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上） -- 陈郢客

陈郢客: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中）

陈郢客: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下之一）

陈郢客:精英与底层——从鲁迅先生说开去（下之二）

陈郢客:【参考文】网络时代·节点

陈郢客:【参考文】得有对贼和尚敢骂秃头的精神·大师是勇来的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引这话的顾炎武，本身就是文史大家；鲁迅也很不耐烦才子佳人小说的意淫；可见真正有点出息的人，也像我们一样讨厌唧唧歪歪伤春悲秋的文学青年们的。各行均有下流；亦有上等；于是顾炎武提出“亡国”、“亡天下”之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于是鲁迅沉痛地说中国无非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一语道破治乱循环，惊醒世人，这等视界眼光，便是他们胜于常人处。

去年初我和一好友居然吵了一架。她对我津津乐道于丹，我便有些不耐，那一阵子逢人就有人问我对于于丹观感的，一直支吾“还好呀”打发了事；这下对好友便倾怀而倒了，“她的书有什么好看的？不就是一句论语翻译一句外加一个卡耐基故事吗？”亦有些诧异好友怎会上了套；好友一时气结，说，我俗，行吧？我就觉得挺好的。你们看书功夫比她强，你们不占领这个阵地，活该人家出名！我说就说普及的，台湾傅佩荣先生讲论语讲庄子便要好一些。十博士后来抗议，当日窃以为借此推销之意太盛；可见真的做点事情，总要落人眼角的；不管是讲普及的于丹，还是对她有些句子太过当下解读心存不满的十博士们。什么都不做，创意存在脑子里，那是绝对错不了的。正是一番争吵，使我动了些历史观普及的心思；大传统和小传统的沟通，不管有人致力于此还是闲情一顾，都是上佳好事。思考者和实践者往往是不同的人，自家俱乐部小圈子里的心得不能与勇于实践的人互动沟通，一些时代观察不过流于碎影泡沫；既可惜亦浪费，也许还耽误世事。我至今感谢这位朋友，因为她使我真正懂得了于丹的好处，在民众向传统文化有所需求的今日，她站在了沟通者的节点上；或许学术界没几个人中意她的学问，可是她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观众读者从此入门，将来会到更深的地方去；几年之后读者心里也许未必看得上她；可就此否认引领之功，那就不甚厚道了。近日在某宾馆看到某卫视在放傅先生的《论语》，心说趋势果然如此；再过几年，傅先生恐也要越过的。何为生机何为死地，自命为精英的人们，有时真未必能看清的。明朝哪个读书人不写诗的？前后七子种种，大家怀着超唐赶宋的志向，多少人一生心血较真于此，到头来，明代传到今日，最脍炙人口的反而是唐寅自然民风的《桃花庵歌》，真真残酷无比；倒是当日无名的小人物施耐庵、罗贯中借小说得以不朽。《金瓶梅》似是一精英所写的，可是他只敢留作“兰陵笑笑生”，无他，写小说在精英圈子里是被看不起的。造化之作弄，历史之吊诡，敢不敬畏？元代庾吉甫一度曾位列元曲四家，可怜他写了15种杂剧，今皆不存；无可奈何，自然被有作传世的踢出场子了。身后之事，实在很需要几分运气的。

今天我们读史，自然有居高临下之感，实是后生地势之故；另一层易被忽略的浅易常识是：史书里但凡能占据一席之地的主儿，都比我们普通人牛掰得多。当然历史亦有谦卑的误会，当日席勒、歌德之时代，两位感叹的都是牛人在哪里啊牛人在哪里啊，孰不知日后他们却会无比接近于神。（果然谦卑出人才啊）所以读史多经历两个时期，初时看见条新鲜材料便跃跃欲试，一心图以翻案的；不翻案何以一鸣惊人，扬名立万？越到后来，不免收了颐指气使，将己代入当日之境，遂别有一番体会。此时却是不容易做文章，又或者太过平实，不易引人注目。读史者亦须胸怀，胸怀大者所见者大，若心胸不堪与前人对话，那也就止于此了；真正牛掰的作史者，史实史见两手均硬，就像汤因比和陈寅恪，严谨和大局观、想象力、好奇心兼具，确是不世出的人才。

读史，最重要的是“知人论世”。若评价一个人，先读他写的东西，再把别人评价他的话，他评价别人的话读过，再考察诸种细节，可翻当日报刊，交往圈子，再和当日事态一一印证；但凡能言之成理，那都可备作一家参考的。这就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原因。后人有权加入自己心得；但必须体贴考虑当日情境。毛公为何对《海瑞罢官》极为不满，因他敏感之故；吴晗因而受罪而死，国人对此自有公道看法。不过毛公敏感我们亦可了解，河里夏岗兄不是忆过四·五之时，大家聪明地“二月里来”，声渐高昂，一吐郁闷。当日为彭将军心有不平的大有人在，嘴里不说心里腹诽不行吗？他借此示威，并非无故。最为可怜的却是吴晗并无此心，我们不得不叹吴先生虽做官僚，学者心到底占了上风，遂有如此灾祸。呜呼！

鲁迅说顾先生“禹是一条虫”之语，他是太炎先生弟子（章太炎国学根底，令人高山仰止。当然他给女儿们起太过古雅的名字，以至于女儿们结婚都有些麻烦，这亦是民国佳话一则了），对于顾氏考证之瑕，自然入不得眼；我觉得他批评此事并无不可；当然鲁迅提了不止一次就有些过分了。至于鲁迅与陈源所争，但凡知道些内情的谁也不会站在陈源一方的。当日3·18事件，北师大刘和珍君、杨德群君因鲁迅的悼文而致千古；陈源当时确是一副“精英”“国家主义”的嘴脸，说学生们“自蹈死地”，鲁迅之悲愤，可想而知。此事当日知识分子亦站成两派，陈源等“正人君子”一派；周氏兄弟、林语堂《语丝》一派；胡适亦是同情学生的，不过他两边都有些交情。陈源后来编《西滢闲话》亦不敢收入此文，梁实秋还吹捧他不提与鲁迅之争是宽厚，窃以为不过自家心虚而已！梁实秋自己当初骂鲁迅，春秋笔法甚多，亦说拿了共产卢布，鲁迅哪堪如此，他雄笔而回；今日之我们便只记住他刻薄了。而且，梁氏长寿，日后尚可捡有利于己的地方自陈几番；可怜鲁迅，亦只能失声静默。我们只读他的，没读别人怎么发难的，对他观感自然易恶。还有筒子不是说美味天天吃，已腻了嘛；这亦是事物认识的正常过程，天天家常菜，便要吃些日餐西餐图个新鲜；再过一阶段，就会发现适合自己肠胃的还是家常菜而已。周作人、张爱玲文学声望最高的时候是刚解禁之时，那时众人看他们宛如神仙；流行了这么多年，有些筒子们便也腻了，亦会捎带批评两句了。他们必会有一席之地；座次亦会恰如其分；入不得席和首席莫属都有些过了，特殊时期，必然如此；也必然会走过的。单论鲁迅与人争议，有大义处；亦有捎带处；但均因事而来，并非无风起浪；我们得舍去那些刻薄语捎带语，却不能舍去那些大义。

鲁郭茅，巴老曹。这是土共当日定下的文学排位；就像历代孔孟的地位亦会根据统治者的变化有所不同。孟子说了些民本主义的话，精明的统治者们一直是精明地干晾着他的；孟子是什么时候才被官方承认为“亚圣”的呢？——蒙元时代。窃以为这实在是因为草原首领们不知底细，望文生义；他们哪里晓得这么微妙的内情呢。汉人朱元璋登得帝位，看见孟子“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等话语当即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于是废了孟子的配享牌位。后来亦知面子撕破了大是有害，于是再平反牌位，可是那些话断然是留不得的，于是删掉《离娄篇》85条（只剩下170多条，删去三分之一还多），明令这些部分“不以命题”，“不以取士”。然而孟子的伟大亦在于此。孔孟当日均是落魄之人，孔子周游列国，悻悻而归；孟子的辩论术极强，可是俨然没有张仪、苏秦这般切用。春秋战国学说种种，法家实帝王所爱，孔孟以教化天下人而已，霸道遂穿上王道之衣；墨子为底层张目之说亦便失传。历史先是有所选择，再是有所涂抹有所改编；向来如此，以后也难免如此。但是被选中的人，都是有几把刷子的；品行大义亦不容有失的。中国从不缺乏有才能的人，若蒋公未失大陆江山，日后官方推重的文学牌位里断不会有鲁迅的，想必会有胡适，但必会删改掉他一些要命的话。就统治术而言，这两位都是死了好供，活着难容的主儿。其伟大亦在于此。诸君若读过胡适晚年文章，当有所了解。共产党批判他以致敬；国民党亦对《自由中国》种种发难，他晚年日子并不好过。恰与毛公说鲁迅“若在今日，要么沉默要么坐牢”相映成趣。今天有些愤青反到祖师爷头上，“鲁迅有幸未见全面抗战未经严峻考验”，看了不免失笑，鲁迅死得太早，实不过方便了日后土共使用；哪里是自家侥幸呢。当年鲁迅即看出太祖有“山大王气”，毛公眼神如炬，对鲁迅的敬畏防范实可见英雄相惜；我们这等小人物，还是少以己身度牛人胸怀吧。

鲁迅先生脍炙人口的《战士与苍蝇》，“正因为近则愈小，而且愈看见缺点和创伤，所以他就和我们一样，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异兽。他仍然是人，不过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伟大的人。”这是为谁而作的呢？是为开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1925年孙先生逝世于北京，当日北洋政府不希望民众到天安门哀悼（眼熟吧？），亦有种种风凉话出场（我愿为诸位show一下当日妙语：1925年4月2日《晨报》所载署名“赤心”的文章《中山……》，其中写道：“孙文死后，什么‘中山省’、‘中山县’、‘中山公园’等等名称，闹得头昏脑痛，……索性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山民国’，……‘亚细亚洲’改称‘中山洲’，……‘国民党’改称‘中山党’，最干脆，最切当。”），鲁迅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时人亦对中山先生“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有所非议（李敖绝不是计较于此的第一人，不说同代人，史学家唐德刚亦有共识，反对党总要比当权党许以别人更多的好处，袁大头之《二十一条》亦事出有因，我少时即读到这些史料，河里也必有人知道，体验历史复杂暧昧即可，孙先生之理想之一生奔波仍值敬重；故乡无圣人，同代亦无圣人；诚哉此言），鲁迅在与许广平的信中说（这自是他心曲），“倘人权尚无确实保障的时候，两面的众寡强弱，又极悬殊，则又作别论才。……叫喊几声的人独要硬负片面的责任，如孩子脱衣以入虎穴，岂非大愚么？……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而况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后来他到中山大学任文科教授，写了篇《黄花节后的杂感》，“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的”；“中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我并非说，大家都须天天去痛哭流涕，以凭吊先烈的‘在天之灵’，一年中有一天记起他们也就可以了。但就广东的现在而论，我却觉得大家对于节日的办法，还须改良一点。黄花节很热闹，热闹一天自然也好；热闹得疲劳了，回去就好好地睡一觉。然而第二天，元气恢复了，就该加工做一天自己该做的工作。这当然是劳苦的，但总比枪弹从致命的地方穿过去要好得远；何况这也算是在培养幸福的花果，为着后来的人们呢。”只从教科书一瞥其片段的人们也许会诧异，的确，这太不像教科书里的那个鲁迅了。即使到了1935年，鲁迅致杨霁云的信中说，“中山革命一世，虽只往来于外国或中国之通商口岸，足不履危地，但究竟是革命一世，至死无大变化，在中国总算是好人。假使活在此刻，大约必如来函所言，其实在那时，就已经给陈炯明的大炮击过了。”可见他对于中山先生之尊重公允，可称私人化的坚守某处立场的解读。

今日鲁迅以及郭茅曹等人的背光在于几乎死于教科书；被人立为雕塑，便失生动。美国好莱坞多少电影变着法儿讴歌宪法、国会、爱国；老实说看多了也就识破广告了，不过人家软广告拍得确实比我们硬板书可爱的多。中宣部又从不肯低下头颅搞些亲民的玩意，民众之恶大半也因倦了。陈丹青于是说：但愿我们个人都能有一个私人化的鲁迅，明白他的“有趣”。唉。今人拿身边文学青年观感来套这些人士，实不知他们中很多人都别有专业；因兴趣志向转向于此，又以才能成为浪淘沙后的幸存者，哪里是身边文青一般人物？鲁迅学医，自不必说（医生出身对写作大有好处的，冷静而深邃；毛姆、余华亦是学医出身）；郭沫若也是学医的；郁达夫有阵子国内谋教职靠的是他经济系的本业；而创造社成仿吾，东京帝大造兵科枪炮专业出身！图以唤醒诸人灵魂，一也；自家亦成就天赋，二也。少时甚不喜郭沫若的谄媚之词，后来读到他的《女神》，一下子将中国初生新诗推高了一层；再读《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于史用力处，深自佩服。郭氏对不起日本人安娜，后代亦不谅解；但在风雨飘摇之际抛妻别子，回到中国，亦值敬重。这几位名号都是勇来的，付过种种代价的，作品不错，大节不失，才登得上坛子；像周作人，再怎么家世之累，各方劝他离开是非之地，到底没有，终有污名。鲁迅也曾是复兴会热血青年，民国初理智青年，体验种种绝望愤怒，最终生成众人眼中爱憎分明的刀笔客。我们不解当日之黑暗，先有刘和珍等人继有柔石5人又有瞿秋白杨杏佛史量才（史量才资料）等人，他逝世之后亦有李公朴闻一多等人！热情的爱国者如是之死的命运，这些暗夜里的血，以及一些精英的无谓，倘若我们身临其境，能熟视无睹吗？今日之精英很多人学会了老舍的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可是国爱我吗”；这话《茶馆》里老板用得，老舍本人用得，他们都是悲壮正剧；今日特权精英们使用，却是十足的喜剧！精英们占用了这句话，底层又该如何呢？

今日有人批鲁迅一年买书1000多元，每月亦有100多元；这可是民国大洋，中小学教师当日月薪大约有20元大洋，可比今日人民币值钱多了。我愿说句实话，精英们大抵是有精英们的生活的。当日教授300元，换算到今日，颇为吓人。他们就是这样的高薪阶级。历史上必有一席之地的鲁迅、胡适、宋美龄均是精英阶层中一员；宋美龄的庐山别墅可是自家陪嫁，后来亦不免精修；当然其争取美援方面是颇为有功的。胡适衣着亦极讲究，家中甚有珍籍；当然他虽内心悲观但必战方能求和，唯有苦撑待变，后任驻美大使，亦是功臣。但是战场的兵士必然多是底层之人，也必有恋家恋生硬被拉来的壮丁；是的。卖命的事儿必然是底层大有承担的；从来必是这样；今日恐也如此。陈可辛《投名状》最真切之处便在于此。庞青云必须以过半人员代价获得后面军队的不再观望，你成功有望，人家便共享功劳；你要输了人家绝不趟这水的。手里牌少，也只有如此。他们战死会有几块钱交到家人手里，他们活着不打仗呢便不能提供家人衣食，唯有打仗。就像今日煤窑工，他们唯有如此，才能赚得家用；他们死去，家人会有20万抚恤。下窑是个理性选择，当兵，很多时候，也是无奈的理性选择。这亦是1944年河南农民缴国军械的原因，水旱蝗汤（汤恩伯），天灾更兼人祸。1942年，美国驻华外交官约翰·谢伟思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写道：“河南灾民最大的负担是不断加重的实物税和征收军粮。由于在中条山失陷之前，该省还要向驻守山西南部的军队和驻守在比较穷困的陕西省的军队提供给养，因而，负担也就更加沉重了。在陕西省的四十万驻军的主要任务是‘警戒’共产党。”“有很可靠的证据表明，向农民征收的军粮是超过实际需要的。中国军官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仍然盛行不衰的惯例，就是向上级报告的部队人数超过实际所有的人数。这样他们就可以吃空额，谋私利。洛阳公开市场上的很大一批粮食，就是来自这个方面……”

1943年2月《大公报》一篇《豫灾实录》：“记者首先告诉读者，今日的河南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正以树皮（树叶吃光了）与野草维持那可怜的生命。‘兵役第一’的光荣再没有人提起，‘哀鸿遍野’不过是吃饱穿暖了的人们形容豫灾的凄楚字眼……”“在河南已恢复了原始的物物交换时代。卖子女无人要，自己的年轻老婆或十五六岁的女儿，都驮到驴上到豫东驮河、周家口、界首那些贩人的市场卖为娼妓。卖一口人，买不回四斗粮食。麦子一斗九百元，高粱一斗六百四十九元，玉米一斗七百元，小米十元一斤，蒸馍八元一斤，盐十五元一斤，香油也十五元。没有救灾办法，粮价不会跌落的，灾民根本也没有吃粮食的念头。老弱妇孺终日等死，年轻力壮者不得不铤而走险，这样下去，河南就不需要救灾了，而需要清乡防匪，维持地方的治安。”

是日军的军粮使得不少人活了下来；这亦是五六万日军38天打赢了40万国军（豫中战役）的关键。这亦是令人五味杂陈的抗战历史的一部分（豫湘桂大溃败，这便是其中镜头之一），这些民众的选择亦是个人理性的选择；饿死的已有300万人，你还能让他们怎样？后来作家刘震云为他的故乡特意写了篇小说《温故1942》。（冯小刚一心想拍此片，拖了这么多年，还未通过审查，一叹）刘震云一语道破，“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当日天灾，收成不到三成，课税却亦有三成或还多。《大公报》王芸生（这位可是深感9·18事变，在《大公报》开创《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的先觉者，拟从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写到1931年“九一八”。专栏每日文前冠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国耻认明，国难可救！”当日引起巨大反响；1957年周恩来多次希望王将当日专栏尽快整理成书；因文革中断1979年重新启动修订工作；王1980年去世，因此书文革中提前“解放”；毛公和田中角荣都提过此书；近年有新版修订，诚向诸位推荐），这位中日问题研究专家，忍不住为《豫灾实录》写了篇时评《看重庆，念中原》，“尤其令人不忍的，灾荒如此，粮课依然。县衙门捉人逼捐，饿着肚皮纳粮，卖了田纳粮。忆旧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到今日的事实。今天报载中央社鲁山电，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粮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所谓：‘据省田管处负责人谈，征购情形极为良好，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这‘罄其所有’四个字，实出诸血泪之笔。”“河南的灾民卖田卖人甚至饿死，还照纳国课，为什么政府就不可以征发豪商巨富的资产并限制一般富有者‘满不在乎’的购买力？看重庆，念中原，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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