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梦回中国（4） -- 万里风中虎

在中科院原副院长李昌的秘书明延华看来，“文革”是从学术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开刀的，科教领域则是损失最惨重、恢复最困难的“重灾区”。

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源于“两个估计”。1971年8月13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纲要》宣称，在1966年文革开始以前的17年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这就是所谓的“两个估计”，它成为压在知识分子心头上的两座大山，套在知识分子脖子上的两把枷锁，捆住知识分子手脚的两道紧箍咒。

“臭老九”成了知识分子共同的称谓，意即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作为专政改造的对象，除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种人外，还要将知识分子列人第九类，这与古代“七娼八盗九儒十丐”，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做法别无二致。

“文革”兴起，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悲剧、荒唐无比的闹剧在科技教育界轮番上演。

国家科委、全国科协、中国科学院先后被“砸烂”，虽然1970年中科院与国家科委合并，组成新的中科院，对外活动仍用全国科协的名义，“三科合一”，但仍处于混乱之中。

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在科技界制造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除了被立案审查或打倒以外，大批科技人员和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牛棚”接受改造。著名科学家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被人形象地称为“斯文扫地”。

全国科技工作一直处于混乱瘫痪状态。陈伯达竟提出“要把牛顿、爱因斯坦远远抛在后面”，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此，中科院革委会专门组织了“相对论批判办公室”，出版刊物；“上海市科技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把爱因斯坦说成是“自然科学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自觉地充当资产阶级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喉舌”’。

像“知识越多越反动”、“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科技系统知识分子中的特务不像果树上的苹果是一个一个的，-而是像香蕉一样是一串一串的”、“科技界有六多：知识分子多，统战对象多，进口货多，特务多，集团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等不可理喻的谬论，作为至理名言甚嚣尘上。

“文革”期间，童第周被指派打扫厕所，称为“斯文扫地”，

汪德昭去扫厕所，马大猷去看大门。

“在科学大会之前，中国所有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科学大会是改弦更张的大会，彻底改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吴明瑜认为。

虽然早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重新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当时的知识分子听来已经很是感动了。陈毅则更加干脆，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之帽，加无产阶级之冕。

然而，知识分子并没有就此摆脱作为批判对象的厄运，一到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目日讲的时候，知识分子就被推上祭坛成为锋芒所向的活靶子，尤其是文革期间，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曾经担任“九院”副院长的核物理专家高潮回忆起那段往事，仍感慨不已。

当时，许多大牌科学家都被迫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高潮却怎么也想不通。自己15岁参加革命，然后到苏联学习，怎么现在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一个老工人负责高潮的“思想教育”，后来苦苦“求”他：“老高，大家都承认了，你不承认，我这儿也交不了差。”最后，高潮承认“受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修正主义教育”，算是过关了。

“陈景润效应”

“中国有一千个人（陈景润）就了不得。”

科学家一夜之间成为最美好的理想、最时髦的职业。

这是一张珍贵的照片：邓小平亲自会见参会代表，与一名代表亲切握手。这位代表戴着透明的大框眼镜，佝偻着背，身材消瘦，穿着朴素的藏蓝制服，两只干瘦的手紧紧攥着小平的手，有些局促紧张，一脸真诚的感激。

他就是陈景润。

3月27日，大会4位代表发言，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陈景润作了题为《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的发言。

然而，最让他家喻户晓的还是那篇《哥德巴赫猜想》。

1978年1月，《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用三大版的篇幅转载一篇文学作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所未有的。

一时间，洛阳纸贵。

一时间，陈景润，这个已过不惑之年，瘦弱多病的数学家，成为全国青年男女的偶像。

内向的性格，加上病弱的体质，陈景润这个曾经被批判为只搞科研不关心政治，走“白专道路”的书呆子，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中的（1+2），摘取了“数学皇冠上的明珠”，成为最接近猜想的第一人。

而这一切，都是在中关村88号集体宿舍三楼，一间六平米的锅炉房里完成的。屋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之外，别无它物。

但是，薄薄的门墙却无法替它的主人挡住外来的风暴：白痴，寄生虫，剥削者，修正主义苗子，无数帽子扣向陈景润。

于是他把所有的玻璃窗糊上纸，躲在里面偷偷摸摸搞科研。演算纸上面放着《毛泽东选集》，只要有人进来，就拿起“毛选”盖上。

在拳脚和辱骂声中，他用7年的时间简化完善了他原来的论证，使厚厚的几堆演算纸变成了薄薄的十几页。1973年，论文在《中国科学》发表，国内外数学界为之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