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地理和气候对古代文明的决定性影响(一) -- wolfgan

土地单产对古代民族的竞争尤其是农业民族间的竞争是很重要的。土地单产高意味着在相同的面积上能养活更多的人口，能有更多的粮食积累，也就有更强的军事斗争能力，就意味着在战争中更高的获胜概率。纵览历史，除了起始人口过于悬殊的例子外，这一结论屡屡得到验证。在古代中国，与一般人想象的相反，水稻的单产很低，不但低于西亚来的大麦和小麦，也低于中国北方本土的旱作物。所以，在中国古代黄河流域人口一直稠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流，而长江流域则人烟稀少，处于附属地位。在大麦和小麦传到中国，马在战争中得到广泛运用后，这个现象得到了强化。随着耕作技术的进步和选种的进步，水稻单产逐步接近了北方的旱作物。决定性的转折时刻发生在北宋，那时发生了一件在中学课本上都记载的事件，即北宋引进了被称为“占城稻”的稻种，水稻单产明显提高，超越了北方的大麦和小麦。也就是从这时起，南方的人口超越了北方，南方成为汉族的经济文化中心，取代了北方。由于马在军事斗争中的巨大作用，而北方远比南方适宜养马，（尽管不能与草原上相比），所以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中国南方的汉化成功时间大致如下，四川盆地在秦汉时期，江西和湖南大部分在三国和南北朝时期，福建和广东在大唐时期。汉族的南进是缓慢的，逐步前进而坚定有力的。一是按照由近到远的顺序，二是首先到平原多的地区。四川盆地非常接近汉族的核心区域关中平原和汉中平原，里面适于农业的地方又广阔，所以最先被汉化。然后是江西、湖南、福建、广东。到北宋时，广西仅仅是部分汉化，更不要说是越南。我们再来看看占城稻被送到中国的背景。越南独立后迅速南下，屡次击败占城，夺取占城大片领土，占城面临着全部被灭亡的危险。为了挽救被灭亡的命运，占城竭力讨好北宋，希望北宋能遏制越南，其中就包括送来了被称作“占城稻”的稻种。（当然最后占城还是被越南灭亡了）我们可以预计，当时越南也有类似占城稻的水稻品种，或者本来就是越南人首先培育的，或者可以从占城交流来，或者抢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估计，当时红河三角洲的人口迅速膨胀，密度已超过中国，力量也迅速增强。事实上，越南的独立正是在唐末，后来又击败了南汉和北宋的军队确保了独立的地位。水稻单产的提高使得红河三角洲的人口迅速膨胀，当地人的力量迅速增强，中原政权从此不能彻底将其征服，也就没有了汉化的可能。这里说一些题外话。红河三角洲本来是百越民族的地盘，后来当地百越人因为发动起义被东汉政府镇压，遂向红河上游进发，离开了红河三角洲。越南的主体京族属于孟－高棉语系，原来居住在老挝的中部长山山脉的大山中，乘此机会来到了红河三角洲。在这里，分子人类学证明京族经历了一次人口大膨胀。这为以后的越南脱离中国奠定了基础。（从另一方面讲，越南现在的国名名不副实，有欺骗中国之嫌。）虽然张铺在明朝时曾经短暂征服了越南，后来由于他的调离，派去的官僚欺压当地百姓,当地迅速掀起了大起义又把明军赶回了中国。于是就有人感慨说如果明朝仿效沫英世镇云南的例子,让张铺世镇越南,或许越南今天就会留在中国的版图。但个人认为越南和云南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而且每个民族人口都不多且互不认同，汉族只要不糟糕到同时得罪所有的少数民族即可维持统治。而越南则是京族占绝对优势地位，一旦出问题就一呼百应，如果不是张铺那样的军政双优的名将根本无法统治。但张铺的出现显然是一个低概率事件。换句话说，即使明朝派张铺世镇越南，那张铺的子孙能有他那样的才干吗？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低的。而历史的实践证明，汉族地盘的扩张总是伴随着汉族的大规模迁移，后面是一系列的斗争，然后才稳定下来，而在当时的越南，已经没有了实现这种模式的可能。所以，明朝汉族的扩张只能在越南停留下来，而把方向转移到了现在中国的西南。

来不及了，回家再看。楼主莫怪。

当一个古代农业文明统一了它所在农业区后,它的对外扩张之路是异常艰难的。由于各种原因，它们不可能夺取游牧民族的地盘，所以只能把目标对准比他们弱小的农业民族，这还是假设他们武力占上风的情况。而真实的历史却是，自从马在战争中出现以后，武力的优势基本就转移到了半农半牧民族和游牧民族手中，农业民族基本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以古埃及和古巴比伦为例，它们统一后扩张的方向都是现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所在的新月地带，那时那里散布着很多分离的小农业区。它们所谓的统治只不过是迫使那里的小政权承认自己的宗主权，没有移民，没有文化上的改变，而且即使的统治也是短暂的。波斯帝国兴起后，他们的政权被迅速消灭，从此再也没有翻身。印度的雅利安人占领印度河和恒河平原后，虽然有过几次短暂的统一，也有过对南方德干高原的远征，但从来没有建立起稳固的统治，没有向德干高原的移民，不过文化传播倒是相当有效，，使印度教在德干高原占据了优势。古代波斯人是个半农半牧的民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在这个帝国中，波斯人并不占多数，只是以统治者的身份统治其它民族，也没有波斯人对非波斯聚居地的移民。马其顿亚厉山大东征，灭波斯帝国，在中东带来了不少的马其顿和希腊移民，开创了中东的希腊化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基本局限于城市中，到这些希腊化的帝国被罗马灭亡时其希腊化人口也只占帝国的一小部分。罗马人是典型的农业民族，依靠古代优越的共和制度调动了所有人的战争热情，迅速统一了地中海周围所有的农业区。在新成立的罗马帝国内，真正的罗马人是很少的。除了本土，罗马人向帝国的其他地方都有一定数量的移民。但在这些地方，罗马人显然不占多数。帝国建立后罗马本民族的战斗力迅速下降，不得不大量吸纳蛮族作为军队主力，其中的危险不言而喻。后来在周围各蛮族纷纷进入帝国的时候，罗马人随着帝国的灭亡而消失了。（不过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还存在了很长时间）与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不一样，在中国中原文明建立的国家中，汉族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在向西南和南方零星农业区政府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一贯的程序。首先是军事上的征服，然后是大量的汉族移民，由于汉族移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很快对当地土著男子产生取代效应。这必然引起当地民族的反抗，于是中央政府派军队镇压。由于力量悬殊，一般都会成功。这样一来当地土著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逃走，要么留下被同化。在历史上，这两种都是普遍现象。显而易见，这种模式是建立在中原区占绝对优势的农业人口的基础上的，成功的关键与否在于汉族能否在当地实现多数。如果遇到的土著民族很少，就容易成功，反之，就很难。下面我需要讲一个重要的技术性的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中原的农业文明而言，周边的地理局势是这样的：东边是大海，是一个基本没有想法的方向；南边和西南方向是大片的丘陵地带和山区，其中间或存在着小块的盆地和平原可以从事农业生产，那里的农业生产力水平比起中原只低不高，是中原文明的主要扩张方向；西部是青藏高原，是一个半农半牧区，虽然黄河上游可能是中国旱作物培育的起源地之一，但是青藏高原隆起后，那里更适合种植适应高寒气候的青稞，单产无法和中原相比，游牧区的草场状况较差，载畜量不如中国北方的草原，所以马的数量和质量都不如中国北方和东北方向的游牧民族，所以对中原整体上威胁不大。在青藏高原的东北方向，有一条狭长的河西走廊，中原文明可以通过这条通道和新疆有地理上的连接。这里多说一句，来自中亚的大麦和小麦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由印欧人进入中原的的，具体时间目前未确定。进入河西走廊乃至黄土高原时，由于荒漠的阻隔，进入中国的印欧人人数是很少的，而且可能是多批次的，当时的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已经有了大量的农业人口，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这批印欧人融入了当地的人群，没有改变中国人的主要成分。由于大麦和小麦比中国本土的旱作物单产高，所以逐步取代了中国北方本土的旱作物。由于有荒漠阻隔，而且荒漠那一边的塔里木盆地主要是农业区，所以对中原也没有什么威胁，倒是中原文明自汉代开始多次通过这条通道进入新疆。现在说说中原文明的正北和东北方向，在地理上是内蒙古草原和东北平原，。中原的农业区域和北方及东北方向的游牧区地理上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中间还有一个半农半牧的区域。随着气候的变化，半农半牧区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农业区的北界和游牧区的南界也会发生变化。半农半牧区一般在中原文明政权的控制下,是中原文明建立骑兵部队的主要基地。当气候变暖时，内蒙古草原的南部和东北平原的南部就会成为半农半牧的区域，中原农业文明可实际控制的区域扩大，另一方面，气候变暖使得农作物提早耕种，农作物生长周期变长，单产变高，能积累的物资变多，可动员参与战争的力量变强。所以，气候变暖意味着中原农业文明的力量变强，更易于在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中占据上风。反之，气候变冷，内蒙古草原的南部和东北平原的南部就会变成以游牧为主的区域，农作物播种延后，中原文明可动员的物质力量减弱。北方游牧民族就会乘机南下，侵犯中原。实际上，汉、唐所处的年代恰恰是两个小暖期，而南北朝和宋代则进入了小冰期。在唐代，中国北方的粮食单产达到最高，播种期比宋朝早一个月。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和气候的变化有着显著的对应关系。另外，朝鲜半岛历史上一直是个农业区。在汉代的小暖期，朝鲜半岛的农业区经东北平原的农业区和中原的农业区连在一起，中原政权在半岛上的统治很稳定。但是，到了五代十国和南北朝的小冰期，东北平原的南部变成了游牧区，朝鲜半岛的农业区和中原的农业区隔离了开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等到隋唐再次兴起时，已经过去了三百多年。虽然朝鲜半岛号称多山，但是在各大河流两岸的农业区基本是联在一起的，能够承载相当的人口，绝非中国南方的少数民族可比。即使以隋唐之盛，也不能将其征服，朝鲜半岛从中国文明的分离由此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