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抗日战争中国共歼敌数 -- 金门桥

内容一：

军占领地区治安维持实施要领

1937年12月22日

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第二 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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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匪帮的讨伐，重点指向共军，特别对已建成的共产地区，努力尽早将其摧毁。对一般土匪兼用宣抚怀柔政策，尽量从归服者手中收缴武器，使其另谋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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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实施上的注意事项

其一自卫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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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共军的处理

一、对共军应彻底进行扫荡。为此，在共军地区，应一面进行讨伐，一面采取宣传及其它方法，尽量灌输防共思想。

对于与共军合流或被共军操纵的匪众，应迅速设法使之与共军脱离。

二、对于受南方抗日势力唆使的政治匪众，应努力予以击溃，尤其要消灭其组织及领导者。

三、对匪化的地方自卫团及当地居民，结合讨伐进行宣抚，使其重新就业。

四、对盘踞外国租界的共产党及抗日团体，主要依靠宪兵及中国警察机关，查明其动静，以适当手段使之逐渐减少，如有可能则一网打尽。

内容二：

华北方面军汇集的有关中共党、政、军的调查材料，于1938年11月18日编写成情报记录，其中对于“共军政治部”所作的结论如下:

总之，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而共军的核心及动力则是政治部。政治部的妙处在于其强大的组织力量及顽强的行动，并有一贯的共产思想。针对这种悄况，我方的对策，第一要正确把握其真象，其次则要采取良好的组织行动和思想对策。

内容三：

方面军在1939年12月初，召开情报主任会议，。。。其中对华北方面的中国军状况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在方面军占领地区周围的国民政府军，只要情况无大变化，仍继续采取消极抵抗，避免消耗战斗力。目的是要扩充实力，在其占领地区内，努力培养和扩充军政党一体化的抗战力量。

二、观察国民政府军的内部情况，其士气之低落自不待言，但也不能认为很快就会丧失抗战意志。

三，华北共军的配备状况

根据最近情报，共产势力渗透和华北全部地区，就连北京周围、通县、黄村(大兴)等地，也都有组织地渗透于民众中间。在山东方面，其势力更加迅速扩大。山西、河北的共军，过去是以扰乱我军后方、消耗战力、牵制我军行动等为目的，只是趁机进行游击而已。但是，最近他们接受的任务，规模既大而且行动积极，其情况如下:

(一)全面加强以西北根据地为中心的共产党阵营。

(二)在汪政权及华北特殊地带成立以前开展的游击工作，应加以推进。

(三)乘机进入冀东地区，切断京山铁路。

(四)加强与冀南解放军的联系，切断京汉、津浦两铁路，占领冀南各县。

四、在河北各地，国共纠纷不断发生，显示中共势力的猖獗。中共使地方自治组织共产化，蚕食国民政府行政机关，进而向国民政府军队内部伸张势力，并拉拢吸收散在各地的游击队及土匪。

中共势力对华北治安的肃正工作，是最强硬的敌人。为此，应加紧收集情报，确立排除中共势力的对策，实为当务之急。

内容四：

1940年初，当时（110）师团的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后为少将)对主要敌人的动向，作了如下的叙述。

一、管区内的敌人，使日军最感棘手者，为冀西及冀中军区的共军。彼等以省境及日军作战地区附近，或沼泽、河流等日军势力不易到达的地区为根据地，进行巧妙的地下工作及灵活的游击战。因此，了解和掌握其动向，极为困难。

二、共军的情报收集、传递，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军的讨伐行动，往往在事前便被侦悉。到处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就连日本方面的雇佣人员，对他们也必须提高警惕，以防他们通敌。与此相反，居民则害怕以后受害，几乎无人提供关于共军的可靠情报。

三，共军的行动轻快而敏捷，熟悉地理，因而无法捕获。相反，日军却多次遭到共军的伏击。另外，共军在白昼不进行集体活动，混在群众之中，不露形迹。

河北省特务机关，对1940年2月管区内的治安状况，概述如下。

一、国共激战的结果，国民党军败退到河北省南部，加之，盛传最近即将成立新中央政府，使彼等士气大为沮丧，国民党游击队的投降倾向显著，已至日趋没落之地步。与之相反，共产党八路军所取得的地盘，则占有保定道的全部、河北省80%的地区。如今，河北省成为中共独占的活跃舞台，这给抉植、建立新中央政权，带来致命的打击。

小匪团仍在暗中蠢动，反复持久地对铁路交通、通信网、列车、汽车运输以及对乡村迸行破坏和袭击。同时，各伪县政权、征收机构等为了加强抗日战线而奔走不息。另一方面。渴望和平的农民，虽早己无法忍耐彼等的物资要求，但因惧怕匪团的暴力。只有对其屈服。此等情况，对于我方民匪分离工作，已构成严重的问题。

内容五：

1940年春中国军和地方治安状况

华北方面军与占领区外围的重庆系军队相对峙，而在占领区内特别在山西北部、东部、河北一带及山东大部地区，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方面军对中共的活动予以深切的注意。

1940年3月末，当时在华北的中国军队分布状况，据中国派遣军的《战时月报》记载如下。

上面贴的几个是抗战前期的，抗战后期呢，就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前后来说呢，

一号作战前，日本天皇亲自向参谋总长过问治安，日本陆军首脑则计算，如果短期内作战完成，兵力返回的话，治安尚可维持在“可容忍的范围内”，如果长期化，占领地治安将急剧恶化，最坏的情况下，华北的占领地将大幅度损失。（出自日本《战史群像》2001年12期），

一号作战发动，关东军入关增援，白善烨（后南韩国防部长）进入华北后的感受是：（华北）是八路军的赤色海洋，日军两个中队以下不能行动，如密云驻防的日军一个小队完全是坐困状态。

。。。。。（出自其回忆录）

这就是44年安定的华北：

关于1944年秋的治安状况，方面军第一课高级参谋寒川吉溢大佐回忆如下:

在方面军占领的三个特别市，四百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三个特别市以外，只有七个县(占总数的1.4％)。有一三九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二百九十五个县(包括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的四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恢复县行政机关的为92％（总数398县中的366县)。与此数字对比，治安状况恶化情况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