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兼纪念西西何一周年】我打工的那段日子(序言) -- 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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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喜欢这样的题材
    • 家园 在特殊版面吵架吵得突然有了兴趣,决定把以前的帖子续完

      在这里先顶起来

    • 家园 very good article, but

      this is too negative:

      以及对于为数极少(这个数目并不比濒临灭亡的珍稀动物多)尚有知识分子良知的人的迫害

      pls see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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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曹兄及各位友好,前几天和昌平、刘力群和刘海英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参观,刚好曹兄来信讨论关于解放前乡村建设运动的问题,于是把自己观察到的一些东西记录下来,供各位参考。

      祝劳动节快乐。

      我们一行四人到达定洲车站的时候已经是半夜12点了。昌平打电话和来接我们的人联系,刘老师和海英去车站边上的小吃店买东西。我和昌平在一堆正在招徕我们的汽车司机包围下东张西望,这个时候从这些人的背后很敏捷地走上来一个衣着朴素的年青人,年青人对昌平说了一些仰慕之类的话,神态很真诚,回头和我握手,手很有力,对昌平加在我头上的学者之类的头衔并没有兴趣,昌平在介绍刘老师的时候戏称刘是温总的老师,(改革杂志的人一般都这样称呼温铁军,而学员们一般称呼他为温院长。),年轻人也并没有表示更多的尊敬。在车上,昌平讲了两个他在云南扶贫的事例,其中一个讲云南山区的彝族妇女在昌平他们的鼓励下出来赶集,卖了一只鸡,然后很幸福地花五毛钱买一碗米线来吃,她们吃米线的样子,无比满足,一口一口的品尝,都舍不得咽下去,昌平说看得他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感慨说,为什么人和人这么不同,对她们而言,人生的幸福就是吃一碗米线,而我们这些城里人有那么多东西,还不满足。接着说到彝族人酗酒的毛病,昌平说很可以理解,因为他见过彝族的汉子喝醉以后,睡倒在地,吐得浑身都是,而他的狗依偎在他怀里,把吐出来的食物都舔吃干净,昌平说,看到这副场景,他就理解了为什么彝族的汉子喜欢喝酒,因为这是他们最大的幸福和快乐,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刘老师也讲了他在云南的经历,他说在旅游的时候,见到最骄傲的民族是白族人,他们经常吹嘘自己的祖上曾经打败汉族,只是蒙古人才征服了他们。还讲到另外一个民族的妇女很能干,但是他们的丈夫都很窝囊,在街头随处可见他们衣衫褴褛,形同乞丐,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烤一破玉米吃,而他们的妻子可能就在他们身后的小商店里一边照顾生意,一边收拾孩子。刘老师说,这些汉子原来是保卫村寨和家人的安全,在山里和狼虫虎豹搏斗的,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而他们的自尊又怎么能允许他们在家里忙活家务,或者干些挣钱的营生呢。他还开玩笑说,这些细脚干的汉子等将来还是有用的,因为他们善于爬山。两个人见到的景象差不多,但故事却指向不同的方向。我开昌平的玩笑说,看来这些彝族人的选票很好收买,一碗米线就可以了,力群补充说,酒效果更好。

      汽车走了大约20分钟左右,就离开了宽阔的大路(第二天,刘老师说是国道。),走向了乡间的小路,从翟城村穿过,大约又有十分钟的时间吧。我们都很惊异这个村子会有这么大,刘老师提醒我们看两边的标语,其实我一直在注意,在离国道较近的地方。两边的墙上几乎都是宣传标语,也是我们经常见到的,计划生育、社会治安之类的,再往里走,这些标语就一个也见不到了,全部是商品广告,什么都有,倒没有前几年到处都是的红桃K,也没有什么性病广告。一路上,来接我们的小伙子坐在前面副驾驶的位置,一句话也没有说,好像完全没有听到我们这些人在后边的高谈阔论。

      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点以后了,走进校门,迎面就是晏阳初的半身像,昌平一进们就冲着雕像喊道:“老先生,我们来看你了。”喊完之后,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在黑暗中,带路的小伙子先把我们带到一排平房前面,打开一间房门,里头是一个套间,四壁萧然,墙上倒还干净,地面是水泥,应该是打扫过,但还有很多土。在每个房间放着一张床,里间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还有一个暖瓶,似乎也还有一个茶杯。我和刘老师都很渴望一点热水,拿起暖瓶是空的,提着暖瓶到外面找热水,听见远处昌平的大嗓门,刘老师嚷了一嗓子,问水房在哪里。昌平笑着说,现在没有热水了,你们就凑合吧。夜里很静,满天繁星,我们俩觉得就这样睡了实在太辜负这个晚上,决定出去走走。

      在黑暗中,可以大致看到学校四周有围墙,很大。学校里的路是土路,不太平整。一脚高,一脚低,我们前前后后走了一圈,大致看起来学校的主要建筑是大约十来排平房,靠近校园门口的地方相对比较集中,在几排平房的中间和四周是几片平地,有些地方种着葡萄(这是第二天打听以后才知道的),有的地方就荒着。靠近学院门口的几排平房是教室,有一个大的会议室锁着门(上面有三把连在一起的门锁,刘老师很奇怪为什么要这样锁门),但是亮着灯,我们贴在玻璃上向里头张望,里头有一台电视,似乎还有投影设备,还有一些散乱摆放的凳子。前面的黑板上大约是上次讲座留下的遗迹――是江苏一个农业合作组织来做的报告。黑板上方是一个歪歪扭扭的红色条幅,是用英语写的标语,但是有些字母已经脱落了,所以搞不清楚是对什么人的欢迎,教室后边的墙上写着“劳动光荣”。后边学生住的宿舍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小院,前后的平房之间有围墙连着。在教室的两头有黑板,上面写着一些标语,有晏阳初的话,比如:“诚实地做人、认真地做事”,也有温家宝和胡锦涛重视三农问题的话。在教室的后面有一个水房,在水池旁边放着洗衣粉(在我们住的那排平房前头也有一个水池,前边也放着一袋已经开口的洗衣粉。)。院子里散放着三四辆没有上锁的自行车。往回走的路上,还看见一间很大的房子里挂着窗帘,从里边传出低微的音乐声。

      回到房间,把一只流窜进来的小刺猬赶出去,各自上床睡觉。早上大约7点多,我和刘老师刚起床,昌平带着一个小伙子来了,说7点半开始吃早饭。我们又出去在院子里走了一圈,看到三三俩俩的学员,其中一个开口就对我们说:“我们农民都是弱势群体啊。”伙房在学校的最后边,我们走过去的时候,学员们刚刚唱完歌,主持的小伙子高战正在给大家介绍今天来的“专家”,我们一一上前去领受学员的掌声,并鞠躬,然后开始吃饭。在伙房里和做饭的大师傅聊了两句,大约50岁左右,是本村人,手边灶台上放着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对我说,昌平的书太好了,写得完全是农村的实际情况,虽然昌平写的是湖北的情况,但是和他们这里完全一样,不是相似,而是完全一样,他这样强调。他还告诉我们这里的一些基本情况,这个地方原来是定州第十二中学,本来教学质量很高,很多学生都能考上重点大学,但是由于地处偏僻,后来慢慢教学质量下降,学生的学习风气也大大变坏,常常打架斗殴,甚至出了人命,于是县里把它和另外一个学校合并了,而这块地方被一个人买了下来,大约是想来种植经济作物。几年前,晏阳初的女儿回来探访父亲的第二故乡,和温铁军等人合计议以后想在这里在办一个乡村建设学院,翟城村也很支持,于是翟城村出资40万,把这块地方买下来,去年创办了这个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正在聊的时候,进来一个穿着干净,白发梳得很整齐、面色红润的老者,做饭的大师傅介绍说是他们村的李书记,对乡村建设学院很支持。李书记为今天的天气担忧,似乎是因为昌平来讲课,他们原想安排在室外,但天气阴沉,很可能要下雨。说着李书记掏出手机开始联系。

      吃完饭,通知说9点开始上课,由李昌平讲。于是在院子里和一些学员随便聊聊。几个负责学院管理工作的小伙子都是从《中国改革》杂志社来的自愿者(其中有一位是航天公司的退休工人),江苏人高战穿着一身迷彩服,胸前挂着哨子,忙里忙外,他说自己原来在江苏搞过三个农民合作组织,是以经济目的为主,其中也有一些维权的活动。“因为不这样,当地政府很快就把你灭掉了。”出来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两个学员,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站在电话篷(是一个挂在墙上的投币电话。)下面避雨,招呼我过去。矮个问了我的单位,知道我是学经济史的,就迫不及待地问我,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明清的时候就有资本主义萌芽,问我怎么看?又说有人认为邓大人的改革可以和商鞅变法相比,问我怎么看?我很惊异他会关心这样的问题,胡乱回答了几句,小伙子露出不太满意、但很深思的表情。他们是从四川西昌来的,从《中国改革》杂志上听说了这个学院,所以自己就来了。刚来没几天,他们说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很有收获,每天早上出来,先集体练习太极拳,再唱歌,然后吃早饭。接着如果有人来讲课,就集体听讲,下午分组讨论,晚上还要学习计算机,再开会讨论。每天都很忙碌。到这里来开了眼界。矮个的小伙子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他似乎不太愿意和我谈农村情况,对农村的情况也好像不太熟悉。后来他还告诉我自己是穆斯林,正在学习阿拉伯文,要认真研读《古兰经》。

      9点左右到了教室里,学员们先后进来,接着大家等翟城村的村民。翟城村的村民很喜欢听讲课,所以他们经常来旁听。乘着这个时间,昌平给大家每人发了一张纸片,让每个人填自己在这段时间的学习里学到了什么和希望他讲什么内容。在填写的时候,一位老人走到前面,开始教大家唱歌,他说大家昨天学的一首歌现在还不太熟悉,今天再熟悉一下。唱得是一首80年代关于幸福的歌曲,歌词里说:“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啊,幸福,就在你晶莹的汗水里。”。我凑上去看了看旁边座位上学员手里拿的歌谱,大约是一些80年代歌颂劳动的歌曲,还有“学习雷锋好榜样”。

      昌平开始讲课的时候,我到外面去找人聊天,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扛着摄像机前后忙活,女的告诉我,他们是独立制片人,已经来这里十来天了,还要住一段时间。觉得这个题材很好,我问她是不是有很感人的故事,她立即反驳说不光是感人,她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高潮,有转折,有突发事件以及他们如何应付突发事件。她和这里很多人都成了朋友,她们可以随便拍摄,当事人就当她们不存在。她说这个题材很符合主旋律,可以在电视台播出来,“而且不是也很符合三个代表吗?”说完,她自己笑起来。我又问她,这些学员来了之后,是不是有很大改变,她想了一下说没有什么变化。我问她,是不是村民很喜欢来听讲座,她说有的讲座农民非常喜欢,曾经有个人来讲课,说这里有很多很好的条件和资源,但是村民们没有能够很好利用,所以不能致富,一连将了好几个小时,到了晚上村民还围住他不让走。这里村民主要的收入来源是种辣椒,学院也为他们提供一些种植辣椒的指导,所以有关这方面的技术,他们也很欢迎,我见到一个农民向他们索要种辣椒的书籍。

      昌平主要讲了农民为什么贫困,城乡矛盾以及乡镇干部的盘剥,以及建立农民自己组织的重要性,他非常强调这一点,尤其是认为组织应该有配置资源的权力,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中间赢得很多掌声。他说到很多村里的收费是上面要来收的时候,指着坐在前排的李书记说,以后李书记要找大家来收钱,你们就知道这不是李书记要来收,而是上面要来收。我刚好站在另一个教室的门口,听见两个年轻的农妇小声嘀咕说:“谁知道是李书记自己要收,还是上面要收?”

      上课的时候,我才发现,教室里突然有许多照相机,或者还有数码摄像机,有些是来这里的自愿人员,也有很多是学员自己带来的,学员们非常爱照相,所以教室里不断听到按下快门的声音。来听课的学员都非常认真,除了经常有人照相,闪光灯的闪烁以外,教室里很安静,每个人都尽力在笔记本上记着些什么,很少有人聊天或者打瞌睡。村民们也老老实实地坐着,一坐就是两个小时,我想是很为难他们的。妇女们有时候会偷偷低声拉家常,这时候一个中年农民很严厉地批评她们,与其这样你们还不如回家待着。他很郑重,认为听课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昌平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个农妇很激动地走上前来,她是翟城村的人,她说昌平讲教育讲得真好,她的孩子就是考上了大学,但是因为没有钱,所以最终没能去上,已经几年过去了,她到现在还心里很难受。我们看着她,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我只好问她是什么时候的事,考上了什么大学等等。

      中午吃饭以前,我们到学员的宿舍聊天。在一间学员宿舍中,刘老师和两个上了年纪的四川人聊起来,接着进来一群人,其中几个又拿出相机,开始照相,然后是通讯录,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一个从湖北来的很精干的小伙子和我聊起来,他是村里小学的教师,曾经几次领着农民上访,所以受到干部的打击。因为上访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他的收入和生活收到很大影响,现在还欠着很多债。他说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自私和胆小,如果你领着他们闹,一旦他觉得没有希望,他就不会再跟着你闹,而且,他们也觉得你本事再大,也斗不过干部。所以他们大多现在已经屈服了,而他还是很不服气,现在村里上他家胡乱收费,他还是坚决不给。村里也拿他没有办法。他说现在回去,要再组织农民困难已经很大了,但是,他又说,困难再大也要想办法。

      中午吃完饭,和几个来这里的自愿者聊起来,他们是从大学来的大学生,有两个从农大来的学生,他们说这里的土壤有什么问题,于是从学校请了几个研究生来取些样本回去,准备改善这里的土壤环境,两个信心百倍的小伙子站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从武汉来的学社会学的学生,他说现在学校里教的社会学理论那么抽象、深奥,连他们这些专业学习的学生也很难搞懂,到这里来接触了实际的问题,他学会了很多东西。他说自己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但是因为家里出一个大学生很不容易,所以他从小在家里基本上就不干农活,也很少和村里的其他人来往,每年放假回家,也就是舒舒服服地待在家里,等于是和乡村社会隔离起来了。我问他们是否参加劳动,他指着自己左臂上的红领巾说,这是劳动者的标志。他说学院有50亩的辣椒地,他们和学员一起种地,当地翟城村的人也会来帮他们的忙,因为是第一年种,所以没有当地农民种得好。他似乎很有信心来年会比农民种得好。他还告诉我说,打算帮助翟城村村民搞一个合作组织。听他说,来这里的农民相当部分已经边缘化,要搞合作组织比较困难,因为没有组织的威望,无论是道德上还是能力上。

      下午的时候,刘老师讲,刘老师先从1955年讲起,讲了农民处于今天这个地步的原因,然后讲了他的国土整治,如何建设一个美好中国,实现城市化。最后讲了实现这些建设的资金从那里来以及级差地租和北京、上海等城市依靠封建特权得到的地租收入。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妇女一个忙着照相,但是她很仔细地记下了刘老师讲的一句话,刘老师说:“当初动员农民支援国家建设工业化的时候,曾经说等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再回过头来支援农村建设,但是这一回头,一直回了50年也没有回过来。”刘老师讲完以后,主持的高战,一再邀请前来探视学校和拜访昌平的河北青县县委书记赵某某演讲,赵书记主要强调了农民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历史上中国搞得好的时候,比如汉唐盛世的时候,都是乡村自治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他说过去的自治是乡绅搞的,现在我们农民应该自己搞。他说应该把政治性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分开搞,千万不要互相掺乎,这是有教训的。最后,他特别强调了理性,说千万不要冲动,办事情要按照事情的规律来办,否则只能自己吃亏,你要活,也得照顾别人的利益。他说中国的历史表明,以暴易暴只会把自己的处境搞得更坏。赵书记在台下和昌平交换名片的时候,几个学员也上来索要赵书记的名片,说,以后有什么事情请你帮忙,赵书记说很抱歉没有带那么多。

      讲完课以后,学员们围着昌平还想听他讲,我和刘老师坐着赵书记的车离开了乡村建设学院。

      (刚刚接到刘老师的电话,说这一期的培训5月3日就结束了,下面怎么办,有关方面好像还没有拿定主意。)

    • 家园 写得好
    • 家园 写的真好
    • 家园 我的四弟的确是个苦孩子出身呀.

      跟你比起来,我真是蜜罐里长大的,五谷都不会区分.和那些农村长大的人相比,城市长大的人的确有点"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矫情.

    • 家园 两省民工大械斗(上)

      两省民工大械斗

      那一年,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寒假,我没有在城里找工作的经验,决定仍旧回家干点体力活赚钱。我父母觉得我夏天在选矿厂干得太辛苦,所以千方百计的托人找了个轻活,去一家私人矿洞看磅秤。估计网上很多人都看见那张照片----一个人像狗一样的爬出来,拖出一筐煤,老板插着手在那儿看磅秤。我就是那个看磅秤的,不过我们的矿洞规模比图片上的要大,不需要人拉矿,而是用卷扬机拉。那时候我姑父是开卷扬机的,矿洞主是姑父的一个亲戚,否则看磅秤这种自家人干的活是不会让我干的。

      我的职责是把每次运上来的矿称重量,然后分别给洞外等着的开车的按牌号装车。这个职务还有一个隐含的责任,就是当矿上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和矿洞主一起出去冲杀,相当于保镖的意思。北山上完全是一个讲究实力而不是法律道德的地方,地头蛇巧取豪夺别人矿洞的事情层出不穷,矿洞主也是一个高危险的职业。有一次,我睡觉睡得迷迷糊糊的,被矿洞主摇醒了,一睁眼,看见矿洞主拿着一个手枪,当时就一激灵。矿洞主压低了声音对我说,把那个机改(这是一种自己用报废的汽车改装的车,适合于爬山)摇把拿着,准备打架。我看了一下,凡是夜里留守的手里都拿着家伙。就心惊胆战的抄起了摇把,老板看我的样子,摇了摇头,没说什么。好在哪天仇家不知道为什么始终没来,我们紧张的等到清晨,却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不过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了一场别人的更大规模的械斗。

      我之所以被矿洞主同意留下看磅秤,除了姑父的面子和过年的时候人难找以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上过学,能把账目搞清楚,而老板以前请的亲戚每月都给他一笔糊涂帐。第二、我虽然是百无一用的书生,但是我却又一项惊人的纪录,那就是打过架。那时候我们村里一个小混混趁我哥和我爸都不在家,到我家里找茬,好像是跟我哥一起干过活,我哥当时被推出来管帐,但那个老板一直没给钱,我哥也一直欠着工人的钱没给。本来欠债讨钱,天经地义。但是这家伙不争气,说得说的就和我妈一个老太太动起手来,一把就把我妈推得坐在地上。我那时候给人的印象像一个大姑娘,连说话都细声细气的,所以这家伙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眼里,要不然他也不敢在我家里这么放肆。我当时一看我妈被推倒在地,头脑一热,出于本能的拿起捅火棍(一根铁家伙,头是尖的,后面一个把,估计现在很多人没见过),上去冲那人脑袋上一捂,那人脑袋就血流如涌。我一下愣住了,刚才是看见我妈被别人打什么也没想就来了这么一下,打完了才想起后果,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小混混根本没想到我敢打他,他看着头上留下来的血也愣住了,正好这时我二叔经过,张罗着把他送进了医院,后来这家伙赖在医院不出来,我们家费了半天周折,花了很多钱才把事情摆平。但是无论如何,这一仗我一下子打出了威风,加上打官司打了多半年,邻儿方村的都知道原来老某家老二也能打架。就是靠着这点威风,我那年冬天才拿到了这个清闲差事,但是那天夜里我的表现让矿洞主很是失望,后来不止一次的在我姑父跟前提起。但是我还是坚持在那儿干了一个寒假,也有机会看了一场真正的打架。

      在叙述大械斗之前,我介绍一下我们北山矿洞的劳工体制,就是包工头制度:矿洞主把活包给包工头,按天或者按产量付钱,包工头根据矿洞的规模找相应数量的工人,工人和包工头打交道。这个制度只适用于下洞挖矿这些危险的活,一般由外地人来干。其他的轻活比如开卷扬机、看门、看磅秤等都是矿洞主的家人或亲戚干。

      下洞挖矿有多危险呢,我哥有亲身体会,有一年我哥买了一个机改,想搞运输。有一天进到洞里,觉得车有点问题,就停下来钻到车下进去检查,却觉得后脑勺凉飕飕的。他翻过身,用手拨开那些碎石子,露出一个洞,他通过洞往下看,下面是另一个矿洞,人走过来像蚂蚁,一个一个的灯泡像萤火虫。像这样的情况很多,几个矿洞吃一块矿,往往你在上面,他在下面,挖的挖的越来越近,有时候一声炮响两个洞就塌一块了,成了一个洞,死人无数。按道理,随着挖矿的深入,要用木头把洞顶起来,但是像我哥去的那个矿洞,机改能进洞,已经算规模很大了,其危险尚且如此,其他的小洞就更不用提。还有一次,我跟我爸爸一块去收废钻杆,两人漫山遍野的跑,挨个矿洞问。收了几根,我把贪图路近,决定不走大路走小路。等走到半截,就觉得不对。山上裂满了口子,人踩上去忽悠忽悠的,下面好像是空的。我爸越走越怕,后来他干脆一骨碌坐下来对我说,你把你的钻杆给我,你赶快走吧,我活了块五十岁了,死了就算死了,你得赶快离开这儿。你想想,那该有多危险!不过还算好,我们战战兢兢的总算安全回来了。

      如果洞里发生意外怎么办呢?比如张三和李四,还有王麻子三个人都是从四川一个村来的,在一个洞里干活。洞里塌方,王麻子被砸死了。张三和李四就会向矿洞主要钱,我打工的时候价码是一个人一般一两万。这钱往往被张三和李四分了,然后把王麻子的尸体往山上的废弃的洞里一扔就了事。如果有亲人的,可能要多赔一点,尸体照样运不回去,想叶落归根,怎么办呢?就有人专门做一种生意,或者把人肉剃下来,留下骨头带回去;或者用水煮,时间长了,肉自然脱落,留下骨头。看见这些不可思议的创意,你不能不佩服中国人穷困中的智慧。另外,千万不要相信官方报的每年事故死亡人数,很多死了的人是不会去报的,政府也不愿意有太多人死亡,宁愿装作不知道。

      矿洞主既要应付地头蛇的巧取豪夺,又要应付贪官污吏的巧立名目,地方的各种名目的捐款,发生事故时还要赔钱,所以矿洞主尤其是小矿洞主也是高危险职业,而且也不是最富有的。最富的人除了村长村支书,就数那些外地的大包工头了。由于竞争激烈,包工头分化组合,时间长了形成垄断,处于最高层的包工头富的流油,出入有豪华车,山下有别墅,和县长称得起兄道得来弟。下面的民工,今天下了洞就不晓得天黑前还能不能出来,所以挣了钱除了寄一部分给家里,剩下的吃喝嫖赌无所不及。北山根下有一个集市非常繁华,全拜这些外地民工所赐。民工的生活极其没规律,好点的把妻子接来在山上搭个简陋的石屋过日子,生下来小孩还算知道是谁家的。还有人回去后,带回来一个女人,不是妻子,称作表妹,或者小姨子,跟七八个人挤在一间屋里。几个人供应一个女人,那女的倒也打扮得花枝招展,但是有时候不小心生出小孩来不知道是谁家的。这些有父亲没父亲的小孩漫山遍野的跑,没有人想到送他们去上学而且也没地方去上学。

      外地民工多了对当地也有负效应,那就是治安恶化。外地民工在当地大多无家无口,偷盗、奸淫什么事都有,跳脚一跑,你不知道他是哪儿的人,也不知道他跑到哪儿去了。所以,每天一过了下午六点,当地人都不敢上山。要知道,那个最大的包工头往往就是最大的罪犯,他之所以能当大包工头,别的素质或许有要求,但是能打架抢来活计是最重要的要求。

      我就有机会目睹了一场为了抢活而发生的两省民工大械斗。那天收工后,外地民工通知当地人,今天能回去的就回去,需要留守的尽量晚上不要出来,今晚上有事。

      • 家园 犀光打架大概是15以下的事情,一时之勇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减退的。

        就这样犀光还是支持改革,可想苦大仇深。

      • 家园 好文章。真的觉得自己以前在国内白活了

        现在对犀光的看法有了更深的了解支持。

      • 家园 以前看过一篇小说

        写的就是这个矿上的事情。塌方死了人后,两个人(互不相识)冒充那个死者的亲友同乡诈老板的钱。之后两个人又互相试探揭底,直到其中一个再杀掉另一个。

        那小说写得很真实,但一直没觉得会是现实。

        没想到。。。

      • 家园 你的文章真不愧为社会最底层的记实文学呀.

        看你和你父亲下山那段描写,真让人感到触目惊心.

        这些东西不是通过你的文章,我可能一辈子都不知道为何电视新闻一个劲地呼吁取消无牌小煤矿.

        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的人们,命真是不值钱呀.无怪乎出了那么多亡命之徒.都是被逼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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