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 本杰明.格拉汉姆 -- 无所不在

在八卦开始以前，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格拉汉姆的“人品”。他的性格基本上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青年时代接受的良好教育，表现出来就是为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博学多才，且生活习惯良好，不抽烟、不酗酒、不说脏话，所以很容易受异性青睐。二是幼年时期比较特殊的经历以及后来养成的职业习惯：他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不喜欢受他人的意志摆布,否则也不会在华尔街这个大赌场上独树一帜；他崇尚理性，认为凡事都应该依理而行，因为这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与此同时，他对于别人的喜怒哀乐显得无动于衷。自从20岁走上华尔街，每天身边都发生无数悲喜剧，尤其是26-32年的大起大落，他已经有免疫力了。

三次婚姻，N多情人，被命运捉弄

1916年，22岁的格拉汉姆与活泼热情的Hazel Mazur 结婚。两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他用父亲的名字Isaac Newton 为这个男孩命名。加上长女Marjorie于1920年降临人世，四口之家其乐融融，生活是那么的美好！

也许，但生活同时也是残酷的。1927年，9岁的长子Isaac因脑膜炎夭折，格拉汉姆夫妇痛不欲生。在回忆录中，他以一种全文少有的动情笔调描写长子的童年，不惜笔墨地记录和儿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这些回忆他永远珍藏在心底。与此同时，他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正如我以前介绍的，格拉汉姆不是一个外向的人，面对巨大的痛苦，他像很多男人一样，选择用疯狂的工作来迫使自己不去想它。而妻子Hazel却无法理解在失去爱子的时候，丈夫却不能留在身边安慰她。钱再多又怎么样？多少钱都换不回Isaac了！格拉汉姆以他一贯的处世风格选择了回避争吵，不愿意解释，夫妻之间于是陷入冷战。其实，在此以前，裂痕已经产生。他对妻子强烈的控制欲不满已久，尤其是母亲和儿媳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糟糕，两人简直不能呆在同一间房内，否则连空气都要爆炸，这让兼任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他无所适从。

很快，双方选择了摊牌，因为Hazel又怀孕了。妻子很诚实得告诉丈夫，当他在华尔街拼命工作的时候，精神空虚的她和家庭医生成了“亲密好友”，仅此而已。这是格拉汉姆的第一次婚姻，他和她都不愿意轻易放弃，更何况她还怀着孩子。于是，夫妇俩决定为了家再努力一次。可惜，停战合约墨迹未干，双方就陷入了第二场冷战，Hazel一怒之下，不顾大腹便便，坚持和好友去欧洲散心。当时的旅行条件不像现在那么舒适，舟车劳顿加上心情不佳，我猜测应该对肚子里的孩子非常不利。

1928年，格拉汉姆家的第二个男婴诞生了！夫妻双方都对这个孩子抱有极大的希望，感谢上帝把他们的小Isaac和昔日的幸福统统还了回来！他们毫不犹豫地给孩子命名为Isaac Newton II，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也不相信世上有轮回转世一说。正当格拉汉姆夫妇对婚姻和家庭重拾信心的时候，命运女神决定再次捉弄他们。Isaac II被诊断为有先天性的胸腺问题，这个孩子从诞生起就给格拉汉姆家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胸腺和人体的免疫力息息相关，从小多灾多病把Isaac II的性格折磨得神经质，成年以后他父亲甚至怀疑他有精神分裂（Isaac II从朝鲜战场退役后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于1954年在法国自杀）。与此同时，家也被折磨得支离破碎，夫妻双方终于对这场婚姻失去了信心，30年代初开始分居，37年离婚。晚年的格拉汉姆唯心地认为当年不该给第二个男孩起那个不吉利的名字，让幼小的他背负了太多的不幸（父亲早逝，长子夭折，次子自杀，不知艾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 1643-1727）在天之灵对此有何感想）。

1938年，格拉汉姆和Carol Wade结婚，这场闪电般的婚姻来得快去得也快。面对女人天生的支配欲，格拉汉姆毫不犹豫地再次选择回避，进而冷战。为了避免麻烦，他一辈子都不愿意与人争吵，结果越躲麻烦越多。妻子受不了他的沉默终于大爆发，怒吼道：“You are humane, NOT human!（你很仁慈，但不是人！）”他的回应是在回忆录里用一句毫无特色的话来总结陈词“跟这个女人根本没法过日子”。1940年，第二场婚姻结束。

1944年，他和Estelle Messing 结婚（前文有误，已改），第三次婚姻的时间维持了20年，他们有一个儿子 Benjamin Jr.，后来做了医生，没有子承父业。50年代中期，他携全家搬到阳光明媚的加州（插一句，他从56年起担任UCLA的Regents' Professor 终身校董事讲席教授，在其商学院免费授课15年）。

格拉汉姆的感情生活并不限于上述的三次婚姻，尽管对普通人来说这已经是太多了。他在华尔街上是有名的Womanizer（花心大萝卜），情人一大把。学生巴菲特实话实说：“事情是明摆着的，Ben他喜欢女人，女人也喜欢他。他长得并不帅，有点像Edward G. Robinson，但是他很有风度。”（格拉汉姆这个学生有美国中部人特有的直白）媒体的评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他就像阿尔卑斯山上的野山羊一样，迫不及待地从一座山峰爬到另一座。”

的确，正如我在本节开头所说，格拉汉姆的性格里有吸引女性的一面，而且他也很喜欢女人（我尝试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解释，他从小学到大学，上的全是男校，显然这个latency period（潜伏期）过长，结果就是性压抑过度导致日后大爆发）。但是，一旦认为女性试图介入他内心世界的那个密室的时候，关系立刻结束，连吵架都省了。结果就是情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每个相处时间都不长，弄得他自己也很郁闷，在《智慧的投资人the intelligent investor》一书中发牢骚，把人们选择股票时的非理想偏爱 （unreasoning favoritism）和选老婆相比。原因就是，他总是试图以一种对待男人的方式去对待女人，也希望女人能够像男人一样对待他，他甚至想让某任妻子签一份Behave Contract！这个经济学上的理性人理性得走火入魔了。

晚年生活，终归平静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遇见Malou为止。Malou，一个法国女人，一定比较特别，因为她让格拉汉姆终于找到了情感上的平静。1965年，他辞去了最后的商界职务 — GEICO董事长，和Malou生活在一起（当然，你也可以说这个老家伙已经力不从心了）。也许对格拉汉姆而言，这个来自异国他乡的女人善解“他”意，不像美国女人那样喋喋不休、咄咄逼人。他晚年有一半时间在Malou的故乡法国度过，另一半在加州。

钱对他来说已经不像年幼时那样稀缺和充满诱惑了，曾经的起起落落都成了过眼烟云。回顾一生，他自责曾经犯过的各种错误，连小时候偷他妈钱包里的硬币买糖吃都有负罪感。更重要的是，他开始反思曾经引以为荣的无限理性，被贯彻地太过彻底。生活并不全是工作，应该是由理性和感性共同组成的。他开始尝试去理解别人的喜怒哀乐，尤其是女人的喜怒哀乐，虽然对他来说这也许太晚了……

尾声

1968年

美国股市牛气冲天，道指接近前所未有的1000点大关（1972年才过千点）。按照价值投资“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的作风，那会儿他的学生们一定是吓得六神无主了。果然，当年巴菲特和其他师兄弟组团赶到加州，请教他对股市的见解。（现在轮到我们听巴菲特说了）

1974年

80大寿，在Institute of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s发表演说“Renaissance of Value 价值的复兴”。

1975年

接受Financial Analysts Federation的最高奖项 Molodovsky Award。

1976年

本杰明.格拉汉姆在法国去世，享年82岁。

1984年

纪念经典名著《证券分析 security analysis》出版50周年的活动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

1986年

他的学生沃伦.巴菲特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The Super-investors of Graham and Doddsville 来自格拉汉姆-多德镇的超级投资者们 ”，对当时被学界普遍接受的市场有效理论EMT进行反击。（模拟台词“不要以为我师傅走了就可以嚣张！”）

1988年

入选美国商业名人堂 U.S. Business Hall of Fame，与安德鲁.卡内基，沃尔特.迪斯尼，皮埃尔.杜邦，J.P. 摩根，约翰.洛克菲勒等众多明星齐聚一堂。

同年，学生罗伯特.赫尔布伦 Robert Heilbrunn 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 Graham and Dodd Professorship of Asset Management and Finance。后来扩展为哥伦比亚商学院赫尔布伦投资中心（The Heilbrunn Center for Graham & Dodd Investing at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现任Director是 Bruce Greenwald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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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纪念本杰明.格拉汉姆逝世32周年。

格拉汉姆在大学里学到的金融知识等于零，相比较而言，他接受的经济学教育略大于零 — 为期四周。这离“扎实深厚的理论背景”差得太远，换句话说，他没有糊弄人的本事。他对于经济的认识过程和金融一样，就是在实践中探索、思考和判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中出现了一种看似不合情理的怪现象：一面是农场主把卖不掉的粮食烧掉，把成吨的牛奶倒掉；另一面，穷人却买不起这些“过剩”的东西，只能全家饿肚子。该现象并不是在1930年代首次出现，根据格拉汉姆的回忆，他第一次亲身体会是在1921-22年的经济危机中。1913-1920的美国由于自身的高速发展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战争红利，经历了一个持续通货膨胀的阶段。基本原材料basic raw material的价格在这段时间里大幅增长，但是到了1922年，原材料价格又大幅下跌，整个波动幅度远超通货膨胀/紧缩的幅度。伴随这个过程，出现了上述的奇怪现象。

格拉汉姆在当时模糊地意识到这种现象或多或少是因为大众的购买力无法及时吸收之前经济繁荣时期带来的过量产能。此外，他观察到上市金矿公司的业绩非但没有因为危机而变差，反而变得更好。因为当时仍然是金本位，生产的黄金能够以固定的价格立马变现（当时大约是每盎司20美元），而经济危机带来的通缩导致成本降低反而使利润增加。为什么只有黄金能够享受到这种经济优待？为什么不能扩展到在他看来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且为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基本原材料（即大宗商品）呢？这个粗浅的想法他只是在和舅舅莫里斯Maurice（本文第一节里出现过）聊天的时候提了一下，当工程师的舅舅觉得这是个好主意。后来呢？后来就没下文了，因为1923-1929年的经济繁荣，大家早把这事儿给忘了。年轻的格拉汉姆当时正忙着为自己的投资公司赚钱，也就没心思考虑这么玄乎的问题了。

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圈，当这个怪现象在1930年代以海啸般的规模再次冲击整个西方社会的时候，年近不惑之年的格拉汉姆开始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并重拾当年的想法。不仅是格拉汉姆一个人，当时整个美国社会中的有识之士都试图寻求该问题的答案，连发明大王爱迪生都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推销他那不切实际的想法（考虑到他31年去世，好像有点老糊涂了）。人们陷入了一种奇妙的兴奋状态，任何看似新奇的主意都会引来媒体的关注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辩论。1930年代初，格拉汉姆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参加了一个由纽约的经济金融界名流自发组织的学会 — 经济论坛 The Economic Forum。在会上，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同仁鼓励他写出来。于是，他开始以一种学术的态度研究CRC方案，论文于1933年在该学会的杂志上发表（杂志当时有两名兼职编辑，其中的一位很年轻，叫William M. Martin Jr.（1906-1998），他后来成为一名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是美联储Fed历史上任期最长的主席（1951-1970），前后共经历5位总统）。

The Commodity Reserve Currency (CRC) Plan (商品储备货币方案)的内容大致如下：选取一定数量的、对人类日常生活和生产至关重要的基本原材料（例如小麦、棉花、煤炭、铁矿石等，初步想法是不多于30种），作为一个整体（一揽子“基本原材料”组合）与发行的货币建立起类似金本位的对应关系。按照格拉汉姆本人的说法，这个方案有两个好处：一方面，通过大众商品与美元的双向挂钩（即一定数量的商品就可以换取一美元，反之亦然），尽可能保障日常生活生产所需的基本物资作为一个整体其价格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范围内浮动，从而避免因为其价格的剧烈波动对经济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另一方面，该方案允许每一种原材料根据各自市场的供需平衡进行自我调节，即不片面地强迫单一物资的价格稳定。因为格拉汉姆知道，历史早已证明，任何试图对某一种或者个别几种特定物资进行价格管制的努力都将失败（最早可以上述到古罗马皇帝戴克里先时代）。相反，他所寻求的是一种动态平衡，各种商品自身的供需关系以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相互作用他无意也无法干涉，全部交给市场调节。至于每种商品在一揽子组合中的比例以及单位商品对应多少美元等具体问题，在短期内受制于市场供需，在长期则由各自生产力的增长水平所决定（以生产成本的形式表现出来）。

这个方案看上去不错，他的理论得到了不少学者或多或少的拥护。值得一提是在1965年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上，三位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哥伦比亚的Albert Hart，剑桥的Nicholas Kaldor和荷兰鹿特丹的Jan Tinbergen）联名提交了一份基于CRC方案的报告。连凯恩斯爵士都以一种“诚然暧昧（admittedly ambiguous，格拉汉姆原话）”的笔调写了一篇文章，对该方案加以阐述，并收录到他的著作集中（这并非吹牛，他有凯恩斯的亲笔书信）。

但是，这个方案要想实行起来却非常困难。这里,困难分成两类：一类是具体操作上的，比方说粮食过剩的时候，农场主把卖不掉的余粮以当时市价为基准跟美国政府换钞票（考虑到各种成本，应会有一定的折扣）。多年以后，当粮食紧缺的时候人们拿美元来换，却发现部分储备质量下降已不再适合食用，这该如何是好？美国政府自己又不生产粮食。

如果说上述第一类困难也许还能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慢慢搞定，那么第二类困难可就没有那么好对付了。格拉汉姆的CRC方案是对政府部门之间职权分配的一个巨大挑战：鉴于相当一部分大宗商品是农产品（例如棉花、小麦等），该方案的实行必定会给农业主管部门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特权。事实上，他的文章发表不久就引起了美国农业部的关注。当时新当选的小罗斯福FDR政府的农业部长William A. Wallace特意请他到华盛顿向要员们详细介绍，因为农业部正打算大量收购农场主手中卖不掉的粮食，来保证他们的种粮积极性和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听着耳熟吧）。但是政府手头没钱，所以Wallace希望借用CRC方案作为理论依据，为自己的印钞票提案寻求支持。格拉汉姆当时是抱着很大希望的，他甚至动用了和华尔街大亨兼罗斯福总统经济顾问Bernard Baruch的那点微不足道的关系。Baruch一开始对这个动议也很感兴趣，他虽然是总统经济顾问，可惜肚子里面墨水不多，现在既然有现成的理论，如果能够说动总统将来肯定是有好处的（“华尔街独狼”无利不早起）。可惜，权力斗争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该议案最终胎死腹中，Baruch和Wallace显然是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才决定明哲保身。格拉汉姆虽然不知道内情，但也猜得出大概是动了政府财政部门的奶酪，也许还有华尔街。他对这个失败不太甘心，决定继续花费精力研究这个问题，利用业余时间完善理论模型并收集经济数据。最终，在1937年和1944年分别出版了《贮存和稳定》 Storage and Stability 以及《世界大宗商品和世界货币》World Commodities and Word Currency 两本书。这种经济理论书籍并不畅销，出版商McGraw-Hill全是看在1934年首版的《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一书的巨大成功份上，才勉强答应出版，并要求格拉汉姆签下合同如果卖不掉剩下的就得自己包圆。

客观的说，虽然罗斯福新政New Deal在当时一些人看来非常离经叛道，近乎社会主义（这也奠定了民主党“大政府”的执政理念），但是让FDR为了测试一个理论上可行的模型而去给美国政府动大手术也是不现实的。晚年的格拉汉姆也意识到CRC方案要想重新引起关注只有两种可能：一是重现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这一点显然不太可能；二是来一次深刻的货币危机（monetary crisis），正巧眼下就是！难怪有些经济学家会旧事重提。我个人的观点，前面提到的具体操作困难随着科学的进步完全可能得到圆满的解决，但是经济利益和权力之争导致的困难会使该方案再次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