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建安九年：河北群贤 -- 李靖岩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建安二十一年在《资治通鉴汉纪孝献皇帝》各卷中记述最为简略，总共只有两句话：

春，二月，魏公操还邺。

夏，五月，进魏公操爵为王。

产房传喜讯，人家生（升）了。虽然汉献帝刘协不可能象赵老蔫一样拎俩王八去看范乡长，但这个消息背后的巨大的潜信息却令刘协和赵老蔫同样心生畏惧。在任何一个领域内，除非异类，否则手握绝对权力的人都是掌握合法伤害权的人。小小一个乡长，不过科级干部，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倘若肆意胡为，跺一脚满地乱颤，老百姓还就真拿他没辙。何况曹操现在以魏王而兼领丞相，掌握朝中大权，魏国国都邺城已经事实上取代了许昌的名义国都地位。二十余年来，曹操羽翼已成，根基且厚。尽管刘协处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上。升曹操则于自己不利，不升则更于自己不利。但魏王实际上也不过是多享受一些名义上的尊崇与待遇而已。比如王国可以置相，比如授以白茅、金虎符和竹使符，比如乘金根车，驾六马，冕有十二旒。这些东西，纵以刘协来看，也知道曹操并不会真正重视。关键是百官和黎民的反映。建安十七年晋爵为魏公时，尚有荀彧在道德和威望上可以站出抗争。而今则连一个这样的人也没有。

献帝其年已三十六岁。然而多年以来未走出宫廷一步。许昌城中遍布曹操的亲信，连最近诏命的皇后也是曹操的女儿。在严密至此的包围中，刘协纵然心有不甘也只能徒呼负负。虽然这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百余年来一直为朝廷头痛的外戚或宦官争权现象终于消失了，因为本朝目前无权可争，无权可擅。

或者刘协其实应当将精力投注于某事上，这样就可以稍减权力被夺走的痛苦。据说，明朝和法国均出现过对手工艺颇感兴趣的君主。当然这事情倘若并非本朝传统道德所能容，则被目为奇技淫巧，而热中于此的皇帝无疑是昏君。然而难道献帝刘协每隔三五天龙服舆冕的去大殿上转一圈就会赢得贤良之名吗？

实际上象这样本职工作与个人爱好不沾边的人本朝内便不缺乏。刘协不会认识马钧，因为马钧对作官毫无心得。但他却是本朝之中屈指可数的巧手匠人。日后他将造出指南车、会活动的木人、水车或连弩一些好玩又不乏实用的东西。倘若在一千多年以后，这样的人“一人可顶五个师”，然而区区给事中马钧和大汉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同样无聊，显著的差距则是马钧偏于科学家而刘协偏于政治家。科学家们往往率直天真不富机心，政治家则最多装作率直天真不富机心。从这点来说，刘禅无愧于政治家。

献帝刘协并非不知曹操献女的深层目的，虽然事后证明曹操的女儿并非别有用心而来。当曹丕试图逼迫汉献帝刘协禅位时，据说曹操之女勇敢的反对乃兄，虽然终究没有结果，但毕竟证明其心地纯良。然而曹操之女也许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皇后之位数年以前曾经姓伏，正是因为伏皇后的离去才使后宫正主缺位。然后才有曹操献女及女成皇后。曹操费尽心力使女儿成为正宫，也并非因为女儿温柔贤淑堪为昭阳，而是不想后宫再出一个伏皇后。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汉皇后伏氏坐昔与父故屯骑校尉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发闻，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注《曹瞒传》曰：公遣华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

曹操之所以为后人所恨，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倘若曹瞒传所云接近事实，则其事的悲凉残酷实在令人齿冷。虽然我们在建安十七年荀令君里已论述过曹操采取一定保护措施防止献帝夺权仍在大节允许范围之内。但象这样残酷的对代表帝派的政敌诛杀以至于灭门，委实和谋反已只差一步。

当然伏完既为外戚，又掌兵权。伏后与他的书信也不尽然是父女之言，更多的谋划和对策是有可能的。本朝中后叶外戚和宦官往往擅政，正是因为他们与皇帝或皇后关系亲近易得到权力的缘故。但此时方当末世，汉室宗亲中有些能力的都拥兵自重作壁上观，也就只剩下关系亲密的外戚作为皇帝的希望了。

对刘协而言，这样的抗争已非第一次，上一次的希望则是董承。此人是灵帝之母董太后的侄儿，之前又有救驾之功，因此也能划到外戚之列。那时早的多，还是建安四年，刘协仅仅到许都数年，便已生出禁锢之感。年轻的皇帝血气方刚，敢于抗争，于是写密诏置于玉带中传出宫外，动员群雄讨曹诛逆，是为衣带诏。董承也的确动员起了相当人力，其中包括已崭露头角的汉室宗亲刘备。此外尚有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人。但谋划不谨，不久事露。除刘备一人先已托事逃出许都之外，其余均被杀死。

之前，当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于洛阳时，董承伏完皆以外戚之身份显被荣宠。

《后汉书献帝本纪》：八月……辛亥，镇东将军曹操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封卫将军董承为辅国将军，伏完等十三人为列侯。

此时因挟天子以令诸侯之计划初建，曹操作为首功之臣，为免献帝有不安之感，自然应当优容外戚以表示其政治态度。再者，建安初年曹操也未始没有匡扶国家做一忠臣之耿耿之心。此时曹操基业未成，举凡内政、兵事、人才、屯田等等无不初上轨道，虽则有英雄之志，又兼良臣相辅。曹操也不敢保证日后必可以混一宇内。因此此时尚有真诚的人臣之心。但二十余年之后，局势变化虽然说不上沧海桑田，也可谓日新月异。曹操已由丞相而魏公而魏王。于天下十四州中独掌十州，手绾重兵，胸怀天下。已不需要再利用汉朝天子的权威来对抗群雄。而时天下群雄已仅剩孙权刘备两人，都在红尘中翻过跟头，十余年缠战下来已早清楚曹操伎俩。汉室的权威不但不足以用来压服二人，反倒时常被二人举出作为自己意图篡逆有不臣之心的证据。

皇帝已经没有用了！

虽然曹操尽量抑制自己不这样想。但诸如此类的想法和建议却总是无时无刻不传入他的耳朵。关于此事，曹操表面虽只字不提。其实也并非没有打算。建安十五年乙亥令中勤勤恳恳的自述言犹在耳。曹操位望无极，心愿已足，早在魏公之时其位已在诸侯王之上，此时晋位魏王，其实于天子也只差一线名分而已。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废帝自立，对他的改变也不过是换了个名号，宗庙社稷礼法上因之有所改易而已。实际的好处，几乎没有。但对臣下而言则不一样。新君即位，叙拥立之功，自然别有若干好处。闷声大发财，而曹操居于火上，这买卖并不划算。

或明或暗拥立曹操的说法，实际多年之前便已诞生。早在建安元年，已有类似传说。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张璠《汉纪》：初，天子败於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於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立又谓宗正刘艾曰：“前太白守天关，与荧惑会；金火交会，革命之象也。汉祚终矣，晋、魏必有兴者。”立后数言于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承汉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闻之，使人语立曰：“知公忠于朝廷，然天道深远，幸勿多言。”

这个王立不知何许人也。因为关于曹魏谱系的确立，直到明帝时还是一大悬案，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各持一词互不能下。连曹氏子孙自己也难定论。然而早在数十年前王立就不但看出天命归魏，甚至还有晋。这行止何其诡异。若非后世附会，则必然先就已有敏锐的政治观察力。然而毕竟时机太早，纵然是曹操也只能叫他闭嘴，免得横生是非。

然而仅仅二十年后，时局已变化到昭然若揭的程度。在推举曹操为魏公、魏王的过程中董昭表现相当活跃。群臣附和如过江之鲫，就连江东孙权也半真不假的进表推举并表示效忠。曹操看后只能苦笑。而是时至少在曹魏集团的集体意愿下，已容不得曹操不进这一步。曹操虽然是最高领导，然而这种最高领导被下属们玩弄于指掌之间的事并不罕见。这倒并非领导才干不足，而是体制限制之下不得不屈从多数下属意志，否则便会影响自己地位。既然利益共同体已经结成，则一旦内部出了问题，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若不舍彼就此，就只能舍此就彼。

但曹操心中也明白这种看似万众一心的拥立其实并非天下真正的共识。至少孙权的上表就不怀好意。建安二十一年，曹操晋位为魏王。按本朝的传统礼法，诏命由天子下达，但为表示本人的谦逊和惶恐，曹操必须婉转推却。如是三次，方才礼成。这种礼法四百年来已经演化成熟，并且之后还将流传下去。但在此之前就已经仅仅剩下繁琐的形式。无论下诏命者本朝皇帝刘协还是上书辞逊者魏公曹操在长达三次的揖让推却中表露的均非本心。

史书中并未记录曹操晋位魏王时的朝野反应，大概是因为早已水到渠成，无须再用赘笔。但《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书》中曾记录建安十八年曹操晋位为魏公时的群臣联表劝进名单。略如下：

“於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邓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籓、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

这份名单前后列名者共计三十人，而其基本成分一望可知。如夏侯敦、曹仁、曹洪者乃曹氏宗族，荀攸、钟繇、程昱、贾诩、董昭等人乃曹魏之谋臣，如刘勋、邓展等乃依附于曹魏的豪强，如王粲、傅巽等乃曹魏所用之僚属，一言而蔽之，都是自己人。

但即使在本朝表面上无人反对，实际上未必如此。董昭连续两次率先推举曹操晋位，当时便已有相当负面影响。如苏则“征拜侍中，与董昭同寮。昭尝枕则膝卧，则推下之，曰：‘苏则之膝，非佞人之枕也。’”这是于魏书有传的人物，而尚且如此，朝野之私意纷纷自然可想而知。虽然慑于曹操的强大武力不敢张扬，然而毕竟是潜在的不安因素。

建安二十一年，晋位为魏王的曹操心中清楚，即使自己再恪守为人臣之节，曹魏代汉在未来已不可改变，这是大势所趋，但至少可以推迟到不在自己手中完成。因此当臣下们再次向他劝进时，曹操答道：“苟天命在孤，吾其周文王欤。”这时距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时刚刚六年。环境的改变迫使曹操本人也不得不时常修整他的意愿。如果说六年以前曹操的自叙中还带有一丝不安时，此时已只剩下不得已。魏王曹操再也不是那个有着“欲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绝宾客往来之望，然不能得如意。后徵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梦想的年轻的壮怀激烈的曹操了。

四年以后，曹魏代汉的伟业终于由他的儿子曹丕代为完成，是时曾斥责董昭为佞臣的苏则义形于色。史载“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文帝闻植如此，而不闻则也。帝在洛阳，尝从容言曰：‘吾应天而禅，而闻有哭者，何也？’则谓为见问，须髯悉张，欲正论以对。侍中傅巽掐则曰：‘不谓卿也。’於是乃止。“。则此时除苏则之外曹植也表露出相当不满。然而如果说苏则可以”正论以对“，那么曹植呢？在曹植的心里究竟是为何而悲哀？倘若今日坐在至尊宝座上的不是曹丕而是曹植自己呢？我们并不怀疑当曹丕代汉时曹植发服悲哭的真诚，但同时也不能忽略这一切将曹丕推上禅让台的隐形的力量。一千八百年后，《中国农民调查》中曾经记录过另一个沉甸甸的事实。一位村支部书记之前曾冒着生命危险带头为村民反对乱收费，但当群众拥护他被选为村支书之后不久数年，他本人又成了被上访的对象。倘若环境上不得到根本改变，单靠个人的道德约束，有时实在处于两难境地。

曹操决定为他的子孙们扫清障碍。尽管并不亲身称帝，但时局既已如此，该做的事就要早做。这年之中，曹操杀掉了琅琊王刘熙。表面的理由是刘熙企图勾结江东孙权图谋不轨，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为后代开道。琅琊王刘熙在本朝宗室诸王中此时已是硕果仅存之人。二十余年，刘熙的父亲因在劝献帝迁往许都中倾向于曹操，因而被曹操加以厚封。然而其人毕竟是汉朝宗室，献帝刘协虽然一直保持隐忍，但仍然已将手中所有的外戚牌打出。尽管因为强弱相差太过悬殊，这种抗争甚至有些悲壮。倘若刘协再行反抗，则以常理只能勾连略有势力的本朝宗室，因为其余势力几乎已没有理由去响应刘协。

而现在唯一的牌已先被抽去。建安二十一年许都的宫室似乎格外寒冷，刘协望着窗外凝滞不动的天空默然不语。无论是否抗争，这一年，他已是失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