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王维洛：“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非正常死亡！=饿死，1500万是抗战中直接伤亡人数，不是“因战乱死亡人数”。

可见“独轮运”这个词是极其有道理的。想起曹长青之流就让人恶心。

陈经要我论证1959-1961年的灾害程度，要求实在是高了点，因为我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几乎为零。但在写这篇主贴时，我还是查了许多这方面的资料，也看了不少争论的文章。以我读过的文章来看，陈经找来的这篇其实是很差劲的，不过其政治诉求远高于对自然灾害真相的探索的特点，倒是与所有那些否定存在三年自然灾害说的文章不谋或有谋而合。

这些文章中，以金辉1993年发表于上海《社会》月刊5月号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影响最大，自然也就被陈经转文的作者所引用。为什么金辉的文章影响大呢，因为他搞出个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对灾害进行了定量计算。其结果，就像林毅夫弄出个农业总要素生产率一样，一下子征服了许多人。而我所见过的所有其它的文章，包括陈经的这篇转文，都是在自然灾害的现象上争过来争过去。但说老实话，对于新中国二十九个省区市，几十年，每年365天气候的记录，这么大的工作量，除了国家的专门机构外，谁还能够说自己更有权威性，准确性？是故，我认为对那几年自然灾害的现象就不用争了，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辑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在那摆着。陈经说对它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信不过。这一点我也不打算和你争，因为你可能会找到更权威的记录，只是我对粮食因灾减产的估算并不依赖于那个报告，而是依据《中国统计鉴1984》的受灾和成灾数据统计。

当然陈经仍然可能对年鉴里的那几年的受灾成灾数据表示怀疑和不信任，并且找到更权威的记录，但迄今为止，我尚未看到有人有过如此表示，甚至连林毅夫和金辉等等也在文章里引用了这些数据。这些人虽然没从这些数据看出花头来，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也许并不会反对我依此数据估算出的粮食减产量，因为这个估算量只占总减产量的40%，符合他们要证明的结论，既自然灾害不是粮食大减产的首要因数。

关于我的估算值，陈经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自己转的文章里有下面这样的文字：

[11]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按这些数据，再加上因水灾减产，计算出的粮食减产数大约是6000-7000万吨，高于我的估算。看来我得考虑是否修改自己的估算。

好，现在来看金辉的文章。因为我的知识不够，只好也弄个转摘。以下摘自曹为平一篇网文的部分内容。 他写得比较冲，除有些过激的政治言论外，其基本内容我是同意的，同时请有不同意见的别生气。希望看到金辉原文的读者，输入 金辉 自然灾害 就能狗到。

大跃进的伟大成就和疯狗金辉丁抒之流是如何捏造风调雨顺的三年的

曹为平

。。。。。。

金辉之流把这些数据扔在一边，在《风调雨顺的三年一一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里，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豆腐干那么大的表格，来“证明”风调雨顺的三年。

　　这个表格全面地不加任何改变地引用于下，见原表5，还有一个跟表。

　　　　（原）表5　　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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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2度│-1度│0度`│1度`│2`度│120站`│全　　国│

　　　　│`涝`│偏涝│正常│偏旱│`旱`│总指数│平均指数│

　　──┼──┼──┼──┼──┼──┼───┼────┼

　　1954│　41│　29│　26│　16│`　8│　－79│－0.658│

　　1956│　29│　33│　30│　20│`　8│　－55│－0.4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0.208│

　　1958│　20│　27│　35│　30│`　8│　－21│－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0.075│

　　1960│　14│　21│　33│　44│`　8│　＋11│＋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0.008│

　　1962│　23│　27│　38│　22│　10│　－31│－0.258│

　　1963│　28│　34│　25│　25│`　8│　－49│－0.408│

　　1965│`　6│ 　9│　30│　34│　41│　＋95│＋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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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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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份│-3度│-1度│0度`│1度`│3`度│120站`│全　　国│　总评语

　　　　│极洪│-2度│正常│2度`│极旱│总指数│平均指数│半个中国洪水滔

　　──┼──┼──┼──┼──┼──┼───┼────┼天加半个中国滴

　　某年│　60│`　0│`　0│`　0│　60│　0　`│`　0.000│雨不下等于风调

　　　　│　　│　　│　　│　　│　　│　　　│　　　　│雨顺的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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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3度是洪水滔天，3度是滴雨不下。

按照金辉的算法可以看到，半个中国洪水滔天，指数为－3×60＝－180加半个中国滴雨不下指数为3×60＝180，旱涝相抵为－180＋180＝0，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于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

　　他说：我是有理论依据的推理。据说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得出的全国平均指数，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编制了这个表。最后得出结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就是‘三分天灾’也不具备充份条件。”“不论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1961年三年灾难时期全国的气候都可以说是天公作美，甚或‘历史上的最好时期’。”“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神话该结束了。”

　　且不论所谓的水文站的资料究竟如何、该怎么对待，他说的一度、二度又是怎么来的？对金辉的表，笔者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出丝毫“天公作美”的根据来。后来终于看懂了，原来他是以所谓的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指数”加在一起成了“总指数”再除以120于以平均，作为衡量天公作不作美的“根据”。总指数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他把洪涝设为负值，干旱设为正值，然后统统相加，这一加不就是旱涝相抵？某地二度涝灾与另一个地方的二度干旱相抵等于零，再一平均于是这两个地方既不旱也不涝，风调雨顺。福建、浙江的暴雨和山西、陕西、河南的干旱相抵成了风调雨顺。全国120个水文站的数据都相加，也都旱涝相抵，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

　　一个地方的洪涝能够和另一个地方的干旱相抵销吗？有这种疯狂的逻辑吗？

　　按照金辉的同样逻辑，我也制了个跟表列在后面。我把洪水滔天设为负三度，滴雨不下的极旱设为正三度。某年半个中国洪水滔天，60个水文站共计负180度，半个中国滴雨不下，60个水文站合计正180度，全国总计，半个中国洪水滔天和半个中国滴雨不下相互抵消，等于零。于是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天公最最最最作美的年份”。——如果不是反共反得昏了头，理穷辞曲又要找个“理由”急疯了，绝对不会有这种极端荒唐的逻辑。

　　不但这个金辉反共反得急疯了，他的吹鼓手们也都反共反得发了疯。所以对这个疯狂的逻辑和所谓的“科学研究”以极大的疯狂予以喝采和鼓吹。现在这个混账世道竟然会让这种疯狂逻辑横行了十年之久，在舆论界占据了统治地位。一个疯子被捧为千人仰慕的“学者”、“专家”和“权威”。神经稍微正常的人都应该看得出这个表的疯狂性，可是右派官僚让这种疯狂的逻辑自由泛滥，不同意见长期处于受压制的地位。

　　这个表的疯狂性还不仅仅在于空间上。对于农业一年的气候，不但每月都有每月的需要，每周也都有每周的要求，甚至每天都有每天的不同要求，违背了就造成灾害。仅仅用一个数据来衡量那年气候是不是风调雨顺是极不妥当的，也是毫无用处的，除非出于某种政治需要才有用处。

　　如果说某水文站说某地某年雨量适中，是不是该地那年就是风调雨顺呢？也不是！同是下雨，集中下雨和分散下雨就不一样。比如：上半年滴雨不下，下半年暴雨如注，那么在上半年造成了严重的旱灾，下半年又是严重的洪涝。可是根据金辉的“理论”这就是“风调雨顺的三年”，又是一个疯狂逻辑。前面他是在空间上用旱涝相抵销来得出“风调雨顺的三年”，这次他又是同一地区在时间上旱涝相抵销，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了。1960年就是这样，如河北省上半年就是严重干旱，七月底、八月初开始大台风带来暴雨如注，其他如河南、安徽的部分地区以及山东省也是这种情况。

　　人吃饭于前，拉屎于后，是不是也可以抵消，等于既没有吃也没有拉？按这个逻辑，金辉吃饭拉屎几十年了都可以抵消，以后既不让他吃饭也不许他拉屎，反正相互抵消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还可以把他拉到法场枪毙了，再把子弹抠出来，打进去和抠出来“旱涝相抵”，等于没枪毙他。

　　无论如何对一个地方来说描写某年的灾情或者判断是否风调雨顺，一个数据是绝对不够的。

　　即使全年雨量适中，而且比较均匀，早一点和晚一点就不一样，插秧时节下雨和扬花灌浆时期下雨也不一样。插秧时节需要雨水，晚一点下雨就插不上秧，误了季节。扬花灌浆需要烈日暴晒，最最忌讳阴雨连绵，不然不利于光合作用，谷子要瘪。就是眼看丰收到手后，突然来个阴雨连绵也要造成谷子霉烂发芽。有的时候甚至一天也不能差。比如我刚收获完毕就下冰雹或者暴雨如注就不会造成庄稼损失，不是大灾害，晚收获一天则刚刚遇到，庄稼打坏或者泡烂就是大灾。可是金辉对于一年居然只用一个数据就要来描绘气候，还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来了个平均。

　　他自己在对“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的注释中就大言不惭地宣称：

　　表中的总指数和平均指数越趋近于0，则说明全国的旱涝大势越接近于旱涝相当或是不旱不涝的正常年景。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先旱后涝或先涝后旱以及南涝北旱等各种情况的相互抵消。但是各度站的具体数字，则使这一统计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

　　看！他不是不知道，不是认识上犯了错误，他是有意地作假，他自己明确地说旱涝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当然”地互相抵消，只要“相当”就是“正常年景”，就是“更接近于真实的准确情况”。这种疯狂的逻辑居然还可以公开发表宣言书，长期以来没人来揭穿。

　　就是这样一篇奇文，用不着丝毫推敲，只要有一点起码常识的人都可以一眼看出其荒谬绝伦来的，居然闹得全国风雨，猖獗十年，至今还到处泛滥没有一点消退的势头。反共右派，纷纷以这个“学者”金辉有过“研究”，对他的“研究”大肆吹捧，来大肆宣扬“风调雨顺的三年”。我怀疑他们根本就没有认真去读金辉的奇文，对他的表根本没有任何思考，或者读了也发现了却故意隐瞒不说。难道连旱涝可不可以“相当”、可不可以“相抵”，他们也不知道吗？这只能说他们绝对不是在探讨历史真相，只有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抓到一根鸡毛也要当作令箭，所以只要看到有人提出“风调雨顺的三年”，完全不顾有没有道理、合不合逻辑，立即和自己的反共政治需要一拍即合，于是乱加吹捧并到处扩散，就是看到明显的荒谬颠倒之处也故意隐瞒不说。

　　这种疯狂的逻辑在神经正常的年代里必然一出笼就被人们嗤之以鼻了。发表这种“理论”的人一出现就会被看成精神失常，最好的去处是精神病院。可在现在这个世道，金辉居然还敢于公开发表宣言，还有许多同伙跟着起哄，被捧上了天。改x以来，类似的疯狂宣言屡屡看到，神经正常的人却不能反驳，这是什么世道？

　　金辉说，他的“研究”是有理论依据的、有科学统计数据的支持、采纳了全国120个水文站的资料、来源于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根据全国120个水文站点历年的水文气象档案资料——全都是扯大旗做虎皮拿来吓人。如果真有这样的“气象水文科学家”，那一定是和金辉一样的疯狗，就好像金辉以他的“研究”成了“著名学者”一样。

　　金辉的疯狂逻辑在那三年里可以说几乎用够了。

　　1960年许多地方差不多就是上半年滴雨不下和下半年洪水滔天都全了，也差不多是西面、北面半个中国滴雨不下和东面、南面半个中国洪水滔天都全了。那年从六月开始到十月为止共有十一次大台风登陆。而且以往台风登陆后一般向西北方运动，不仅被许多高山峻岭削减风势，也把雨量带给这一带地区解除干旱。1960年台风登陆后直接北上，不仅保持着台风的强度，又造成东涝西旱。可到了疯狗金辉那儿全都相抵了，成了“天公特别作美”的“风调雨顺的三年”。有的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按照金辉的疯狂逻辑就更应该“旱涝相抵”了。

　　旱涝相抵不行，那么相加行不行？也不行！首先洪涝和干旱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种灾害，没法相加。我们不知道金辉的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反正不能说他所定的一度旱造成的损失就和一度涝相同，也不能说二度旱和二度涝造成的损失相同。

　　全国各地的水文站所监测的范围也不相同。有的水文站监测的面积大，有的面积小，有的地方人口繁密农业发达，有的地方人口稀少农业不发达。地势不同、土质不同、各地种植的农作物也不一样，对于雨水、阳光等的要求也不同，所以即使同样地干旱或同样地洪涝，造成的结果就大不相同。

　　以干旱为例，在农业气象上，给予气象、水文、土壤水分和农作物阐述的干旱定义或有关干旱的概念，本身就是种类繁多，其说不一的。1936年美国的豪埃特（Hoyt）提出降雨总量少于正常值的85%时为干旱年，这是指全年干旱。早在1906年亨利（Henry）就提出，连续三周或更长的时间降雨量少于或等于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的30%时为干旱，注意：“历年同期降雨量正常值”，就是说，一年中不同时期的降雨量是不算数的，如果五、六月份该下的雨到了九月收获时节阴雨连绵，判断这年是否灾年结论就不同了。

　　金辉说：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

　　如果某年“干燥度”适中，年蒸发量和年降雨量的比值和常年一致，但是该年所有的雨都是集中在某一天里下的，或者庄稼生长时每天毛毛雨下个不停，不出太阳，是不是“风调雨顺”呢？

　　水文站绝对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数字。我们有理由提出金辉搞的什么正一度、正二度、零度和负一度、负二度等等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依据是什么？甚至不能分清他说的正二度的干旱造成的损失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正一度，负二度的涝灾是不是真的可以等于二个负一度，完全是随心所欲的捏造。我们不能听任一只疯狗乱编乱造到处乱叫乱咬。例如尽管1960年6到10月半个中国泡在台风和洪涝里，可在他的表里，被判为二度涝的竟然只有14个，一度涝也只有34个；其他如判为二度旱的只有8个，依据究竟是什么？山东省有的地方甚至从1959年以来14个月未下雨，黄河长期断流，但1960年下半年台风过处，30多天连降暴雨19次，平地积水3到4米。河南部分地方与河北情况大致相同。这究竟被他判为二度旱、一度旱，还是二度涝、一度涝？抑或不旱不涝而正常？是不是旱涝相抵，天公作美了？

全国每个地方的人都有权利和理由问：“金辉先生，在你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里我们这儿究竟算哪一等级？什么根据？”

　　然后大家谈谈该年自己所在地实际气候情况和对农业的影响。

　　本来不需别人提问，金辉自己就应该向读者作出交代，全国各地120个水文站，各个水文站分别被他判为了什么等级，根据是什么？或者说：自己列为正常的33个水文站是指哪33个地方，根据是什么？其他一度涝和一度旱，二度涝和二度旱等也是这样，不能只出一个打马虎眼的《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就作数了。

　　什么是水文？天有天文，人有人文，水有水文。水文是大地的血脉，水文学是研究自然界水的时空分布、变化规律的一门边缘学科。水文站不但必须对一年的情况作各种评介，而且必须对逐日水文、逐日流量、逐日含沙量、逐月流量、逐月输沙率，进行观察、监视、研究、实测水文资料，乃至进行预报。水文预报对防洪、抗旱、水资源合理利用和国防事业有重要意义。水文站是防汛的耳目和参谋，在洪水到来之前就应提供准确的数据信息，现在还包括水环境监测。检测对象包括水位、流量、雨量、水质、地下水、蒸发、泥沙及墒情等项目。每天都要测好多个数据啊！然而金辉竟然只用一个数据就描绘了整整一年的水文情况，还在转眼之间便成了判断是否受灾、受灾轻重的“根据”？最后又“旱涝相抵”。如果他真的要从水文上来判断是否“风调雨顺的三年”，即使做不到逐日，最起码也应该把每年52个星期各自的雨量、水位、流量等资料结合农业的需要公布出来，并且和正常的年份做一个对照。另外还得提出各个时期的日照、气温。在各地的水文站，他还必须说明那儿的耕地面积、土质情况、气候特点、历来种植什么作物、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的比重做个交代。可是他一概把它们“忽视”了，居然用豆腐干那么大的一个表格，就要来“证明”三年的气候情况。实在搞不明白，他的一度、二度是怎么来的？居然还用“来源于国内一批著名的气象水文科学家的档案资料”来吓人，据说得出了什么“有理论依据、有科学统计数据支持的推理”。这儿有一丝科学吗？这是科学的推理吗？唯一的结论只能是捏造，出于某种政治需要的捏造。

（以上转摘，对个别政治敏感字句作了删除）

• 河友润树兄珠玉在前

供陈经同学批判，作者是陈经的“老朋友”老田同学。里面引用了不少事实，恐怕很多同学要びっくりドンキ了

外链出处

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作者：老田

一、1958年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与浮夸风的兴起

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认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经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

王任重在文革初期曾经写过抗辩书，就他在1958年的表现进行辩解，说自己是老老实实向中央说假话的，不承认个人政绩上的迫切需要这个关键的内在动机，他还辩解说每个省都上报增产一倍以上，基于法不责众的道理，所以就不能说各省都一致地欺骗中央，正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他是这样进行自我剖白的：“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载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

王任重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多数省委书记们都参与了浮夸风，正是因为这样，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批评，才被恰如其分地认定为是“向着党的多数进行猖狂进攻”。

大跃进期间的浮夸风干部，主要责任在省委书记一级的政绩比赛，这一点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当年在报章上吹得最厉害的是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他跟各中央媒体关系良好，能够有效地动员这些媒体的版面为他的政绩需要服务。局部问题饿死人最严重的河南信阳和安徽北部淮河流域，而作为一个省饿死人最多的则是四川。任何了解五八年浮夸风兴起过程的人都清楚，是各个省委书记应该为高产卫星负责，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周惠在同别人闲谈时，半认真半开玩笑说，1958年无非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圆滑）；看风使舵。又说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第25页）这些情况，那个长期自称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先生完全了解——浮夸风是如何兴起的以及应该是什么人负责任，但是他本人负有“中央领导”交托的任务，所以要竭尽所能地歪曲事实，先把浮夸风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联系在一起，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需要撇开，就这样“拐个弯”之后把责任扣在毛泽东头上。李锐之所以这么说，并不完全是因为他天生喜欢撒谎和颠倒黑白，而是服务于特定时期的政治需要，有关这一点后面还要讲到。

二、党阀与学阀的紧密结合

1958年的高产卫星，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省委这个级别，对下是一吹二压三许愿，胁迫公社干部和社员参加。与底层干部和社员的被动参加不同，知识精英中间却很不同，有不少人“尖子人”是主动加入高官们的政绩合唱团的。

著名的于光远先生就参加肯定政绩工程的事业，他在1958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文章《小麦增产对于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革命意义》，文章告诫：“我国科学家和科学研宪机关面前摆着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广泛地调查研究农民丰产的的经验，虚心地学习群众中的新的担暇，并且加以分析和粽合，集中和提高，作出科学的总结，以便使这些经验推广开去，帮助广大的农民群众掌握这些经验，获得更普遍的丰收。”（第27页）对于省委书记们的政绩论证需要，于处长把握的是多么及时啊，于光远能够从中宣部处长位置上脱颖而出到后来的高位，与他总能及时地反应高官们的迫切需要的敏锐嗅觉是分不开的。

省委书记们唯恐落后，广东能够实现的我们也能实现，这个政绩需要很容易理解，但是也有很多知识精英都出来为高官们的政绩需要服务，都写文章论证高产如何符合科学原理，很多文人都写文章扣帽子说不相信高产的人就是右倾，著名的吴象先生就写了一篇这样的文章《为了实现千斤县——记晋中十县农民的决心和干劲》发表在1958年8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说“从我们到过的地方看，每个县毫无例外地都有为数不少的双千斤乡、五千斤社、万斤生产队，至于万斤以上的试验田，更是举不胜举。”吴象还在他的文章中间说得活灵活现：“麦子大丰收确实是一把万灵的钥匙，能使任何顽固保守的人开窍。刘三才他们的大麦试验田原定的指标是三千斤，竟把社里一个名叫温四才的老汉气急了，他赌咒：‘你们真能打下三千斤，我拚上脑袋！’直到麦子登场，他看着事情不妙，还是不大相信，但打的结果不是三千斤，而是五千七百零二斤。老汉服输了，当刘三才突击组再试验在回茬地产万斤谷子的时候，他就变成了积极的支持者了。一个夏天，出现了多少温四才式的喜剧，有多少温四才式的人物经历内心深刻的变化啊！”文革初期五一六通知中间猛烈批判“党阀”和“学阀”的结合，扼杀真理，愚弄老百姓，败坏共产党的信誉，最主要的例证都是出现在1958年的浮夸风期间。

除了省委书记之外，上面也还是有人乐于搞一些所谓的“大跃进”的。刘少奇在这个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和发明，可惜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选《刘少奇选集》的时候，选择性地遗忘了五八年夏天到六一年春天整整三年时间，没有一篇文章入选，当然这样的小小疏忽显然不是偶然的。笔者手头有一套文革期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选的《批判资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58.6-1967.7》，该书在被中央文献研究室所“遗忘”的两年跨度中间，收入了刘少奇十七篇谈话、讲话和信件，其中很多独具特色的讲话，颇具刘氏特色和神韵，本不应该被忽视的。例如他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14日)中间讲组织生活、消灭家庭问题；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讲党员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的问题；在南通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3日)、在苏州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9月24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27日)中间谈大干快上和供给制的问题等等，这些能够说明历史真实、体现特定时期“时代潮流”的重要文献，结果都被文献编选者给屏蔽掉了，今天的人们完全无法读到了。

小平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组成人员是“毛刘周朱陈邓”，在这个最高层次上，对于浮夸风和瞎指挥比较感兴趣的是刘少奇；在国务院主管官员中间，对浮夸风推波助澜最力的谭震林（他手底下的刘西瑞先生就是根据谭的非凡见解写出了58年最著名的文章《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高产》）；在各省省委书记中间，政绩宣传工作做得最好的王任重，以“亩产万斤”检索1958年的《人民日报》，所得文章一共23篇，其中6篇出自湖北，可见《人民日报》对湖北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的响应程度，在全国省委书记中间都是最高的。

刘少奇与全国妇联谈话中间说家务劳动社会化、消灭家庭，时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就赶写了《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的文章，发表在《红旗》第七期上，他说：“人们不能不感到，每一个家庭单独做饭，单独磨面，单独缝衣做鞋，单独带孩子，是多么不经济的事情。一方面，家务事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另一方面，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迫切地感到劳动力的不足。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使家务劳动集体化、社会化。”“所以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的建立是由于在合作化基础上的生产大发展而来，并且是有利于生产的更大发展的。”（第24页）按照胡绳先生的精明算计，基层干部要是再不办公共食堂的话，简直是白痴一个。

邓小平处在书记处的位置上，虽然跟刘少奇相比他鼓吹浮夸风没有那么厉害，由于他在一开始就照顾哥儿们义气扶持了广东千斤县假典型，当新的假典型出来时，即便是他有所发现也不可能进行纠偏工作了，正如民间谚语所言“打铁要靠自身硬”，他自己高抬贵手帮助了第一个假典型之后，对于此后的假典型也只能是照章办理，否则在官场中间难免大失人心。

八五年高官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如蝇逐臭式的捧场，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文革期间毛泽东提出党阀与学阀相结合的问题，其经典案例和现实针对性只能出自难忘的1958年，1966年毛泽东在修改五一六通知时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些支持资产阶级学阀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钻进党内保护资产阶级学阀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才是不读书、不看报、不接触群众、什么学问也没有、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毛泽东：对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通知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六年四月），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第42页）

刘少奇后来把高产卫星和浮夸风栽在《人民日报》头上，似乎省委书记的政绩需要和文人们的热烈追捧都毫无影响，仅仅是人民日报编辑们发表文章时不够慎重，他说：“你们《人民日报》上登的新闻，有多少是真的？你们天天用大字登头条新闻，今天说那里生产如何好，昨天说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好，究竟有多少是真的？你们想用这些典型事例来指导实际工作，典型本身就不真，怎样能指导实际工作呢？”“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这些，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在这个问题上使我们党在国际上陷于被动；报纸宣传大办万猪场，结果是祸国殃民。”“报纸威信很高，大家都以为《人民日报》代表中央，《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所以，这几年很多事情，是中央领导一半，人民日报领导一半。人民日报搞了这样多错误的东西，影响很坏，可以说，有报纸的害处，比没有报纸的害处还大。”（刘少奇：关于人民日报工作的讲话，1961年5月1日，载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我不清楚刘少奇先生这样的批评，人民日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完全服气。

三、高产卫星戛然而止

在高产卫星和瞎指挥过程中间，从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合伙胁迫公社社长（实际上就是千斤县的指挥长和副指挥长们），要求基层干部组织群众搞不得人心的辍秧法，这样的安排除了可以增加省委书记在全国性媒体上露脸的机会之外，不会给基层群众和集体带来任何好处，此种高产卫星典型只能给底层老百姓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无价值的劳动投入。由于有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的参与，基层干部和群众往往难以有效抵制，如果没有各级高官共同施加足够大的压力，显然，就很难让底层干部和老百姓大量投入此种毫无产出的劳动。高产卫星的动力到底是来自基层还是高层，毛泽东非常清楚，后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毛泽东：党内通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载《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毛泽东1958年三四月间连写三份党内通讯，四月底的一份还要求直接捅到最底层的生产队长层次，这实际上是真正的第一次甩开党的多数，利用个人影响去进行重大政策纠偏的。当时他的判断已经很严重：“面对‘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猛烈的‘共产风’，毛泽东很着急和担心，怕出现更大的破坏。现在又是春耕在即。他要迅速扭转这个局面。他认为这是可能的，根据河南的经验，就是各省立即召开六级干部会议，一竿子到底，作出统一决定，贯彻实施。三月二日凌晨四时半，他再次写信给刘少奇、邓小平等：“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的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会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作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的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大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泽东给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信，手稿，１９５９年３月２日。）”（转引自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第二十二章《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毛在1959年春天认为可能出现苏联集体化之后的严重恶果，来不及通过党的会议协商和正式的程序安排来进行纠偏，迫不及待地利用个人名义写党内通讯，试图利用个人的超常影响力来实现部分的纠偏工作，并劝说高层的热心人转思想弯子。

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毛泽东曾经顺道访问孝感千斤县，11月14日“在湖北孝感火车站专列上接见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副书记王延春、副秘书长梅白及全国劳动模范官木生、勤俭持家模范晏桃香、长风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朱朝启等。梅白汇报全省大跃进的典型，当他提到长风人民公社复员军人、团支部书记官春官创造的‘万斤田’，亩产万斤稻谷时，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问朱朝启真实情况，朱朝启后来（1989年）说：‘我实在有些心虚自责。大跃进时代，在那种特定环境，我哪有勇气向毛主席报告真实情况啊！我只盼主席不再追间，快快结束这个话题，害怕说长了捅了漏子下不了台。’”（转引自：顾龙生主编《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434页；原文《毛泽东的孝感之行》，载《湖北档案》1989年第6期）朱朝启的害怕是有道理的，试问学阀追着党阀屁股大唱赞歌的年月，谁还敢坏了省委书记苦心经营的政绩典型呢？

毛泽东丝毫都不相信亩产万斤的卫星典型，在全会期间的十一月二十二日深夜，毛泽东召见吴冷西和田家英：“毛主席把我和田家英找去谈话，主要是谈宣传上要压缩空气、实事求是的问题。他特别提醒我：办报的、做记者的，凡事要有分析，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正确态度。”“毛主席说，一定要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只不过压缩得体积小些，不要虚胖子，要结实些。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500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500亿土方了，要减下来。”

在同一次谈话中间，毛泽东还附带提到了各路诸侯们的政绩需要和投资胃口，实际上也是要人民日报的报道与这些“政绩狂”保持距离：“毛主席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1959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毛主席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3000万减为1800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毛主席维持原来的指标。毛主席说，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毛主席还说，中央已有12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1959年要修2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5年内才修2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吴冷西同志写的《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第八章《实事求是》，新华出版社1995年）

毛泽东在六中全会期间与吴冷西谈完之后，竟然不让睡觉，要他连夜坐专机回北京向正在召开的新闻工作会议传达，此后，报章上的假卫星典型戛然而止。不过此前放出来的高产卫星已经为数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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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于光远在浮夸风中的推波助澜
• 路过，我顺手贴个注角吧，也是河里的转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