱线已经稠密如蜘蛛网，大北公司的吴淞旱线年代最早，虽然仍是干线，质量却大不如前，维护费高，利润却低，已成鸡肋；而福州、厦门沿海尚且还是一片空白，前年四国联合要求旱线登陆福建，都被朝廷拒绝。倘若他们能率先在那里开疆拓土，则又是一番赚钱的良机。

盛宣怀早对此洞若观火，他也不急，谈判桌上笑眯眯地说道："既然贵公司如此有诚意，那吴淞口的旱线就按你们的意思，拆了吧。" 恒宁生一喜，以为鱼上钩了，没料到盛宣怀还有后话："……至于厦门旱线嘛，却不太好办呐，咱们得仔细商议商议……"

得，这条鱼把鱼饵吃下去，把钩给吐出来了。

恒宁生虽是个中国通，却不看京剧，不知道自己这回成了定军山上的夏侯渊，本来指望拿陈式跟黄忠换回侄子夏侯尚，却被黄忠先接回陈式，再一箭射死夏侯尚。他们也一样，算计厦门线不成，反先把上海线送到人家嘴里。估计盛宣怀那会儿肯定心里美得直在那儿唱"这一封书信来的巧，天助黄忠成功劳。"

恒宁生咬了咬牙，上海线是保不住了，厦门线无论如何也得拿下来。孰料他刚提了一个话头，盛宣怀扔过来一份文件。

什么东西？同治九年清廷跟各国签订的那份海旱电报线条约，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写着洋人海线不得接上自己的旱线--这里感叹一下丁日昌的远见。恒宁生见对手开始正面攻击了，只好催马上前，硬着头皮顶上去。

可惜这一顶，又是一个晕招。

当时大北公司在厦门敷设的电报旱线应用的是新技术，不用电线杆，而是从海滨地区直接挖了 一条地沟，把海线直接顺着地下连到厦门田尾西面的电报馆内。这个电报馆早在同治八年，也就是1869年就修好了，本来是丹麦在鼓浪屿设立的一个领事馆。但不知为什么，丹麦没有派驻领事，领事一职由法国领事监理，后来大北公司来到厦门，顺理成章地把它接管过来，改成了电报房，这建筑至今尚在。

走地线的好处第一可以保证信号稳定和线路质量，不用担心风吹雨琳；第二也免去意外损毁的麻烦--自从丁日昌、李鹤年之后，老百姓们对拔电杆兴致高涨。不过地线技术尚不成熟，无法应用于长途线路，好在从厦门海滨到田尾没多远，正合用。

恒宁生说了：这个地下旱线其实不算旱线。我们挖的地沟很深，海拔是负的，严格来说是在海平面以下，所以仍旧该算是海线。这招"暗渡陈仓"当年大北公司在上海用过，成功地把海线接进了黄浦江。今天他们又祭出这个老法宝，试图故伎重演。

大北公司这个逻辑十分混账，既牵强又蛮横。但俗话说的好，人至贱则无敌，他们都耍赖耍到这份儿上了，反而不太好应对。盛宣怀正琢磨着该说什么好， 一直在旁边不吱声的郑观应出手了。

说是出手，其实郑观应也只是出了一指。

他拿来一张欧洲地图随手一点，丹麦人立刻不说话了。

指的是荷兰。

愿72个赫敏福晋，36个露娜福晋环绕亲王周身。

还以为你归家过年了呢～～～

结果又在西西河灌水，什么时候把这个放到blog上面啊，呵呵

大北公司的暗渡陈仓是这么使的:他们先跟租界工部局申请修一条租界专线，而且完全按照欧洲标准，不用现成的5.49米电线杆，而是自己架设4.88米的新电报杆，打好前期埋伏。然后他们把海线接到吴淞口外大戢山岛，设置了一个电报房，一来迷惑清廷，二来作为中转站。

当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以后，大北把几条工程船伪装成趸船，白天停泊在出海口，夜里抓紧施工，偷偷把海线引入长江、顺着黄埔江直接架进上海水域，在张华浜对岸的浦东红庙设置了第二个电报房，在1871年6月3日正式开始通报。

清朝官员不是傻子，南洋大臣李宗羲派人来责问，他们振振有词：我们没违反终端上陆的规定啊，你看这线还在水里泡着呢，还算海线！中方官员心想，别扯淡了，这江南水系都是纵横相连，要按你们那标准见水就算，电报线能一口气修进阳澄湖去，以后我们大闸蟹还吃不吃了？

但人家字面上又确实挑不出什么毛病，两边争吵了许久也没个结果。李宗羲觉得中国权威实在不够，就找英美两国斡旋。可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胳膊肘朝欧洲拐，乐见丹麦人敢为天下先。

既成事实一经造成，再加上各国政府压力，官司打到公审公廨也没个结果。后来到了1873年，大北公司借口海线经常被过往船只碰断，公然又架设了一条16公里长的旱线，从张华浜接到了外滩南京路12号。

到了这一步，上海道的官员已经无法管束了。这个电报房后来搬到了中山东一路7号，那栋建筑就是如今外滩上的盘古银行大楼。

从此以后，洋商们可方便多了。利用这条电报线，欧洲人只要拍一个电报，就能在六个星期后接到本国的订货单，效率比邮船快得多。

清廷从中唯一得到的好处，就是凡经大北公司线路传递的政府公文、外交文书等等，全都予以免费。那会儿电报费用很贵，这项免费倒着实能省下一笔银子，但跟中国的损失相比，还是不成比例。

有人说倘若丁公在的话，不会让丹麦人如此嚣张。其实纵然丁日昌有通天的本事，也未免能奏功。因为这一回不比寻常，是列强政府在背后撑腰。民间纠纷，尚有法律可依，政府若是耍起流氓，可不是个人可以解决的。

自从大北公司开了这个不好的先例以后，大东公司和其他列强公司也纷纷开始效仿。一晃数十年过去，大北公司在厦门如法炮制，从香港-上海线接出一条支路旱线；紧接着大东公司也在香港和上海之间设置专线，顺便打算福州也一并捎上，一口气与印度连通。其他各国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涌而上，无不私接回路，暗上旱线。

南北二线的开通让大北公司财源滚滚，独享垄断之暴利。到了光绪八年（1882年），英、法、德、美四大强国坐不住了，希望利益均沾，联袂要求在上海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打算从上海拉海线到山头、宁波、温州等沿海各地区。李鸿章为了换取大北公司对中国电报业的基建支持，把沿海二十年的海线专利都转让了大北公司，所以回绝了这个请求。

但对于旱线问题，既成事实归既成事实，中国却始终没有承认过它的合法性。当初清廷拒绝旱线，主要是出于外交尊严和主权的考虑，而现在形势却有了不同的变化，因为中国也开始自己兴建电报业务，不得不考虑利益的问题了。

推动国营电报最起劲儿的盛宣怀曾经告诉过李鸿章一件事：有一年钦差曾纪泽出使俄罗斯谈判，他通过大北北线从圣彼得堡发电报到上海只花了一天时间，从上海用驿递送去北京，反而花了六七天。两下比较，优劣昭然若揭。这实际上等于另外一种形态的信息战。

想象一下，外国人在中国，比中国人还灵通，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呐。

于是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臣上书陈言电报之利，奏请兴建自己的电报网络。慈禧太后在李鸿章劝说之下，恩准了申请--她这一次倒英明，等到数十年后庚子国变的时候，恰好是电报让这个老东西及时逃出了紫禁城。

到了1881年的时候，中国的几大重镇都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报网络；第一条长途公众电话线路"津沪电缆"横贯华北，使电报业"军转民"，开始从单纯的军事功用转向民用赢利事业。最初只在直隶活动的天津电报总局也在两年后改组成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正式成为官营企业，统筹全国电报事务--看清楚，已经是企业了，不再是衙门。

也就是说，以往外国人随意接旱线，政府最多是丢了面子；现在政府自己也开始办电报了，外国人这种行为就等于是与己争利，每年利润损失巨大。

若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拿大北公司开刀。它是整个局势的罪魁祸首，又是中坚大将，若不拿它杀一儆百，别指望其他公司会服服帖帖。

清廷对这个大北公司是又恨又爱，恨的是它屡屡当电信侵华的急先锋，爱的是它倒也给中国出了不少力气。中国大部分电报线路，包括大（沽）（天）津线、津沪线、江南的一些支线，都是大北公司修的；北洋电报学堂成立的时候，大北公司还特意派遣了几名精英来当讲师，培养出中国第一代电报人。

宋太祖说过，卧榻之侧不容洋人酣睡。在1883年，清廷借着中国电报局移镇上海的机会，终于派了两个谈判代表着手解决大北公司这一头疼的问题。谈判代表才两个人，是不是不够呢？不，足够了，这两个可不是一般人，首席代表是盛宣怀，他还有一个助手叫郑观应。

盛宣怀一代官商，何等头脑，加上长期浸淫兴办电报的业务，一眼就明白问题的症结所在：就是丹麦人十年前在上海那手"暗渡陈仓"的计谋。这个先例不除，永远会有后续者蠢蠢欲动。他一边提醒各地华商"自设以争先"，免得被洋人占了便宜，一边和郑观应商量如何应对这一局势。

欲要灭敌，必先除其羽翼。要想干掉大北，就得先把外势扫平。

大北公司最强有力的支援，是那个叫嚣着要修香港-福州-上海线的英国大东公司，别看他跟大北公司是竞争关系，其实一个鼻孔出气。他们在1883年初就有了一个秘密协议，大东公司负责修一条香港到上海的水线，收益分给大北公司一半，而大北公司则允许大东公司分享中国海线修筑的专营权。对他们来说，旱线登陆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有了大北公司作先例，大东公司就能理直气壮地嚷嚷："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按盛宣怀的原话就是："欲拆厦岸已成之丹线，方能拒福、汕将至之英线。"倘若能够先行把大东公司摆平，来一个釜底抽薪，大北公司也就离失败不远了。

可怎么釜底抽薪，也是一门艺术。给的条件太低，人家不干；给的条件太高，自己又吃亏。最后想出办法的不是盛宣怀，也不是郑观应，却是一个本来与此事无关的曾纪泽。

当时曾纪泽正在跟英国人谈判鸦片关税问题，中国欲禁鸦片又不敢禁，只好曲线救国，变着法儿提高鸦片的关税，以求能稍稍抑制。英国人还沉浸在鸦片战争的兴奋里，对中国这个要求坚决予以抵制，谈判一直陷入僵局。

这一次中国和丹麦谈判既开，曾纪泽忽然看到了希望。他跟李鸿章说咱们已经允许大北公司的南北二线登陆了，如果拒绝大东公司的请求，英国人肯定不干。咱们不如也让大东公司在上海上岸--虱子多了不咬，不差他一家争利的--拿这个作筹码，让英国人自己去对付东印度公司，逼他们接受加税。李鸿章有点犹豫，他觉得电报利薄，鸦片利丰，英国人算盘打的精，未必肯这么牺牲。

盛宣怀却觉得曾的提议不错，不妨一试。于是盛宣怀亲自出马，先给大东公司一个枣儿，许诺允许他们先架设香港到上海的海线，在宝山县城外上岸，与中国电报局的淞沪陆线相接，福州和汕头可以选择其中一个地方设置中转趸船。

但这些都不是白给的，盛宣怀要求他们在合同里写清楚：沿途诸口岸都不得分设线端。盛宣怀还悄悄在合同里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加了一个条款，言明这个项目如涉争议，不允许援引丹麦的先例。刚柔并济之下，大东公司终于接受了中方的条件，高高兴兴去筹款订货，把大北公司抛去了脑后。

那边厢曾纪泽带着成果去给英国人看，成功地提高了鸦片税。这边厢盛宣怀叮嘱大东公司这份合同千万保密，而且要求他们延缓半年到一年再行施工。大东公司虽不明就里，但也满口答应了。

扫干净了外围阵地以后，盛、郑二人开始正式对丹麦人发动了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