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受虐的凤姐下-----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 -- 史文恭
家园 教头这里遗漏了一段吧 后方当时不愿意开全体会议是因为项英邓发在闽西公干，来不及赶回来，而突然决定召开的原因是因为前方终于置后方意见不顾，于10月1日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训令的主要意思是发展群众运动而不是后方要求的夺取大城市或歼灭敌军，这个训令是发给全军的，而且得到了周公的签字，逼得后方不得不公开表态。
家园 不是遗漏啊。。而是这些已经在党史书里说尽了。。 其实这只是宁都会议的一条明线啊，-----假如您把宁都会议的主要结果和当时战略方针的争论相对照，就会知道，其实宁都会议并没有解决战略方针问题，----而是主要解决了“人事问题”啊。。
这才是宁都会议最主要的一条线索。，为了让这条线索清晰，俺就略去这些“外部”的资料了。
当然，谢谢您的补充。
家园 花
家园 说一下宁都会议前毛周朱王与后方的项英等人的军事分歧 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应该怎么样发展，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是临时中央的意见--“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逐次夺取赣江流和中心城市
另一种主张是毛泽东的主张，主张红军应该集中主力向赣东北发展，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的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南岭山脉以北地区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
1932年3月中旬在赣县江口的红军攻赣前敌总指挥部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江口会议，此时攻打赣州的军事行动已经失败，红军是在经历了战役失利以后到江口集结的）讨论红军进军方面问题，毛泽东的主张依然没有被采纳
而后根据江口会议的决议，红军分编为西路军和中路军
西路军由彭德怀率领在赣江流域以西出击，先贯通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联系，后向北发展，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
中路军由毛泽东直接指挥。，从赣江流域以东向北发展
但是毛泽东对江口会议的战略决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在会议刚刚结束的时候就找红一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阐明自己的主张，，林彪聂荣臻认为毛泽东的意见正确，就向中革军委建议将中路军的行动方向改为闽西，苏区中央局同意，以后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向闽西发展
---此后，就有了漳州战役的胜利
四月二十日清晨，东路军顺利占领漳州，打死打伤大量敌军官兵，俘敌 一千六百七十四人，交货步枪 二千三百三十一枝，机关枪九挺，山炮二门，迫击炮二门，平射炮二门，步枪弹十三万三千二百发，炮弹四十发，炸弹二百四十发，飞机二架，电话机十架；筹集现款一百多万元，大批的军用物资和苏区军民急需的西药食盐、布匹、鞋子、粮食等等
这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一次胜利。
家园 （续）毛泽东周恩来等与项英在军事上的历次争执 一九三二年六月中旬，东路军奉中革军委命令，回师赣南。
在此之前的5月11日，苏区中央局继续提出“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苏区的扩大，争取闽赣湘鄂苏区打成一篇，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以及邻近省的首先胜利”
六月下旬，中革军委根据入闽入赣的粤军的军事动向，决定红一方面军首先打击粤军
七月七日，红五军团出击，经过三天两夜的苦战，将粤军二十个团全部击溃。残敌退入南雄
毛泽东对此战的评论是：“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大胜仗的，然而我们历来不欢迎这种大胜仗，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打大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在我们看来是很少意义的。”
七月下旬，周恩来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从瑞金来到了前方，根据当时的敌我态势，十分统一毛泽东提出的向赣东北发展的主张，为了指挥的方便，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毛泽东七月二十五日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提议”部队仍改设政委制。“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书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仍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有代表权”
但项英不同意这一提议，提出以周恩来为总政委。
周恩来于七月二十九里致信中央局，强调“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在周恩来支持下，项英和苏区中央局终于统一他的建议。
八月十六日十六日，十七日，红一军团包围并攻占了乐安城，”俘虏二千余人，计缴获步枪二千余枝，机关枪二十余挺，迫击炮十余门，无线电机一架，军用品极多”，并且击落敌机一架
八月十八日至二十日夜，红一三五军团进攻宜黄城“困守该城之高树勋 敌军约四团，被我军俘虏人枪各千余，机关枪二十余架，收音机一架，山炮两门，军用品无算”“我军复向残敌猛追，又缴获枪千余枝”
红一方面军按原定计划向东袭取南丰南城。但是此时得知敌军已集结十七个团的兵力坚守南城，并且城内外都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为了避免消耗战，毛泽东邓决定不攻南城，而命令红军在南城南丰宜黄一线分兵筹款和发动群众
但是中央局来电反对，要求红军主力绕至乐宜一代寻找敌军主力的陈诚部队，同时实行攻城打援，求得速胜，进而夺取中心城市。
宜黄，乐安两县的警戒部队因为疏忽，丢失了两县，而部队奉命向宜黄方面移动，又道道袭击，部队向南后撤，并且在黄陂休整。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九月二十三日，九月二十五日两次联名致电苏区中央局“在目前敌情和方面军现有力量条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而费时无功，徒劳兵力，欲速反慢”
项英二十五日复电：“我们认为红军主力应配合现联系力量，积极的出击敌人”，并要求“先去袭击乐安之九十师给以打击”
二十六日，周毛朱王联名再电抵制：“乐安吴奇伟师，非高树勋一旅可比，此次攻乐犹费时两日，如攻乐三日不下，西来援敌必至，内外夹攻，徒增不利”‘攻乐安无把握，且用最大力量，即使能消灭吴奇伟，以现时红军实力，将不能接着打强大增援敌队，此请中央局特别注意”
鉴于敌军发动第四次围剿越来越近，，九月二十六日，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毛泽东发布《在敌人尚未大举进攻前部队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
主要内容
一，军事行动重点方向是受到敌人武装干扰的中央苏区北部，以便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巩固后方
二，向北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消灭敌人在这一地区的零星据点
三，建立和扩大这些地区的游击队，加强游击队本身的教育和训练工作
四，要求红军和游击队在宜黄和南丰之间以战备姿势布置战场。
中央局反对此次训令，九月二十七日电：“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
三十日中央局电周恩来要求周恩来对九月二十六日训令所主张的分散赤化观点，“应予以无情的打击”
十月一日，中央局电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我们明确不同意九月二十六日训令的军事布置”
----以上的前线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与后方的项英等人的争执最终导致了后方对前方的毛泽东的强烈不满，
十月上旬，即在前方的宁都召开了中央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宁都会议）
中央军委于十月十二日发出通令，调毛泽东回中央政府主持工作
----因此可以说在赣东北前线的那么多的争执是宁都会议最终召开的直接原因
另外项英和毛泽东在军事方面的第一次争执（至少是我看到的第一次争执）也很有意思
史载：
何应钦于三一年三月二十七日下达第二次围剿的总攻击令
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县青塘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此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代表团代表成员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人刚刚前来传达六届四中全会决议
四月十九日，，专门讨论红一方面军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策略问题
会议一开始，中央局代表项英和刚刚进入苏区的一些人震惊于敌人重兵压境，严密包围，认为在军事上敌我对比的力量相差太远，红军无法打破围剿，主张红军兵力分散游击“分兵退敌”，如果不行则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并说斯大林曾经讲过四川是中国最好的革命根据地的话
毛泽东朱德等坚决反对，两种意见争执不下，难以统一，毛泽东提议，把会议扩大，让军长，政委以上干部都参加会议。
军长政委们一来，这些中高级干部坚决支持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反对分兵退敌，主张坚决打
毛泽东和项英的第一次争执以毛泽东的获胜而告终
---参考文献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 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南昌） 孔永松 林天乙，戴金生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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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党史罗生门之宁都会议（续二）四个愤怒的青年 在切入宁都会议的核心问题前，我们还要看看这一事件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参加会议的四位中央局后方委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和邓发。----之所以要把这四位放在一起说，不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坐镇后方的委员，还因为另一个重要的线索，---即宁都会议之后，这四位联名向当时TG的临时中央发电报，告状，抱怨先总理周公在此次会议的表现。---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向临时中央发的“抱怨”电成为关于宁都会议的第一手资料保留了下来，---但是，迄今为止，这篇77年前的电报全文还没有发表。----不过，无论如何，他们的抱怨首先证明了一点，即这四位，在宁都会议上，都是铁杆反毛的。
说到这儿，俺必须要提醒各位看帖的同学们，----我们说，这四位的确在宁都会议“反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为因为是“反毛”，所以天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宁都会议是TG的一次党的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表述对东哥的不满是他们作为中央局委员的权利。------同时，这四位反毛也不仅仅是一种“personal”的攻击，而是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这里俺简单介绍一下这几位的背景，使大家更细致地理解整个的情况。
首先，这四位都是当时临时中央所倚重的大将，所谓的“临时中央”，就是王明这位时年28岁的年轻人在共产国际的撑腰下，委托时年25岁的博古（秦邦宪）为首，洛甫（张闻天）帮忙的当时TG领导核心。这个核心的显著特点是年轻，对外听话（因为就是海龟，莫斯科培养的），对内由于急于立威，而色厉内荏。（因为年轻，所以冲动，因此“色厉”，但同样因为年轻，没经验，所以碰到紧要关头，就会慌乱，“内荏”）----具体到这四位，24岁的顾作霖最为明显，他之前的革命经验几乎都在城市，而且由于年轻，他比较冲动。（当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位钦差初到苏区的时候，据说第一次整东哥时，任是头子，王是军师，顾是打手。当然，这个“打手”是指具体发言批评，而不是动手啊。
），28岁的任弼时是后来著名的五大书记之一，这个时侯，他是后方中央局的代理书记，他和东哥是大同乡，和胡服同志，肖劲光大将都是同学。作为曾在21岁就出任团中央总书记的他，对东哥这个时候的感情是很微妙的。---一方面，任弼时在东哥第一到第三次围剿的胜利中深切认识到了东哥军事指挥能力的天才，----另一方面，任弼时同样为东哥当时身上的领袖气息（或者说王霸之气？
）和看似缺乏理论基础的“狭隘经验”不满，-----事实上，当任弼时等三位第一次来苏区时，就夺了一次东哥的权，但因为他们对军事领导实在太弱，撑不起这个局面，所以无法扳倒东哥。----一直以来，临时中央和任弼时都指责东哥违背上级攻打大城市的命令，认为这是“右倾”路线，同时他们又对老打胜仗的东哥无可奈何。-----我们可以想象的，当任弼时这样的一方面被委以重任而雄心勃勃，另一方面又因为没有经验心里发慌的年轻人，在看到比他们年轻大上一轮的，做事周密而屡获成功但言辞尖刻的东哥时，这种嫉恨和心虚杂陈的滋味是很自然的。而比起任弼时而言，项英对东哥的感觉应该更加不爽。项英这年33岁，此前是TG工人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共产国际里，他当选为国际监察委员。而且是TG六大政治局常委，所以从资历上讲，他比东哥至少是不相上下。----但到了苏区之后，一开始，因为富田事变，他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被东哥替换，接下来，著名的赣州之战，----临时中央命令红一方面军攻打大城市，苏区中央局在周公主持下讨论，东哥坚决反对，项英坚决支持，----后来表决，多数同意打赣州。-----结果是红三军团围城近一个月不克，反被敌内外夹击，红三军图红一师师长侯中英以下，成建制被俘。（请注意，红三军团实际是一个军，而不是一个兵团。所以这个失败有多惨重，是可想而知的。）
而让项英难堪的是，周公让他去向此时（因意见不被采纳）而在家养病的东哥通报赣州大败的消息。---而且，还要请东哥出山，重掌兵权。
----就这，还不是项英难堪的尽头，东哥复出后，指挥林总，聂总指挥的红一军团为主的东方军，一举攻克福建重镇，漳州。（此战的胜利，使东哥筹款百万大洋，---要知道，当时中央红军一个月的军费也不到二十万大洋啊。---这一百万大洋，由东哥胞弟毛泽民（也有说法是邓发）带领民工埋藏，后来红军长征的时候，这笔钱成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搬家的经费，也是中央红军长征的经费。）-----所以，这个胜利象一记耳光，打在了诸位来苏区的钦差脸上，---就在宁都会议之上，赣州之败和漳州之胜还是辩论双方的主要论据啊。。。。----也无怪乎，项英成为宁都会议上攻击东哥最严厉的一位。
至于邓发，他之前的经历基本上就是两个关键词，“工人运动”，“行动队长”，---而到了苏区之后，他的第一个职位是“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处处长”，后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人民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这两个职位后面所隐藏的雷厉风行或者鲜血淋漓，是不言而喻的。----他在闽西的肃反上手法毒辣，成为其著名历史污点。----不过在宁都会议上，他更多地是因为同样是空降的钦差，为了维护临时中央的权威，来反对东哥。
在整理了一下这四位后方中央局委员的背景资料后，我们可以总结出宁都会议的一个大的背景，这四位反毛的钦差们，因为是“空降”，所以在苏区没有根基，---为此，他们自然会维持临时中央的威信，---这就是他们在苏区立身的根本，----而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一直在张牙舞爪地要求东哥带领红军主动出击，----但是，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一方面受到东哥这样实权派的抵制，另一方面，它派出的钦差们又没有能力来执行它的路线，---是以，当时中央苏区围绕军事政策的吵闹实际上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无论是任弼时，项英，或者低一层次的顾作霖和邓发，---他们毫无疑问地忠诚于临时中央的指示，然而由于（特别突出于）赣州的大败和东哥三次反围剿的大胜这样鲜明的实践效果，----使得这四位钦差无法动摇东哥在红军里的地位。---原因是，他们无法替代东哥。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宁都会议的结果，就是东哥失去了他的军权。----从这个意义上讲，临时中央和我们的四位钦差，终于如愿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让他们如愿了呢？同样的，为什么这“如愿”的四位在宁都会议之后，会愤怒地专门联名向临时中央发电报，告时任中央局书记周公一状呢？
请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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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东哥是参加过一大的， 资历非一般好汉可比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 东哥的地位也好象高于豪哥
豪哥是从什么时候超过东哥， 成为中央的话语权级人物？公鸡兄能否简单的给俺补一哈课？
家园 雪师傅都讲完了，俺补充一点， 豪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资历就是。。他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啊！
家园 谢谢史mm
家园 TG领袖的早期沉浮有些乱 比如李立三，搞安源工运的时候还是毛泽东的助手之一（其他助手是刘少奇、夏曦、蒋先云），到28年已经实际主掌TG中央了，才有立三路线问题。
毛泽东在三大时还是九个中央委员之一、五个中央局成员之一（相当于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了相当于秘书长的职务，但四大开始地位是下降的。四大上留洋派（包括留欧和留苏派）和工运领袖进入中央委员会，周公四大中央委员，五大进入政治局，从此一直是政治局成员，大致是从28年开始，周是毛泽东的领导。
几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早期TG重视城市和工人运动，虽然毛泽东是TG党内搞工运最早出成绩的，但国共合作开始，毛泽东就被分配去搞宣传和农民运动，以后也专注于农村，工运这一块就让他人专美了，比如李立三和项英，以后还有刘少奇。
二是留洋派逐渐得势，而毛泽东这样的土产派就被冷落了。
三是陈老夫子很欣赏毛泽东，但随着留洋派逐渐上位，特别是四一二之后老夫子背了不抵抗的黑锅，对毛泽东也有所牵连。
其实老夫子多少是替远方背黑锅了（老夫子后来宁肯跟托派混，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