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60年家族史 -- 白菜
家园 60年家族史 据说没认证的快不能发主题贴了。本来都是闲扯淡的。趁这当口再发一回吧。文字全凭记忆碎片，年代难免不准，诸位看官图个热闹吧。
我父亲这边的亲戚是客家人。据说早年间在河北生活，到父亲出生的1949年，爷爷奶奶在广东大埔生活。父亲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陆陆续续又生了3个男孩，4个女孩。我不确定是在父亲这些兄弟姐妹出生的过程中，还是其后，爷爷奶奶举家迁居到了福建山区。所以到我第一次随父母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的1991年，我们全家是坐火车到福州再换乘长途汽车到三明附近的山区。从父亲记事起，爷爷奶奶就是林场的职工。据父亲记忆，小时候爷爷奶奶家境一般，但是两个人都识字。奶奶曾经因为林场对她工伤事故处理的不公而上访过几年。这个事情爷爷是很不支持的，家里矛盾很剧烈，父亲不会细说这段，我也没机会询问。1967年，父亲读书读到高中（他还记得初升高的考试是全县的考生在一个大礼堂里用毛笔答卷），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山区里虽然相对闭塞，但是疯狂的程度并不逊色。父亲年轻气盛，似乎是闯下了什么祸事，在家乡呆不下去了。适逢当时他一个远房的姑姑跟海军负责征兵的有点渊源就让父亲入了伍。这应该是1970年左右的事。从此父亲开始了背井离乡在遥远的异地扎根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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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家族史，折射出的是民族史！ - 复 60年家族史
家园 60年家族史 2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日据时期的东北最南端辽东半岛的尖端，旅顺口被日本人杀的全港只剩8个收尸的，大连还是个破烂的渔村。行政区划上，当地最大的行政区是复县，也就是今天的瓦房店。当时日本人在东北实行全面的奴化教育，学校里教的是日语，建造大量的日式建筑，城市规划比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巴黎。而我外婆的爸爸我叫做太姥爷的，当时就是到城里给一户日本人做佣工。出乎我意料的是，这位最终享年九十多岁的老人对日本人的印象颇为正面，跟据我母亲回忆的这位她的外祖父的口述，日本人教他日语，每年置新衣服，年节有放假，工资也相对高。如果不考虑小概率事件，比如遇到一个热爱和平的日本友人，我只能说日本人是打算彻底的在东北扎根，所以除了大棒，也不忘用胡萝卜来笼络底层人民。而我的这位太姥爷，在手里相对有点闲钱的情况下，不嫖不赌，而是干了一件在当时很稀罕的事情-送自己的两个女儿去读新式学堂。而这两个女儿的学习天分差别也可谓泾渭分明，妹妹后来成为当地一所高中的校长，而姐姐几乎作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对幼年学习仅有的记忆是用日语数数，这就是我的外祖母。
外祖母家只有两个女儿，外祖父家这边却一连生了5个儿子，外祖父的父亲，以“集中尔采强”来命名5个孩子，我的外祖父不大不小，恰好是老三。外祖父跟外祖母结婚的时候应该只是当地一个小干部。母亲出生的1952年，外祖父开始频繁的被叫到县里开会。后来干脆从地处乡下的平山搬到了县城里住。外婆和母亲在乡下继续居住了几年以后也收拾东西随外祖父进城。母亲记得当时她和外婆坐在马拉的大车上，身边是打成包裹的日用行李。在半路上，马惊了，四蹄狂奔，她和外婆除了抓紧抱住自己不被甩到车下面以外只能求神拜佛了。有行李掉下去，马上会被路边的人捡起来扔回到车上，回忆起来母亲对当时民风的淳厚赞叹不已。不管怎么说，一家人比较在县城团聚，外公的公务日益繁忙，想来位子也是步步高升。到文化大革命来临的时候，外公外婆已经有两女两子，不包括一个不足月流产没能保住的。母亲当时是十五六岁的年纪，课是不能上了。在家里待着也是待着，就跟其他知青一起下了乡。后来又随知青宣传队一起回城到了当地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瓦房店轴承厂工作。这一去一回据母亲说跟外公都没什么关系，纯粹是个人选择和努力。但是母亲对知青生活就比较讳莫如深，我记得小时候偶尔提起她下乡是待过的地方，她很严肃的跟我说她不想引起任何对于那段生活的回忆，所以让我不要提起那个地名。母亲很少有这么严肃和我对话的场景，所以记忆犹新。文革期间外公办了一件事情，下令把复县历史悠久的城墙给扒掉了。我现在用google能搜索到的唯一一点关于他老人家的信息也就是还有人提及此事。这固然是对历史遗迹的巨大破坏，但外公在这件事上到底该负多大的责任，也难以评说了。
外公五个兄弟中的一个参了军，居然很幸运的驻在离复县很近的旅顺海军基地。随着母亲逐渐进入谈婚论嫁的年纪，她的这个叔叔向她介绍了一位海军装备技术部的军官。那个年代，农民出身是好，但是县城的女青年并不羡慕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工人很吃香，而军人意味着政治过硬，待遇优厚，相对而言是上选了。于是母亲决定见面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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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0年家族史 3 年轻的父亲在海军的独身生活平静而充实。也许是因为无家室之累，有很多培训和出差的机会。父亲后来仕途并不甚如意，也懒得提及年轻时青春飞扬的岁月，只有心情极好的时候会跟我说他七十年代在武汉培训时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结果一晚上都睡不着觉。还有同在七十年代坐飞机的经历，直到他第一次见到自己未过门的儿媳妇时才谈起。据母亲侧面提及，父亲曾在潜艇上工作过几年，后来提干以后负责一些军工企业的项目预决算。
在父亲母亲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父亲已经脱离潜艇部队，在机关工作了。我的性格兼具他们俩的特点，简而言之，这一家子人脾气都不怎么好，所谓胆汁质。想来两人这“对象”谈的未必风生水起，多似剑拔弩张。据说有一次真的是不可开交了，决定好合好散，于是父亲送母亲去火车站，照例买一兜子水果，仿佛以前的每次。就这么个举动把当时尚有浪漫情怀的母亲打动了，随后不久就开始了两人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无奈的婚姻生活。所谓的婚礼，举办在1976年国庆节。因为外公公务缠身，而祖父祖母远在福建，父亲母亲的红娘，我的那位舅姥爷代表双方父母当了证婚人。一对新人在海军提供的三处房子之中选择了一个离电影院，公交站，公共浴池，农贸市场都比较近的，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虽然父亲母亲各自都不缺乏离开家庭独立奋斗的经验，对天天铲子碰锅沿儿的婚姻生活确是新鲜之极。结婚不到半年，一不留神就让我钻了空子。转眼间到一九七七年的九月三十号，在离外公外婆家不远的妇产医院里。在没有被任何人征询意见的情况下，我被生拉硬拽到这个世界上，对此我除了干嚎几声表示不满，也就仅限于此了。其实关于我的出生地，有一番我后来旁敲侧击后得到的信息。首先直到预产期临近，我都是跟着母亲待在军队医院的（我想自己个儿别处溜达溜达也得有那本事啊）。但是到了最后一刻，母亲并不信任她自己和父亲处理我落草的具体各项事宜。于是临时紧急觉得回娘家医院。父亲对此既不以为然又无从辩驳，这个态度又成为两人以后生活的一个缩影。而我出生后大概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连同父亲母亲和外婆一起回到了旅顺口的家，开始了10年的童年生活。
旅顺口这个地方，巴掌大。除了驻军，军工厂职工就是随军家属。母亲婚后第一个问题是工作。要跟以前的工种匹配是不可能了，只能重新开始，好在当时年轻，也不以为意，只是没料到这只是一生工作不稳定的开始。她尤其感到懊恼而屡屡向我抱怨的是因为我的出现破坏了她复习参加高考的计划，继而导致了她一生的事业如浮萍无所依托。这个说法非常之推卸责任，我也懒的一驳。相对而言，父亲的事业倒是按部就班蒸蒸日上，虽然没有平步青云，但也算一步一个脚印走的很扎实。考虑到他老人家参军到当时的经历，应该参与了当时水下导弹发射的一些具体工作。但这些事他不肯说，我也没机会提。
时光荏苒，转眼间就到了1985年，邓公一句话，裁军一百万。父亲当时面临选择，是留在军队还是转业去地方，如果去地方，是留在东北，还是回东南沿海发展。人这一辈子其实就是屈指可数那么几个十字路口的抉择，如果都选对了，可以走的很高很远，如果有对有错，人生跌宕起伏，如果选错了，一辈子也就那么过，不会少什么，因为历史无从假设。根据我后来的分析，虽然其时我的外祖父已然过世（只有五十余年的阳寿，最后因肝癌在县委书记的岗位上离世），但是母亲对随父亲到天涯海角（厦门的确有块石头上写着天涯海角）漂泊还是心存很大的疑虑的。当然父亲也不会甘心随母亲去县城发展。他当时是比较倾向于留在旅顺继续和以前有业务往来的军工企业打交道。俗话说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父亲跟军工企业大交道这个想法果然得以实施，但却不是在1985年。父亲母亲两个人权衡妥协的结果是双双来到当时还是灰头土脸的大连市发展。父亲先去站稳脚步，我和母亲随后就到。于是1987年，我们全家离开旅顺口，在大连市内一处居住面积不到50平的房间内扎下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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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0年家族史 4 现在提起大连市，第一个关键词：薄熙来，第二个关键词：市容。其实俩词儿一个意思。但是1987年的大连跟贾樟柯电影里表现的县级市区别并不大。到处是低矮破旧的日本房，一栋房子里住好几家人，煤球炉子过冬腌酸菜的缸每个居民楼里都有。即便是这样，跟宁静安详的旅顺口小地方比还是有些区别。首先公交系统相对比较发达，我还记得刚到大连的某个周日，从家里要了不到一元钱，从黑石礁（大连市区的最西南角）开始辗转换车，坐到付家庄（市区偏东北，但不是最东北角）。一路上有轨电车，无轨电车和汽车混着来，因为年纪小，个子矮，要跪在椅子上往窗外望，一路下来，膝盖硌的生疼。其次，服务业比较发达，街头巷尾的小卖店比旅顺多多了，商场边的空地上卖羊肉串的，卖小饰物的，扎堆，就连学校门口也有人卖小玩具，小文具，小食品，这个商业气息是我在旅顺军港不曾见识过的。待到开课入校，又有一大发现，班里独生子女比例也比军队的高。照母亲的说法，七七年国家号召计划生育，但监管机制就还没建立起来。事实上，这个政策催生了一批78甚至79年出生的弟弟妹妹。本来母亲对再生一个的态度是在两可之间，但是父亲出于政策和家庭经济条件的考虑还是主动放弃了生第二胎的想法。我在旅顺时小学一个班级里，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大概60%40%分，到了大连市，独生子女绝对是压倒多数，估计因为城市里抚养一个孩子的成本要显著增高。即使这样，独生子女也是当时社会一大关键词。学校里老师偶尔会把这一届学生的成绩表现归结为“独生子女”的一代，而上初中以后，我甚至在家里发现一本已经泛黄的书籍，标题是《独生子女的教育》，看来独生子女不仅仅是个时代的符号，而且被当作社会现象被人研究过。话说父亲在一所大学的后勤管理部门落了脚，我也上了学，唯独母亲的工作又成了一件心事。母亲在旅顺待的这几年辗转了三四个单位，做过从工人到保管员到售货员到会计的一系列工作，直到作会计，才算从工资待遇和个人发展两方面衡量都比较满意。谁知道做了没多久，就又随父亲迁居。那种失落感，我到自己开始工作了，才略能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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