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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 gao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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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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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

    ——驳兵役科长之子流沙河的抗战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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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戈里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不少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十分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个热门话题就是“抓壮丁”的真实性。

    2005年7月14日,某报在“城市精神探踪”的主题下,发表了关于“川人抗战”的一系列文章和讨论。其间,记载了著名老作家流沙河先生的慷慨陈辞:“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中间也有逃兵,但都是个别的。”

    在包括一些主流网站在内的大量网站和论坛上广为转载、转贴的《流沙河的抗战回忆: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中,流沙河先生甚至断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据当年国民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公布的数字,抗战八年全国实征壮丁1 405万人。照流沙河先生的算法,抓来的壮丁仅有一千来人。

    大量史料证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断言,严重违背史实!

    以下,让我们鉴证,对于流沙河先生断然否定的“抓壮丁”历史,当年国民党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蒋介石的亲信是怎样报告的,当年美国驻华文武官员是怎么记述的,再听一听当年壮丁的哭诉,看一看流沙河家乡《金堂县志》上的记载及金堂县兵役官员的交代,读一读西方的史学家的评说,最后找一找,在他们当中有没有不“诽谤旧社会”的!

    一、军政部长追问:近千万壮丁哪去了

    据抗战时期曾任四川省达梁师管区司令官的周开勋先生著文记载,国民党政府于1939年颁布新兵役法后,组建了庞大的兵役机构,各省均设立了军管区司令部,其下设若干师管区司令部,再下又设若干团管区司令部,以专司壮丁征调和新兵训练。

    1943年夏天,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召集各省军、师、团管区司令共计170多名,到重庆复兴关中训团开会。会议期间,国民政府兵役署长程泽润在其所做的兵役工作报告中称:自1939年实行新兵役法起,到1943年5月止,全国(东北不在内)所征出的壮丁将近1 200万人,其中四川征出220万人,河南、湖南两省各征出约150万人,其余各省征出一百万或几十万不等,甘肃、宁夏因为人口少仅各征出十多万人。

    程泽润报告4年期间总共征出1 200万壮丁,本来是作为兵役机构成绩来宣扬的,不料,当场受到何应钦的置疑:全国军队包括警察在内也不过700万人,而征出的新兵数却比此数大得多。至于伤亡,根据各战斗部队报告,综合起来也没超过240万人。你们征了1 200万壮丁,各部队的长官反而还天天来电报叫喊补充新兵,这是什么原因?

    1938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制定的“第二期抗战指导方针”,“侧重于整训部队,恢复和培养战斗力”。中国军队242个师、40个旅(特种兵在外)的整训内容,“主要是加强教育训练与改定部队编制两大方面”。就是说,在第二期抗战中,国民党最高当局没有部署扩编任务。

    如此,何应钦的“壮丁账”若继续算下去,能让所有的人不寒而栗:在这4年中,将近1 000万的抗战壮丁神秘地失踪了。

    二、各级兵役司令官叫苦:“逃兵太多”

    面对何应钦的责问,这帮专司征兵的司令官们叫苦不迭:“征兵困难”,“逃兵太多”。

    这话不假。据抗日战争时期曾在四川荣威师管区任职的张登上先生著文记载,“所谓送壮丁的部队,实际上如押解犯人的军警。由于大多数的壮丁都是被强迫、陷害、欺骗来的,在押送途中,他们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绳一个一个地串联捆绑着,而送壮丁的官兵则是刺刀出鞘、子弹上膛,如临大敌似地在队列的前后左右,虎视眈眈地押着进行。”

    即便如此,被抓壮丁还是逃亡不断,甚至还有集体“烘营”(就是全数逃跑而不伤人)的。如1944年5月间,“四川省大竹县所接收到的新兵约一排,竟夺了守卫者的枪支,集体烘营”。

    据抗战期间曾任兵役机关骨干幕僚和团管区司令数年的万金裕先生回忆:四川在1939年征兵实施“适龄壮丁抽签”时,因当时征兵舞弊多,壮丁受虐待致病、致死严重等问题,曾引发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1939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发生过“规模很大的民变”。1941年夏,四川的广汉、中江、金堂等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变”。

    可笑的是,大量壮丁经常性的逃亡,甚至给个别据守交通要道的地方政府带来“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据周开勋回忆,“巴东伪县政府曾专派一自卫队,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来的逃兵,最多时每天要抓几十个人,算来一个月即可抓数百名之多。这样,巴东伪县政府即可在本县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时间反而又最快。”

    抓来的壮丁补入部队后,依然逃亡不断。就连何应钦也在这次会议上承认:“根据派到各师的点验委员会报告,照每个师的编制人数应有一万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师只有八九千人,甚至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关系。”

    三、各级长官难言之隐:“层层吃缺贪污”

    说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应钦说是部队长官“管理教育不善”,“带不好兵”。这话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实际上,国民党军队普遍缺额还有一个司空见惯但大家都不愿意说破的问题,就是各级带兵长官“层层吃缺贪污”。

    所谓“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额”,就是虚报、冒领并贪污部队空缺人员的兵饷、粮代金和武器装备。“吃空”的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队的兵员按编制编满,在向上级申报领取各项经费时,所报的兵员数多于实际兵员数,其空缺的兵饷、粮代金和被装则为带兵长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装备军官也敢贪污。贪污之后,拿去倒卖或送人,并安排在作战之后上报损失予以销账。

    据原国民党将领郭汝瑰回忆,1941年10月他接任暂编第5师师长时,发现前任师长戴季韬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不特领饷吃缺,他甚至把多报部分人的军装、衬衣、被盖等全部拿去卖了。吃缺最厉害的是大米,仅一个月就可多领一万六千多斤。这些大米卖成钱,都被戴季韬等人装进了腰包”。

    仍据周开勋先生回忆,一些地方征兵官员也“吃空”,他们在分配兵额时,有意增加名额,如在原定每乡镇分配的150名壮丁基础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户出钱。在当时,每个壮丁名额可以敲诈“一二百半开(花钱)”。如果没有钱,则要求被敲诈人家“以骡马代兵”,如云南丽江县政府就曾交给团管区四五匹骡马。

    壮丁被拉后,即送往体格检查所检查身体。这时,有钱人家的壮丁只要贿赂体格检查所三五十块钱,就能作为身体有病不合格,而准予缓征。

    兵役官员受了贿,顺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上峰派下来的兵役名额,自然就要转移到穷人头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钱买丁,穷人则千方百计躲避抓丁。对此,保长、甲长们也有办法,白天抓不到壮丁,就在晚上派乡丁去家里抓人;抓不到本人,就把壮丁的父母关起来,逼迫壮丁“自愿”当兵;本乡壮丁实在凑不够数,就带着乡丁上路乱拉商客,钱、物没收,人充壮丁,“形如匪盗”。

    有的兵役官员还专门豢养一批“兵油子”。据《宜宾县志》记载:

    民国33年7月6日,县交给七十六军二十四师七十团的86名新兵,全系收买的兵痞流氓。这些人以充作壮丁为生计,每次得买身价1 500至50 000元(法币),先领一部分,其余暂存乡保长处,每10 000元生息1 000元,待逃回之后,即取领本息。乡保长平时把他们供养起来,其“安家费”、“供养费”,一律向民众摊派,承办者从中渔利。

    据我采访到的情况,在一些地区,保长、甲长一旦完不成壮丁“征集”任务,保长、甲长本人则被抓去充数,毫不留情。如云南省宜良县古城镇北大营村的甲长陆正清,自己亲自把刚抓来的壮丁送到乡公所,因为壮丁名额不够,就被乡长当场喝令乡丁捆了起来,一并送进了壮丁营。又如国民党第184师山炮营2连士兵金学义,当兵前是保长,因为同样理由,也被强行充了数,送进了部队。

    四、兵役司令官承认:“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近年来,笔者为创作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从国民党60军到共产党50军》,先后采访近200名历史亲历者,内有116名起义、被俘的国民党官兵,包括师职2人、团职8人、营职4人、连排职19人、士兵83人,另有随军眷属6人。说到国民党军队内部残酷的阶级压迫,特别是壮丁的悲惨境遇,起义、被俘士兵几乎无一不恨入骨髓。

    在国民党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开勋的记忆中,国民党的役政“弊病丛生,惨绝人寰”;壮丁的“衣食住行”,“惨不忍睹”:

    壮丁穿的——“往往是冬发夏装,夏季不发,……每人发一套汗衣裤、一套单军衣裤、一顶军帽、一床灰毡(有时不发)”。

    壮丁吃的——“按规定由县政府粮食仓库拨给”,由于接送壮丁的长官肆意克扣壮丁的粮饷,军粮“发给新兵部队时,则掺入沙土细石”,且“每人每日八两”,吃掺了沙子的稀饭还要求3分钟吃完,美其名曰“培养战斗作风”。克扣下来的余粮,则相机卖出,中饱私囊。

    壮丁住的——在云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处,10月深秋季节,“轻重病员同塞在一间大房里,全无被盖,只是用些稻草铺点盖点,满屋粪便狼藉,臭秽逼人,惨不忍睹”。

    壮丁患病——“政府对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视,使新兵穿不暖吃不饱,有了病无医药”,相当一部分壮丁“未到前方就病死了,因此人人怕当兵”。

    壮丁之行——1948年冬,云南大理师管区送出壮丁3 000人,送到重庆时,只剩下800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队拒绝接受。经查,是周开勋的前任司令官苏令德“依仗陈诚的关系,在任期内贪污舞弊,并利用职权贩卖鸦片烟”,致使“三千新兵全无被盖,从云南步行到重庆要走三十余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单身衣服为汗所湿,晚上又无物御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断发生,病后即拋之中途,相继死亡者甚众”。这件事情虽然发生在抗战结束之后,但有力地说明了国民党政府役政积弊未改、难改。

    总之,用周开勋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把新兵看成是人”!

    五、兵役视察真相:“传令嘉奖”抓壮丁

    乱抓壮丁的现象就更普遍了,就连专司兵役的司令官们也承认:“拉捆壮丁现象各省都有。”

    这话,在张登上先生《国民党兵役视察目击记》中,能得到一个极富有讽刺意味的佐证:

    全国第二次兵役会议后,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针对“各管区办理兵役的基层干部积弊甚深的问题”,“决心建立全国性的兵役视察网”,于1941年4月和11月,“遴选‘兵役干部训练班’优秀学员120人,重新在‘兵役调查班’施以专业的视察技术训练,学习结业后分别派驻各师管区担任驻区视察员”。

    1943年12月中旬的一天,四川荣威师管区来了一位派头不小的兵役视察大员,行礼如仪后,开始训话:“本视察员奉命代表军政部前来视察,一切有关违犯兵役法令的问题,都要严肃处理。言出法随,决不姑宽!尔等全体士兵有苦诉苦,有冤鸣冤,切勿疑惧不前,因循自误……”

    话声未落,掌声骤起,被抽查的该师管区新兵第5中队的新兵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当场统计,全连竟有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诉说起来声泪俱下。“大部分壮丁均是拦路邀劫强拉而来;有一些是地方上的乡镇保甲贪污受贿,大搞移花接木欺骗来的;有一些则是因为得罪了‘地头蛇’被陷害来的”。这当中,“竟有两个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强拉来充作中签的壮丁;还有一个出差来自外地的全副武装的下级军官,亦被拉来充了数”。“剩下少数几个没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卖自己,替绅粮富户子弟顶名的中签壮丁,即所谓‘志愿’来的”。

    不仅如此,“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骗或顶名来的壮丁们随身所有衣物钱粮、生产工具和备卖商品都先后被剥夺光了”。

    面对“最高领袖”派来的“青天大老爷”,壮丁们祈望拨云见日,岂知,这又是一场骗局。

    不仅如此,这个荣威师管区和荣县县政府,后来竟然“因兵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传令嘉奖”。

    六、北大校长揭露:送到部队的壮丁只有四分之一

    时下的知识界,否定“抓壮丁”史实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陆官方认可并获奖的叙述国民党军队抗战事迹的作品中,作者代“许多学者”宣称:《抓壮丁》“这部电影和后来一些以抓壮丁为题材的影视剧,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战中的主流,有以偏盖全丑化四川抗战形象之嫌。”

    抗战期间,国民党政府“抓壮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们可以用当年记载的数据说话。

    被西方史学家称为“蒋介石的知己”蒋梦麟,早年为前清策论秀才,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职。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出任红十字会会长时,视察役政情况有一段回忆:

    在贵阳一个壮丁收容所里,我曾经和广州来的壮丁谈话。我问:“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广东曲江来的。”“你们一共有多少人?”他们说:“我们从曲江动身的时候有七百人,可是现在只剩下十七个人了!”我说:“怎会只剩了十七个人呢?是不是在路上逃跑了?”他们说:“没有人逃跑啊!能逃跑到哪里去?路上好多地方荒凉极了,不但没有东西吃的,连喝的水都没有。我们沿途来,根本没有准备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点;没有吃的,就只好挨饿,可是路却不能不走。而且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后,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没有药,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我看到好多壮丁被绳子拴在营里,怕他们逃跑,简直没有丝毫行动的自由,动一动就得挨打了,至于吃的东西,更是少而粗粝,仅是维持活命,不令他们饿死而已。在这种残酷的待遇下,好多壮丁还没有到达前线就死亡了。

    我在湘西、广西的路上,屡次看见野狗争食那些因死亡而被丢掉的壮丁尸体,有的似乎还在那边抽搐着,可能还没有完全死去,便给埋进去了!

    在贵阳城外,有一块壮丁经过的地方,因为弃尸太多,空气里充满了浓烈的臭气,令人窒息欲呕。

    在云南一平浪,我看见一班办兵役的人,正在赌博,有一个垂死的壮丁在旁边,一再要求:“给我一点水喝,我口渴啊!”办兵役的人非但不理,反而怒声喝骂:“你滚开去,在这里闹什么?”

    以我当时估计,在八年抗战期内,未入军队而死亡的壮丁,其数不在少数。当然,曲江壮丁从七百人死剩十七个人,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可作为常例。当时我曾将估计的数字向军事高级长官们询问意见,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只会多不会少。”

    我在赴滇缅路视察以前,曾飞往重庆一次。把预备好的一篇致军事最高当局的函稿,给陈诚将军看了。他长叹了一声说:“我把你的信递上去吧。”我说:“不要,我自己会递的,何必让你得罪人呢?”

    据1941年7月蒋梦麟关于兵役状况视察报告记载:

    战事起后数年中,据红十字会医生经验,四壮丁中一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是为百分之二十五。以询之统兵大员,咸谓大致如是。若以现在之例计之,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蒋介石看了蒋梦麟的报告后,亦深感震惊,声称:“觉得无面目作人,觉得对不起我们民众”,并承认“兵役办理的不良,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败坏,作战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七、《剑桥中华民国史》记载:一半士兵开小差或非战斗死亡

    对于国民党政府、军队残酷虐待壮丁的史实,在大洋彼岸,我们也能找到确凿的证据。

    抗战时期,美军驻华总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写给华盛顿的一份报告中,讲述了“好几个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个外国人看到,因饥饿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这样,就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们的麻烦了。”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大量引用西方国家的文献及美国国务院档案资料后,如是记述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役工作:

    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

    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

    据美军军事观察组军官罗曼努斯和森德兰著书记载,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美军包瑞德上校则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

    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胡宗南精锐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一万人的师每月600人。

    美国国务院档案中的《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鄂西湖区见闻》披露,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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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讨论】“流沙河现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有人就“流沙河现象”在高戈里的博客外链出处上留言:

      《“流沙河现象”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很少上网,直到今日才读到高先生文,很好!這場争论也很有意义,可惜没展开。

      第一,先说抓壮丁这回事。国民党的兵役政策和它的农村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政策都是不错的,但贯彻下去完全变样,坑害百姓。原因,它层层基层政权都被当地豪绅悪霸把持,相互勾结,欺压百姓,完全腐败了。话剧《抓壮丁》所以广受欢迎长盛不衰就因為真实而又典型;正象当年沙汀的小说。国民党到台湾总结失败原因也提到“役政失败”。抓壮丁是不争的实情。

      第二,流沙河為什么在這个时候来否定它?他是利用纪念抗战来為他父親翻案。他父親解放前作兵役科长,“吃人骨头钱”,民愤极大,土改时被槍斃。流沙河“抗战记忆”完全是站在他父親的立場说话,什么“我保证…”,你十二、三岁的小学生怎么保证百分之99是自愿的、家里是收了钱的?為父翻案真实目的是為自已翻案。1957年初《草木篇》受批评,说它表现了和现社会敌对的情绪,有人在私下认為和“杀父之仇”有关(杀父之仇是流沙河自已不小心在一篇杂文中提到的,发表时编缉将这段文字删了)。流沙河反驳说《草木篇》只是针对他周围的人,並非针对整个社会。三月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批评四川对《草木篇》的批评方式方法不当。流沙河得到消息大喜,窜连同伙,趁党整风之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地向党发动疯狂的進攻”(是流沙河自已后来交代)。反右开始邓小平来川,听了省委有关同志汇报省文联情况,说“端他的老底”。于是省委立即组织调查组赴金堂,组长由原金堂县委书记周鼎文担任,文艺处吴野等参加。调查报告很快交省委,与此同时,《四川日报》1957年6月19日刊载《金堂县绣水乡十一个农业社社员来信 揭露流沙河仇恨新社会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信中说余家是二百多亩田的大地主,他父親余荣成是国民党县兵役科长,吃人骨头钱,临解放还企图组织武装对抗等等,因此被我镇压。还说流沙河是余家九少爷,“从小就是打三个擒五个”的角色……。信一登出流沙河知道大势已去,便逃往西安避难去了。多年来流沙河一直承认父親“该杀”,也从未对社员信表示过不同意见,直到2005年才抓住这难得的机会把蒇在心中几十年的这股怨恨吐了出来。流沙河在《锯齿嚼痕录》中说:“我有本领转弯抹角把谎话说成是实情,把邪说说成是真理,而不脸红。”這是真的,他很爱说假话、编故事,而且编得很有趣,以致许多记者、听众,信了还加传播,结果害了自已,五七年好多人上当,吸取了教训,不信去问问当年和他一道挨整的人,看有没有一个人还相信他的话。就拿这回谈抗战的话来说,谎言多多不值一驳,就拿话剧《抓壮丁》来说,他硬说是四十年代的共产党按照老大哥“典型不是平均数”的理论编造出来的。搞文艺的人都知道,苏联馬林科夫的“典型论”是五十年代初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四十年代一批進步的爱国话剧工作者再天才也不会去服从五十年代的理论吧!

      第三,“流沙河现象”是个很有意义的题目,值得认真研究。我这里就暂时打住了。

      关键词(Tags): #抗战壮丁#流沙河通宝推:土八路,
    • 家园 【文摘】戴安国都几乎被拉

      一次蒋介石在重庆南岸召开所谓最高军事会议,冯玉祥、白崇禧等均参加,何应钦适因事请假。会毕时,蒋随手抽出一大堆状纸说,“这都是控告兵役舞弊的。办理兵役是关系抗日救亡大计,他们(四川人民)把兵役说得一团糟,什么买卖壮丁呀,什么乱拉壮丁呀,什么虐待新兵呀……等等,说来太不近情!”当时蒋纬国侍立蒋介石身后,就插上一句话,“还有甚于此者!”蒋介石说,“你,小孩子,知道什么?!”蒋纬国回答,“戴安国都几乎被拉”。戴安国是戴季陶的“儿子”,拜蒋介石为“义父”。有一天,戴安国在大阳沟街头散步,经过一条小街(在都邮街金城银行背后,忘其街名),见一老太婆提了一包东西,其中有衣服、食品等物,在一个设有岗位的大门口与卫兵争吵。戴上前打听,才知老太婆的儿子是关在里面的壮丁,老太婆来看儿子,要求当面交东西,卫兵不许,将她推骂,还要没收她的东西。戴觉得壮丁不是犯人,应当允许他同母亲见面,便挺身与卫兵评理,戴的派头十足,因而争吵起来,惊动了卫兵排长:这个排长见戴穿的便服,说他多管闲事,便叫卫兵把他拉进来充当壮丁,经戴表明身份(民航局局长、委员长之干儿子),才得倖免。

      外链出处

    • 家园 流沙河:“父亲……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流沙河1981年7月在《锯齿啮痕录》中写道:“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SIZE=3]流沙河:锯齿啮痕录[/SIZE]

      新华网

      http://news3.xinhuanet.com/book/2007-09/10/content_6695398.htm

      1931年11月11日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忠烈祠南街一个小院里。我的老家在距离成都市八十八华里的金堂县城厢镇(该镇今属成都市青白江区了)槐树街余家大院内,原是一个大地主家庭。我三岁那年随父母迁回老家的时候,家道早已式微,父辈们分了家,各自挥霍殆尽。我的父亲余营成这一房有田二十亩,算是小地主。

      父亲余营成1920年求学北京,学业不佳,酷爱京戏。书未读完,回成都经商,折本歇业,入四川法政学堂。就学期间娶了我的母亲刘可芬。母亲刘可芬,四川省双流县乡下人,其家庭系地主,被其继母拐骗来成都,说与我的父亲做了二房。其继母欺骗我的外祖父,诡称我的母亲已在成都病死,并在郊外的青羊宫附近造假坟一座,说就埋葬在此。母亲向父亲哭诉了被拐卖的经过情形,父亲便向法院起诉。

      真相大白,可怜的外祖父找到了“死去的”女儿,相对大哭。此案详情刊载在当时(二十年代)成都的一张报纸上。遗憾的是木已成舟,母亲已嫁给父亲了,外祖父只好承认这一门婚姻。父亲待母亲好,教她识字,后来母亲就能春节写信了。母亲至今健在。父亲曾在国民党金堂县政府任职军事科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民愤甚大,被处死刑。这是应该的。

      我是母亲的长子,备受宠爱。槐树街余家按大排行计算,我是同辈中的第九,所以小名老九,又名九娃子,而我的本名是余勋坦。自幼体弱多病,怯生,赧颜,口吃。两岁以前在母亲的麻将脾上已识“中”字,这是我认得的第一个汉字。四岁已认完一盒字方(正面是字,背面是图,看图识字),都是母亲教的。

      1938年入学。先读县城里的女子小学(因为怕挨男同学的打),后转读金渊小学。读小学毕业班的那年,自学李煜的词,尤爱《梦江南》《虞美人》两首,这是学旧体诗词之始。同时开始学做文言文,无非是“夫人生天地之间……”“何以言之?”“岂不痛哉!”那一套。1944年入金堂私立崇正中学。每周一篇作文,做文言文。春天做《春郊游记》,秋天做《观刈禾记》,端午节来了,做《观龙舟竞渡记》,天寒了,做《说冬日之可爱》。学了贾谊的《过秦论》,做《过秦论书后》,学了司马迁的《李斯传》,做《论李斯》。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了,做《悼罗斯福》——这篇作文我得一百分。老师在课堂上朗读此文,萌醒了我最初的发表欲。出题做文,都有旧规陈套,全是八股翻新。国文老师只选讲《古文观止》《经史百家杂钞》,不采用国民党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文言文结构谨严,条理分明,极少废话,对我日后从事文字工作大有好处。除了在校攻读文言文而外,每日课余及每年寒暑假,我还得就学于一位贫穷而善良的老秀才黄捷三先生,听他逐字逐句他讲解《诗经》《论语》《左传》《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还自学了一本《声律启蒙》,这真是一本奇书!“云对南,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三尺剑,六钩弓,岭北对江东。人间清暑殿,天上广寒官。两岸晓烟杨柳绿,一帘春雨杏花红……”低吟缓诵之际,但觉音韵铿锵,词藻华丽,妙不可言,很自然地领会了平仄对仗。当时以为懂得平仄对仗,就能做旧体诗了,便偷偷写了一些可笑的五言六言。老家门前有五株古槐,晨昏鸦噪,夜半枭啼,炎夏浓荫,寒秋落叶,为我提供了最初的诗材,当然都是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了。那时候我梦想做一个诗人,认为抒发感情乃是一件高尚而又有趣的事情。至于“歌诗合为时而作”的起码道理,当时是根本不知道的,当然更想不到一吟一咏如果不合时宜竟会给自己带来穷愁坎坷了。清代的《楚辞》注释家蒋骥说:“骚忧乃不祥之书也!”直到五十年代末,我才懂得这一句沉痛的感慨之言。

      也是1944年我刚入中学的时候,读到了第一首印象最深、至今尚能背涌的新诗,那就是我们四川诗人吴芳吉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写的《婉容词》。这首叙事诗说的是一位受封建礼教三从四德束缚的弱女子,名叫婉容,贤淑美丽,被其留学美国的镀金博士丈夫所遗弃,几番感伤徘徊之后,投江自杀。写得哀婉凄切,一吟三叹,读之泪下。此诗在语言音韵方面兼有旧体诗词之长,如新蝉自旧蜕中羽化而出,似旧而又非旧,一鸣惊人,风靡全川,对我影响很深。

      1947年春季离开老家,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那正是国统区进步学生运动如火燎原的年代,罢课抗议,游行示威,风起云涌,我卷入其中。一位姓雷的同学领着我们上街游行,到省政府门前呼口号:“打倒王陵基!”我们唱着两支红色的歌,一支是《团结就是力量》,一支是《山那边,好地方》,意气昂扬,心向延安。顺便说一句,这位姓雷的同学在解放前夕被国民党逮捕,险遭杀害,得救出狱,在六十年代做了我的故乡金堂县县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虐不堪,自杀身死了。后话不提,书归正传。当时我无心读书于课堂,有意探求于文学,狂热地阅读巴金的小说、鲁迅的杂文、曹禺的戏剧,特别是艾青、田间、绿原的诗,抄录了厚厚的一本,认为《向太阳》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首诗,而唐诗宋词被我弃之如敝履。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了。

      也是1947年早春我刚入高中的时候,重庆《新华日报》驻成都办事处被迫撤回延安的前夕,该办事处的书店公开散发书籍。我闻讯急往,得一本萧三著《毛泽东的少年时代》,如获至宝而归。如今物换星移人渐老,每次经过祠堂街的时候,还要注目留情于那家书店的旧址,想起我失去的青春。

      当时成都有一家进步的《西方日报》,报社里有好些地下党的同志在工作。1948年秋季我向该报投稿,报道校园生活,多次刊用。在该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折扣》,侧写一位老师的困苦生活。说来惭愧,构思借自二十年代女作家黄庐隐的一个短篇小说,只能算是模拟之作。作品排成铅字,受到鼓舞,此后便有志做一个作家了。于是又读二十年代与三十年代的小说,还读苏联小说《铁流》《夏伯阳》《静静的顿河》《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读美国小说《飘》,而对新诗的兴趣大减。这年还惹过一点小小的麻烦。在《西方日报》上写消息揭露学校生活的污糟,激怒了以姓涂的为首的几个三青团学生,联名贴大字报威吓我,叫我出来答辩。幸以笔名发表,不知是我写的,得免罹祸。我胆小,再不敢乱写了。

      1949年春季,在成都的《青年文艺》月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街头巷尾》,因而加入青年文艺社,该社成员多系成都的中学生文学爱好者。同时在成都的《新民报》《西方日报》上发表短篇小说、诗、译诗、杂文共十多篇。这年秋季以高中五期学历跳考四川大学农业化学系,以该系第一名的优良成绩被录取。入学后不想去听课,只写东西。年底,喜迎成都解放。

      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志愿上山去教村小。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将导致亡国亡党”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八个月里写了许多小诗,又凑够了一本,交给作家出版社。第二年即1957年春天我的《草木篇》刚刚被批判以后出版了,书名《告别火星》,现在读了有些惭愧。1956年还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过一本短篇小说集《窗》,其中只有《窗》一篇和《辣椒与蜜糖》一篇稍好。

      1956年秋天在文学讲习所结业后,心情悒郁,回四川去,在南行的列车上写了题名《草木篇》的五首小诗。回去不久,我参加了《星星》诗歌月刊的筹备工作。“星星”这个名字是丘原同志取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死于监狱了,愿他灵魂快乐!《星星》编辑部只有四个编辑:白航(主编),石天河(执行编辑),白峡(编辑),流沙河(编辑),即“二白二河”,反右派运动中无一幸免。一个编辑部弄得全军覆没,象《星星》这样的下场,海内仅此一家,再无二例!

      1957年元月,《星星》创刊号面世十四天以后,在《四川日报》上受到可怕的指责,罪名是假“百花齐放”之名,行“死鼠乱抛”之实。发表在创刊号上的《草木篇》,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也招来了省市两报大规模地猛烈地轰击,使我惊讶。批判愈演愈烈,升级到“反革命”与“阶级仇恨”的高度,海内为之侧目。我想不通,抗辩,发言见报,徒自取辱而已,有个什么用呢!后来许多人(几乎都是从未晤面的)为此受牵连,遭遇很惨。

      被错划为右派后,诚惶诚恐,“认罪”尚好,幸获宽大,开除共青团,开除公职,留在省文联机关内监督劳动,扫地,烧水,拉车,到崇庆县山中去炼铁,混完了1958年。其间写了一个长诗《三人行》,三千行,稿本被收去了,不知下落。劳动之余,潜心研读《庄子》,记得烂熟。1958年被叫到省文联的《草地》编辑部打杂,登记来稿,修改刊用稿,尽心悉力,为时一年。工余研读《诗经》《易经》《屈赋》。1960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农场开荒种菜。病水肿,叫回机关休息,便研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961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已停工的建筑场地种菜,夜夜守菜园,专抓偷菜者。由于克尽厥职,过分积极,反被偷菜者打了一顿,还被扭送派出所,哭笑不得。1962年被叫到省文联的图书资料室协助工作,利用方便条件,阅读大量古籍。我一贯爱读书,相信开卷有益,三教九流,来者不拒。被孤立了,无人同我往来,免除干扰,正中下怀。不回寝室睡觉,在图书室里夜以继日地狼吞虎咽地读,在沙发椅上过夜。先是研究古代天文学,从此成为一个兴趣历久不衰的天文爱好者。后来搜集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写出叙事诗《曹雪芹》,五百行,稿本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焚毁。

      从1958年起,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八九年间,利用劳动之余暇,我研读了四书五经、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史、民俗学、古人类学、唐宋明三代的野史笔记、古代天文学、现代天文学,做了大量的摘录与索引,写了许多心得,都是写在废纸背面的。我对古汉字学最有兴趣,钻透了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做了上十万字的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一部颇具趣味性的解说古汉字的普及读物,花了我三年的时间。此稿题名《字海漫游》,约八万字,被红卫兵抢走,终不可寻。怅怅!

      1966年春天,黑茫茫的长夜来临了,我被押解回故乡金堂县城厢镇监督劳动改造,此后全靠体力劳动计件收入糊口了。这年的七夕我结婚了。接着来的是抄家、游斗、戴高帽。成都的红卫兵来抓我,意欲弄我回成都去批斗。幸好本县某领导人及时将我潜移乡下三日,躲过了一场可能被打伤致残的横祸。那些领导人,包括本镇派出所所长,都是严肃认真地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待我的,没有给我以额外的难堪的折磨,我至今对他们毫无怨尤。他们都是好人,可惜后来很快地就被人家打倒了或靠边站了。

      我在故乡劳动十二年,前六年拉大锯,后六年钉包装箱,失去任何庇荫,全靠出卖体力劳动换回口粮维系生命,两次大病,差点呜呼哀哉。后六年间,压迫稍松,劳动之余暇,温习英语,为小儿子编写英语课本十册,译美国中篇小说《混血儿》,通读《史记》三遍,写长诗《秦火》,一千行,此稿自毁了。在那十二年的长夜中,只留下《情诗六首》《故园九咏》两组小诗和《唤儿起床》《故乡吟》等几首小诗,实在惭愧!另外,香港某出版公司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照相翻印出版我的诗集《告别火星》发卖,乃属盗印,我完全不知道。

      二十二年的艰难日月给了我有益的锻炼。我一直朦胧地眺望着未来的光明,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努力求学,正派做人,相信将来还有为人民服务之日。惜乎头发渐渐花白,岁月不我待了。保尔?柯察金说得好:“我得到的仍然比我失去的多。”回顾自己的大半生,我是满意的,我值得。

      江青反革命集团落网后,我很快活,背负着生病的小儿子上街看大标语,教他认标语上的大字。我的妻子从外地归来,她也很快活。我说:“从今以后,我可以拚命地钉包装箱了。”她说:“我用不着东躲西藏了,我可以去收破烂维持生活了。”我们所求甚微,只望国家安定,个人能够劳动谋生,便是万幸了。

      1978年5月在故乡我被宣布摘帽,年底被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三中全会后,天大亮了,我才真正苏醒了,想起我曾经是一个诗人,也许还能写几句的,于是技痒了。1979年4月,在沉寂二十二年之后,首次在《诗刊》上发表《诗二首》。这该感谢《诗刊》的编辑同志,是他们叫醒了昏沉沉的我。7月,《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我的《梅花恋》,《成都日报》又发表了我的《带血的啼鹃》,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9月,由中共四川省委下达正式文件,为1957年的《星星》诗歌月刊平反,为包括我在内的四个编辑平反,也为《草木篇》平反。至此,我被错划为右派的结论才得到改正。10月,《星星》复刊,我被调回原单位四川省文联,仍在《星星》做一名普通的编辑人员。

      198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我加入了研究飞碟现象的中国UFO四川分会。我的组诗《故园六咏》有幸获得1979-1980年全国中青年新诗奖。谢谢。(文/流沙河)

      1981年7耳24日在成都写定 本文摘自《流沙河随笔》

      《流沙河:锯齿啮痕录》外链出处

      引自《流沙河随笔》(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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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嘿嘿嘿嘿,与沙翁相交十五年的冉先生该如何解读?

        莫非这里头的话都是被人拿着左轮顶着脑门儿写出来滴——

          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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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谢谢指点!

        西西河太复杂了,整个版面好多东西都看不明白,您若方便,麻烦您代我向版主转告:最好能在所有图标和数字下面,都设计一个光标到达后才显示的窗口,告诉新河友其含义;或者在适当的栏目中,常设一组一目了然的图表。

        西西河是个很好的网站,版面构思好设计令人叫绝,河友的文化水平普遍也很高,但最好也能照顾到像我这样的“菜鸟”。我现在才知道,以前下河看帖子,很多帖子都没看全,原因就是没弄懂这里复杂的河规。我想,像我这样的人还多。

        期待您及各位河友常来指点,再次致谢!

        • 家园 如果高兄发系列帖

          建议在上一帖结尾加上下一帖的链接,方便网友直接点击连续阅读。

          • 家园 链接哪?

            我试了一下,主帖下面的《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2》和《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3》都没办法链接,是不是链接我博客(http://gaogeli.blshe.com/)上的相关文章?

            谢谢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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