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华的逝世想到文革后邓做的三件事。 -- 九霄环珮
家园 打脸党好像现在很时髦 高朋老兄，前两天我也写了几句有关家庭联产承包制的话，并且声明是我的亲身经历，但是另外一位老兄也口口声声要作打脸党，一口认定我所说的都是网上查的，或者我自己信口开河，而他说的都是他自己通过可靠的私人接触得到的，但是他也没提供任何可信的信息来源。所以我认为某些打脸党的自信心是非常强的。
家园 林毅夫的论文是用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 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现在通常所说的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并把它归结为是由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
林毅夫估算了中国52－99年的全要素生产素增长，但却要将这种技术进步的指标，张冠李戴在制度上。
事实上，制度无法决定生产力的变化，只有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才能促进全要素增长率的增加。
中国近几年的社会论文都有这种倾向，将科学技术的进步硬生生的套在所谓政治制度上。不去基层实际生产中调查生产技术上的进步应用，而是让科学论文充满了政治论调。
家园 你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概念有误解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组织创新，就包括了生产制度安排的进步。
其实，全要素是个筐，三要素之外的都往里装。凡是劳动、土地、资本等要素投入无法解释的增长因素，统统用其解释。不信你试一试，建立一个可以区分生产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型，看能不能做到。如果可以，炸药奖铁定是你的。
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政治立场，两回事。我的印象中，除杨小凯之外，制度经济学的大牛基本都是TG的热情支持者。包括林毅夫在内。
研究制度经济学的论文，是不是政治化太浓，这是主观价值判断，不是可观察的客观事实，不做评论。
家园 我觉得，你没有从数量对组织创新和技术创新之间建立区别 中国老话有：开源节流
具体的推导太复杂，我不详述，只能大概说一下。
组织创新，就是节流，减少各环节内部损耗，来提高生产率，但他受管理效应、资源规模等因素的限制。
技术进步，就是开源，对自然的新认知，和新利用，使他的发展不受限制，无可估量。
生产的大发展，是不可能通过组织创新这种节流方式来达到的，只能开源。
反映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上，组织创新的提高在生产技术进步的提高面前，不是一个数量级，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其实组织创新，本身就是在现有技术下，应用的合理化，组织能力再创新，也突破不了一定技术能力的技术限制。
如果你想论证某项制度或者组织创新，对生产率的提高有什么帮助，那也必须体现在这个组织创新或者制度，具体对哪些技术进步来说，更利于他的发展，或者是他的推广普及等方面。
家园 明显忘记了一点：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林毅夫的观点是：要提高农业效率，必须要给于农民激励。
而不是：要提高农业效率，必须让农民单干。
三要素的观点无法解释：为什么山西黑窟老板实施奴隶制，仍然有人被解救后跑回去打工。
所以林毅夫的论文，无法直接证明你的观点，希望能得到林毅夫的原论文。
家园 我这么表述可能好一点 林毅夫那篇博士论文网上可搜索到，是从制度安排来论证1958-1961年集体化时期农业比前期有大幅度退步问题。简而言之是，集体化剥夺了农民退出合作的权利。由于农业生产难以监督，农民又失去了退出权，在集体博弈中偷懒行为将成为农民的选择。由此，题中应有的推论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将给予农民激励，提高生产效率。
黄少安那篇文章，是根据土地制度安排，将28年的数据分为四个阶段，通过回归分析四种要素的投入和农业总产值在不同阶段的变化与关系，来推论土地制度安排对农民生产的影响。显然，激励农民多投入劳动力，能促进农业总产值。
制度因素、技术因素都很重要。一个模型，只能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前提下，考察一个因素的变化，否则无解。农业生产的主体还是农民，农民采用技术，但是制度因素决定了农民的行为选择。这也就是为何不能离开制度来谈技术。
对中国农业问题，中外经济学界已经进行了将近30年的深入探讨，对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也贡献了很多成果。说林毅夫是中国离诺贝尔最近者，即是从此出发。坦率的说，我们在网上随便聊聊，就能在模型建立、数据拟合、结论推理方面找出人家的错误，那可比民科还不靠谱了。这就是为何我在回九兄帖子中说先看看林毅夫说啥再来讨论。
家园 关于劳动热情的一点思考 土改时和包产时，都有一个论调：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刺激了农业发展。
可真的是调动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吗？河里有很多网友都是从农村出来的，许多人曾经表示过，受不了农业劳作的繁重，坚决离开农业。这已经是包产到户后了，为什么他们对自家的土地没有劳动积极性？
其实，这不是劳动积极性，土改和包产都是调动了农民的政治热情。这股热情如果投入到辛苦的农业劳作去，就会很快的烟消云散，这种热情不可能带来农业的直接增产。
集体化剥夺了农民退出合作的权利。由于农业生产难以监督，农民又失去了退出权，在集体博弈中偷懒行为将成为农民的选择。由此，题中应有的推论就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将给予农民激励，提高生产效率。农业生产真的难以监督吗？如何说明东北和新疆建设兵团的建设成就？是不能监督，还是有一些官僚管理层，根本没有能够深入实践地掌握合理的监督方式？凭空造物，不能深入实践，是有时专业甚至还不如民科的原因。
合理的制度，是因地制宜合理管理的总结，制度的合理化，必须从管理的创新和合理化中来。
林毅夫的文章网上找了找，都是有限制的，不知老兄有何地方能够直接读到。
家园 关于农民积极性和农业生产监督 农民在包产到户之后，获得了对自己劳动力和所承包土地的生产决策权，包括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安排劳动时间以及副业生产，说这可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逻辑上没有错。否则，我们应该在30年时间中观察到农民自行组织起来，退回集体化。
如果农民有机会离开土地进入城市生活，我想农民一定有积极性离开，因为农业生产的劳动强度大、收益率低。
但上述两个积极性并非互相矛盾。不能因后者存在，而否定前者。毕竟，大部分农民没有机会彻底离开土地。
关于农业生产的监督很困难，这我是引用林毅夫的原话。我没有农业生产的直接经验，找不出毛病。但据我向有农业生产经验和那个年代经历的人，比如我父亲，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很关键的一点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权并不掌握在农民手里。因此，即使林毅夫是为当权者讳（90年代初的论文），他也没有说错：农业生产的监督，的确很困难。因为有监督权的，没有动力去监督。和国企以前的毛病类似。
家园 事实上，农民已经部分退回集体化，只是不宣传而已 比如生产大队就起着这样的作用
管理权如果独立出来，就从未掌握在劳动者手中，孟子三千年前就有过了劳心劳力的名言。
问题是管理权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中，是一种小农业生产方式，在需要集中搞大农业的时候，管理权的集中是必然，难道你能因为难就不干吗？
有监督权的，未必没有动力去监督，关键是你创造的人文环境和制度奖励，能否去推动和鼓励这种动力。
农业集中式生产，需要高水平的管理，这一点是难作到，但不意味着不能作到。我认为58年我们没有做得到，但是70年代前期我们作到了。70年代后期，随着农业技术的飞速发展，已经是集中式农业向集约式农业发展的另外一个时期了。
家园 del
家园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加大三要素的投入，是一种粗放式的发展 土地？如何加大
化肥？加大投入的危害已经人所共知
劳动力？8亿农民抽出1月时间就将农活干完了，加大有用吗？
只有技术改造，提高亩产量，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唯一出路。
给予农民奖励，提高农业效率，说起来很有道理，可对于一个8亿农民的中国，农民有没有效率也无关紧要，因为土地和劳动力投入已经饱和。
而是不是按农业生产的规律办事，却永远至关重要。
化肥是化工发展后，为农业生产带来的技术提高，但后遗症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