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知青岁月 一. 我的农家生活 -- 润树

我们一生产队与五生产队共享坝上平地，社员的住家也在一起。我的房屋东侧两家就是五队的，一家是对三十岁上下的夫妻，男的是队里的出纳员，带着两个小孩，一个老母；另一家是对老年夫妇，有好些儿女，成婚的都分家另过了，家里尚有老六老七两个儿子，二十出头，未婚。我和老六老七有点交道，不多。他俩不是很老实本分的人，据说老六在县城与一帮社会流氓也有关系。

77年某一天的早晨，屋外面聚了很多人，在议论出纳员保管的几百元钱昨晚被盗一事。出纳员家有两间房，两口子带孩子睡在里间，老母睡外间。门在外间，出门上锁，晚间上门闩。大家观察现场，见门框边的土墙被掏了一个洞，作案人可将手伸进去打开门闩进屋。因这几百元钱是昨天才进的账，大家分析作案者很可能是本队知道内情的人。据出纳员自己说，钱放在里间他床头的一个箱子里，晚上睡得很死，没有听到任何动静。而他老母说，听见有人进出房间，以为是里间的人上茅房，问了一声，没有回答，也没在意。很快有人向上报了案。

中午时分，县里来了三个公安人员。他们勘察现场后，与出纳员谈了话。不久，就有人传出公安人员说此案不难破。此前，老六夹在人群中，一个劲说奇怪，出纳员一家怎么会这么大意。待公安的话传出，老六解读说这对出纳员可能不妙。果然，没多久，公安就把出纳员带走了，说是到公社继续问话。此时，又有传说，公安检查出，墙上的洞是由里向外掏的，因此出纳员监守自盗的嫌疑很大。因出纳员是个非常老实巴交的人，工作上也从未有过差错，大家对这个结果感到难以置信。

过了几天，出纳员却平安回来了。显然，他监守自盗的嫌疑没有得到证实。后来，我们也没再听到任何有关此案的说法。我估计，那时公安将出纳员带走，是故意造成假象，然后让人暗中观察可疑之人，因这个圈子毕竟是很小的。虽然一直没有后续消息，我和几个知青却差一点将此案侦破。

大约是在77年的夏秋之际，全国发动了一场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我曾在公社大院看见一个据说是诈骗犯的人被一根穿过其母指和食指之间肌肉的铁丝拴在柱子上，惨不忍睹。大队的支部书记也把我们几个知青召集起来，在学校审查大队里有嫌疑的人。五队的老六首当其冲，被传讯到堂。我已记不得具体是审查他什么问题了，应该是他生产队提供的什么情况。那天晚上，我们把他关在一个小房间里，要他交待问题，他总不配合，几个知青失去耐心，就用衣服裹上他的头，施之拳脚。我没有动手，很诧异他们采取此种手段，曾试图劝止。还好，他们没有打得很厉害，而老六也开始交待问题。追问中，正好把他在出纳被盗那天晚上的活动联系上了，他支吾其词，十分可疑。我们马上想到他很可能正是那个作案的人，有逮住了大鱼的兴奋感，于是决定内部先商量一下，而把他转移到另一个教室里去关起来。岂知待我们商量好，打开关他的教室，发现人不见了。教室角落上面的瓦被揭开，大鱼破网而逃。

第二天，大队的治安负责人得到报告说，老六就藏在附近一个大队的朋友家里。于是治安叫上我们几个知青，赶到那里，要进屋搜查。屋主拿着一把菜刀，冲出来要和治安拼命，被他家里的人拦住。我看出他不过是虚张生势，谅他不敢把我们知青怎么样，挺身而出为治安壮胆。相持了一阵，治安怕闹出大事，带着我们撤了。听说老六后来跑到县城投靠了那里的朋友。我们也没再继续审查别的人，这次运动不久就结束了。

后来有了更多法制观念，认识到大队把人关起来审讯是不合法的，而老六是否作案更是未定之数。过了两年，知青们都陆续回城了。听说大队剩下的两个知青，势孤力单，在老六回来后，被狠狠打了一顿。我上大学时，有两年暑假回生产队看老乡，还好没有遭到老六报复。但他也许不知道，我并不曾打他。

这一年，在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

一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举国哀悼。对总理，普通百姓都把他看作毛主席最好的辅佐者，对他为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满怀敬意。文化大革命中，我看过不少中央首长接见各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会议记录翻印稿，大概由于年龄小，也因为不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丝毫看不出也从未听说过这些首长们之间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更别说相互斗争。印象中，这些首长以总理，伯达和江青讲话较多，而总理总是处于领导地位。换言之，只要这些首长未被打倒，其权威和正确性都是不容置疑的，更别说总理。对中央内部在围绕总理逝世时曾发生过的斗争，我全无知晓。对总理的悼念活动在他逝世周年之际进入另一个高潮。人们写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柯岩的长诗《周总理您在哪里》最为感人，我曾试图把它背下来。

不久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我们只能从媒体的报道获得消息。虽然读到那篇有“一个剃着小平头的家伙”描写的报道，饶有兴味；看到那首“欲悲闹鬼叫”的诗，也是反复吟诵，但不知道它们的背景，从未有过离经叛道的解读。此后的批邓，对农村似乎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七月，朱德委员长逝世，广播里播放了哀乐，但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生活和工作，都没受到太大影响，也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普通民众对他的悼念，后来在普遍演唱的《绣金匾》中得到更多的体现。

然后是唐山大地震，城市房屋被夷为平地，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波及很大的区域。那段时间，四川也受到影响。有天晚上，我睡在床上感觉到了震动，马上唤醒来给我帮忙的四弟，跑到屋外。

然而此时，人们全无什么天人感应的不祥之兆。直到九月九日毛主席的逝世，大家才想起，当代中国三个伟大的人物在同一年去世，太异常了。而且人们注意到，这一天是中秋，却没有月亮。

那一天，我们公社宣传队仍在学校排练节目。中午时分，听通知说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请大家注意收听。开始也没太在意，这样的消息过去也出现过。然而，到时我们听到的竟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国务院告全国人民书，通告毛泽东主席的逝世。那一刻，我们都深感惊讶，因为此前从未有过毛主席健康状况的消息，从未想到他会如此突然去世。但大家很镇定，没有人表现出过度的悲痛状，就像总理和朱总司令去世时一样。由于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宣传队不能继续排练了，我们几个内江的知青，当晚都乘火车回了家。

第二天，我看了《参考消息》的一些外电报道，其中有些描写北京人对毛主席逝世的悲痛反应。记得一则消息说，一个男子在屋外捶着墙失声痛哭。我相信，那是真的，毕竟北京人离毛主席近，很多人还亲眼见过他，把他当作中国的庇佑者，如今突然失去了他，一下子感情迸发，难以自己，是正常的人类现象。当然，在后来的悼念活动中，哭泣流泪的人就更多人了。从狭隘的观点看，我们的家庭不是共产党革命的受益者，但父母从学校毕业后就为新中国工作，也接受了革命的理论和结果，对共产党和毛主席是崇敬的。我此时对毛主席的认识，主要建立在六十年代读过的《韶山日出东方红》这本书，里面有斯诺先生根据三十年代在延安对毛主席的采访而写的传记。我的想法是，一个纯朴的农家子弟，品格优良，才华横溢，青少年时即满怀大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己任，努力奋斗，这样的人，必是一个高尚的人，是个值得信赖的人。虽然我此后对他和他的思想体系的认识建立在更深的理论基础和对中国与世界事务的观察上，但这个朴素的信念从未改变。

九月十日下午，我和大哥二哥三人一起从棉纺厂出发，半路去接父亲从城里下班归来，有一种处在非常时期的感觉。路上，我们达成一致的意见是，今后中国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毛主席制定的路线是不可能改变的。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我从未有过对毛主席狂热崇拜的表现，但内心热爱他，崇敬他，信任他。但是，我要如实地说，在那段时间里，我没有哭过，也不曾掉眼泪。反而是现在，每看到反映革命时期的红色经典文艺作品和读到有关毛主席的文章时，就忍不住掉泪。

那几天，棉纺厂各车间部门都在忙着制作花圈，比赛谁做得大做得好，为九月十八日下午三点在全国各地召开的追悼会做准备。过了两天我返回生产队，见大队也在学校设了灵堂供社员们悼念。我参加了守灵，亲见许多农民，特别是妇女，在毛主席像前痛哭的情形。我相信，她们对毛主席的感情是真诚的。十八日，回到内江，参加了梅家山广场的大型集会，听高音喇叭里华国锋在天安门广场追悼会上致悼词。

今天，我们能听到很多关于在全国停止娱乐活动那段时间的奇闻异事，但我只听说区里有个知青，因在公共场所说，这下好了，老子再也不用下乡了，而被众人扭送派出所。

十月初，宣传队恢复排练，我们回公社集中。有一天，早上醒来，听说四人帮被打倒了，惊讶不已。很快，街上的大幅标语也贴出来了。现在人们提起此事，都说那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想在北京等一些大城市，由于有过“四五”天安门事件，许多人知道一些内情，对这四人中的某些人有怨恨，因而看见他们被打倒，而发自内心的欢欣是完全可能的。但对于中国广大的人民，特别是小地方的人，应该只是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而拥护中央的决定，因为他们对这四人实在知之甚少，难说有什么仇恨。拿我自己来说，在此之前，完全是以正面的形象来看待这四个人的。尤其是江青，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重大影响的同时，还带着一些女性和主席夫人的神秘色彩。然而，中国广大的人民十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事情，那就是，一个人今天还高高在上，明天突然就成了阶下囚。而且他们也会很快就接受这个事实，只要被告知这个人是站在党和毛主席的对立面，再加上一些败坏的个人道德就行了。但即使现在，我对他们也没有仇恨，一如对那些文革中被他们打倒的人一样。

这个事件对于中国甚至世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在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虽然历史不是由一个单独的事件所决定的，但是如果把一系列的事件串起来，其分量就大得多，而这一系列的事件就发生在1976年。

今天，正好是九月九日，谨以本文纪念毛主席逝世三十二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