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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知识分子的“内战” -- 淮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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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知识分子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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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天淘了本书,《知识分子的“内战”》,作者王晓渔,任职于同济大学的文化研究所。最近找出来读了一下,觉得有些意思。故此略记一二。

    此书的着眼点,是1927-1930年上海的知识分子群落,以及他们之间的“内战”。此处内战二字作者是加了引号的,盖因知识分子们的纠葛,顶多止于打打笔仗,如张承志所谓“以笔为旗”是也。倘闹到挥拳相向的地步,便落了下乘。

    这本书的观察角度,在于回答这样几个问题:

    1,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1927年选择了上海?

    2, 为什么知识分子在1930年离开了上海?

    3, 短短几年间,他们在上海做了哪些事情?

    前两个问题,不难解答。先说说为什么来上海。作者援引了日本学者小浜正子的研究,“选择上海并非出于主动,主要因为其他城市不约而同地陷入政治高压。”所谓“其他城市”,包括广州(鲁迅时在广州中山大学)和武汉(广州暴动和宁汉合流造成两地知识分子大批离去),但最重要的流出地还是北京。

    1927年北京的文化环境已经剧烈恶化:一边,是张作霖的铁腕(张大帅解散北京大学,演了一出“京师大学堂”的复古闹剧),另一边,是北京国立高校的欠薪。自蔡元培1917年执掌北大以来,北京文化的黄金十年在1927年划上句号。

    与张作霖治下的北京不同,1927年的上海,国民政府暂且无力顾及。此时的上海,十里洋场兼有租界自治和出版自由,实属一片“行政空白”(小浜正子语)。孔雀东南飞,便成为大势所趋了。

    而知识分子在1930年又离开了上海,也还是政治气候变迁使然。南京政府1928年形式上统一中国之后,对上海后院的政治控制逐渐加强,1930年达到高点。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个环境,陆续离沪,也就不奇怪了。

    我感兴趣的其实是第三个问题:当年,大批知识分子云集上海之时,做了什么事情?

    作者使用了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去解释这个问题。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是法国有名的社会学家,“场域”是布迪厄创造的三个核心概念之一(另两个概念是“惯习”和“资本”)。

    坦率的讲,我对作者使用“场域”这样的洋词去解说中国历史的做法并不感冒。这似乎也是现今搞社会科学的一个通病。非得用“知识分子场域”这个怪词?就不能换成“文人圈子”?好好的煎饼卷大葱,非要做成比萨饼的样子端出来。何苦来!

    好吧,既然作者喜欢,就说说场域吧。

    布迪厄说,社会是由一个个“场域”组成的。每一个场域内,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存在着尊卑、高下、优劣的社会关系。一个人在场域内的位置,取决于他背后的“资本”。此处的“资本”涵义不同于马克思的“资本”,而是包含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用这套说辞去观察1927-1930年的上海,聚集在上海的文化名人们构成了一个个知识分子的“场域”。以政治立场区分,作者提到了四个“场域”,或者说四个活动于上海的文人圈子:

    1, 左派:后期的创造社(成仿吾,冯乃超等日系留学生为主),以及比创造社更“左”的太阳社(蒋光慈,钱杏邨)。这两个社团是鲁迅所称的“第四阶级文学家”,不是单纯的文学团体,基本上是中共的文化支部,他们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

    2, 偏左的:鲁迅和他的追随者。鲁迅先生27年从广州来沪,一个人就构成一个强大的气场,吸引着孙伏园等语丝派老将,柔石、台静农等小将。

    3, 偏右的:胡适和徐志摩为核心,及其影响下的商务印书馆,新月书店,平社等社团。这一“场域”笼罩的人物还有叶公超、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陈西滢等英美派的名家。

    4, 右派:这包含梁启超为核心的“研究系”,和左舜生、李璜等人的“醒狮派”。这一派也称作“第三条道路”,或者说,反共势力的大集合。

    显然,这是一个枣核型的分布。极左和极右的两个热衷政治活动的文人圈子,并没有什么大家巨擘。中间的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两个圈子,云集着最多的、也最出色的文化人才。这是一件好事 --- 鲁迅和胡适,虽然政治倾向不同,却有一件共通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这也是写出伟大作品的源泉。

    这些圈子之间在上海的交锋,对现代文学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读一下。此处略过。

    值得一提的一个有趣现象,是不同圈子的知识分子各有其惯常的活动空间,中间绝少交叉。

    以左派为例。太阳社成员多在杨树浦一带(那里工厂多)活动,他们的任务是在马路上和工人“交朋友、搭关系”。工厂之外,另一个主要的空间是“亭子间”。亭子间是上海石库门最差的那种房间,面积6平米,狭窄潮热,作家们在此挥汗研究革命文学。

    除了工厂和亭子间这样的体现无产阶级本色的场地,左派文人还有一个喜欢的聚集地,那就是南京路、霞飞路等地的咖啡馆。这主要是为着开党会,躲避巡捕。此为鲁迅所谓的在“革命咖啡馆”喝着“热气腾腾的无产阶级咖啡”是也。

    与左派作家们在上海的东躲西藏不同,鲁迅的社交场所更固定一些。最主要是在鲁迅的文字中常常提及的内山书店。此外,鲁迅去的很多的一个所在,是虹口一带的电影院。

    鲁迅喜欢电影是我早知道的,只是并未留意细节。读了此书,看到鲁迅在上海期间看过140场电影。这绝非一个小数目---即如我等今日生活在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有多少人在影院看过这么多的电影呢?

    另一个有意思处,是鲁迅在上海的影伴。毫无疑问,许广平是一定要陪鲁迅进电影院的。另一个常客,是鲁迅的弟弟周建人,和周建人的夫人(王蕴如)。往往,还有鲁迅的学生们(柔石、崔真吾等)。颇有许多场次的电影,与鲁迅同行看电影的人有6、7人之多。以今日的观影习惯,多为二人世界卿卿我我不同,鲁迅先生这一群人浩浩荡荡走入电影院的场景,如今不易见到了吧。

    附记:

    书中见到当年的《新月》杂志卖书广告。《西滢闲话》的广告是这样写的:

    “西滢是谁是不成问题的。闲话是什么文章,现在印在这本书里了。为什么人人要看----是的,为什么人人要看呢?......《西滢闲话》,印出来卖给要看它的人。”

    到底是民国时代,连卖书广告都这样轻轻柔柔的挠人,实非今日的“吐血推荐”“XX必读”可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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