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 -- 陈郢客

中国当代史回忆录是一种很特别又饶有意味的叙述资料……

但是当代史回忆录并不那么可靠，任何时期的回忆录都不尽然可靠，这主要是因为回忆录写作一般容易出现客观性误差（记忆模糊，张冠李戴等）和主观性误差（回避某些问题，突出自我等）的问题。那些经正式出版的回忆录还会遇到另一些问题，某些出版社的编辑会因为某些原因，执意要对作者加以“引导”，他们往往要求回忆录的作者在叙述中强化或弱化、回避某些问题。因此在阅读回忆录时需要加以鉴别。

和回忆录的客观性误差相比,制约回忆录作者的主观性因素则更复杂一些，尤其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后做过党政军大员的高级干部，即便离休下台，也要遵守某些写作的“潜规则”，诸如为“圣人”和“大人”避讳，对某些敏感的人和事或模糊表述，或干脆回避之，这就是所谓“高干回忆文体”。当然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些作者写回忆录的时候就是为了发表的，因此和“上面”的“口径”就“对”得比较紧；也有人写的回忆录是准备藏之名山，留给后人的，言说就坦率直接的多；还有人写回忆录是要为自己所受的怨屈作申辩，对某些故去的人或事就很自然地做起了并非不合理的缺位的“审判”，而对自己的功绩多有张扬，如此等等皆属可以理解的“人性之弱点”。

周林治黔十多年，有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周林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有较为浓厚的“地籍情结”或“地域观念”，然而这种看法没有涉及到问题的实质。大军南下后，贵州省和其它南方各省一样，干部队伍由两部分人组成：南下干部和地方干部，由于当时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全局性的在干部和组织政策方面歧视地下党干部的导向，南方各省大多是南下干部当家，贵州的情况也不例外，来自于冀鲁豫根据地的南下干部大多身居要津，而原地下党干部担任的多是较为次要的工作，并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到较多冲击。在贵州省，还有一特殊情况，这就是担任第一书记的周林是派回原籍工作的新四军干部，周林在年轻时代就离开家乡投奔革命，在贵州没有盘根错节的人脉基础，而贵州也没有像古大存、冯白驹这样的当地籍的元老干部，更没有一支像广东那样庞大的地下党干部群体，也许在北京看来，在贵州就不存在如同广东那样的“地方主义”势力了，所以北京对周林是支持的。

周林在贵州处理干部问题时曾表现出某种第一书记乾纲独断、不容冒犯的特点，而这又和当时的全国性的“党内斗争”、“路线斗争”纠缠在一起。 50年代初发生的“高饶事件”在当时是一个震动全局的事件，高、饶罪名之一，就是“极端个人主义”“向党伸手要权”。 “高饶事件”后，周林把在省委会议上向他提出意见，希望周林卸下省长的担子专做省委第一书记的原南下干部，省委副书记申云浦和省委宣传部长刘钊打下去，把申云浦贬到基层农场当副场长，刘钊则被开除党籍，贬为安顺师范学校的校长。[2]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极左思想急速漫延，省委副书记常颂因分管农村工作，熟悉农民情况，他直言批评当时的政策是：“条条鞭子打在农民身上”，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周林将常颂等几个主张“反左”，和他意见不和的省委主要领导打成“反党集团”（“常颂、夏德义、李庭桂反党集团”），其时常颂已病逝半年，全省共打了四十多个“反党集团”，[3] 常颂等恰又是南下干部, 这就给不少人留下周林有“地籍情结”的看法。

周林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被撤，公开的理由有三：贵州的建党根子不正；镇反、土改不彻底；肃反、审干、“清理中内层”未把好关。又称：“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贵州城乡资本主义泛滥”，贵州“四清”的重点是贵阳市，中共中央西南局认为，“贵州已烂掉了 ”，“贵阳市是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贵阳市被宣布是“小台湾”，[18] 进而再扩大，使“一向没没无闻的贵州省，一下成为“第二台湾”、“第二香港”在全国名噪起来”。 [19]

主持贵州“四清”的工作团是李井泉派出的，西南局常务书记兼新任贵州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李大章被任命为西南局工作总团团长，在李大章背后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李井泉。中央并派出中央委员、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予以协助，李大章还带上了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陈刚。196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从中央和国家机关、4个大区和军队抽调2000名工作队员，其中有100多名师局级干部前往贵州，对全省区以上的领导实行层层夺权，[21] 外派去贵州的“四清”工作团的阵容和规模如此之大，这在全国是唯一的。

在李井泉和李大章背后的是刘少奇，刘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 1964年8月24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贵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22] 此时，贵阳市“气氛相当紧张，省委领导空无一人” [23]；不仅各市、州委书记都去了昆明，连各部办委的头头也都去了。当晚，李井泉和李大章向刘少奇汇报贵州“四清”情况，却有意不通知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参加。[24]

刘少奇事隔两年后拿周林开刀，就是要为他的“四清”在全国开道。……刘少奇拿周林祭旗，借“包产到户”之事批周林，谁都不能说一个“不”字。况且和王任重、李井泉相比，周林和毛的关系也很远，份量最轻；李井泉、王任重都是毛的爱将，一直就左，没有“小辫子”好抓，周林在1961年搞过“责任田”，头上有“小辫子”，于是被刘选上。

贵阳市的“四清”颇有点像上世纪30年代苏联“大肃反”期间侦破的那些层出不穷的“间谍破坏案”，都是由“契卡”人员率先“揭发”，然后由“契卡”部门介入，扩大侦察，再对主要领导干部实行逮捕。和苏联的“肃反”不同的是，60年代贵阳的 “四清”和全国各地的“四清”一样，还穿插了一个“群众运动”，也就是多了一个在党委或工作队领导下的宣讲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检举揭发、交待问题、批斗大会、成立“贫下中农协会”、“宽严结合”、“戴帽”、“逮捕”的过程。贵阳的“四清”带动了全省运动，一时间，贵州到处弥漫紧张、肃杀的气氛。周林对贵州的“四清”很有意见，也不同意对他的指控，在1964年底，周林向中央和毛写了申诉报告，通过省委机要室直送北京中南海。[46]

毛的极左，是实实在在的，但他在1964年下半年对刘的“同意”，却是表象。毛批准下发“桃园经验”，是很勉强的。毛同意下发《后十条修正早案》，也是有保留的。毛對劉的一些看法持有异议，而刘少奇8月1日在北京举行的干部大会上的报告，又严重刺激、伤害了毛，从而导致毛刘矛盾的激化。

就在刘少奇前往武汉的前一天，8月4日，预定随同刘前往广州修改《后十条》的田家英向毛请示对修改《后十条》还有什么意见时，毛提到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然而，当田家英在专机上向刘汇报毛的意见时，刘“紧皱眉头，没有说话”。[55]

刘少奇虽然知道毛对他的“四清”设想有不同意见，但并不准备按毛的意见进行修正，他反而要进一步压毛同意他的主张。8月16日，刘在广州给毛写信，他把中南局和其下属的几个省委拉出来，来壮大自己的声音。他在信中说，湖北、湖南省委同志都同意他的意见，中南局也赞成他的建议，并准备在中南五省推行，这就是改变原来“四清”以县委为主的方法，而是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先搞一个县，此即以后在全国各地推广的以“四清工作总团 ”，“四清工作分总团”取代地委和县委的方法。[56] 显而易见，刘的这个方法和毛的“不要把大量的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是不一致的。

地方大员沿着刘少奇掌管的党机器的巨大惯性，全面落实刘的方针，毛一时成了局外人。1964年10月----11月，刘澜涛、陶铸、张平化、王任重等各地大员纷纷在党内做报告，大谈他们如何通过“学习少奇同志指示”，创造出的指导“四清运动”的“经验”。他们所做的报告既有理论色彩，又有阶级斗争如何尖锐激烈的生动实例。[71] 王任重在11月15日湖北省农村社教工作会议上还说：“少奇同志给江渭清同志信里面提出的批评，对我们也完全适合”，而他本人则经过蹲点，找到了“为什么会出现和平演变和反革命两面政权”的原因。[72] 这种情况逼迫毛只有走到前台和刘“单挑”了。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毛对刘的不满已在上层的小圈子里爆发，毛开始对刘作不点名的连续性的批评，周林的申诉恰在这个时候。邓小平是党的总书记，又是原西南局的第一把手，他接到周林的申诉信后就批转给所有政治局委员。而贺龙的态度就非常明确，他也是西南局的老领导之一，1964年底，李大章率贵州省代表团来北京参加三届人大会议，在李大章前去看望贺龙时，他就明确反对否定前贵州省委，他说，你们这样做，把老西南局放在什么地位？周恩来则是从侧面批评了李大章。当周得知三届人大会议没有安排贵州代表发言，就向李大章讯问，得到的回答是：贵州已“烂掉了”，不必发言了。李大章的这番话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周说：全国的形势都大好，怎么你们贵州就不一样呢？大会最后还是安排了贵州省的代表发了言。[73] 周、邓、贺都知道1964年12月-1965年1月在毛、刘之间就“四清”问题发生的争执，在1965年1月为刘少奇开的中央层“民主生活会”上，贺龙还 “批评帮助”过刘少奇。

毛对贵州的“四清”作出反映是在1965年的1月，这和他对刘少奇表示不满，发布《二十三条》在同一时候。周林提到的一个细节，不明就里的读者是看不明白的，这就是毛对陈刚的反感。 1965年1月，毛找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西南局几个负责人谈话，毛问李大章带了些什么人去贵州搞“四清”？当李大章回答说有陈刚等人时，毛当即对李井泉下令：“立即撤回中央西南局四清工作团，贵州省委周林复职”。 [74] 为什么毛一听到陈刚的名字就有如此大的反映？周林在文中没有一字说明，也没有交待陈刚的背景。陈刚又名易尔士，原名刘作抚，和毛是老相识，是30年代初上海中央派往赣南苏区的“提款委员”，“富田事变”爆发时一度被起事的部队所抓，后被释放回到上海中央。刘作抚于1935年去莫斯科，抗战爆发后回到延安，改名陈刚，长期在中央社会部工作，是康生和李克农的副手，1945年任中社部副部长，60年代初任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75] 毛对陈刚如此敏感，是过去历史上的原因吗？还是毛认为他的长期的“契卡”背景不适合担任一个省的第三把手？这些都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毛从不喜欢任用有“契卡”背景的干部做地方的封疆大吏。建国后，毛可以任用李克农、孔原来管“契卡”系统，以后又让杨尚昆代表中央分管“契卡”系统的工作，但绝不许“契卡”干部染指地方党政工作。

但是，刘又有“走偏锋”的特点……在“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大棒下，不仅许多无辜干部受难，已在社会底层的前国民党时代的留用的人员也一再受到严厉打击，一些被处理的干部，特别是在城镇工作的干部，和大饥荒时期的违法乱纪并没有关系，就是因为出身不好，被打成“阶级异己份子”。刘在1964年的这些举措，很难说没有他的个人的目的，许多情况都表明，刘想藉“四清”真正树立起他“号令天下”的权威。

由于毛对刘进行了强力干预，刘没成功，否则贵州经验就会在全国其它省份推广，“反革命两面政权”会遍于国中，全国难免不会洪水滔天，大量的，形形色色的“ 国民党特务案”、“美国间谍案”、“反革命暗杀案”肯定会随影而来。刘少奇虽没搞一个像毛那样的文革，但也差不多了。从贵州的情况看，在刘的理论的指导下，是用党机关加上公安系统作为推动运动的动力，这可能就是刘少奇有别于毛的搞运动的基本形式，他同意派出有“契卡”背景的陈刚做贵州省委代理第三书记，不应只是一种巧合，这可能和刘少奇过去搞地下斗争的经历有关。既然贵阳市已成了“小台湾”了，那就须要派“红色特工”深入“敌营”，摸清“敌情”，去解决问题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刘少奇指导的四清工作队，就像战争年代的“敌后武工队”，这一百多万工作队员，先集中学文件 “反右倾”，在工作队中查找“坏人”，继之“侦察敌情”，“排查线索”，再以“秘密工作”的方式进驻乡村，大搞“扎根串联”，难怪被毛批评为“神秘主义 ”！

与此同时，由刘少奇的老部下，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指导的陕西省四清，也是以抓人、捕人开道，数月间全省就逮捕了6470人、扣留5000多人，长安县新划地富4,558户，查出所谓四类份子3,492人。该省还用“隔离审查”的名义把一批中层干部投人变相监狱。在地区和县一级，则用办“集训班”的形式，“对一批干部进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审查”。1964年11月上任的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对此持有异议，刚刚着手纠偏，就遭到刘澜涛等的严重打击，被扣上反对刘少奇的帽子，受到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持续批判。[83]

由此可见，用抓“现行反革命”来推动运动，已成为1964年刘少奇领导“四清”的一个基本的工作方法。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层层抓人，人人胆寒，这种方法既省事，又省力，干脆明快，震慑力大，马上就可以打开运动的局面，所以贵州的“四清”既可以说成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可以说它是新形式下的 “肃反运动”。刘的这一套既有毛氏特色，更带有颇为浓厚的斯大林色彩，一旦全面铺开，不比毛策动的“群众造反”逊色。

周林的“运气”没李大章好，李大章一直是“不倒翁”，虽然在对贵州四清的态度上，李大章比李井泉还要僵硬，但是毛很清楚，李大章在贵州搞极左有复杂的背景，李大章并不像李井泉那样了解当时中央上层毛刘间的分歧，而且李大章只是在1936-1937年间在北方局和刘少奇有过工作关系，不是刘少奇的人。加之，李大章对李井泉一直有意见，文革期间还揭发李井泉的错误，所以李大章在中共九大之前即复出，不管哪个人做四川的第一书记，李大章都是在四川做他的第二把手，1975年李大章调任中央统战部部长一职，1976年5月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平心而论，毛对他所任用的地方大员还是“讲原则、讲渊源、讲人情”的，如果在政治上和自己对着干，毛绝对是 “憎其所憎，恶其所恶”；但是只要不和毛的政治对立面搞在一起，又愿意“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就会“放他们一马”。

毛对李井泉的态度就稍许复杂一些。1965年初，作为政治局委员的李井泉知道刘少奇已被毛批评，《二十三条》就是纠刘的“偏”的，可是他在指导贵州“四清”时，并没有立即停止执行刘的政策。毛要他给周林复职，李井泉居然找理由顶着不办。……一年后，文革爆发，“李政委”治川十数年，在大饥荒中欠账太多，四川苦李久也，造反派以“刘邓走狗”的罪名对李井泉一阵乱斗，其妻也被整死，毛对李却没有像对江渭清、江华、叶飞等人那样迅速伸出援手，而是让李在火上“烤”了几年。

周林在文革后期也被重新起用，1975年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1977年由邓小平指名调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教育部副部长，邓小平复出后先管教育，周林给邓许多配合。80年代，周林转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委员会（“古委会”）副主任，算起来只是副部长，以文革前的省委第一书记的身份来做这份闲差，是属于低位安排了

“四清”还没消停下，文革又开始，“四清连文革”是贵州文革的一个特色， 1966年5月，由贾启允任第一书记的贵州省委，把四清时就遭批判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汪小川主动抛出来，作为贵州文革开刀祭旗的第一个牺牲品， “四清”中被打下的干部和群众再一次受到残酷打击，[90]直到1984年6月24日，中央才对贵州的“四清”冤案作出平反。[91]

如今，贵州“四清”的历史差不多完全被堙没了，周林在回忆文章中就是集中批评了李大章，对刘少奇就是点到为止，而钱瑛、陈刚都成了和贵州四清不相干的人了。周林的文章透露了一些情况，但也回避了许多问题，他对自己比较大的过错，如贵州大跃进的错误谈了一些，并表示了反省的态度，但对自己其它方面的过错，例如向北京隐瞒灾情规模，就一字不谈了。

由此看来，期待高干回忆录的作者做到完全的客观确实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依笔者的看法，读当代史回忆录，特别是政治人物的回忆录，还得抽丝剥茧，须要下一番“考古学”、“校勘学”的功夫，把阅读的“路线图”查找出来。因为从那个时代走来的不少领导干部早炼就了一身本领，很知道在说写之间，应突出什么，遮蔽什么。研究者肯定须要延伸和扩大阅读，而不能仅凭一种回忆资料说话，只有同时参照相关的其他资料，尤其是那些在观点和内容上互相冲突和对立的资料，才能穿越回忆录的作者在有意或无意间给我们设置的各种障碍，以求尽可能的去接近那个历史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