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以色列为什么现在在加沙大动干戈？ -- 晨枫

戈登提出了一套理想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在这一理论中，社会目标是从属于民族目标的。他认为，复兴个人的人道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开端。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反映，就像是对一个生命的沉闷的记录，而不是它生动的乐曲。他认为，只有民族主义才能释放人类的创造力，引导人类精神的发展。他形而上学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民族主义是人们争取个性化的创造性斗争的本质。对欧洲的犹太人来说，是民族精神维系了他们的生存，但是，它却不能为他们提供创造性的生活，因为一个人民只有同时植根于其土壤，才能真正有创造性。只有通过每个人在土地上的劳动，个人才能自由，一个民族也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

从一个反对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戈登得出了与正统的社会主义者相同的结论：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互不相容的。只有通过团结，通过融合其内部的所有阶级、派别，民族才能进步和复兴。戈登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关于公平的理想；但是，只有在以耕种土地者为主的劳动人民影响逐步扩大，能够代表民族的时候，才可能得到公平。公平的理想不可能在作为一个团体的某个阶级内实现，而只能在一个民族共同体内实现；而且，它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来取得，而只能通过对年轻人的教育来取得。只有在年轻人变成工人，并且通过他们的道德榜样，工人成为了民族的领导者时，才能实现公平。劳工运动会使人民大众皈依生产劳动的宗教，到那时候，就能消灭寄生虫式的剥削。

戈登认为，社会主义者进行阶级斗争，只会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活力，他说，如果他们成了专心致志的工人，而不再把精力耗费在社会主义宣传鼓动之中，那么，他们可以将集体生活的引力中心带到工人阶级之中。民族劳动在其成长中的胜利，会带来社会公平的胜利。

这样，戈登便把劳工运动看作民族的领导力量，如果只以公平和劳动为基础，它的意识形态最后会把社会各阶层都纳入自己的轨道。劳动者与整个民族保持一致，最后会成为民族的领导。

戈登分子和博罗霍夫分子有一个共同观点，就是劳工运动只要把自己作为整个民族的运动，就会成为民族的领导。尽管他们的推理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样能够考虑将整个民族吸收到开拓者的劳工运动中来。博罗霍夫分子本·古里安设计了一个口号“从阶级走向民族”，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戈登分子设想一个开放的社会，可以在这个社会中建立一种不受制度障碍影响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博罗霍夫分子认为，阶级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从劳动者的立场看，阶级斗争将等同于民族斗争。实际上，戈登分子说，“让我们劳动，并建设一个民族”；而博罗霍夫分子说，“我们是一个阶级，我们将为成为一个民族而斗争”。这两种观点都把劳动的角色看作是民族主义的角色。两者都关心用建立在犹太人基本生产基础上的新的民族模式代替东欧犹太人的职业结构。对于在依赖犹太工人的有酬劳动体制中，如何取得劳动的主导地位的内在困难，戈登分子不像博罗霍夫分子那样明确。而另一方面，博罗霍夫分子却不知道如何使劳工运动建立在一个独立的社会主义农民阶级基础之上，这种想法对他们来说是模糊的，甚至完全是乌托邦。

在劳工文化中，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个主题是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在领导者们的思想活动中也不能完全把二者区分开来。由于移民的来源仍然集中在东欧，民族主义的方案也自然是用欧洲的语言来表述的。但随着运动的重心从维尔纳和明斯克转向雅法和塞杰拉，这种表述方式便逐渐消逝了。

政党政治的出现

开拓者们一来到巴勒斯坦后，很快就分成了两个带有政党性质的互相竞争的阵营。戈登派最初占多数，他们中大部分人原来在欧洲都受到西尔金的影响，现在组成了青年工人党。那些在欧洲追随博罗霍夫的人则组织了锡安工人党的巴勒斯坦支部。后来，当欧洲受博罗霍夫影响的移民到来后，逐步扩大了锡安工人党的队伍，最后成了两党中较大的一党。这两个党都创立于1905年，它们在开拓者们的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帮助他们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很长一段时期，它们是开拓运动中仅有的两个组织。

青年工人党一创立，就决定中断与欧洲的锡安工人党的联系。青年工人党成员最主要是致力于民族主义事业，他们决心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面临的开拓农业的困难，避免进行社会主义的说教。他们要采取一种实用的、立足本地的民族主义和社会公正的路线，暂时抛开欧洲社会主义理论上的痛苦。这个党并不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是认为自己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在这场运动中，它寻求代表最高形式的实际的犹太复国主义。戈登是对他们影响很大的精神或思想导师，而在斯普林扎克 1908年到来后，便成了这个党首要的实际战术家和发言人。这个组织中出了许多以色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杰出领导人，而且还出了一大群希伯莱文学名人。

与青年工人党相反，锡安工人党将它与欧洲的联系保持了许多年，把自己当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其巴勒斯坦分支的文化领导人是伯尔·卡茨内尔森(1887-1944)，实际的政治领导人是本·古里安和本·兹维等人，他们一直希望得到革命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承认，但是，社会主义的正统派领导人却不承认犹太人的民族要求。1906年，锡安工人党在雅法通过了其纲领，它在第一段中就明确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以阶级斗争为手段在全世界建立社会主义。然而，其方案也号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表现出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强硬政治倾向。

总的来说，锡安工人党在观点上比青年工人党更富有战斗性，在倾向和分布上更城市化，不像戈登派那样相信兄弟之爱和和平主义的功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适应了巴勒斯坦的环境，锡安工人党成员虽然仍使用博罗霍夫的马克思主义词藻，但在行动上却表现得越来越像真正的戈登分子。这两个党的分野是理论上而不是实际中的，而且，这种理论上的分野产生于它们形成时期碰到的欧洲问题，而不是产生于巴勒斯坦的现状。这样，他们往往能在保持不同的理论原则的前提下，在．具体政策选择上达成协议。因此，两派之间的争论，以及已成了他们主要的业余活动的意识形态交锋，都带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性质，类似于欧洲脱离周围环境的社会主义活动。在实践中，他们摆脱了教条的束缚。他们的著作中也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纯粹空谈的态度。因此，或许可以这么看，他们那些欧洲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一套方便的想象，使他们较容易适应巴勒斯坦的环境，而没有提供一种准确的答案，使他们能理解他们的实际活动。

在适应过程中，锡安工人党的成员不得不作出更大的让步。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本·古里安强有力的领导，他要求党减少与欧洲的联系和关注，这种联系到1920年便最终断绝了。锡安工人党逐渐把民族主义目标放到高于社会主义目标的地位，并且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最终使他们能够领导和支配整个工人运动。

看来看去都不是什么圣经宗教，对不对？

本·古里安那支是不是锡安工人党？

以下节选自《现代史》

以色列劳工运动的特色就是不团结，在每一个政策问题上、在每一级组织内都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人们一直在争取更大范围的团结，并不断取得一系列成功，使劳工运动对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事实证明，对国家影响最持久的是被称为犹太工总(Histadrut)这个复杂的开拓者组织，而最短暂的则是统一领导下政治党派之间不时出现的联系。

到1919年，卡茨内尔森领导的“非政党的”政党在规模上已超过于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于是，也增强了他关于建立一种实现团结的组织的要求的份量。卡茨内尔森要求把农业工人联盟的作用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使其除了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外，在所有方面都取代政党的作用，这样，就能为实际事业提供一个满足所有工人需要的统一的框架组织。卡茨内尔森的倡议，看来是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一组织理论。工总的成立，使这种理论最终得以实现。

在最初的开拓时期，以及后来成为以色列社会拥有政治垄断权力的组织之后，以色列劳工运动的特色就是不团结，在每一个政策问题上、在每一级组织内都存在着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是，人们一直在争取更大范围的团结，并不断取得一系列成功，使劳工运动对以色列产生了巨大的历史影响。事实证明，对国家影响最持久的是被称为犹太工总(Histadrut)这个复杂的开拓者组织，而最短暂的则是统一领导下政治党派之间不时出现的联系。

到1919年，卡茨内尔森领导的“非政党的”政党在规模上已超过于青年工人党和锡安工人党，于是，也增强了他关于建立一种实现团结的组织的要求的份量。卡茨内尔森要求把农业工人联盟的作用扩大到其他各个领域，使其除了意识形态宣传鼓动外，在所有方面都取代政党的作用，这样，就能为实际事业提供一个满足所有工人需要的统一的框架组织。卡茨内尔森的倡议，看来是第一次明确阐述了这一组织理论。工总的成立，使这种理论最终得以实现。

在这个时期，虽然本·古里安主要是从国外实施对国内的指挥，但他已经成了卡茨内尔森主张的团结路线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本·古里安的团结理论似乎一直都觉得应当由锡安工人党占统治地位。本·古里安一方面作出种种让步，吸收了青年工人党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使锡安工人党的意识形态更接近青年工人党，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他号召团结只不过是邀请其它党来加入锡安工人党。青年工人党对团结运动也采取这样的态度，不愿意使自己加入一个可能以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为指导的组织。第一次团结努力没有成功。1919年出现了一个新党——劳工联盟，它正好就是那种以阶级斗争为指导的政党。劳工联盟希望成为一个统一的工人联盟的目标未能实现，它只不过作为扩大了的锡安工人党登上了历史舞台，为西尔金和博罗霍夫的追随者都提供了位置。新党创立时，吸收了除一小部分左翼反对派以外的锡安工人党的老成员，吸收了包括卡茨内尔森本人在内的无党派人士，以及少数青年工人党成员。根据来自欧洲的报告说，与锡安工人党相比，锡安青年发展非常迅速，这个青年运动为青年工人党吸收成员提供了天然来源。可能正是指望欧洲新移民有利于青年工人党，青年工人党才极力反对加盟劳工联盟。后来情况的发展也证实了青年工人党的疑虑，劳工联盟通过了一个将该党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包括了许多与戈登派的政治精神不一致的措辞的纲领。

两党为争取新移民进行了激烈竞争。这样便再次激起了建立一个“非政党的”政党的要求。新来的人很快便在开拓者中形成了多数，他们远离先来的那些人的意识形态争论，希望取得整个工人开拓运动的统一和团结。在刚从俄国回来的特鲁佩尔多领导下，“非政党”集团提议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人委员会，代表各党派的工人管理所有机构。1919至1920年，人们在工人期刊上开展了激烈的争论。[① 详见(劳工联盟发表的)《小册子》和(青年工人党出版的)《青年工人党》。]劳工联盟号召所有工人在一个全面的组织系统内团结起来，而青年工人党则希望在适合采取联合行动的事务上进行合作，同时各方作为单独的政治党派继续存在。如果说锡安工人党过去只改一次名字就吞并了从前的那个“非政党的”政党，现在光靠改名就不可能再吞并青年工人党了。

由于劳工联盟与国外社会主义的联系，也由于劳工联盟虽然正式承认希伯莱语，而其成员中流行的却是意第绪语，青年工人党认为劳工联盟的民族主义热情值得怀疑。另外，妨碍青年工人党 1919年参加联盟的最大障碍是，劳工联盟在城镇和农村劳动者之间建立了紧密的组织联系，这就使农业劳动者不能单独控制自己的事务。青年工人党不愿意讨论任何允许政党控制工会活动的联合方案。它对这个问题的关注集中在农业工人上，农业工人构成了青年工人党的主要力量，青年工人党希望保持他们的民族主义精神，不让他们接受阶级斗争的蛊惑和宣传。事实证明，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但是，本·古里安代表劳工联盟，同意与青年工人党进行协商，避开了关于联盟的地位或政党未来的作用等重要问题。

经过两派领导人之间几个月的协商，另外，由于特鲁佩尔多在一次抵抗阿拉伯人攻击、保卫定居点的战斗中牺牲，也可能使他们受到了震动，他们同意召集一次会议来研究解决分歧，建立一个统一组织。会议代表在各党比例代表制的基础上选举产生，任何支持工人开拓运动的人都可以参加。1920年12月，八十七名代表召开了会议，建立了一个名为犹太工总(Histadrut)的新的工人组织[① “希斯塔图特”字面意义是“组织”或“联盟”，是“巴勒斯坦犹太工人总会”(The General Federation of Hebrew Workers in Palestine)的简称。由于允许阿拉伯工人取得正式会员资格，1959年修改了名字，变成了以色列工人总会(The Genera Federation of Labour in Israel)。]，犹太工总现在成了开拓运动最主要的工具，它是年轻的国家创建者们手中的有力武器，在建立以色列国、创造它的文化方面，发挥了比任何其它力量都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