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的家史 -- 深夜腌的萝卜丝

我发现，河中很多人对普通人家族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变迁感兴趣，特别是中共建设国家的得和失所带来的变迁，其中，三年饥荒和文革经常引起人们的争论。而我的家族世代生活在豫南信阳——这里正是三年饥荒的重灾区。下面，我仔细介绍一下我的家史（此文最初写于水木清华的modern_chn版，写的最初起因是看到一位网友xiaokui在该版上所写的他的家族史，他是豫南信阳潢川县人，于是，一时兴起，我就写了自己的家史，此文后附有xiaokui的家史）。

我是豫南信阳光山县人，就是xiaokui所在的潢川县的邻县，也是邓颖超的祖籍所在地，据说也是司马光砸缸的地方——司马光名字中的光就是来自于此。现在，两个县城之间的交通只要一个小时的车程。我从小喜欢历史，听家里长辈说了很多家史，也央求他们说了很多。下面我就讲讲自己的家史，正好跟xiaokui的家史对照一番。不过，事先说一句，我经常发现长辈们谈历史经常出错、或者前后不符，我已经尽力追求真相，但仍然不敢保证百分之百的准确。

我家祖上几代都是大地主，情况比较复杂。从我的姓就能看出。我从小到大都姓A，但我本姓B。事情是这样的：A家族是在清初从湖北迁来光山。据长辈们说是当时的家祖孤身一人带了大量财宝来到了光山的乡下农村。（很奇怪的情形，我一直不大相信，但也无法求证，难道他是清初战乱时发了战争财的逃兵？）他到处买地，据说前前后后买的地跑马几天都跑不完。（我也不大相信，光山县不大，他怎么能买到那么多地？并且，他是孤身一人。也没听说A家族买地买到外县。）后来，他成家生子，有数个儿子。一般，一个家族都要聚居在一起。但他的做法奇怪，他将这几个儿子都分散到全县各地去住——确实，现在在我县，A姓的分布非常分散，家族的家谱也被别的分支掌握着的，我一直没看到，而我父亲也一直对A家族的家谱不感兴趣，因为他感兴趣于B家族的家谱，虽然他和我都姓了一辈子的A。我曾问过长辈，那个家祖为啥要这么做？这样在封建社会很不利于家族的繁衍。长辈说，很可能那个家祖是想霸占全县。结果，全县的土地虽然被霸了不少，但是，A家族的人丁一直稀少，势力也不大，虽然从土地占有面积上看是大地主。到了我的曾祖（曾祖在我家乡被称呼做太太，曾祖父叫外太太，曾祖母叫内太太）这一辈，他是A家族在C乡（光山县南部一个乡，光山县的地形是北部是丘陵、南部是大别山，C乡在大别山山脚）的分支的长房。可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A家族在C乡的分支还有一个偏房，此偏房倒有儿子长大成人，因此，他们一直觊觎长房的继承权。可不知曾祖跟他们有什么别扭，一直不待见他们。后来，三十年代的某天，他去一家亲戚做客，看到此亲戚家有五个儿子长大成人，心里一番滋味在头，就问此亲戚能否过继一个儿子给他。此亲戚立刻豪爽地说到，随便挑！曾祖立马挑中了看得最顺眼的老五——没错，就是我的亲生爷爷！我爷爷当即哭得死去活来、不愿意去——我爷爷肯定是不想离开父母和哥哥们，但他更想不到的是，他的一生都被A家族的家产争夺所纠缠，最后，他的生命也葬送于此。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爷爷本来所在的B家族，B家族也是光山县的地主，但与A家族不同的是人丁兴旺，后来在土改前分家，各各都变成实打实的中农。

即使我爷爷再怎么哭闹，他也被曾祖——也就是他的养父带到了A家族。到了A家族之后，他也数次逃回本家，可是，大家族之间答应的事是没法更改的。最后，他只能认命了，从此，我们姓了A。曾祖父待他很好，但曾祖母待他很坏——可以理解，自己只有一个女儿长大成人，现在有一个外人来继承自己家产，以后还要靠他奉养，特别是他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对自身家族的感情很深，心里不爽。这时，那个偏房更是把我爷爷恨得要死，经常和曾祖母一起来害我爷爷。怎么个害法，长辈们没说，估计我爷爷应该不好受。多亏他那时已经十多岁了，终于躲过种种暗算，后来娶了我奶奶——另一个地主家族的小姐，生下了我父亲他们兄弟姐妹十人。我父亲排行老七，出生于1950年。老大是我大姑妈，老二是我大伯，他们都出生于四十年代。因为解放前和解放初的医疗条件不好，十个孩子里夭折了五个。曾祖母特疼爱我大伯——我一开始不大理解，怎么她恨我爷爷、却疼我大伯？后来，在几个长辈的指点下明白了：她不管再怎么恨我爷爷，家里也没有别的男丁来继承家业、奉养自己。至于那个偏房，对她来说，也是外人，还不如自己从小抚养疼爱我大伯，那么，等我大伯长大了，就可以很孝顺地待她。至于我爷爷的其他孩子，对不起，就不管了。封建家族，啧啧！真是TMD一个烂泥坑！

终于，在明枪暗箭中，我爷爷挨到了1949年。在这之前，虽然光山县的南部闹过红军——那里是红四方面军的鄂豫皖根据地，C乡也离那里不远，但是红军没斗争过我爷爷家。只是我后来听奶奶说过曾有红军经过我们家，但没任何事情，家族里也没人觉悟高到去闹红。我一直很奇怪，红军时期的政策比较左，特别是红四方面军的。怎么我家族一点事都没有？据长辈们说，家里当时不光土地多，浮财也多——例如，曾有一间房子专门用来放钱，整个房子都堆满了。乡下土财主肯定不信纸币，那就只能堆银元了。可是，一房子的银元啊！我也不大相信，姑妄听之，其实，我从未见过祖上有传下来的浮财，倒是我外祖曾分了一点给我母亲这个女儿，嘿嘿，我母亲家也曾是地主——说的巧了，我爸妈认识时，一个是革命军人，一个是国营工厂工人，两个都是长在红旗下的革命青年，等到老了才发现两人都是地主出身，回头会说一下我外祖家，也是一把辛酸泪。话说回来，怎么我爷爷家一点事都没有？我估计可能是我家当时的人缘特好，周围的老百姓们都把他们当自己人，这从后来的土改也能看出来。（对了，抗日战争时，光山县过过日本鬼子，但C乡没有，因此波澜不惊。倒是我爷爷在B家族的亲大哥被国民党拉了壮丁。当时，搞兵役的国民党官员说只要B家族能出14块大洋，那就不拉。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血缘曾祖没出这钱，家里当时其实不缺这钱。结果，我爷爷的大哥就被拉走了，从此再无音信。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孩子也就改嫁了。）土改前，我爷爷家看到风声不对，立即掩埋浮财，而土地则贱价出售。当时，曾祖已经过世，家里管事的就是我爷爷和曾祖母。不知是谁做的决定，可真英明。有英明的，那就有傻×的。那个偏房见猎心喜，立马购进。这下，我家被评为中农——周围没有任何老百姓告发，而那个偏房被评为地主。我家继续顺顺当当地过日子，家里还时不时地拿浮财出来跟乡亲们交易，也屁事没有。（我上初中前后读了不少伤痕文学和反映改革开放前残酷的政治运动的书籍，一直把改革开放前想象成政治运动无处不在的情形，后来才知道，很多地方根本不像那些书籍写的那样。）坏处就是浮财被他们花光了，我这个后辈没沾到一点光——郁闷。偏房家则受够了歧视，但没有像xiaokui家那么惨，他们家所遭受的最大的惨事是没有女人愿意嫁给他们家的儿子——也就是我父亲在A家族的堂兄。后来，我这个堂伯只好倒插门入赘到一家寡妇。

顺顺当当的日子过到1959年，这时，真正的惨事到来了——“信阳事件”爆发。关于“信阳事件”，现在网上有很多资料，大家可以自己google。我知道信阳事件，先是小时候父母经常拿信阳事件来教育我要珍惜粮食，后来是90年代中期自己查到一些书籍了解到，那时还没有网络，找资料很不方便，但如果努力，还是能找到的。我就找到一堆官方出版的，详细情况都有。特别的是，我还找到一本书里摘引了当时中央向全国各地公布的通知，提到信阳地区（信阳地区当时包括驻马店地区，有十多个县）有几个县每个县饿死四五万人，要各地一定要重视这个、别再犯信阳地区的错误。后来，中央还向各地公布信阳地区整改信阳事件期间错误的经验——史称信阳经验。现在，很多书籍抨击信阳经验，因为这个经验实际是发动群众公审官员和干部、打倒他们——该判刑的判刑、该撤职的撤职，跟文革有些类似。但我说，信阳经验做得对，那些王八蛋不仅饿死那么多老百姓，还把不少农民吊起来拷打逼交粮食。毛泽东当时的指示是，信阳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干部制度不民主、不是对人民负责，应该进行民主补课。（大骂毛泽东导致三年饥荒的反共人士们是不是深有同感啊？）信阳经验就是这个指示的产物，再请想想文革期间的“大民主”与那些因为三年饥荒和文革而大骂毛泽东的反共人士们，是不是觉得历史挺有意思的？至于那些说中共隐瞒三年饥荒和信阳事件的说法，纯是放屁。最近，香港又出版了一本书《墓碑》，我没看过此书，但在网上看到它的一些介绍，说此书里面提到作者曾去光山县采访过当地居民。根据我询问长辈们的经验，对口述回忆一定要小心，因为口述回忆中充满了错误。这是因为人的回忆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错误，有的是故意的——例如好为惊人之语，有的是无意的——记忆会随着时间而模糊。

现在具体说说我家在三年饥荒期间的遭遇。听长辈们说，在我家乡，1959年秋粮食大丰收（1960年、1961年有大灾——我对此其实有怀疑，因为我查资料曾发现，信阳地区是1958年大丰收、1959年开始有大灾，估计长辈们回忆有误。总之，不能轻信长辈们的回忆），但是因为大伙都去搞大跃进了，结果粮食抢收没做好，收成非常差。再加上存粮因为上缴和大食堂而消耗了，1959年底开始出现大规模饿死人的情况。我爷爷家也不好过，但一开始没有饿死人。可是，没多久，有人密告我爷爷藏有粮食——现在，家里长辈告诉我，他们认为是曾祖母指使人密告的，就是想害死我爷爷。我爷爷当时虽然是村里（或者叫大队、小队？我记不清当时的叫法）的文书（或者会计？我也记不清了），但是立即被抓了起来，被吊起来拷打逼交粮食。放回家里后，我爷爷就连伤带饿而死了。我奶奶就疯了（后来好了）。家里乱做一团、孩子也没人照顾。我的大姑妈和大伯当时都已经19或20岁了，他们能自己照顾自己，再加上曾祖母当时挺照顾大伯，他们都幸存下来了（好像当时我大姑妈已经出嫁了，但我不是很清楚）。另外三个孩子——我父亲、我父亲的另一个姐姐、我父亲的弟弟就惨了，一个饿死、一个失踪、我父亲靠百家饭幸存下来。谁死、谁失踪，我父亲记不清了，他当时才9岁。网上有不少资料说光山县当时有多少多少村子——有的资料甚至说1000多个或者数百个村子——饿死绝，还有多少多少人吃死人。说实话，光山县当时虽然饿死很多人，但是我不是很相信那些资料。这是因为：首先，光山县直到90年代中期虽然人口暴涨到近80万（1959年前人口少多了），但也就2000多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由数个自然村组成，这些自然村有大有小，大的数十户，小的几户。小村子可能会死绝，我的长辈们也告诉我，当时很多人都说有人家饿死绝，可是，等到我认真追问时，他们都只是听说、而没人见到过。特别是我父亲的村子及周围，那里是死人比较多的、情况比较严重的，但也没人见到过全家饿死的例子。至于吃死人，我母亲说她当时听说有个老人煮了一个婴儿尸体，但是，也没人见过。因此，我对这些都是不敢随便相信。并且，那些网上资料也没提他们所说的例子是自然村还是行政村等详情。对了，补充一下，我母亲家所在的乡村的情况比我父亲家那里好多了，她家仅有她的一个小弟弟因为我外祖母没有奶水而饿死。不过，好歹当时是新中国了，我父亲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还是受到了教育，小学上到了毕业（我初写此文时记错为三年级），后来没继续读。

根据长辈们的回忆和我看过的很多资料，我认为三年饥荒的发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根本原因和一个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就如毛泽东所述，当时的制度不是民主的、不是对人民负责。直接原因是：从1955年底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再加上人们急于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心情，中国社会广泛出现了急躁的冒进情绪。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等领导人不仅没有保持头脑清醒，而且头脑更加热起来了，最后发展至提出大跃进。并且，毛泽东等领导人通过反反冒进、庐山反右等毒化了当时的政治风气，导致干部官员们只能向着高指标硬干、而不敢说实话。至于自然灾害，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并不是主要原因。那么，针对这个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首先，从对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三年饥荒是可以避免的。其次，有人说，我们应该针对根本原因来做、在当时就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这貌似正确，但我反对。因为，真正的民主只能在有一定基础的社会中才能建立起来，例如社会要有足够的物资基础、人民的素质要达到一定的水平、深入人心和有权威性的法制的确立、独立于外国并强有力的本国资本等等。而在当时的中国，这些条件都不具备。即使人们能生硬移植入一个形式是民主的制度，那也不是真正的民主。这种形式民主的制度可能会避免三年饥荒的发生，但是，也会使中国变成像当前那些许多实行了欧美式民主、但实际已经没有希望进入欧美行列的失败国家。而我很贪心——我不仅希望避免三年饥荒，也希望中国能进一步发展至进入欧美行列、中国人民能够过上像欧美那样富足而自由的生活。那么，应该怎么做呢？一句话，我们要一步一步地实现真正民主需要的那些条件。而中共的制度正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非常有效的把一个大而落后的国家发展至发达国家的制度。因此，我们要针对直接原因来做，在中共的领导下充分全面的发展中国，同时要防止任何脱离国情的大跃进，而民运分子鼓吹的那一套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大跃进。如何防止任何形式的大跃进发生呢？一靠经验教训，二靠监督。现在，我们中国既有经验教训，又有一定的监督机制，例如网络。至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我很赞同一句话——做该做的事、负该负的责。（另外附有我对评价毛泽东的看法。）

等到文革期间，我父亲就被招兵入伍、当了广州军区的空军的通讯兵。他在部队学到了知识和技术。期间，在70年代末的对越反击战中，他曾被派到前线附近，但是，后来空军没有出动，他也就被撤回来了。就在那个时期，他回家探亲时认识了我母亲。现在说说我母亲的家史。她的情况也有些复杂，她本姓D，但一直姓E。这是因为，我的外祖父出生在D家族，而D家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家族。大约也是三十年代前后，我外祖父的亲生父母实在是养不活他了，只好把他卖了。当时，当地的地主家族E家族（D和E家族都在光山县北部的F乡）也没有儿子，就把我外祖父买来做儿子。外祖父的养父母对他特好，真是当亲生子，也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是旧式教育？还是新式教育？我也不知道，我外祖父后来当了乡小学校长，但在反右期间怕出事而自己辞了）。后来家产也都由他继承。可是，可能是因为亲生父母卖自己的经历实在是太惨了，他一辈子都不原谅他的亲身父母，虽然他的亲生父母后来数次跟他联系，他都拒绝相认，也禁止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跟D家族联系。我想，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他应该明白亲生父母的苦衷，但是，他的恨至死不休。因为他的禁止，我母亲他们至今都不知道D家族到底在哪里。

等到了解放初，我外祖一家一看风声不对，也把多余的土地卖了、浮财埋了。之后，按照标准，他家应该定位中农。但是，有人认为他家应该定位地主。结果，我外祖“据理”力争，对着划分成分的标准，一条一条地跟别人辩论（据长辈说，有十几条标准呢），最后被定为中农。以前，我从一些资料中得知，土改定成分不是随便划分的，有很多具体条款，后来才知道我外祖家就亲身经历过。我母亲在解放初出生，有兄弟姐妹五个。她从小读了小学、初中、高中，但是，我外祖父的观念非常封建，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看到我母亲在家看书就打。我母亲咬紧牙关，愣是一直读了下来，终于在文革期间的70年代初高中毕业。（我当初知道这个大吃一惊——文革期间不是学校都关门了吗？学生打老师吗？我母亲告诉我，这起码在我家乡是胡扯，不仅很多人读上了书，而且，师生关系很好。例如，她跟她老师的关系一直都很好，前几年她和一帮同学还跟老师们欢聚了一场，老师们都感动得哭了。我后来更是知道，文革期间，全中国进行了初等教育的大普及，例如，我家乡的小学、初中、高中绝大部分建于文革期间。不过，文革期间的高等教育也确实被破坏得一塌糊涂。）高中毕业后，正好赶上家乡大建工厂，她就进了化肥厂当工人、建设家乡。（当初知道这个，我又是大吃一惊——文革期间不是经济要崩溃了吗？我后来一查，我们县的十几个工厂，像化肥厂、农机厂、蓖麻厂、水泥厂等等全是文革期间的70年代初建的，我当初可真是被伤痕文学等等引导得好惨——这倒不是说伤痕文学骗人，很多伤痕文学反映的都是真的，但是，我看过的伤痕文学有个不好的倾向，就是把作者自己的遭遇推广到全国、全民族，让读者有全国一团黑的印象。实际上，在文革期间，全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像我父母这样的普通农民、工人、士兵，他们的生活在逐渐变好，其中，还有不少的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改善，例如我父母，一个从农村来到了部队里，一个从农村进了工厂。我母亲所去的工厂属于当时的“五小工业”建设。文革时期的经济中分析五小工业时提到1970年和1971年全国县级工业新增职工2400万人。我相信这个数字，一是因为根据我父母的同事和朋友们的遭遇而得知仅我县当时就有成千上万的人进了五小工业，二是因为，有的反思文革的书没隐瞒这个，但它们把五小工业建设作为文革的一大罪状——不按经济规律在各地建小而全的工业体系，是对国民经济的破坏之一。没错，各地建小而全的工业体系确实不够经济。但是，这些作者也不想想，那么多落后的内地区域正是需要这些工厂来推动各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例如，我家当时所在的化肥厂就为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大丰收提供了大量的化肥。而这些工厂也为我家乡培养出了有技术、有知识的工人、技师、工程师等等，为家乡建设出了很大力。）我父母还回忆说，文革期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简单真诚。后来，等到我知道家乡的农田水利设施绝大部分都是文革期间建的，我也不吃惊了。再到后来，看到这些农田水利设施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因为没人管而逐渐破损、特别是2000年前后一次大旱而因此导致了全县粮食无收，我更不吃惊了。

但是，改革开放这几年来，国家确实越变越富，开始大规模补八九十年代的帐。例如，我们光山县、乃至我们信阳市在河南省是有名的贫困区，现在也是村村通公路了。过去回老家，我父亲需要用自行车驮着我在土路和泥潭中跋涉四五个小时，现在在县城随便招一辆出租车，一个小时就回去了。家乡县城也新建了东城区，盖了很多漂亮的新建筑。整个县城经过文革、改革开放期间的发展，估计现在是文革前的七倍左右大。但有一个大缺点——脏！

话回家史，我于80年代初出生，父亲于1984年退伍返乡，进入了电业局。他用他在部队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参与到家乡城网和农网的建设和改造。现在的家乡处处灯火通明，农民家也有不少电器——别说电器了，很多农民买了昌河面包车，到处开出租，至于摩托车，几乎每家都有。不好的一面是交通事故也大大增加。

根据我的家史，再加上我看到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我认为，类似于光山县这样的县及县以下的区域在建国以后的各个时期内的发展以及所属人民的生活都是越来越好——包括文革时期，但是，三年饥荒时期是例外、是个巨大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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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西河文萃》 第20期 2009年3月2日
• 【西河文萃1月16日至2月15 青史】
• 关于三年大饥荒，我就看到过很多资料
• 请读我的文章
• 嘿嘿，又来一漏网地主后代啊
• 我就是地主后代，也在河里写过我家的故事和我的认识
• 老乡好，我是光山人
• 漏网地主的后代握手
• 真的被遮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