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图3.2.1 1950 – 1998年农田 灌溉面积（万亩）变化趋势

注：1951 – 1956年的数据由1949和1957年的数据内插计算。

从楼主的数据中，这50年大致分为几个阶段：

前11年高速增长（起点低，增长快），

中间3年困难时期生产下降，

10年文革中等高速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14年，吃老本，不增长，甚至下降,

1990年之后，缓慢上升。

如果能研究朝鲜自留地和集体土地的产量比较问题，大概会更有意义一点。过个几年，朝鲜自留地的鲜活标本消失，大家又只能从故纸堆里找证据，吵个不休了。

3. 增长的源泉

审视中国农业生产的历史，不能不惊叹1949年以后几十年间的飞跃发展。就粮食生产来说，全国所有耕地的单位面积产量平均增加3.5倍，相对于过去几千年的缓慢增长和停滞，无疑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巨大增长背后的源泉在哪里呢？

很多人马上会想到由社会制度和农作制度的变革所引发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增长这个因素。但粮食生产是一个过程，从耕地，播种，施肥，浇水，除草，间苗，松土，到收获，等等，农民的积极性这个因素具体在哪些方面体现出来，并且应当如何量化呢？如果简单地说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3.5倍，因此粮食亩产也增加了3.5倍，是很难想象的。更重要的是，积极性不能年年递增。

笔者在中小学时学过一门课，叫做《农业基础知识》。其中的许多内容都忘记了，但作为农业发展纲要的八字宪法却记得很清楚，那就是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八个字。课本中，对这八个字有详细的论述。纵观新中国几十年农业的发展历史，可以说，粮食增长的奥秘就在这八个字当中。当然，这八个字的具体落实必须由生产者来完成，也就是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必须在这八个字上体现出来，才会产生实际的效用。基于土肥水种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的认识，下面主要就四个字进行分析和论述。

3.1 土

土地作为粮食生产之本，具有量和质的双种意义。从量上来说，1949年后，解放了的农民以个体和合作社的形式，与国营农场一道在六年时间里共新开发了一亿亩粮食耕地，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7.5%。但是随着工业和城镇居民住房用地的急剧上升，粮食耕地自1957起开始下降，五年内即回落到1950年的水平，此后几十年继续缓慢减少，在共减少了约二亿亩后稳定下来。提高粮食播种面积的另一个办法是增加复种指数，使原来的的一年一熟变成二熟或二年三熟。1998年与1950年相比，复种指数从128%提高到156%，这样，净减的二亿亩耕基本上被补回来了，使实际播种面积能够维持在17亿亩上下。

耕地面积的变化只能影响到总产量，要使亩产量提高，就必须改良土壤。土壤改良过程共分两个阶段：

1）保土阶段，采取工程或生物措施，使土壤流失量控制在容许流失范围内，这就是农田基本建设的主要内容。50年代初，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陈永贵在组织互助组时，首先就是带领农民艰苦奋斗，垒石筑堤造梯田，使那些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山地得到改造，抵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提高，粮食亩产量大幅增长，显示了中国农民在组织起来后改造自然的伟大力量。后来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倡的农业学大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学习大寨人这种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因此，至1979年集体化解体前，农田基本建设这项事业一直都没有放松；笔者下乡插队期间，每年冬闲都被抽调到大队参加此项建设。而分田到户后，这项工作就基本停止了，直到多年后农业生产受自然灾害的影响重新变得严重起来时，才又得到恢复。

2）改土阶段，其目的是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量，改良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中国各农业院校都设有土壤专业，为土壤的改良提供科学和技术上的支持。

用化学改良剂改变土壤酸性或碱性的一种措施称为土壤化学改良。常用的化学改良剂有石灰、石膏、磷石膏、氯化钙、硫酸亚铁、腐殖酸钙等，视土壤的性质而择用。化学改良必须结合水利、农业等措施，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这就是土壤的物理改良。具体措施有：适时耕作，增施有机肥，改良贫瘠土壤；客土、漫沙、漫淤等，改良过砂过黏土壤；平整土地；设立灌、排渠系，排水洗盐、种稻洗盐等，改良盐碱土；植树种草，营造防护林，设立沙障、固定流沙，改良风沙土等。60年代初河南的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兰考人民艰苦奋斗，改造盐碱地获得显著成效，就是一例。

在60年代中期化肥和良种的开发和使用得到突破以前，粮食亩产的提高相当程度上得自于土壤的改良。中国的临国印度，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大为逊色，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获得的粮食产量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增加耕地（约30%）获得的（美国国会图书馆，CIA World Factbook），有些人，比如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秦晖教授，在将印度的农业增长与中国对比时（秦晖：风物长宜放眼量：中印经济发展的长时段对比），不懂得这个区别，视印度粮食亩产的增长大大低于中国而不顾。

3.2 水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这是中国农民的谚语，道出了农业文明时代种庄稼的要诀。治水，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大禹和李冰父子都是中国人崇敬的治水英雄，而新中国几十年的的治水成就又远远超出了他们。新中国在对全国所有的河流都进行了大规模整治的同时，积极开发农业生产的水利灌溉系统。1949年，全国可灌溉面积为2.4亿亩，多集中在江南水乡；1998年，全国可灌溉面积达到7.8亿亩，五十年的成绩是过去几千年的两倍多。图3.2.1形象地描述了这个变化趋势。

图3.2.1 1950 – 1998年农田 灌溉面积（万亩）变化趋势

注：1951 – 1956年的数据由1949和1957年的数据内插计算。

从这个趋势图可以看到，前十年增长十分迅猛，对以后防御干旱，增产保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期间也存在片面追求数量的问题，有些水库质量不过关，造成跨塌，导致其后几年的灌溉面积呈下降趋势。需要指出的是，文革十年，灌溉面积增加了1.7亿亩，占五十年总量的32%，十分可观；粮食亩产年递增4.3%，比五十年间3.1%的平均值高出不少，应该说水利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1977至1989年的13年间，灌溉面积却没有丝毫增长，加上分田到户后农田基本建设停顿，水库失修以及灌溉系统的利用率降低，使农业生产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降低。1980至1998年的平均成灾面积是耕地面积的20.2%，而此前30年的平均值分别是10.8%，高了近一倍。也许有人会说，这期间粮食不还是增产了吗？对，是增产了，但速度减缓（由此造成的损失将在第四章“集体生产与分田单干”中分析计算），而且其增产动力是在化肥和种子上（在后两节中分析）。

仅仅简单地说灌溉面积增加多少多少，只看数字而不了解中国农民为获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艰苦而巨大的劳动，是不能理解这些数字的具体意义的。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孟凡贵（网名苏拉密）就此专题写了几篇文章，读者可以从以下的摘录中一窥管豹。

对于该文作者关于土石方的计算，笔者觉得很粗糙，目前无法核算或核对。不过，这些水利工程所耗费的人力物力之巨大，是可以肯定的。在大量的重型机械投入使用前，没有人民公社这样的体制，要完成这些工程是不可想象的。集体大协作的丧失，应该是分田到户后此项建设处于多年停顿的主要原因。另一个可以比较的镜像是印度，该国只有其北部地区（Punjab, Haryana, and western Uttar Pradesh）在水利灌溉系统上获得了较大程度的提高，因此这个地区从1960至1980的二十年间，粮食亩产增加了125%，而其它地区的增长分别是，中部36% ，东部 22.7%，南部 58.3%; 西部31.6%，全国平均增长40.9 %（美国国会图书馆，CIA World Factbook）。而同一时期，中国全国的平均亩产增加了100%以上。秦晖教授如果知道这些数字，大概不会说印度的农业比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步得更快。

写到这里，笔者不能不感慨地说，中国农民和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六年间，在毛泽东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自立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精神和英雄气概所建设起来的水利灌溉系统，使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靠天吃饭的宿命。他们留下的这笔丰厚遗产，永载史策，千秋不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